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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角下的留守儿童
《齐鲁周刊》:您怎么看近年留守女童频频遭到性侵的问题?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艾晓明:留守儿童是本不应该存在的现象,所有儿童都应该是在父母的监护下,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大批偏远地区的人进城,成为城市劳力的主力军。但城市发展的利益一直没有和他们分享,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城市公共政策的调整。作为留守儿童进城学习生活,官方可以设定门槛,但是门槛不能过高。既然权利上平等了,那么在公共政策上也应提供这种平等的资源和机会。
第二个问题就是性别。在留守儿童里面,女童是受害的主要方面,男童也不是没有。一个是人基本权利的问题,儿童本应该是受成年人保护,但现在却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孤儿。甚至有儿童成为家庭暴力的对象,受到家庭长辈的侵害也是常有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有一系列社会政策的调整,这就需要整个社会长期的人权教育,在保护人权的大框架下,再谈怎样保护女童。
光谈教育是不够的。教育是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还需要两方面的保障机制,一方面是社会政策,另一方面是法律机制,法律要严惩侵犯儿童事件。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性教育、性别教育能够解决的。
保卫母亲:文化里的“强奸”土壤
《齐鲁周刊》:我们的文化中从来都是说母亲是伟大的,但实际上从刑法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法律有些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文化不断地建构男性的力量,而赋予女性牺牲者的角色。在保护儿童权利之外,是否也要保护母亲权利?
艾晓明: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一直存在着性别“强奸”的文化土壤。因为性别的位置不一样,享受的福利就不一样。男性很难体会到利益性的艰难。比如很多人都谴责萧红怎么把孩子生下来又不管,但他们没有想到萧红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也没有女性工作。在这种条件下,她拿什么养孩子。何况孩子的爹已经跑掉了。
但把这些讲给一个男人听,他是没有性别经验的,他想象不到的。性承受的压迫和痛苦超出想象力,男人的性文化是没有赋予他这个想象力,也体会不到这个负担和沉重。
让女性回到农村照顾孩子不是解决的办法,因为现在女性在农村劳动力是没有出路的,农村的劳动力是过剩的。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干什么的?民权运动就是给非洲裔美国人以平等的受教育权,以及其他各种权利。在大框架下,必须要有强制的执行态度和强制性的公共政策,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比如北京非京籍子女无法上学的现象就十分突出。这个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需要整个社会机制的调整。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进程。我们不是要批判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的结果是要共享的。城市的发展是要带来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包括人权保障要有更高的质量。
女人的公理就是社会的文明
《齐鲁周刊》:为什么一定要提高社会对女性权利意识的认知?
艾晓明:女性受尊重的程度就是社会文明的程度。
从个案的处理方面,还是有一定进步的。比如“杀夫案”的进步,广东这边,一个妈妈照顾两个脑瘫孩子,因为老公不管,也没人帮忙,所以在一次洗澡的时候,把两个孩子勒死了。我们都在为她呼吁,我记得是判了五年,没有按杀人罪判。
我们的呼吁,提交给公共讨论,对个案还是有所帮助的。比如前些日子,印度公交强奸案,不也是激怒了全世界么?印度的妇女团体也是大声疾呼,发起各种签名、抗议、请愿,然后把这个事情提交到很高的能见度上。最后来审判这几个罪犯。
人们总是要行动,为公理为正义。不行动,就一无所获。
《齐鲁周刊》:您怎么看近年留守女童频频遭到性侵的问题?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艾晓明:留守儿童是本不应该存在的现象,所有儿童都应该是在父母的监护下,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大批偏远地区的人进城,成为城市劳力的主力军。但城市发展的利益一直没有和他们分享,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城市公共政策的调整。作为留守儿童进城学习生活,官方可以设定门槛,但是门槛不能过高。既然权利上平等了,那么在公共政策上也应提供这种平等的资源和机会。
第二个问题就是性别。在留守儿童里面,女童是受害的主要方面,男童也不是没有。一个是人基本权利的问题,儿童本应该是受成年人保护,但现在却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孤儿。甚至有儿童成为家庭暴力的对象,受到家庭长辈的侵害也是常有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有一系列社会政策的调整,这就需要整个社会长期的人权教育,在保护人权的大框架下,再谈怎样保护女童。
光谈教育是不够的。教育是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还需要两方面的保障机制,一方面是社会政策,另一方面是法律机制,法律要严惩侵犯儿童事件。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性教育、性别教育能够解决的。
保卫母亲:文化里的“强奸”土壤
《齐鲁周刊》:我们的文化中从来都是说母亲是伟大的,但实际上从刑法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法律有些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文化不断地建构男性的力量,而赋予女性牺牲者的角色。在保护儿童权利之外,是否也要保护母亲权利?
艾晓明: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一直存在着性别“强奸”的文化土壤。因为性别的位置不一样,享受的福利就不一样。男性很难体会到利益性的艰难。比如很多人都谴责萧红怎么把孩子生下来又不管,但他们没有想到萧红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也没有女性工作。在这种条件下,她拿什么养孩子。何况孩子的爹已经跑掉了。
但把这些讲给一个男人听,他是没有性别经验的,他想象不到的。性承受的压迫和痛苦超出想象力,男人的性文化是没有赋予他这个想象力,也体会不到这个负担和沉重。
让女性回到农村照顾孩子不是解决的办法,因为现在女性在农村劳动力是没有出路的,农村的劳动力是过剩的。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干什么的?民权运动就是给非洲裔美国人以平等的受教育权,以及其他各种权利。在大框架下,必须要有强制的执行态度和强制性的公共政策,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比如北京非京籍子女无法上学的现象就十分突出。这个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需要整个社会机制的调整。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进程。我们不是要批判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的结果是要共享的。城市的发展是要带来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包括人权保障要有更高的质量。
女人的公理就是社会的文明
《齐鲁周刊》:为什么一定要提高社会对女性权利意识的认知?
艾晓明:女性受尊重的程度就是社会文明的程度。
从个案的处理方面,还是有一定进步的。比如“杀夫案”的进步,广东这边,一个妈妈照顾两个脑瘫孩子,因为老公不管,也没人帮忙,所以在一次洗澡的时候,把两个孩子勒死了。我们都在为她呼吁,我记得是判了五年,没有按杀人罪判。
我们的呼吁,提交给公共讨论,对个案还是有所帮助的。比如前些日子,印度公交强奸案,不也是激怒了全世界么?印度的妇女团体也是大声疾呼,发起各种签名、抗议、请愿,然后把这个事情提交到很高的能见度上。最后来审判这几个罪犯。
人们总是要行动,为公理为正义。不行动,就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