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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儒学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自其诞生之初至今实质上并没有发生太过革命性的变化，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儒学本身也始终是采取着富有“儒式”特点的中庸的方式丰富着自身。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儒学所固有的特点，使得儒学在发展速度上未能完全跟上通过革命手段由封建帝制转化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社会的脚步，从而也导致了意图通过恢复儒学传统从而解决当前社会道德民生问题的尝试遭遇了瓶颈——如何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形势下正确认识儒学传统的价值，如何为儒学传统在当代中国正确定位并谋求发展出路，便是本文将着重关注的问题。
【关 键 词】儒学 博物馆 金砖四国
关于学术界对儒学传统、儒教中国所作评价如何，笔者参阅了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R.Levenson）编写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全书主要采用了思想史分析与历史比较的方法，以“韦伯命题”为研究起点，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是职业化、专业化、官僚化、理性化的过程，认为以儒教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缺乏的就是科学精神、专业化、职业化的特质，这主要是由儒教建立的思想世界和思维特质决定的，进而得出了“儒教已经成为了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的结论——著名的博物馆比喻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笔者对于这种将儒学比作精美陈列品，几乎完全否定其当代实用价值和发展可能性的说法着实不敢苟同，不论是出于民族情感还是理性思辨，笔者始终认为儒学、儒教之于当代中国不仅具有现世价值，同时对于解决目前国内存在的问题有着决定性的发展潜力。
在参阅了一定的资料并作了相应比较分析之后，笔者发现，在目前我们所称的“金砖四国”，也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之间，不仅在政治、经济、近现代发展模式和历史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某种程度来说，在文化和国故传统、国教传统层面上，同样具有着相当程度的雷同。印度的印度教、俄罗斯的东正教、巴西的基督教传统无不伴随也伴生于各国的发展道路中——相辅相成，兼容并蓄，因而笔者认为，在正确认识儒学价值谋求儒学的当代发展问题上，对同为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加以借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策略。
一、儒学传统的发展现状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在价值取向、科学精神等方面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极大，较之于早期封建体制下的意识形态来说，儒学不论是就其政治领域的地位还是国民思想领域的统治力来说都是大不如前的。而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现代版“焚书坑儒”和改革开放后文化交流的国际化、西方化，儒学的地位更是不断下降，以至于就目前来看，虽然针对当前我国存在的民生道德问题被作为了一种回归传统的解决之道，儒学的发展现状仍然是极不乐观的——某种意义上仅仅被作为传统和伦理教化的辅助工具存在于社科人文领域。
就儒学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还比较活跃的形式在公众领域主要是以伦理教育的形式开展，而在学术领域则是以新儒学为代表。
在公众领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儒学所采用的主要是以先秦儒家、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修养之道，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及礼仪伦理的建设——比较普遍的存在形式是国民教育、公众道德宣传等——因而虽然某种程度上来说儒学在人民思想道德建设中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在当今社会实用主义思潮当道、道德沦丧气氛弥漫的不利形势下，这种本应作为拯救道德危机良药的传统儒学核心思想反而变得可有可无，抑或说杯水车薪了。更令人深感担忧的是，儒学传统中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等具有高度修身价值的内容被架空于空中楼阁般的应试教育中，空留了一副“《论语》式”的文字皮囊而被受教育者诵读，真正在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反倒成了“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式的儒教君臣觀，存在价值转化为了维持政权稳定的意识工具。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目前公众领域的儒学价值只能说是存在和利用，而远不能谈自身发展。
另一方面，在学术领域，由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开创，后经牟宗三、杜维明等当代学者丰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可谓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主要形式。上述新儒学家们主张的基本都是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种意图与当前我国在面临道德民生困境时将解决之道诉诸儒学的意图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淡化儒学与西学等其他文化间壁垒，着重强调其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价值的主张可以说是正确的也是当代儒学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但在具体的实施以及与当代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策略上，这些学者仍未能提出得到广泛认可并行之有效的理论，因而儒学传统现代化在上层建筑中已然得到了起步，但进一步的发展和对社会层面的下放落实仍然远远不够。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儒学传统在当前的发展状况整体来看仍然是不容乐观的，其当代价值仍然有待发掘，其发展道路更是亟需得到详细的规划和实践检验——这不仅是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健康发展和解决目前道德沦丧困境方面的重要课题。
二、博物馆——图书馆——规划馆
约瑟夫·列文森被他的导师费正清及当代儒学大家杜维明称为“天才”，又被同行们誉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列文森分析了近代早期儒学与近代早期以前传统思想的继承性问题，进而试图探讨中国儒学思想本身的继承和演进是否能生发出西方式的现代文明。他认为虽然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批评宋代的唯心主义，并形成了与科学精神差相吻合的经验论，但这些思想“只是一束闪光的科学火花，而不是汇入世界潮流并不断积累起来的科学传统”，并且这种经验论仅仅只是“朴素的认识论，一种很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一旦思想置于事实之中，思想就会产生知识”，因为这些科学火花被另外的强大文化传统所遮蔽，即知识阶层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远理想，因此在他们的意识中根本不愿意去发展科学传统，从而也就无法生发出现代西方文化表现出来的科学、进步、商业和功利主义的主题。进而他提出了著名的博物馆比喻——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近代已经衰落，因此可以被放入“博物馆”，其价值在当代只具有“审美”的意义，“因为这些艺术品不再符合我们自己实际意识的任何需要”，它所表现的“并不是某些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而是我们知道已经消失但愿意保存对它的记忆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保存传统文化的方式，其实已经不是以实用主义的实践的方式保存，而是以文化的审美的作为历史研究物的方式保存。 可以说，正如许多书评中对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看法一样，他对中国传统儒学亦或是他所称的儒教的“博物馆”比喻，充满了他“莫扎特式的挽歌”，他的这种比喻两分地采用了“冲击—反应”模式，虽然具有其自身的洞察力，但随着研究便捷性而来的便是两分法导致的一定程度上的片面性与绝对性。因而，列文森的同窗好友本杰明·史华兹提出了“图书馆”的比喻，将儒学比作存放在图书馆中的著作，而存放在图书馆著作中的思想观念并没有随同作者一起死亡，它不但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史料，而且在那些著作中可能会寻找到与现在的联系，某些恒久不变的价值或者真理——较之于基本全盘否定当代实用性的“博物馆”比喻，史华兹部分地肯定了儒学在历史意义上的某些当代价值，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比喻倒是更切合于儒学“中庸”的治学态度。
虽然列文森与史华兹同为汉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于儒学的比喻也具有其独到性和合理性，但作为身在其中的中国人，作为比之于他们更切身体会着当代中国情势的人，笔者大胆地根据当前中国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也即道德与民生，提出第三种假设——儒学不仅不是博物馆中仅仅具有审美价值的陈列品，也不是图书馆中更多意义上只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更应当作为如同城市规划馆一般构建人民新時代思想上的“传统—现代”的“思想规划馆”。之所以将儒学的地位上升到如此具有实用价值的层面，不仅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民族情怀，更多的是在目前西方文化大举侵占国内主流思潮、一切以利益为重、以追求获取资本为最终目的的社会形势下，也只有从中国悠久历史舞台上根深蒂固于民族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中提炼可为当代所用的思想材料，改良自古至今时常为国人称道的“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才能更切实也更“具有中国特色”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吧。
三、金砖四国对待国故传统问题的比较
正如引用了四国英文首字母的缩写BRIC，传统金砖四国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在政治、经济以及近现代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而也为其组成金砖四国经济合作体打下了基础。正是基于各方面的相似性，因而当面对儒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出路问题时，我们自然地想到了“有着相似发展历程的四个国家，在传统与国故问题上是否具有可借鉴性”的命题，以下笔者将就金砖四国对于自身国内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传统的态度以及这些文化形式各自的发展作一定比较：
（一）四国国故传统发展比较
关于中国儒教传统的发展现状我们已在前文中加以一定说明，这里就不再赘述，本部分将主要关于其他三国的国故传统的发展现状。
巴西的基督教文化
尽管地处南美的巴西相较于金砖四国其他三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颇为遥远，但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自1967年更名巴西联邦共和国并采取联邦共和的政治体制起，政权基本归于人民，并且采取公开选举的政府制度，这与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俄罗斯是一致的，与采取民主共和制的中国也是类似的，而在传统文化上，巴西实行以罗马天主教为传统信仰的政教分离制度。
一如巴西里约热内卢最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基督像所代表的，巴西超过74%的民众信仰的是天主教。作为一个拥有众多亚非欧移民的多民族国家，在文化信仰上能达到如此的一致性是令人出乎意料的，在巴西文化的发展中，其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基督教文化在旅游、艺术、民众活动以及国民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旅游和民众活动中，基督教文化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巴西吸引全球众多旅游者并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各类狂欢节和嘉年华，无不是以基督教文化作为主要思想载体开展的；另一方面，作为通过兵变最终达到联邦共和国建立的巴西，基督教文化对于信徒在思想上、行为上的“劝化”（这里暂且以此词归纳），也为国家在并不漫长的建国历史中稳定国民情绪、控制社会形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俄罗斯东正教文化
东正教是基督教其中的一个派别，主要是指依循由东罗马帝国所流传下来的基督教传统的教会，它是与天主教、基督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在俄国直到现代俄罗斯的长期历史演变中，东正教的教会文化都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自15至17世纪神权当道的时代通过教会制基本控制俄国的政权的时代直到目前俄罗斯联邦的过程中，东正教文化依靠其注重道成肉身教义的意义，不强调“赎罪论”的特点，被俄国民众广泛地接受和信仰，截至目前成功地占据了俄罗斯最大宗教教会的国教地位。
就目前来看，根据某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有63%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东正教信徒，另有12%的人相信上帝，但不具体信奉某个教派。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东正教几乎就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而俄罗斯东正教在正教传统的尊称排列上，位居第五，于1589年取得自主地位。在北美、芬兰、日本、朝鲜和中国都建立有隶属其管辖的教会和教区。目前实行牧首制，总会设在莫斯科，崇拜礼文，使用教会斯拉夫语。
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东正教与俄罗斯精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俄罗斯命运的影响更不能忽视。东正教曾在俄罗斯统一、抵抗外敌侵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东正教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即“政教合一”更是构成旧俄时期专制的基础。转轨时期，俄罗斯执政者也积极扶持东正教会——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对重振东正教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苏联1990年10月通过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宗教自由法》，东正教开始重登政治舞台。而在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复兴，神职人员的地位也开始提高，人们又重新开始到教堂去寻找精神安慰，虽然不再能够重现旧时政教合一的庞大权力，但一如普京曾坦陈的“东正教会是俄罗斯社会的重要支柱”。
印度的印度教文化
印度教源于古印度韦陀教及婆罗门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它拥有10.5亿信徒（1993年统计数），仅次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区别于普通宗教，“印度教”是存在于印度本土上的宗教、哲学、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综合称谓，它的信仰、哲学、伦理观点等复杂多样，因而这虽然导致难以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特征作直接定义，但印度教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远超过了俄罗斯东正教与巴西天主教，近乎覆盖了印度文化的所有方面。 就发展现状来看，目前在印度当代最有影响的组织是国民志愿服务团、世界印度教大同会以及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服务团是最有影响、带有军事色彩的印度教教派组织，由海德格瓦于1925年创立，它以罗摩神作为崇拜对象。该组织经常举办训练营，训练青少年使用棍棒、匕首等武器，实际上是本着以穆斯林为敌手的态度对国内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施以教育和训导；世界印度教大同会是一个机构庞大的印度教组织，是印度教各派别的联合体，由国民志愿服务团领袖高瓦克创立于1964年。世界印度教大同会的宗旨是弘扬印度教文化，建立一个纯粹的繁荣昌盛的印度教国家。该组织经3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机构庞杂的宗教联合组织，有100多个派别和51个指导委员会，与30多个国家的印度教徒都有联系。值得着重注意的是，印度人民党作为在国大党衰落、“印度教认同”的国内情绪滋生的背景下顺势崛起的政治党派，已然成为了目前印度国内具有数一数二影响力的政治党派，虽然其诸如“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式的宗教主张受制于其他党派和国内形势未能落实，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基于印度深厚宗教氛围产生的影响力也是处于不断增长的状况下的。
（二）儒学传统的借鉴策略
通过以上的比较罗列，我们可以发现，在金砖四国的发展历程中，都不约而同的包含着传统国故文化对人民、政治和历史各方面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作用主要可以归结为思想和意识上“攘外安内”。撇开依附于封建统治、关注于自身修养和立国安邦中国儒学体系不谈，其他三国的国故传统无一不是以宗教形式存在并发展的——作为在国内具有一定思想统治力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以教会形式存在并以“教”的宗教地位受到政府认可，不可否认的是使得这些国故传统得以在过去以至于当代都获得良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能是由于目前在中国占据绝对统治力并且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太过“霸道”，也可能是五四时期和文革时期对儒教体系的摧残太过严厉），目前在我国存在着的儒学（注意仅仅只是称之为儒学而非儒教）仅仅只能作为主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补充置身于“锦上添花”的地位，而“儒教”这种以高度宗教式地位得到认可的诉求是远远无法达到的，因而也使得儒学的国故传统始终得不到政治力量上的支持。
虽然国家的政治体制有所区别，但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特点是可以共鉴的，笔者认为，本着“政教分离”的原则以国教形式光复儒学的思想地位，并且着重着眼于其中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和谐治理的内容，不失为儒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一条出路——区别于上文中提到的相互分离的两大领域中儒学的传播发展，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光复”式传播——只要不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儒学晋升为儒教继而对马克思主义相对来说没有着重关注的伦理道德层面进行约束和教化将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臆想。在这一假设上，笔者认为俄罗斯作为历史发展与曾经的共产主义体制与中国具有极其相似性的毗邻国家，其对待东正教的相关策略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与一定借鉴的。
四、儒教中国的当代出路
就个人感受而言，笔者对于当前国内儒学所受到的待遇以及儒学本身的发展都是深感不平和忧虑的，不论是出于民族情感还是理性对待社会问题的原因，始终认为儒学作为能够在几千年中华文明中居于意识领域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是具有高度的弹性和张力的，既然目前我们的指导思想在民生道德层面的作用受到了质疑，那么本着历史视角可以想见的对过去人们思想教化有着显著作用的儒学自然就应当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虽然对列文森的博物馆比喻不甚赞同，但有别于许多人在面对称“儒教中国”时的抗拒心，以“教”的形式提升儒学地位，从而自上而下的教化民众，并以此引导儒学国故传统走出困境恢复昔日风采，完全可以作为一条儒学文化在当代中國发展的可行之路。
参考文献：
[1]（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俄）布尔加科夫著，徐凤林译.东正教[M].商务印书馆，2001.
[3]孙兴杰.《金砖四国》之路：巴西 翩翩起舞的桑巴[M].长春出版社，2010.
[4]王文奇.《金砖四国》之路：俄罗斯 悄然复苏的北极熊[M].长春出版社，2010.
[5]孙兴杰，王文奇.《金砖四国》之路：印度 阔步向前的巨象[M].长春出版社，2010.
【关 键 词】儒学 博物馆 金砖四国
关于学术界对儒学传统、儒教中国所作评价如何，笔者参阅了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R.Levenson）编写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全书主要采用了思想史分析与历史比较的方法，以“韦伯命题”为研究起点，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是职业化、专业化、官僚化、理性化的过程，认为以儒教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缺乏的就是科学精神、专业化、职业化的特质，这主要是由儒教建立的思想世界和思维特质决定的，进而得出了“儒教已经成为了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的结论——著名的博物馆比喻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笔者对于这种将儒学比作精美陈列品，几乎完全否定其当代实用价值和发展可能性的说法着实不敢苟同，不论是出于民族情感还是理性思辨，笔者始终认为儒学、儒教之于当代中国不仅具有现世价值，同时对于解决目前国内存在的问题有着决定性的发展潜力。
在参阅了一定的资料并作了相应比较分析之后，笔者发现，在目前我们所称的“金砖四国”，也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之间，不仅在政治、经济、近现代发展模式和历史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某种程度来说，在文化和国故传统、国教传统层面上，同样具有着相当程度的雷同。印度的印度教、俄罗斯的东正教、巴西的基督教传统无不伴随也伴生于各国的发展道路中——相辅相成，兼容并蓄，因而笔者认为，在正确认识儒学价值谋求儒学的当代发展问题上，对同为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加以借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策略。
一、儒学传统的发展现状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在价值取向、科学精神等方面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极大，较之于早期封建体制下的意识形态来说，儒学不论是就其政治领域的地位还是国民思想领域的统治力来说都是大不如前的。而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现代版“焚书坑儒”和改革开放后文化交流的国际化、西方化，儒学的地位更是不断下降，以至于就目前来看，虽然针对当前我国存在的民生道德问题被作为了一种回归传统的解决之道，儒学的发展现状仍然是极不乐观的——某种意义上仅仅被作为传统和伦理教化的辅助工具存在于社科人文领域。
就儒学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还比较活跃的形式在公众领域主要是以伦理教育的形式开展，而在学术领域则是以新儒学为代表。
在公众领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儒学所采用的主要是以先秦儒家、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修养之道，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及礼仪伦理的建设——比较普遍的存在形式是国民教育、公众道德宣传等——因而虽然某种程度上来说儒学在人民思想道德建设中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在当今社会实用主义思潮当道、道德沦丧气氛弥漫的不利形势下，这种本应作为拯救道德危机良药的传统儒学核心思想反而变得可有可无，抑或说杯水车薪了。更令人深感担忧的是，儒学传统中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等具有高度修身价值的内容被架空于空中楼阁般的应试教育中，空留了一副“《论语》式”的文字皮囊而被受教育者诵读，真正在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反倒成了“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式的儒教君臣觀，存在价值转化为了维持政权稳定的意识工具。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目前公众领域的儒学价值只能说是存在和利用，而远不能谈自身发展。
另一方面，在学术领域，由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开创，后经牟宗三、杜维明等当代学者丰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可谓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主要形式。上述新儒学家们主张的基本都是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种意图与当前我国在面临道德民生困境时将解决之道诉诸儒学的意图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淡化儒学与西学等其他文化间壁垒，着重强调其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价值的主张可以说是正确的也是当代儒学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但在具体的实施以及与当代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策略上，这些学者仍未能提出得到广泛认可并行之有效的理论，因而儒学传统现代化在上层建筑中已然得到了起步，但进一步的发展和对社会层面的下放落实仍然远远不够。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儒学传统在当前的发展状况整体来看仍然是不容乐观的，其当代价值仍然有待发掘，其发展道路更是亟需得到详细的规划和实践检验——这不仅是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健康发展和解决目前道德沦丧困境方面的重要课题。
二、博物馆——图书馆——规划馆
约瑟夫·列文森被他的导师费正清及当代儒学大家杜维明称为“天才”，又被同行们誉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列文森分析了近代早期儒学与近代早期以前传统思想的继承性问题，进而试图探讨中国儒学思想本身的继承和演进是否能生发出西方式的现代文明。他认为虽然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批评宋代的唯心主义，并形成了与科学精神差相吻合的经验论，但这些思想“只是一束闪光的科学火花，而不是汇入世界潮流并不断积累起来的科学传统”，并且这种经验论仅仅只是“朴素的认识论，一种很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一旦思想置于事实之中，思想就会产生知识”，因为这些科学火花被另外的强大文化传统所遮蔽，即知识阶层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远理想，因此在他们的意识中根本不愿意去发展科学传统，从而也就无法生发出现代西方文化表现出来的科学、进步、商业和功利主义的主题。进而他提出了著名的博物馆比喻——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近代已经衰落，因此可以被放入“博物馆”，其价值在当代只具有“审美”的意义，“因为这些艺术品不再符合我们自己实际意识的任何需要”，它所表现的“并不是某些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而是我们知道已经消失但愿意保存对它的记忆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保存传统文化的方式，其实已经不是以实用主义的实践的方式保存，而是以文化的审美的作为历史研究物的方式保存。 可以说，正如许多书评中对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看法一样，他对中国传统儒学亦或是他所称的儒教的“博物馆”比喻，充满了他“莫扎特式的挽歌”，他的这种比喻两分地采用了“冲击—反应”模式，虽然具有其自身的洞察力，但随着研究便捷性而来的便是两分法导致的一定程度上的片面性与绝对性。因而，列文森的同窗好友本杰明·史华兹提出了“图书馆”的比喻，将儒学比作存放在图书馆中的著作，而存放在图书馆著作中的思想观念并没有随同作者一起死亡，它不但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史料，而且在那些著作中可能会寻找到与现在的联系，某些恒久不变的价值或者真理——较之于基本全盘否定当代实用性的“博物馆”比喻，史华兹部分地肯定了儒学在历史意义上的某些当代价值，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比喻倒是更切合于儒学“中庸”的治学态度。
虽然列文森与史华兹同为汉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于儒学的比喻也具有其独到性和合理性，但作为身在其中的中国人，作为比之于他们更切身体会着当代中国情势的人，笔者大胆地根据当前中国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也即道德与民生，提出第三种假设——儒学不仅不是博物馆中仅仅具有审美价值的陈列品，也不是图书馆中更多意义上只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更应当作为如同城市规划馆一般构建人民新時代思想上的“传统—现代”的“思想规划馆”。之所以将儒学的地位上升到如此具有实用价值的层面，不仅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民族情怀，更多的是在目前西方文化大举侵占国内主流思潮、一切以利益为重、以追求获取资本为最终目的的社会形势下，也只有从中国悠久历史舞台上根深蒂固于民族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中提炼可为当代所用的思想材料，改良自古至今时常为国人称道的“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才能更切实也更“具有中国特色”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吧。
三、金砖四国对待国故传统问题的比较
正如引用了四国英文首字母的缩写BRIC，传统金砖四国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在政治、经济以及近现代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而也为其组成金砖四国经济合作体打下了基础。正是基于各方面的相似性，因而当面对儒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出路问题时，我们自然地想到了“有着相似发展历程的四个国家，在传统与国故问题上是否具有可借鉴性”的命题，以下笔者将就金砖四国对于自身国内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传统的态度以及这些文化形式各自的发展作一定比较：
（一）四国国故传统发展比较
关于中国儒教传统的发展现状我们已在前文中加以一定说明，这里就不再赘述，本部分将主要关于其他三国的国故传统的发展现状。
巴西的基督教文化
尽管地处南美的巴西相较于金砖四国其他三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颇为遥远，但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自1967年更名巴西联邦共和国并采取联邦共和的政治体制起，政权基本归于人民，并且采取公开选举的政府制度，这与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俄罗斯是一致的，与采取民主共和制的中国也是类似的，而在传统文化上，巴西实行以罗马天主教为传统信仰的政教分离制度。
一如巴西里约热内卢最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基督像所代表的，巴西超过74%的民众信仰的是天主教。作为一个拥有众多亚非欧移民的多民族国家，在文化信仰上能达到如此的一致性是令人出乎意料的，在巴西文化的发展中，其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基督教文化在旅游、艺术、民众活动以及国民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旅游和民众活动中，基督教文化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巴西吸引全球众多旅游者并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各类狂欢节和嘉年华，无不是以基督教文化作为主要思想载体开展的；另一方面，作为通过兵变最终达到联邦共和国建立的巴西，基督教文化对于信徒在思想上、行为上的“劝化”（这里暂且以此词归纳），也为国家在并不漫长的建国历史中稳定国民情绪、控制社会形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俄罗斯东正教文化
东正教是基督教其中的一个派别，主要是指依循由东罗马帝国所流传下来的基督教传统的教会，它是与天主教、基督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在俄国直到现代俄罗斯的长期历史演变中，东正教的教会文化都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自15至17世纪神权当道的时代通过教会制基本控制俄国的政权的时代直到目前俄罗斯联邦的过程中，东正教文化依靠其注重道成肉身教义的意义，不强调“赎罪论”的特点，被俄国民众广泛地接受和信仰，截至目前成功地占据了俄罗斯最大宗教教会的国教地位。
就目前来看，根据某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有63%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东正教信徒，另有12%的人相信上帝，但不具体信奉某个教派。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东正教几乎就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而俄罗斯东正教在正教传统的尊称排列上，位居第五，于1589年取得自主地位。在北美、芬兰、日本、朝鲜和中国都建立有隶属其管辖的教会和教区。目前实行牧首制，总会设在莫斯科，崇拜礼文，使用教会斯拉夫语。
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东正教与俄罗斯精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俄罗斯命运的影响更不能忽视。东正教曾在俄罗斯统一、抵抗外敌侵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东正教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即“政教合一”更是构成旧俄时期专制的基础。转轨时期，俄罗斯执政者也积极扶持东正教会——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对重振东正教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苏联1990年10月通过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宗教自由法》，东正教开始重登政治舞台。而在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复兴，神职人员的地位也开始提高，人们又重新开始到教堂去寻找精神安慰，虽然不再能够重现旧时政教合一的庞大权力，但一如普京曾坦陈的“东正教会是俄罗斯社会的重要支柱”。
印度的印度教文化
印度教源于古印度韦陀教及婆罗门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它拥有10.5亿信徒（1993年统计数），仅次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区别于普通宗教，“印度教”是存在于印度本土上的宗教、哲学、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综合称谓，它的信仰、哲学、伦理观点等复杂多样，因而这虽然导致难以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特征作直接定义，但印度教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远超过了俄罗斯东正教与巴西天主教，近乎覆盖了印度文化的所有方面。 就发展现状来看，目前在印度当代最有影响的组织是国民志愿服务团、世界印度教大同会以及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服务团是最有影响、带有军事色彩的印度教教派组织，由海德格瓦于1925年创立，它以罗摩神作为崇拜对象。该组织经常举办训练营，训练青少年使用棍棒、匕首等武器，实际上是本着以穆斯林为敌手的态度对国内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施以教育和训导；世界印度教大同会是一个机构庞大的印度教组织，是印度教各派别的联合体，由国民志愿服务团领袖高瓦克创立于1964年。世界印度教大同会的宗旨是弘扬印度教文化，建立一个纯粹的繁荣昌盛的印度教国家。该组织经3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机构庞杂的宗教联合组织，有100多个派别和51个指导委员会，与30多个国家的印度教徒都有联系。值得着重注意的是，印度人民党作为在国大党衰落、“印度教认同”的国内情绪滋生的背景下顺势崛起的政治党派，已然成为了目前印度国内具有数一数二影响力的政治党派，虽然其诸如“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式的宗教主张受制于其他党派和国内形势未能落实，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基于印度深厚宗教氛围产生的影响力也是处于不断增长的状况下的。
（二）儒学传统的借鉴策略
通过以上的比较罗列，我们可以发现，在金砖四国的发展历程中，都不约而同的包含着传统国故文化对人民、政治和历史各方面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作用主要可以归结为思想和意识上“攘外安内”。撇开依附于封建统治、关注于自身修养和立国安邦中国儒学体系不谈，其他三国的国故传统无一不是以宗教形式存在并发展的——作为在国内具有一定思想统治力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以教会形式存在并以“教”的宗教地位受到政府认可，不可否认的是使得这些国故传统得以在过去以至于当代都获得良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能是由于目前在中国占据绝对统治力并且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太过“霸道”，也可能是五四时期和文革时期对儒教体系的摧残太过严厉），目前在我国存在着的儒学（注意仅仅只是称之为儒学而非儒教）仅仅只能作为主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补充置身于“锦上添花”的地位，而“儒教”这种以高度宗教式地位得到认可的诉求是远远无法达到的，因而也使得儒学的国故传统始终得不到政治力量上的支持。
虽然国家的政治体制有所区别，但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特点是可以共鉴的，笔者认为，本着“政教分离”的原则以国教形式光复儒学的思想地位，并且着重着眼于其中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和谐治理的内容，不失为儒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一条出路——区别于上文中提到的相互分离的两大领域中儒学的传播发展，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光复”式传播——只要不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儒学晋升为儒教继而对马克思主义相对来说没有着重关注的伦理道德层面进行约束和教化将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臆想。在这一假设上，笔者认为俄罗斯作为历史发展与曾经的共产主义体制与中国具有极其相似性的毗邻国家，其对待东正教的相关策略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与一定借鉴的。
四、儒教中国的当代出路
就个人感受而言，笔者对于当前国内儒学所受到的待遇以及儒学本身的发展都是深感不平和忧虑的，不论是出于民族情感还是理性对待社会问题的原因，始终认为儒学作为能够在几千年中华文明中居于意识领域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是具有高度的弹性和张力的，既然目前我们的指导思想在民生道德层面的作用受到了质疑，那么本着历史视角可以想见的对过去人们思想教化有着显著作用的儒学自然就应当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虽然对列文森的博物馆比喻不甚赞同，但有别于许多人在面对称“儒教中国”时的抗拒心，以“教”的形式提升儒学地位，从而自上而下的教化民众，并以此引导儒学国故传统走出困境恢复昔日风采，完全可以作为一条儒学文化在当代中國发展的可行之路。
参考文献：
[1]（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俄）布尔加科夫著，徐凤林译.东正教[M].商务印书馆，2001.
[3]孙兴杰.《金砖四国》之路：巴西 翩翩起舞的桑巴[M].长春出版社，2010.
[4]王文奇.《金砖四国》之路：俄罗斯 悄然复苏的北极熊[M].长春出版社，2010.
[5]孙兴杰，王文奇.《金砖四国》之路：印度 阔步向前的巨象[M].长春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