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民国时期被公认为是一个新学风起云涌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学派有如潮水般冲击着中国的学术界，各种文学思潮更是推陈出新地在中国大地上亮相，然而就当时研究者们的学术取向来看，真正对新学进行研究的教员却相当之少，而关于新学研究的题目也寥寥无几。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专题概览》(下文均以《概览》简称之)是关于1934至1936年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专题的概况汇编，文章将以此为基本材料，统计分析其中文科教员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以期考证出民国时期全国文科类学术研究动态的一个侧面。
选择《概览》作为探讨底本决非偶然。首先，《概览》文科类专题在全国范围内收入28所专科以上高等院校教员研究课题，涉及教员(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各级别教员)168名，涵盖学科有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艺术学等七类，对教员的研究课题记载了课题题目、研究人基本信息、研究计划与步骤、研究期间、研究结果、备考、研究人所在学校等信息，比较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学者在文科类研究方面的基本取向。其次，从中国近代史来看，1934至1936年是国民政府统治的鼎盛时期，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占领中共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陷入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而国民政府则走上政治统治的顶峰，这种状态直至1936年“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才有所改变。政治上的繁荣总是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文化上，而学者们的学术研究状况则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核心体现。因此，可以将这三年中国教员的研究方向作为19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方向的典型代表来考察。第三，《概览》由当局教育部颁文统计，学者自填表格，与一般的民间资料相比更具权威性。《概览》所记录的均为当时教员们学术研究的真实状态，若以此为切入点来观照当时整个学术界的动态，将得到比较客观的结果。
一、民国高等院校文科教员研究基本数据统计
《概览》共收入28所专科和专科以上的学校，其中国立院校有北平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所；省立院校有安徽大学、河南大学等6所；私立院校有大夏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13所。28所高校中有19所为专科以上院校，9所为专科院校。
《概览》对文科教员的研究方向共分七类进行调查，分别是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艺术学。教员们在这七大类专题研究当中具体研究的方向不拘一格，不同方向的研究课题数目多达202个。
当时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包括国立和省立)数目相当；专科以上院校占大多数，专科院校相对要少。各类学校的教员都在进行学术研究，且各科皆有涉及。研究虽主要集中在专科以上院校，但专科院校的研究也比较积极。就研究方向而言，几乎每类学校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都要多于甚至远多于对其他科目的研究(唯私立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稍多于中国文学研究)。艺术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私立学校与专科学校。
虽然国立大学的研究课题数量占绝对优势，但是有几所省立与私立院校的研究课题数量也很突出，除声誉一向很好的燕京大学外，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私立福建协和学院、私立辅仁大学、省立安徽大学的研究数量都比较多。
国立大学中，武汉大学的课题量名列第一，而同样被称为民国国立大学“五大名校”之一的浙江大学却因只有两个研究课题而名列16所学校中的最后一位。由北京地区9所高校组合而成(北京大学因抗议后退出)的北平大学的研究课题也不多，仅11项而已。而由孙中山一手创立的中山大学，于学术上似乎也不太热心，研究课题仅3项而己。
省立大学中引人注意的是河北女师。河北女师作为当时一个省立专科院校有11项研究(与北平大学同)，且不论其研究质量如何，光数量就比下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国立大学。
私立大学中的燕京大学是当时国内很有名的一所教会大学，1916年由美英两国建立的三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几年后逐渐发展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院校，其学术研究能力也令人刮目相看，其研究课题17项，仅比位列第一的武汉大学少一项。与教育经费一直紧张的国立、省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中的教会大学在经济方面基本上没有十分窘迫的时候，这无疑对促进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概览》载入研究人员168名，其中140名确定为在校教员，分别是教授94名，副教授7名，讲师17名，助教2名，研究员3名，未载明职别的教员17名；另有一部分参加研究工作的其他人员(主要包括学生、助理、特约讲座、教学行政干部、图书管理员等)28名。168名研究人员中，156名为男性，12名为女性。
就职别而言，民国时期从事学术研究的多为教授，但不局限于教授，各种职称的在校人员都有参与学术研究者；就性别而言，参加学术研究的男教员占绝大多数。
《概览》所收入的文科研究人员年龄跨度比较大，最小的研究者年仅24岁(黄恩怜，私立岭南大学，学生，女，24岁，广东省番禺县人，旧凤凰村调查和三水河口蛋民调查课题研究合作者)；最长者则年至75岁高龄(姚永朴，省立安徽大学，特约经学讲座，75岁，安徽省桐城县人，蜕私轩诗说课题研究者)。总体而言，民国时期高校从事研究的教员大多处于壮年时期(30岁到49岁之间)。总之，各个年龄阶段的教员均有从事研究，其中研究哲学的教员年龄整体偏高，研究文学的教员年龄整体偏低。
据《概览》反映，民国时期有不少教员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并不局限于某一方向，如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朱光潜同时做中国文学和史学研究，国立四川大学的教授庞石帚同时做文史哲三科研究。
二、文学类教员研究成果与方向数据统计
民国时期各学科中从事文学研究的教员最多，课题亦最多，足见文学在当时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将文学单列出来作具体的统计分析。
根据《概览》的记录来看，事实上有不少的研究课题已有成果问世，或出版专著、或发表论文、或印作讲义，不一而足。当然很大一部分教员的课题正处于研究当中，也有一些没有记载或没有明确记载研究结果。
首先，中国文学类61个课题得成果33项，平均结果不到1项，此种现象值得考虑。民国的研究者们似乎并不热心于出太多“成果”。其次，就外国文学而言，以编索引的方式所出成果比較多。此外，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比较也能发现不少问题，外国文学研究的平均结果是1.78，将近中国文学研究的3倍，很让人疑惑。然若细查《概览》，则发现外国文学的成果大多为翻译或编辑作品，理论作品很少，如此可见，外国文学研究要出成果比中国文学要容易得多，故而成果也多。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研究结果的形式来看，有一栏为讲义和教材，即直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授 于课堂之上，这在当代很少见。
文学研究分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个方向，当时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远多于外国文学，近其两倍。因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在内容与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为便于比较分析，下面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类科目分别叙述之。
《概览》收入中国文学研究题目61个，居于所有研究科目中的首位，根据这61个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并参考现代文学基本课程分类，可将这61个文学课题分为13类：诗歌、戏曲、文献整理、文字、方言问题、汉语语法、文学批评、文章、经学、新文学、语言学、思想文化、小说。
《概览》中收入外国文学研究课题共32个，在所有研究科目當中，除中国文学外，稍少于历史与哲学，排在第四位。同样，参照其研究内容与现代基本学科分类可将其划分为lO个小类方向。
民国时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教员可以相当自由地进行选题，研究的具体内容也很丰富。然而，就当时研究者的学术取向来看，真正研究新学的教员却相当之少，关于新学研究的课题也寥寥无几，中国文学61项课题中，仅新文学研究、中国文学思潮、国防文学之建设及其前途3项涉及新学而已。
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的领域内也很自由，但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地停留在工具书的编写与对外国作品作家的译介上，而关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系统介绍与分析却比较少。
通过对统计材料的比较可以发现，诗歌和戏剧是当时中外文学研究者都偏爱的研究方向。对于诗歌方面，中国文学研究者比较重视诗歌的整体发展状况。对于戏剧方面，元明清(尤其是元代)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而莎士比亚戏剧则是外国文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课题，这无可厚非。但是早先被称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头戏，大家在同一时期开始特别关注中西方戏剧，这大概与当时戏剧性的社会现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倒是被梁启超及其后继者大力吹捧的小说，无论在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都没有什么市场，中国文学中唯有《红楼梦》稍稍引起了学者的兴趣。
三、文科教员研究状况个案分析
《概览》中记录的教员有许多是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有的甚至是现今公认的大师，文章整理几例世人熟悉的大师级学者的资料，看看在国民政府文化、政治最鼎盛的那几年，学术界的大师们在研究上处于何种状态。
(一)文学院长作哲学研究
按照《概览》的顺序，依旧是从哲学开始，而哲学类中排在第一的便是胡适。
《概览》记载的基本信息如下：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文科：哲学。
研究题目：《楞伽宗考》。
研究人：胡适，教授，男，四十四岁，安徽省人。
研究计划及步骤：此为《中国思想史》之一章，专研究菩提达摩一派的原始状况；计划，仅用《南宗》兴起以前的史料，不令后出之伪史料混乱较古之原料。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十三年起即搜集材料，随时有论文发表；完毕，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写完本篇。
研究结果：写定为《楞伽宗考》，约二万字，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现收入《胡适论学近著》，页198-2 38。
胡适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造诣。他一开始进北大时任教于哲学系，但是在1934至1936年之间他在北大所任职务是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当时还有不少别的头衔，但此职应该是他当时最耀眼的光环)，有意思的是，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却埋首于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界的另一大师冯友兰亦在《概览》中有载，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哲学系主任。
校名：国立清华大学。
文科：哲学。
研究人：冯友兰，教授，四十岁，河南省唐河县人。
研究题目：新理学。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三年十月起。
研究结果：拟写一书尚未成，二十四年度因讲授老庄，朱子，故此书暂停写。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最终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学术研究与所任课程相关联
在考察中国文学教员之前，先看一看从1935年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截取的一些相关信息：
中国文学史概要(胡适)、中国文学史一(傅斯年，本年停)、中国文学史二(傅斯年，本年停)、中国文学史三(胡适)、中国文学批评(郑奠，本年停)、诗论(朱光潜)、民间文艺(魏建功)、日本文学及背景(周作人)、楚辞(闻一多)、周汉文(郑奠休假，罗庸代授)、唐宋散文(余嘉锡)、唐诗(罗庸)、唐宋词(顾随)、元明散曲(顾随)、小说(孙楷第)、传记文学(郑奠，本年停)、作文一(附散文选读)(冯文炳)、作文二(韵文实习)(顾随)、作文三(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冯文炳)、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胡适、傅斯年、罗庸)、传记专题实习(胡适)。
从此课表可见，这一年胡适、顾随和傅斯年在北大中文系比较活跃，分别开设课程4门、3门、3门(罗庸亦有3门，但因周汉文是代郑奠所授，故不记在内)。然而《概览》中，除胡适的名字出现在哲学类之外，另两位的名字并未出现。倒是朱光潜、周作人、罗庸、孙楷第、余嘉锡等人都有相关研究，不一定都归于中国文学类，却是都与他们所任课程多少有点关联。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文科：中国文学。
研究人：朱光潜，教授，三十九岁，安徽省桐城县。
研究题目：文艺心理学；诗学。
研究计划及步骤：《诗学》
从美学观点研究诗的起源，本质，音律，情趣，意象诸问题，同时对于中国诗作一种有系统的学理的研究。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三年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五年八月。
研究结果：(《诗学》一部分在大公报(《从生理观点论诗的气势与神韵》，《诗与谐隐》)，东方杂志(《诗的起源》)，人间世(《诗的隐与显》)诸刊物发表。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文科：史学。
研究人：朱光潜，教授，三十九岁，安徽省桐城县人。
研究题目：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
研究期间：在搜集材料。
研究结果：已成《巫考》一篇。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文科：史学。
研究人：周作人，教授，五十二岁，浙江省绍兴县人。
研究题目：日本神话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一日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文科：史学。
研究人：罗庸，国文系教授，三十六岁，江苏省江都县人。 研究题目：中国中古文学史专题研究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三年八月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四年七月，至少完成二题至四题。
朱光潜研究的诗学，周作人研究的日本神话，罗庸研究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专题等很多教员的课题，都与他们各自担任的课程(诗论、日本文学及背景、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等)相关，这样一种教学与研究方式，对学生来说，课堂上听到的是教员最新的学术成果，十分有利于他们在学生时代便接触到学术前沿；就师生关系而言，教员讲授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总比背他人所编之台词更有热情，而学生对新生事物之兴趣又往往多于统一教材之老生常谈，师生情绪各自到位，课堂效果可想而知。
(三)现代文学大家作古典文学研究
民国时期还有一個文学大师不得不提，即著名的现代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朱自清先生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教的也是中国文学的课程。
校名：国立清华大学。
文科：中国文学。
研究人：朱自清，教授，三十七岁，浙江省绍兴县人。
研究题目：毛诗释兴。
研究计划及步骤：(一)研究毛诗中兴诗(115)首之传笺；(二)参考陈奂马瑞辰胡承琪诸家之说；(三)兴与比之别(参考传笺以下至唐宋诸家说)；(四)毛诗中兴计之义(五)毛诗与左传。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四年九月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五年四月。
提起朱自清，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的《背影》、《荷塘月色》、《春》、《匆匆》等经典散文，却不曾知作为现代文学之至尊，在其盛年时期潜心研究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之源《诗经》。
(四)传播外国文学者很少作研究
据陈平原先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所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大外文系(英文系、西文系)讲授文学课程的教授先后有胡适、陈源、温源宁、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潘家洵、张欣海、王文显、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艾克敦等，阵容相当强大。”然而从《概览》来看，研究阵容却不如任教阵容之洋洋可观，仅梁实秋有研究在案，另有王文显的研究，却是他任清华外文系主任时的课题。
校名：国立北平大学。
文科：外国文学。
研究人：梁实秋，教授，三十四岁，河北省北平县人。
研究题目：莎士比亚之翻译与研究。
研究计划及步骤：拟译莎士比亚之全集，并研究其生平，艺术，背景等。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一年：预定完毕，民国三十一年。
研究结果：翻译方面已陆续完成者有哈姆雷特，马克白，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六种。尚有二种在进行中，已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印行。研究方面，已成莎士比亚概论一册(尚未付印)，及论文多篇。
校名：国立清华大学。
文科：外国文学。
研究人：王文显，外国语文系主任，四十八岁，江苏省昆山县人。
研究题目：戏剧。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三年八月；预定完毕，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
(五)史学家之研究尤显严谨
民国时期史学界的钱穆和陈寅恪是世人所熟识的名家，以下是他们当年的研究状况：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研究人：钱穆，史学系教授，四十二岁，江苏省无锡县人。
研究题目：近三百年学术史。
研究计划及步骤：
(一)注重学术思想与当时政治社会之相互关系；(二)根据《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研究，可以说明最近国内学术思想之本国的来源，及其利弊得失所在；(三)将来由《近三百年学术史》推溯至北宋，完成《中国近代学术史》，改编宋元明学案，拟自二十五年八月起着手。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年八月；预定完毕，民国二十五年四月。
研究结果：全书十四章，附表一份，总三十余万字，大体于二十四年七月完稿，最近续加校订。
备考：此稿已由上海商务馆承印，于四或五月间可以付排。校名：国立清华大学。研究人：陈寅恪，教授，四十五岁，江西省修水县人。
研究题目：中国中古史。
研究计划及步骤：选择重要问题逐渐研究以期推及全部。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一日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研究结果：已将研究结果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
备考：附武望与佛教论文一篇，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一篇。
钱穆和陈寅恪都是治学相当严谨的学者，这单从他们在《概览》中的记录就能看出：没有一条空缺，而且每一项都记载详细，毫无含混之辞。此外，他们取得的成果也十分引人注意。
(六)兵乱的年代研究中国的兵
当时史学界另一位大师雷海宗的研究颇有特点。
校名：国立清华大学。
文科：历史。
研究人：雷海宗，历史教授，三十四岁，河北省永清县人。
研究题目：中国的兵。
研究结果：已于国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一期出版(民国二十四年十月)。
从历史的角度专门来研究中国的兵，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的确有着独特的意义。不得不佩服这位学者独具个性的学术眼光。
(七)年轻教授的特色研究
《概览》中还收录了几例年龄不及30的教授所作之研究，他们虽然十分年轻，在学术上却势头十足，从选题方向到研究方式都很有特点。
校名：私立大夏大学。
文科：社会学。
研究人：吴泽霖，教授，二十七岁，江苏省常熟县人。
合作人：社会系毕业班同学。
研究题目：中国现行风俗迷信之地域分布。
研究计划及步骤：先将各地之风俗迷信尽为搜集，再举某种之风俗迷信视其地域之分布如何并决定其传播之中心。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年九月起；预定完毕，民国三十年。
研究结果：目前已有十八县之调查记载。
校名：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文科：艺术学。
研究人：张鸿纛，教授，二十五岁，河北省沙河县人。
研究题目：近代音乐。
研究计划及步骤：研究近代各国之乐曲，介绍最近音乐理论。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年二月三日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
研究结果：已译竣，提琴演奏法(北平中华乐社出版)和声学(商务印书馆印刷中)唱歌作曲法(北平中华乐社出版)。著述中：音乐史。
备考：购置乐谱书籍甚感不便。
吴泽霖进行的是社会学的研究，其特点不仅在于他的年轻，更在于他的研究合作人——社会系毕业班同学，其课题为“中国现行风俗迷信之地域分布”，则更是一次最好的实践教育。张鸿纛(曾用名张宏岛、张弘焘，其大部分著作用“张宏岛”署名)年仅25岁，却俨然已是教授职称，让人难以置信，若细看其研究，则必定叹服：他精通近代西方音乐，而这些恰是当时国内少为人知的。
(八)重重阻碍下依旧前行的学术研究
教员若既要任课又要作研究，时间则不太宽裕，更何况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经费不足往往会成为他们很痛心的问题，而且除此之外，总是还会有一些别的问题来干扰他们的研究事业。《概览》中记载了不少类似的抱怨，下面截录几例以作说明：
1 国立暨南大学，张凤。
备考：现在我的兴趣又移到考古调查去了，发现古遗址倒不少，可是外边人妒忌我，要攘夺我。
2 私立燕京大学，郭绍虞。
备考：职务较繁，且无助理，故整理较慢。
3 国立武汉大学，袁昌英。
研究结果：因杂事繁重，不易专显。
在一个被称为“偌大一个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里作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许多无法排解的困难，以上所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当时学术却从未曾停止过。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袁剑)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专题概览》(下文均以《概览》简称之)是关于1934至1936年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专题的概况汇编，文章将以此为基本材料，统计分析其中文科教员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以期考证出民国时期全国文科类学术研究动态的一个侧面。
选择《概览》作为探讨底本决非偶然。首先，《概览》文科类专题在全国范围内收入28所专科以上高等院校教员研究课题，涉及教员(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各级别教员)168名，涵盖学科有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艺术学等七类，对教员的研究课题记载了课题题目、研究人基本信息、研究计划与步骤、研究期间、研究结果、备考、研究人所在学校等信息，比较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学者在文科类研究方面的基本取向。其次，从中国近代史来看，1934至1936年是国民政府统治的鼎盛时期，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占领中共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陷入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而国民政府则走上政治统治的顶峰，这种状态直至1936年“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才有所改变。政治上的繁荣总是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文化上，而学者们的学术研究状况则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核心体现。因此，可以将这三年中国教员的研究方向作为19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方向的典型代表来考察。第三，《概览》由当局教育部颁文统计，学者自填表格，与一般的民间资料相比更具权威性。《概览》所记录的均为当时教员们学术研究的真实状态，若以此为切入点来观照当时整个学术界的动态，将得到比较客观的结果。
一、民国高等院校文科教员研究基本数据统计
《概览》共收入28所专科和专科以上的学校，其中国立院校有北平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所；省立院校有安徽大学、河南大学等6所；私立院校有大夏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13所。28所高校中有19所为专科以上院校，9所为专科院校。
《概览》对文科教员的研究方向共分七类进行调查，分别是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艺术学。教员们在这七大类专题研究当中具体研究的方向不拘一格，不同方向的研究课题数目多达202个。
当时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包括国立和省立)数目相当；专科以上院校占大多数，专科院校相对要少。各类学校的教员都在进行学术研究，且各科皆有涉及。研究虽主要集中在专科以上院校，但专科院校的研究也比较积极。就研究方向而言，几乎每类学校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都要多于甚至远多于对其他科目的研究(唯私立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稍多于中国文学研究)。艺术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私立学校与专科学校。
虽然国立大学的研究课题数量占绝对优势，但是有几所省立与私立院校的研究课题数量也很突出，除声誉一向很好的燕京大学外，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私立福建协和学院、私立辅仁大学、省立安徽大学的研究数量都比较多。
国立大学中，武汉大学的课题量名列第一，而同样被称为民国国立大学“五大名校”之一的浙江大学却因只有两个研究课题而名列16所学校中的最后一位。由北京地区9所高校组合而成(北京大学因抗议后退出)的北平大学的研究课题也不多，仅11项而已。而由孙中山一手创立的中山大学，于学术上似乎也不太热心，研究课题仅3项而己。
省立大学中引人注意的是河北女师。河北女师作为当时一个省立专科院校有11项研究(与北平大学同)，且不论其研究质量如何，光数量就比下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国立大学。
私立大学中的燕京大学是当时国内很有名的一所教会大学，1916年由美英两国建立的三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几年后逐渐发展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院校，其学术研究能力也令人刮目相看，其研究课题17项，仅比位列第一的武汉大学少一项。与教育经费一直紧张的国立、省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中的教会大学在经济方面基本上没有十分窘迫的时候，这无疑对促进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概览》载入研究人员168名，其中140名确定为在校教员，分别是教授94名，副教授7名，讲师17名，助教2名，研究员3名，未载明职别的教员17名；另有一部分参加研究工作的其他人员(主要包括学生、助理、特约讲座、教学行政干部、图书管理员等)28名。168名研究人员中，156名为男性，12名为女性。
就职别而言，民国时期从事学术研究的多为教授，但不局限于教授，各种职称的在校人员都有参与学术研究者；就性别而言，参加学术研究的男教员占绝大多数。
《概览》所收入的文科研究人员年龄跨度比较大，最小的研究者年仅24岁(黄恩怜，私立岭南大学，学生，女，24岁，广东省番禺县人，旧凤凰村调查和三水河口蛋民调查课题研究合作者)；最长者则年至75岁高龄(姚永朴，省立安徽大学，特约经学讲座，75岁，安徽省桐城县人，蜕私轩诗说课题研究者)。总体而言，民国时期高校从事研究的教员大多处于壮年时期(30岁到49岁之间)。总之，各个年龄阶段的教员均有从事研究，其中研究哲学的教员年龄整体偏高，研究文学的教员年龄整体偏低。
据《概览》反映，民国时期有不少教员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并不局限于某一方向，如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朱光潜同时做中国文学和史学研究，国立四川大学的教授庞石帚同时做文史哲三科研究。
二、文学类教员研究成果与方向数据统计
民国时期各学科中从事文学研究的教员最多，课题亦最多，足见文学在当时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将文学单列出来作具体的统计分析。
根据《概览》的记录来看，事实上有不少的研究课题已有成果问世，或出版专著、或发表论文、或印作讲义，不一而足。当然很大一部分教员的课题正处于研究当中，也有一些没有记载或没有明确记载研究结果。
首先，中国文学类61个课题得成果33项，平均结果不到1项，此种现象值得考虑。民国的研究者们似乎并不热心于出太多“成果”。其次，就外国文学而言，以编索引的方式所出成果比較多。此外，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比较也能发现不少问题，外国文学研究的平均结果是1.78，将近中国文学研究的3倍，很让人疑惑。然若细查《概览》，则发现外国文学的成果大多为翻译或编辑作品，理论作品很少，如此可见，外国文学研究要出成果比中国文学要容易得多，故而成果也多。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研究结果的形式来看，有一栏为讲义和教材，即直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授 于课堂之上，这在当代很少见。
文学研究分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个方向，当时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远多于外国文学，近其两倍。因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在内容与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为便于比较分析，下面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类科目分别叙述之。
《概览》收入中国文学研究题目61个，居于所有研究科目中的首位，根据这61个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并参考现代文学基本课程分类，可将这61个文学课题分为13类：诗歌、戏曲、文献整理、文字、方言问题、汉语语法、文学批评、文章、经学、新文学、语言学、思想文化、小说。
《概览》中收入外国文学研究课题共32个，在所有研究科目當中，除中国文学外，稍少于历史与哲学，排在第四位。同样，参照其研究内容与现代基本学科分类可将其划分为lO个小类方向。
民国时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教员可以相当自由地进行选题，研究的具体内容也很丰富。然而，就当时研究者的学术取向来看，真正研究新学的教员却相当之少，关于新学研究的课题也寥寥无几，中国文学61项课题中，仅新文学研究、中国文学思潮、国防文学之建设及其前途3项涉及新学而已。
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的领域内也很自由，但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地停留在工具书的编写与对外国作品作家的译介上，而关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系统介绍与分析却比较少。
通过对统计材料的比较可以发现，诗歌和戏剧是当时中外文学研究者都偏爱的研究方向。对于诗歌方面，中国文学研究者比较重视诗歌的整体发展状况。对于戏剧方面，元明清(尤其是元代)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而莎士比亚戏剧则是外国文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课题，这无可厚非。但是早先被称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头戏，大家在同一时期开始特别关注中西方戏剧，这大概与当时戏剧性的社会现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倒是被梁启超及其后继者大力吹捧的小说，无论在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都没有什么市场，中国文学中唯有《红楼梦》稍稍引起了学者的兴趣。
三、文科教员研究状况个案分析
《概览》中记录的教员有许多是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有的甚至是现今公认的大师，文章整理几例世人熟悉的大师级学者的资料，看看在国民政府文化、政治最鼎盛的那几年，学术界的大师们在研究上处于何种状态。
(一)文学院长作哲学研究
按照《概览》的顺序，依旧是从哲学开始，而哲学类中排在第一的便是胡适。
《概览》记载的基本信息如下：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文科：哲学。
研究题目：《楞伽宗考》。
研究人：胡适，教授，男，四十四岁，安徽省人。
研究计划及步骤：此为《中国思想史》之一章，专研究菩提达摩一派的原始状况；计划，仅用《南宗》兴起以前的史料，不令后出之伪史料混乱较古之原料。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十三年起即搜集材料，随时有论文发表；完毕，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写完本篇。
研究结果：写定为《楞伽宗考》，约二万字，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现收入《胡适论学近著》，页198-2 38。
胡适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造诣。他一开始进北大时任教于哲学系，但是在1934至1936年之间他在北大所任职务是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当时还有不少别的头衔，但此职应该是他当时最耀眼的光环)，有意思的是，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却埋首于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界的另一大师冯友兰亦在《概览》中有载，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哲学系主任。
校名：国立清华大学。
文科：哲学。
研究人：冯友兰，教授，四十岁，河南省唐河县人。
研究题目：新理学。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三年十月起。
研究结果：拟写一书尚未成，二十四年度因讲授老庄，朱子，故此书暂停写。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最终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学术研究与所任课程相关联
在考察中国文学教员之前，先看一看从1935年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截取的一些相关信息：
中国文学史概要(胡适)、中国文学史一(傅斯年，本年停)、中国文学史二(傅斯年，本年停)、中国文学史三(胡适)、中国文学批评(郑奠，本年停)、诗论(朱光潜)、民间文艺(魏建功)、日本文学及背景(周作人)、楚辞(闻一多)、周汉文(郑奠休假，罗庸代授)、唐宋散文(余嘉锡)、唐诗(罗庸)、唐宋词(顾随)、元明散曲(顾随)、小说(孙楷第)、传记文学(郑奠，本年停)、作文一(附散文选读)(冯文炳)、作文二(韵文实习)(顾随)、作文三(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冯文炳)、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胡适、傅斯年、罗庸)、传记专题实习(胡适)。
从此课表可见，这一年胡适、顾随和傅斯年在北大中文系比较活跃，分别开设课程4门、3门、3门(罗庸亦有3门，但因周汉文是代郑奠所授，故不记在内)。然而《概览》中，除胡适的名字出现在哲学类之外，另两位的名字并未出现。倒是朱光潜、周作人、罗庸、孙楷第、余嘉锡等人都有相关研究，不一定都归于中国文学类，却是都与他们所任课程多少有点关联。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文科：中国文学。
研究人：朱光潜，教授，三十九岁，安徽省桐城县。
研究题目：文艺心理学；诗学。
研究计划及步骤：《诗学》
从美学观点研究诗的起源，本质，音律，情趣，意象诸问题，同时对于中国诗作一种有系统的学理的研究。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三年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五年八月。
研究结果：(《诗学》一部分在大公报(《从生理观点论诗的气势与神韵》，《诗与谐隐》)，东方杂志(《诗的起源》)，人间世(《诗的隐与显》)诸刊物发表。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文科：史学。
研究人：朱光潜，教授，三十九岁，安徽省桐城县人。
研究题目：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
研究期间：在搜集材料。
研究结果：已成《巫考》一篇。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文科：史学。
研究人：周作人，教授，五十二岁，浙江省绍兴县人。
研究题目：日本神话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一日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文科：史学。
研究人：罗庸，国文系教授，三十六岁，江苏省江都县人。 研究题目：中国中古文学史专题研究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三年八月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四年七月，至少完成二题至四题。
朱光潜研究的诗学，周作人研究的日本神话，罗庸研究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专题等很多教员的课题，都与他们各自担任的课程(诗论、日本文学及背景、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等)相关，这样一种教学与研究方式，对学生来说，课堂上听到的是教员最新的学术成果，十分有利于他们在学生时代便接触到学术前沿；就师生关系而言，教员讲授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总比背他人所编之台词更有热情，而学生对新生事物之兴趣又往往多于统一教材之老生常谈，师生情绪各自到位，课堂效果可想而知。
(三)现代文学大家作古典文学研究
民国时期还有一個文学大师不得不提，即著名的现代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朱自清先生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教的也是中国文学的课程。
校名：国立清华大学。
文科：中国文学。
研究人：朱自清，教授，三十七岁，浙江省绍兴县人。
研究题目：毛诗释兴。
研究计划及步骤：(一)研究毛诗中兴诗(115)首之传笺；(二)参考陈奂马瑞辰胡承琪诸家之说；(三)兴与比之别(参考传笺以下至唐宋诸家说)；(四)毛诗中兴计之义(五)毛诗与左传。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四年九月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五年四月。
提起朱自清，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的《背影》、《荷塘月色》、《春》、《匆匆》等经典散文，却不曾知作为现代文学之至尊，在其盛年时期潜心研究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之源《诗经》。
(四)传播外国文学者很少作研究
据陈平原先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所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大外文系(英文系、西文系)讲授文学课程的教授先后有胡适、陈源、温源宁、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潘家洵、张欣海、王文显、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艾克敦等，阵容相当强大。”然而从《概览》来看，研究阵容却不如任教阵容之洋洋可观，仅梁实秋有研究在案，另有王文显的研究，却是他任清华外文系主任时的课题。
校名：国立北平大学。
文科：外国文学。
研究人：梁实秋，教授，三十四岁，河北省北平县人。
研究题目：莎士比亚之翻译与研究。
研究计划及步骤：拟译莎士比亚之全集，并研究其生平，艺术，背景等。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一年：预定完毕，民国三十一年。
研究结果：翻译方面已陆续完成者有哈姆雷特，马克白，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六种。尚有二种在进行中，已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印行。研究方面，已成莎士比亚概论一册(尚未付印)，及论文多篇。
校名：国立清华大学。
文科：外国文学。
研究人：王文显，外国语文系主任，四十八岁，江苏省昆山县人。
研究题目：戏剧。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三年八月；预定完毕，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
(五)史学家之研究尤显严谨
民国时期史学界的钱穆和陈寅恪是世人所熟识的名家，以下是他们当年的研究状况：
校名：国立北京大学。
研究人：钱穆，史学系教授，四十二岁，江苏省无锡县人。
研究题目：近三百年学术史。
研究计划及步骤：
(一)注重学术思想与当时政治社会之相互关系；(二)根据《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研究，可以说明最近国内学术思想之本国的来源，及其利弊得失所在；(三)将来由《近三百年学术史》推溯至北宋，完成《中国近代学术史》，改编宋元明学案，拟自二十五年八月起着手。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年八月；预定完毕，民国二十五年四月。
研究结果：全书十四章，附表一份，总三十余万字，大体于二十四年七月完稿，最近续加校订。
备考：此稿已由上海商务馆承印，于四或五月间可以付排。校名：国立清华大学。研究人：陈寅恪，教授，四十五岁，江西省修水县人。
研究题目：中国中古史。
研究计划及步骤：选择重要问题逐渐研究以期推及全部。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一日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研究结果：已将研究结果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
备考：附武望与佛教论文一篇，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一篇。
钱穆和陈寅恪都是治学相当严谨的学者，这单从他们在《概览》中的记录就能看出：没有一条空缺，而且每一项都记载详细，毫无含混之辞。此外，他们取得的成果也十分引人注意。
(六)兵乱的年代研究中国的兵
当时史学界另一位大师雷海宗的研究颇有特点。
校名：国立清华大学。
文科：历史。
研究人：雷海宗，历史教授，三十四岁，河北省永清县人。
研究题目：中国的兵。
研究结果：已于国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一期出版(民国二十四年十月)。
从历史的角度专门来研究中国的兵，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的确有着独特的意义。不得不佩服这位学者独具个性的学术眼光。
(七)年轻教授的特色研究
《概览》中还收录了几例年龄不及30的教授所作之研究，他们虽然十分年轻，在学术上却势头十足，从选题方向到研究方式都很有特点。
校名：私立大夏大学。
文科：社会学。
研究人：吴泽霖，教授，二十七岁，江苏省常熟县人。
合作人：社会系毕业班同学。
研究题目：中国现行风俗迷信之地域分布。
研究计划及步骤：先将各地之风俗迷信尽为搜集，再举某种之风俗迷信视其地域之分布如何并决定其传播之中心。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年九月起；预定完毕，民国三十年。
研究结果：目前已有十八县之调查记载。
校名：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文科：艺术学。
研究人：张鸿纛，教授，二十五岁，河北省沙河县人。
研究题目：近代音乐。
研究计划及步骤：研究近代各国之乐曲，介绍最近音乐理论。
研究期间：开始，民国二十年二月三日起；预定完毕，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
研究结果：已译竣，提琴演奏法(北平中华乐社出版)和声学(商务印书馆印刷中)唱歌作曲法(北平中华乐社出版)。著述中：音乐史。
备考：购置乐谱书籍甚感不便。
吴泽霖进行的是社会学的研究，其特点不仅在于他的年轻，更在于他的研究合作人——社会系毕业班同学，其课题为“中国现行风俗迷信之地域分布”，则更是一次最好的实践教育。张鸿纛(曾用名张宏岛、张弘焘，其大部分著作用“张宏岛”署名)年仅25岁，却俨然已是教授职称，让人难以置信，若细看其研究，则必定叹服：他精通近代西方音乐，而这些恰是当时国内少为人知的。
(八)重重阻碍下依旧前行的学术研究
教员若既要任课又要作研究，时间则不太宽裕，更何况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经费不足往往会成为他们很痛心的问题，而且除此之外，总是还会有一些别的问题来干扰他们的研究事业。《概览》中记载了不少类似的抱怨，下面截录几例以作说明：
1 国立暨南大学，张凤。
备考：现在我的兴趣又移到考古调查去了，发现古遗址倒不少，可是外边人妒忌我，要攘夺我。
2 私立燕京大学，郭绍虞。
备考：职务较繁，且无助理，故整理较慢。
3 国立武汉大学，袁昌英。
研究结果：因杂事繁重，不易专显。
在一个被称为“偌大一个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里作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许多无法排解的困难，以上所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当时学术却从未曾停止过。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