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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已有三十年的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是广西政府文学最高奖，获奖作品无疑是广西文艺尖端成果的体现。集中阅读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的文学类获奖作品，可对近两年广西文学创作面貌与未来走向有一定的把握。这次共有十部（篇）作品获奖，其中小说六部（含儿童文学一部），诗歌两部，报告文学一部，理论著作一部。通读作品，可以发现它们共享的文学元素：着力于情感的书写、对方志与故乡资源的盘活，是这十部作品的较大公约数，或也是这一时期广西文学创作别有意味的关键词，显示出重视挖掘本土文化潜力，聚焦书写八桂大地的倾向。
着力于情感的书写
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新时代，外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但作家的笔触却不约而同地对家庭生活与人际关系进行打量与书写，这是本届铜鼓奖获奖文学作品最为明显的共有特征。不管是创作者的立场，还是作品人物身上，都萦绕着浓烈的情感因素。
凡一平长篇小说《蝉声唱》的故事主线是蓝必旺与罗光灯“身世转变”交换人生的故事。小说在南宁凤岭与红水河上岭村的两种生活之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两个家庭四位父母都是颇有人情味的人物，故事在残酷中透出缕缕温情。作家还写到上海余海明、上岭村樊家宁的家庭故事与人生悲欢，将几个家庭故事试图写得具有涵盖力，把当代历史变动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影视行业、作家生活等内容纳入其中。甚至，作家倾情写下的后记也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抒情散文。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围绕蛋镇与电影院这两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历史名词，贯穿起十几个与之相关的短篇故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是小说的主要构成，故事直指亲子关系、男女关系、乡邻关系，写出了特定时空中的人际往还。同时，作家对蛋镇与电影院的偏爱与持续书写也构成了小说的情感基调。
杨仕芳的小说《而黎明将至》虽然主线是一则因恶作剧而导致的少年心理阴影与成长代价的故事，但通过小四哥的亲见与描述，作家将杨立山一家三代人在林荫镇南山村的艰难生活与亲情呈现给读者，村里与山外的生活对比、穷人家庭的孩子过继问题也在其间得到揭示。唐女的《行走的稻草人》依托今天社会逐渐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虚构了一位将记忆植入稻草人而陪伴自己一度抛弃的妻子的画家。故事之没有更明显的漏洞，得益于小说情感逻辑的完善，这无疑分享了古典文学中因情死而复生的故事逻辑。
王勇英的儿童文学《花石木鸟》题材虽然是苗族生活与文化的继承，但让读者印象深刻的却是此作弥漫着的情感：苗母曾祖奶一家人的和乐氛围，晚辈对长辈的尊敬与服从，长辈对晚辈的疼爱与溺爱，嘎沙兄弟对妹妹嘎闹的关爱与保护，苗母与苗石曾祖奶的冰释前嫌，花木鸟与石木鸟两个紧邻的寨子合伙编织“以衣为书，千年传记”的百羽千花衣，直至苗族文化传承人的选择条件，都强调与展扬大爱之心。凡此种种，无不紧扣着浓浓的情感。两获铜鼓奖的宋安群，此次新作《天籁地声——广西情歌之旅》是一部广西情歌的研究著作，作者的研究动力与立足点都来自对广西山歌文化的沉溺与挚爱，才有徜徉其中的乐趣与发现，他将广西情歌放在世界文化中进行比对，指认出广西情歌的特别之处：表演性、竞技性与情色性的合理结合。这种情感的真实介入，使得该书比一般的学术著作显得更有研究者的在场感与对歌现场的生动气息，增强了学术可信度。
诗歌更是重在情感的书写。庞白的散文诗集《唯有山川可以告诉》借助文化大散文的写作模式将作家的行走体验娓娓道来，抓住一些观察到的场景做细致的生发，把诗人对八桂大地的浓情蜜意展露无遗，因亲近而至的震撼必将感染更多人。田湘诗集《练习册》中有十七首以铁路和七首以广西地方风物为题材的诗歌比较惹眼，这些作品虽有叙事的明显痕迹，但是诗行间的情感自是不能忽略，抒情性一仍其旧。
不仅虚构类文本弥散着情感，纪实的报告文学同样主打情感牌。《哭了 笑了》的素材为作者何培嵩以七十三岁高龄在南宁市明天学校与孤儿同吃同住半年搜集所得，作品主要讲述校内师生的感人事例。孤儿是困难儿童、问题儿童，易产生自卑心理、孤独心理、逆反心理、报复心理、消极心理、沮丧心理、厌学心理，他们的启蒙教育道阻且长。如首篇《写“血书”的小男孩》中的韦大年，敏感、自卑、叛逆。一岁时父亲患病，六岁父亲离世，母亲离家出走，年幼的他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因家贫十岁才到明天学校读书，被称为“赖尿王”遭到同学戏弄，他为此常与同学打架，甚至用血在墙上写了“去死”。李江北老师每天三巡男生宿舍，与学生同室就寝，定时叫醒韦大年起床解手。明天学校里有很多韦大年，也有很多类似李江北的教师。正是李老师们的甘于奉献，用爱心烛照孤儿，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有些孩子甚至考上了大学。
文以情动人，情感教育也是文学社会功用的内在层次之一。此次获奖的作品都没有远离这一点，至少在俘获读者上走出了坚实一步。但持续的关注与书写未始不是对缺失的一种呼唤，实在表明当下情感教育的必要。
对方志与故乡资源的盘活
文学研究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与强调历史化的治学态度，越来越成为当下的学术热点与方向，这无疑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某种暗示。同时，对熟悉的地域和题材进行书写越来越成为作家多年写作后的不自觉选择，回望故乡成为一种常见的姿态。诚如朱山坡所言：“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精神故乡，对那里熟悉，有感情，有记忆，有痛感，他每次下笔都自然而然地想到那里，即使他的思绪已经到达浩瀚的宇宙，但最终还会回到那里。”[1]当代文学史出现了很多带有浓重个人印记的精神故乡或写作根据地，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香椿树街、余华的南门，也有朱山坡的米庄、蛋镇与凡一平的上岭。这种现象从《蛋镇电影院》与《蝉声唱》中能找到明显的对应。
朱山坡从诗歌转向小说写作已有十四年，偏爱虚构的他在访谈中说道：“米庄就是我的故乡原形。它没有像高密东北乡那样具有那么多的‘最’。它很正常，很普通，没有极端，承载的东西其他村庄也会有。我只是对它熟悉，有感觉，它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它让我懂得正常的乡村伦理和道德规范。每个人都对家乡感情真挚，家乡每一天都在变化，但既不是变得更好，也不是变得更坏。虽然我对家乡有很多的不满意，但我不愿意刻意批判它、矮化它，我更愿意呈现它的美好和善意。”[2]正是这种持平的态度让他的写作显出平和气息，在多维立体的呈现中将故乡的面影不断丰富，营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朱山坡近来虽借鉴了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与安德森的《小镇畸人》结构小说的办法，但是他展开的故事却是地道的家乡故事。如面对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命题作文《凤凰》，朱山坡还是将小说拉回到他熟悉的蛋镇，调用的还是他熟悉的小镇记忆。通过《风暴预警期》与《蛋镇电影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西边地小镇的样貌在他笔下逐渐成形：蛋河、电影院、乌鸦岭、四方井、南洋大街、天主教堂、供销社、棺材铺、国营照相馆、东风旅行社、百货大楼、肉行、布行、粮站，构成了镇内建筑布局与生活场景，蛋鎮与鹿角镇、鹅镇、平谷镇、白马镇成为高州下属的区划建制，留下人物驰骋的空间。作家在这片时空里安置他的人物、驰骋他的想象，讲述属于他记忆深处的故事。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朱山坡对电影的痴迷，这跟他的老乡、身居外地已久的女作家林白可以相比，2000年出版的《玻璃虫——我的电影生涯：一部虚构的回忆录》写下的都是林白对电影艺术的沉溺与喜爱，《风暴预警期》对洪水风暴的书写及流溢出的情感，让笔者时时想到林白1995年在《青苔》中对北流洪水的夸张式书写。这种跨越时空的不约而同，提醒我们注意这片土地对于两位作家的滋养。 凡一平与故乡上岭村的关系成为他创作中不能回避的话题。他出生的上岭村与工作过的刁江、龙江、澄江边上的村落，都成为他写作的素材，《顺口溜》（2005年）、《撒谎的村庄》（2005年）、《扑克》（2008年）、《上岭村的谋杀》（2013年）、《上岭村编年史》（2018年）与《蝉声唱》（2019年）都是对故乡的持续书写，“我故乡的标志就是我现在看见的这条生动、沉重、美丽的河流。我用蟒来比喻它，是因为数十年来它总是缠绕着我，无论是在故乡、域外还是梦里，我都无法离开它的缠绕。这条河流让我害怕、勇敢、忧患、欢乐和喜爱。它霸气、强大、活泼，也很严酷，但从来不伤害我。我在它的怀抱中降生和成长。我的身上有它的性格，因为我是它的孩子。”[3]这种与故乡的缠绕是作家的精神来处，也成为他作品的底色。写在《上岭村编年史》书腰上的“一个没有故乡的作家，是没有出路的”暗示了故乡对他的重要意味，期待凡一平可以继续加强上岭书写，营构更厚重的文学世界。
历史小说《灵渠》是三获铜鼓奖的黄继树的用心之作，对方志资源的借重是该书的一大特点。他对畅销多年的《桂系演义》有着堪比信史的自信，此次面对灵渠这一广西实存的人工文物亦做足了案头工作。据作家在《创作札记》中透露，他从《汉书》《后汉书》《史记》等史书与《水经注》等方志中探查出灵渠在唐朝以前不闻于世，多方引证古代诗词作为证据，表明作家的基本态度：灵渠以小巧取胜，但位置却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他对灵渠进行了文学观照，用想象力补足了那些方志与史书只言片语提到的关于灵渠的文字。作家对方志资源的重视与借用，加强了作品的实证性与客观性，也是盘活写作资源的有效途径。庞白在《唯有山川可以告诉》后记中对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前生后世充满好奇，对方志资源的激活与借重无疑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对神秘而久远的广西，作家大有可为的空间。
注释：
[1][2]唐诗人、朱山坡：《成为一个有情怀的作家》，《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1期。
[3]凡一平：《乡音》，《民族文学》2009年第11期。
→ 朱厚刚 1984年生人，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广西文学，现任教于廣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
着力于情感的书写
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新时代，外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但作家的笔触却不约而同地对家庭生活与人际关系进行打量与书写，这是本届铜鼓奖获奖文学作品最为明显的共有特征。不管是创作者的立场，还是作品人物身上，都萦绕着浓烈的情感因素。
凡一平长篇小说《蝉声唱》的故事主线是蓝必旺与罗光灯“身世转变”交换人生的故事。小说在南宁凤岭与红水河上岭村的两种生活之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两个家庭四位父母都是颇有人情味的人物，故事在残酷中透出缕缕温情。作家还写到上海余海明、上岭村樊家宁的家庭故事与人生悲欢，将几个家庭故事试图写得具有涵盖力，把当代历史变动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影视行业、作家生活等内容纳入其中。甚至，作家倾情写下的后记也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抒情散文。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围绕蛋镇与电影院这两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历史名词，贯穿起十几个与之相关的短篇故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是小说的主要构成，故事直指亲子关系、男女关系、乡邻关系，写出了特定时空中的人际往还。同时，作家对蛋镇与电影院的偏爱与持续书写也构成了小说的情感基调。
杨仕芳的小说《而黎明将至》虽然主线是一则因恶作剧而导致的少年心理阴影与成长代价的故事，但通过小四哥的亲见与描述，作家将杨立山一家三代人在林荫镇南山村的艰难生活与亲情呈现给读者，村里与山外的生活对比、穷人家庭的孩子过继问题也在其间得到揭示。唐女的《行走的稻草人》依托今天社会逐渐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虚构了一位将记忆植入稻草人而陪伴自己一度抛弃的妻子的画家。故事之没有更明显的漏洞，得益于小说情感逻辑的完善，这无疑分享了古典文学中因情死而复生的故事逻辑。
王勇英的儿童文学《花石木鸟》题材虽然是苗族生活与文化的继承，但让读者印象深刻的却是此作弥漫着的情感：苗母曾祖奶一家人的和乐氛围，晚辈对长辈的尊敬与服从，长辈对晚辈的疼爱与溺爱，嘎沙兄弟对妹妹嘎闹的关爱与保护，苗母与苗石曾祖奶的冰释前嫌，花木鸟与石木鸟两个紧邻的寨子合伙编织“以衣为书，千年传记”的百羽千花衣，直至苗族文化传承人的选择条件，都强调与展扬大爱之心。凡此种种，无不紧扣着浓浓的情感。两获铜鼓奖的宋安群，此次新作《天籁地声——广西情歌之旅》是一部广西情歌的研究著作，作者的研究动力与立足点都来自对广西山歌文化的沉溺与挚爱，才有徜徉其中的乐趣与发现，他将广西情歌放在世界文化中进行比对，指认出广西情歌的特别之处：表演性、竞技性与情色性的合理结合。这种情感的真实介入，使得该书比一般的学术著作显得更有研究者的在场感与对歌现场的生动气息，增强了学术可信度。
诗歌更是重在情感的书写。庞白的散文诗集《唯有山川可以告诉》借助文化大散文的写作模式将作家的行走体验娓娓道来，抓住一些观察到的场景做细致的生发，把诗人对八桂大地的浓情蜜意展露无遗，因亲近而至的震撼必将感染更多人。田湘诗集《练习册》中有十七首以铁路和七首以广西地方风物为题材的诗歌比较惹眼，这些作品虽有叙事的明显痕迹，但是诗行间的情感自是不能忽略，抒情性一仍其旧。
不仅虚构类文本弥散着情感，纪实的报告文学同样主打情感牌。《哭了 笑了》的素材为作者何培嵩以七十三岁高龄在南宁市明天学校与孤儿同吃同住半年搜集所得，作品主要讲述校内师生的感人事例。孤儿是困难儿童、问题儿童，易产生自卑心理、孤独心理、逆反心理、报复心理、消极心理、沮丧心理、厌学心理，他们的启蒙教育道阻且长。如首篇《写“血书”的小男孩》中的韦大年，敏感、自卑、叛逆。一岁时父亲患病，六岁父亲离世，母亲离家出走，年幼的他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因家贫十岁才到明天学校读书，被称为“赖尿王”遭到同学戏弄，他为此常与同学打架，甚至用血在墙上写了“去死”。李江北老师每天三巡男生宿舍，与学生同室就寝，定时叫醒韦大年起床解手。明天学校里有很多韦大年，也有很多类似李江北的教师。正是李老师们的甘于奉献，用爱心烛照孤儿，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有些孩子甚至考上了大学。
文以情动人，情感教育也是文学社会功用的内在层次之一。此次获奖的作品都没有远离这一点，至少在俘获读者上走出了坚实一步。但持续的关注与书写未始不是对缺失的一种呼唤，实在表明当下情感教育的必要。
对方志与故乡资源的盘活
文学研究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与强调历史化的治学态度，越来越成为当下的学术热点与方向，这无疑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某种暗示。同时，对熟悉的地域和题材进行书写越来越成为作家多年写作后的不自觉选择，回望故乡成为一种常见的姿态。诚如朱山坡所言：“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精神故乡，对那里熟悉，有感情，有记忆，有痛感，他每次下笔都自然而然地想到那里，即使他的思绪已经到达浩瀚的宇宙，但最终还会回到那里。”[1]当代文学史出现了很多带有浓重个人印记的精神故乡或写作根据地，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香椿树街、余华的南门，也有朱山坡的米庄、蛋镇与凡一平的上岭。这种现象从《蛋镇电影院》与《蝉声唱》中能找到明显的对应。
朱山坡从诗歌转向小说写作已有十四年，偏爱虚构的他在访谈中说道：“米庄就是我的故乡原形。它没有像高密东北乡那样具有那么多的‘最’。它很正常，很普通，没有极端，承载的东西其他村庄也会有。我只是对它熟悉，有感觉，它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它让我懂得正常的乡村伦理和道德规范。每个人都对家乡感情真挚，家乡每一天都在变化，但既不是变得更好，也不是变得更坏。虽然我对家乡有很多的不满意，但我不愿意刻意批判它、矮化它，我更愿意呈现它的美好和善意。”[2]正是这种持平的态度让他的写作显出平和气息，在多维立体的呈现中将故乡的面影不断丰富，营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朱山坡近来虽借鉴了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与安德森的《小镇畸人》结构小说的办法，但是他展开的故事却是地道的家乡故事。如面对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命题作文《凤凰》，朱山坡还是将小说拉回到他熟悉的蛋镇，调用的还是他熟悉的小镇记忆。通过《风暴预警期》与《蛋镇电影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西边地小镇的样貌在他笔下逐渐成形：蛋河、电影院、乌鸦岭、四方井、南洋大街、天主教堂、供销社、棺材铺、国营照相馆、东风旅行社、百货大楼、肉行、布行、粮站，构成了镇内建筑布局与生活场景，蛋鎮与鹿角镇、鹅镇、平谷镇、白马镇成为高州下属的区划建制，留下人物驰骋的空间。作家在这片时空里安置他的人物、驰骋他的想象，讲述属于他记忆深处的故事。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朱山坡对电影的痴迷，这跟他的老乡、身居外地已久的女作家林白可以相比，2000年出版的《玻璃虫——我的电影生涯：一部虚构的回忆录》写下的都是林白对电影艺术的沉溺与喜爱，《风暴预警期》对洪水风暴的书写及流溢出的情感，让笔者时时想到林白1995年在《青苔》中对北流洪水的夸张式书写。这种跨越时空的不约而同，提醒我们注意这片土地对于两位作家的滋养。 凡一平与故乡上岭村的关系成为他创作中不能回避的话题。他出生的上岭村与工作过的刁江、龙江、澄江边上的村落，都成为他写作的素材，《顺口溜》（2005年）、《撒谎的村庄》（2005年）、《扑克》（2008年）、《上岭村的谋杀》（2013年）、《上岭村编年史》（2018年）与《蝉声唱》（2019年）都是对故乡的持续书写，“我故乡的标志就是我现在看见的这条生动、沉重、美丽的河流。我用蟒来比喻它，是因为数十年来它总是缠绕着我，无论是在故乡、域外还是梦里，我都无法离开它的缠绕。这条河流让我害怕、勇敢、忧患、欢乐和喜爱。它霸气、强大、活泼，也很严酷，但从来不伤害我。我在它的怀抱中降生和成长。我的身上有它的性格，因为我是它的孩子。”[3]这种与故乡的缠绕是作家的精神来处，也成为他作品的底色。写在《上岭村编年史》书腰上的“一个没有故乡的作家，是没有出路的”暗示了故乡对他的重要意味，期待凡一平可以继续加强上岭书写，营构更厚重的文学世界。
历史小说《灵渠》是三获铜鼓奖的黄继树的用心之作，对方志资源的借重是该书的一大特点。他对畅销多年的《桂系演义》有着堪比信史的自信，此次面对灵渠这一广西实存的人工文物亦做足了案头工作。据作家在《创作札记》中透露，他从《汉书》《后汉书》《史记》等史书与《水经注》等方志中探查出灵渠在唐朝以前不闻于世，多方引证古代诗词作为证据，表明作家的基本态度：灵渠以小巧取胜，但位置却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他对灵渠进行了文学观照，用想象力补足了那些方志与史书只言片语提到的关于灵渠的文字。作家对方志资源的重视与借用，加强了作品的实证性与客观性，也是盘活写作资源的有效途径。庞白在《唯有山川可以告诉》后记中对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前生后世充满好奇，对方志资源的激活与借重无疑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对神秘而久远的广西，作家大有可为的空间。
注释：
[1][2]唐诗人、朱山坡：《成为一个有情怀的作家》，《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1期。
[3]凡一平：《乡音》，《民族文学》2009年第11期。
→ 朱厚刚 1984年生人，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广西文学，现任教于廣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