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的留守儿童
　　《齐鲁周刊》：您怎么看近年留守女童频频遭到性侵的问题？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艾晓明：留守儿童是本不应该存在的现象，所有儿童都应该是在父母的监护下，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大批偏远地区的人进城，成为城市劳力的主力军。但城市发展的利益一直没有和他们分享，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城市公共政策的调整。作为留守儿童进城学习生活，官方可以设定门槛，但是门槛不能过高。既然权利上平等了，那么在公共政策上也应提供这种平等的资源和机会。
　　第二个问题就是性别。在留守儿童里面，女童是受害的主要方面，男童也不是没有。一个是人基本权利的问题，儿童本应该是受成年人保护，但现在却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孤儿。甚至有儿童成为家庭暴力的对象，受到家庭长辈的侵害也是常有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有一系列社会政策的调整，这就需要整个社会长期的人权教育，在保护人权的大框架下，再谈怎样保护女童。
　　光谈教育是不够的。教育是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还需要两方面的保障机制，一方面是社会政策，另一方面是法律机制，法律要严惩侵犯儿童事件。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性教育、性别教育能够解决的。
　　保卫母亲：文化里的“强奸”土壤
　　《齐鲁周刊》：我们的文化中从来都是说母亲是伟大的，但实际上从刑法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法律有些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文化不断地建构男性的力量，而赋予女性牺牲者的角色。在保护儿童权利之外，是否也要保护母亲权利？
　　艾晓明：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一直存在着性别“强奸”的文化土壤。因为性别的位置不一样，享受的福利就不一样。男性很难体会到利益性的艰难。比如很多人都谴责萧红怎么把孩子生下来又不管，但他们没有想到萧红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也没有女性工作。在这种条件下，她拿什么养孩子。何况孩子的爹已经跑掉了。
　　但把这些讲给一个男人听，他是没有性别经验的，他想象不到的。性承受的压迫和痛苦超出想象力，男人的性文化是没有赋予他这个想象力，也体会不到这个负担和沉重。
　　让女性回到农村照顾孩子不是解决的办法，因为现在女性在农村劳动力是没有出路的，农村的劳动力是过剩的。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干什么的？民权运动就是给非洲裔美国人以平等的受教育权，以及其他各种权利。在大框架下，必须要有强制的执行态度和强制性的公共政策，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比如北京非京籍子女无法上学的现象就十分突出。这个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需要整个社会机制的调整。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进程。我们不是要批判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的结果是要共享的。城市的发展是要带来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包括人权保障要有更高的质量。
　　女人的公理就是社会的文明
　　《齐鲁周刊》：为什么一定要提高社会对女性权利意识的认知？
　　艾晓明：女性受尊重的程度就是社会文明的程度。
　　从个案的处理方面，还是有一定进步的。比如“杀夫案”的进步，广东这边，一个妈妈照顾两个脑瘫孩子，因为老公不管，也没人帮忙，所以在一次洗澡的时候，把两个孩子勒死了。我们都在为她呼吁，我记得是判了五年，没有按杀人罪判。
　　我们的呼吁，提交给公共讨论，对个案还是有所帮助的。比如前些日子，印度公交强奸案，不也是激怒了全世界么？印度的妇女团体也是大声疾呼，发起各种签名、抗议、请愿，然后把这个事情提交到很高的能见度上。最后来审判这几个罪犯。
　　人们总是要行动，为公理为正义。不行动，就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