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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北大校长马寅初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获得的重大成果。他撰写的《新人口论》一文，是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典范之作。
“新人口论”的提出
为研究人口问题，马寅初曾多次去浙江调查，以掌握全省人口问题的详细资料。他还了解江西、山东等省的人口情况和问题。惊人的人口增长速度，使他深切认识到，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他满怀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
1957年3月2日，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好，今天讲得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马寅初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肯定他见解的话，深感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重视控制人口问题。他在会见外宾和接受记者访谈时，更加满怀信心畅谈他对控制我国人口问题的真知灼见。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自己贴出海报，要在北京大学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开作学术演讲。76岁高龄的马寅初，用大量具体的调查数字和生动有趣的事例，阐述他对人口问题的见解和主张。他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1957年6月，马寅初将这个演讲稿整理成《新人口论》，先写成书面发言，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然后以题为《新人口论》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强调：“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在《新人口论》一文中，马寅初还批判了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理论，阐明《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文发表时，正当“反右派”斗争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不久就受到错误批判。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人曾主张把马寅初划为“右派”。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为此特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坚决制止，马寅初才幸免一劫。
意想不到的批判
195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校庆60周年。在庆祝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说什么“马老要作检讨”。他的话给北大的节日气氛笼罩了一层乌云。
同年7月1日，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给北大师生作报告。他睨视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对台下师生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从此，马寅初被打成“中国的马尔萨斯”。
1958年，北京大学校刊和学报连续发表18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同时，《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日报》等全国性报刊，也发表了6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文章上纲上线越来越高，形成了全国性讨伐马寅初的高潮。
面对批判文章，马寅初既不气馁，也不苟同，而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仔细阅读那些批判文章。看到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他高兴地对秘书说，这里补充得很对，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并请秘书摘录下来。对那些谩骂、攻击的批判文章，他就起而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1959年，马寅初连续写了十多篇说理的文章，在《北京大学学报》《新建设》《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写道：“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服人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
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还没发表，同年12月15日就转到康生手中，于是，康生竟直接插手，亲自部署批判马寅初。康生对北大当时的领导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贴是右派(的大字报)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当了。”康生还说：“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马寅初。”
在康生指使和煽动下，从1959年12月24日至1960年1月中旬，北京大学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的高潮。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北大校园，马寅初在校内的住宅也贴满了批判大字报。全校性批判大会召开了三次，还精心策划了一次200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校内外各种报刊又发表了83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这些所谓批判文章诬蔑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甚至恶毒攻击马寅初“历史上几十年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虽然批判马寅初的恶浪日益高涨，但是对他的新人口理论却批不倒、压不服。他始终坚持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需要深入调查、分析和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观点，不能凭教条来压服别人。”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学术尊严，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马寅初一再声明：“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打报告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他还准备请浙江省撤销他的人大代表资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寅初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获得了彻底平反。1979年，97岁高龄的马寅初，荣任北京大学第一位名誉校长。1993年，马寅初被追授“首届中华民族人口特别奖”。
周总理关怀老朋友
在马寅初一生中，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仍然健康地生活到了高龄，这是人生的一大幸事。1972年4月，经北京医院检查，确诊91岁高龄的马老患了直肠癌。马老的家属坚持要求手术治疗，于是联名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报告很快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周恩来批示：“本人有动手术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院应当从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 卫生部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当晚就转告北京医院，再请金显宅、王德元两位大夫到京会诊。参与会诊的大夫莫不为周总理对老朋友的殷切关怀感到惊讶和敬佩。手术治疗的方案，会诊最后决定下来。
手术前，马寅初激动地说：“我不怕手术，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总理的支持，我身体素质又好，我要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
马寅初对周总理感情很深。1976年1月9日清晨，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到马寅初家，他听后，忍不住放声痛哭。他一边流泪，一边询问吊唁的时间，表示一定要参加。他不顾家人再三劝阻，坚持要去向周总理遗体告别。马寅初年过半百的儿子，强压住自己的悲痛，婉言劝说父亲不要亲自去。但他万没有想到，这次劝说竟惹怒了马寅初，马老一甩手打在儿子身上，激动地说：“我死了也要去。”
这时，马寅初哭诉着周恩来对他的保护。他哭着回忆说：“1939年在重庆，第一个引导我认识怎样救中国的是周总理；蒋介石逮捕我，营救我最出力的是周总理；我在狱中，重庆为我举行了60寿辰大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送对联，鼓励我的又是周总理；1972年我患直肠癌，正是在周总理直接关怀、照顾下，手术得以成功。他自己身患重病，还特地派医生来看我。我一定要去吊唁。万一去吊唁后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深知马寅初性格的家人，知道他决定要讲的话、要做的事，任何人都阻拦不住。向周总理告别的那天，马寅初一个上午颗粒未咽，连一杯水也没喝。家属护送马寅初到北京医院，让他坐在轮椅上，推他进告别室。当轮椅靠近周总理遗体时，马寅初眼睛模糊了，无声地哭了。他坐在轮椅上，向周总理点了三次头。然后，他坐着轮椅围着周总理遗体缓缓地绕了一圈，两眼深情地注视着周总理依然坚毅的面容。绕完一圈后，马寅初仍然不肯离去，要求再绕一圈。主持丧礼的同志开始进行劝阻，但马寅初坚决不让推走轮椅，只好让他再绕一圈。绕完第二圈刚要离去时，马寅初又提出，他要向周总理遗体鞠躬。在他坚持下，由家属搀扶着，马寅初向周总理遗体行鞠躬礼。
历史永远是公正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马寅初的平反进一步作出了决定。1979年7月2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受党中央委派前来看望马寅初，并通知他：党组织正在为他彻底平反。李贵向马寅初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您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
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1958年对马寅初先生点名批判是错误的。1959年由于反革命分子康生插手，在全校对马寅初先生进行大规模批判，并迫使他离校，更是极端错误的。在对马寅初先生的错误批判中，强加给他的许多政治帽子，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应当一律予以推倒。”
1979年9月14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召开有党、政干部和教职员工会、学生会、共青团、各民主党派以及教职员代表100多人参加的会议，为马寅初公开平反，恢复名誉。马寅初因身体不适，委托夫人王仲贞、女儿马仰惠参加会议。教育部副部长、中共北大党委书记周林在会上宣读了北大党委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同时，宣布了教育部关于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名誉校长的决定。
(责任编辑 陈小丽)
“新人口论”的提出
为研究人口问题，马寅初曾多次去浙江调查，以掌握全省人口问题的详细资料。他还了解江西、山东等省的人口情况和问题。惊人的人口增长速度，使他深切认识到，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他满怀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
1957年3月2日，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好，今天讲得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马寅初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肯定他见解的话，深感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重视控制人口问题。他在会见外宾和接受记者访谈时，更加满怀信心畅谈他对控制我国人口问题的真知灼见。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自己贴出海报，要在北京大学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开作学术演讲。76岁高龄的马寅初，用大量具体的调查数字和生动有趣的事例，阐述他对人口问题的见解和主张。他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1957年6月，马寅初将这个演讲稿整理成《新人口论》，先写成书面发言，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然后以题为《新人口论》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强调：“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在《新人口论》一文中，马寅初还批判了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理论，阐明《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文发表时，正当“反右派”斗争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不久就受到错误批判。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人曾主张把马寅初划为“右派”。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为此特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坚决制止，马寅初才幸免一劫。
意想不到的批判
195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校庆60周年。在庆祝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说什么“马老要作检讨”。他的话给北大的节日气氛笼罩了一层乌云。
同年7月1日，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给北大师生作报告。他睨视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对台下师生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从此，马寅初被打成“中国的马尔萨斯”。
1958年，北京大学校刊和学报连续发表18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同时，《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日报》等全国性报刊，也发表了6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文章上纲上线越来越高，形成了全国性讨伐马寅初的高潮。
面对批判文章，马寅初既不气馁，也不苟同，而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仔细阅读那些批判文章。看到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他高兴地对秘书说，这里补充得很对，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并请秘书摘录下来。对那些谩骂、攻击的批判文章，他就起而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1959年，马寅初连续写了十多篇说理的文章，在《北京大学学报》《新建设》《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写道：“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服人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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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还没发表，同年12月15日就转到康生手中，于是，康生竟直接插手，亲自部署批判马寅初。康生对北大当时的领导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贴是右派(的大字报)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当了。”康生还说：“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马寅初。”
在康生指使和煽动下，从1959年12月24日至1960年1月中旬，北京大学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的高潮。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北大校园，马寅初在校内的住宅也贴满了批判大字报。全校性批判大会召开了三次，还精心策划了一次200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校内外各种报刊又发表了83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这些所谓批判文章诬蔑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甚至恶毒攻击马寅初“历史上几十年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虽然批判马寅初的恶浪日益高涨，但是对他的新人口理论却批不倒、压不服。他始终坚持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需要深入调查、分析和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观点，不能凭教条来压服别人。”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学术尊严，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马寅初一再声明：“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打报告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他还准备请浙江省撤销他的人大代表资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寅初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获得了彻底平反。1979年，97岁高龄的马寅初，荣任北京大学第一位名誉校长。1993年，马寅初被追授“首届中华民族人口特别奖”。
周总理关怀老朋友
在马寅初一生中，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仍然健康地生活到了高龄，这是人生的一大幸事。1972年4月，经北京医院检查，确诊91岁高龄的马老患了直肠癌。马老的家属坚持要求手术治疗，于是联名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报告很快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周恩来批示：“本人有动手术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院应当从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 卫生部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当晚就转告北京医院，再请金显宅、王德元两位大夫到京会诊。参与会诊的大夫莫不为周总理对老朋友的殷切关怀感到惊讶和敬佩。手术治疗的方案，会诊最后决定下来。
手术前，马寅初激动地说：“我不怕手术，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总理的支持，我身体素质又好，我要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
马寅初对周总理感情很深。1976年1月9日清晨，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到马寅初家，他听后，忍不住放声痛哭。他一边流泪，一边询问吊唁的时间，表示一定要参加。他不顾家人再三劝阻，坚持要去向周总理遗体告别。马寅初年过半百的儿子，强压住自己的悲痛，婉言劝说父亲不要亲自去。但他万没有想到，这次劝说竟惹怒了马寅初，马老一甩手打在儿子身上，激动地说：“我死了也要去。”
这时，马寅初哭诉着周恩来对他的保护。他哭着回忆说：“1939年在重庆，第一个引导我认识怎样救中国的是周总理；蒋介石逮捕我，营救我最出力的是周总理；我在狱中，重庆为我举行了60寿辰大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送对联，鼓励我的又是周总理；1972年我患直肠癌，正是在周总理直接关怀、照顾下，手术得以成功。他自己身患重病，还特地派医生来看我。我一定要去吊唁。万一去吊唁后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深知马寅初性格的家人，知道他决定要讲的话、要做的事，任何人都阻拦不住。向周总理告别的那天，马寅初一个上午颗粒未咽，连一杯水也没喝。家属护送马寅初到北京医院，让他坐在轮椅上，推他进告别室。当轮椅靠近周总理遗体时，马寅初眼睛模糊了，无声地哭了。他坐在轮椅上，向周总理点了三次头。然后，他坐着轮椅围着周总理遗体缓缓地绕了一圈，两眼深情地注视着周总理依然坚毅的面容。绕完一圈后，马寅初仍然不肯离去，要求再绕一圈。主持丧礼的同志开始进行劝阻，但马寅初坚决不让推走轮椅，只好让他再绕一圈。绕完第二圈刚要离去时，马寅初又提出，他要向周总理遗体鞠躬。在他坚持下，由家属搀扶着，马寅初向周总理遗体行鞠躬礼。
历史永远是公正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马寅初的平反进一步作出了决定。1979年7月2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受党中央委派前来看望马寅初，并通知他：党组织正在为他彻底平反。李贵向马寅初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您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
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1958年对马寅初先生点名批判是错误的。1959年由于反革命分子康生插手，在全校对马寅初先生进行大规模批判，并迫使他离校，更是极端错误的。在对马寅初先生的错误批判中，强加给他的许多政治帽子，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应当一律予以推倒。”
1979年9月14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召开有党、政干部和教职员工会、学生会、共青团、各民主党派以及教职员代表100多人参加的会议，为马寅初公开平反，恢复名誉。马寅初因身体不适，委托夫人王仲贞、女儿马仰惠参加会议。教育部副部长、中共北大党委书记周林在会上宣读了北大党委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同时，宣布了教育部关于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名誉校长的决定。
(责任编辑 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