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电信——这位要为中国电信产业扛起3G标准大旗的“技术英雄”，在政府、运营商、甚至竞争对手尚能迈着方步权衡时，自己早已失去选择的权力，也许它就将死在TD-SCDMA标准的苦路上
　　
　　政府的态度

　　一位转投中兴公司的大唐“叛将”近日向《商务周刊》倾诉：“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不知道是自己玩TD-SCDMA、还是在被TD-SCDMA玩的地步。”
　　他形容大唐此时的境况就像在街头与歹徒搏斗的英雄，周围的看客不但不准备伸出援手，还暗地里盘算“这家伙可能体力不支，大家赶快准备跑，别被歹徒扎着”。
　　最近，一些院士向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联名“请愿”。他们希望政府向市场表明态度，采用大唐的标准。
　　其实，如果说中国政府管理部门没有大力支持TD-SCDMA标准，可是个天大的冤枉。3月8日，在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挂牌典礼上，信息产业部电子产品司司长张琪就大声呼吁国内电信运营商支持大唐标准，他甚至情绪激动地向到场媒体深深鞠躬、连喊三声“拜托了”。
　　大唐总裁周寰对此表示感谢，不过他认为这还只限于“政府某些级别、某些层面官员”，“还要对中国政府更高一层官员有所促动”。
　　在1998年国际电联大会上，信息产业部、中移动、联通都曾向大唐拍胸脯，书面表态：中国标准通过后，一定使用这个标准。但目前状况并不乐观，先是中移动抱着欧洲标准W-CDMA不松手，给TD-SCDMA的定位是作为补充；接着，联通明确追随高通的北美标准CDAMA-2000；最后，信息产业部也开始模棱两可，对采用问题三缄其口，越来越不可琢磨。
　　结果是，不论大唐的竞争对手还是盟友，都开始旁观。
　　信息产业部一位官员告诉本刊，政府管理部门内部意见现在还没有统一。比如，运营商的活动能力是制造商远远没法相比的。因为信息产业部主要是依托原邮电部的班子搭建起来的，因此在信息产业发展的理解、规划、设计上，不可避免会比较多考虑运营商的思路。
　　她分析说，中国的运营商们虽然都是从计划体制中走出来的，但进入市场后，对自己的利益看得就更重。任何对其利益引起风险的举动，无论来自于政府还是市场，都会遭到它们激烈的反对。大唐的TD-SCDMA就是典型例子。
　　因此，如果政府公开承诺采用大唐的TD-SCDMA标准，就等于要运营商也得为制造商承担风险，这是任何一个运营商都不愿轻易接受的事情。
　　而且事实上，运营商的老总在行政级别上都是副部级的高官，将他们游说信息产业部的能力暂且不提，就信息产业部进行强制命令也不一定能指挥得动。
　　另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责任承担问题。3G标准问题直接涉及的市场是5000多亿元人民币，间接涉及则高达10万亿。选择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中国未来30年通讯产业发展的成败。这个责任，不但信息产业部、甚至朱基领导的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也不敢随便表态。
　　更深的原因还在于，依靠国外相对成熟的标准，是可以在现有通讯基础上顺利完成的，运营商满意，决策简单、风险小，还能体现出决策者的审慎。这位官员认为，决策风险太大也阻碍了政府对TD-SCDMA标准态度的明确。
　　这位官员特别提到9月下旬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来华时对他们说的一段话：“凡是我们美国政府指定的标准，后来都证明是错误的，所以，还是让市场来决定吧。”
　　
　　运营商的私心

　　在垄断已经不得人心的今天，每个人都得承认，对于大唐来说，市场，也就是运营商的态度甚至更重要。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深谙中国电信运营商们的心思，他告诉本刊，运营商一定会考虑经济承受能力和如何在市场上赚钱的问题，运营商很清楚，在技术的选择上，是一个成本、价格、性能的综合比较。
　　“这不仅包括现在的成本、价格、性能的综合比较，还要包括未来这三方面的综合比较”，杨培芳说，WCDMA由27个企业组成的联盟支持，有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DOCOMO；CDMA2000名下的企业有高通、朗讯、摩托罗拉、北电等，也有十几家。这样，运营商在设备的选择上会有充分挑挑拣拣的可能。如果设备的提供只有一家，结果可能就是给什么你就只能要什么。他认为，虽说大唐一再强调自己在未来TD-SCDMA的设备提供上搞垄断，但在运营商看来却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事实上，运营商的心态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但有一点它们都很清楚，国际电信联盟对哪些频段用做TD—SCDMA有明确规定，作为国际电联的成员，中国不可能不遵守它的标准。而且连欧洲和北美都给TD-SCDMA留出了TDD频段，作为拥有TD-SCDMA标准自主专利权的中国，政府决不会不分配TDD频段，现在只是什么时间发放和发放多宽频段的问题。
　　中国移动一位技术高官在8月份市场声讨大唐电信业绩“变脸”时，曾向记者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唐可能会死，但TD-SCDMA标准在中国绝对死不了。”
　　记者向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无线网络部新技术商务总监张卫东博士，通信科学家、科健董事长侯自强和中国移动总工程师李默芳咨询过TD-SCDMA技术的商用性、成熟度和市场前景，他们一致中肯地表示从技术的角度讲“无可挑剔”。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怀疑大唐的资金能力能否让它看到TD-SCDMA生金的那一天。
　　其实，资深的圈内人都相信，大唐如果倒了，肯定会有接棒者。现在，市场的残酷性在于，它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让大唐扛起了3G大旗冲在了最前面，在大家都没有作好准备的情况下，必须有人牺牲自己堵枪眼。
　　在运营商看来，只要自己想要3G牌照，肯定会有TDD频段，也就必需有TD-SCDMA技术。但既然市场还没有启动，静观其变胜过蠢蠢欲动，只不过得要继续苦着大唐。
　　在中国移动的官方网站上有一篇《在GSM网络中使用TD-SCDMA——向第三代移动通信过渡的方案建议》的文章。它把演进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GSM网络中提供第三代移动通信业务。也就是在现有GSM基站的站址上增加TDD基站，使用3G TDD/GSM双频双模用户终端，这些初期的3G用户在3G TDD基站覆盖区内，可以享受3G服务。在覆盖区域以外，则使用GSM工作。用此方式，不但可以用更低的投入（平均每用户承担的设备价格将比GSM低20％至30％）实现了GSM系统网络的扩容，还可以为用户密集的城市地区用户提供了3G服务，而且GSM网络的功能将不受影响。
　　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到2004至2005年，各运营商均将开始建设完整的3G通信网络。与第一阶段相比，惟一需要更换的设备就是将城市密集区外的GSM系统更换为3G的系统。而网络中投资最大的部分：城市密集区内的3G系统已经在第一阶段建设了，只需对其接口进行软件升级，不增加硬件的投入。此时，网中不仅有TDD的基站，也将有FDD的基站，此3G网将是一个全国覆盖、国际漫游的完整的网络。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演进或过渡的过程将在上述基本上不大量增加新投资的过程中完成了。
　　就此记者向中国移动那位技术高官征询过它的可行性，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建议记者注意市场上各方面的动态。而记者看到的是，大唐不仅仅加紧了TDD基站的商用化进展，而且把TD-SCDMA手机芯片的生产时间表定在了明年年初。中国移动的基站改造工作也一直在进行着。最有意思的是，他给记者透露了一条消息，中国电信让大唐就“小灵通”向3G平滑过渡的技术解决，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最后的殉道者

　　大唐的悲剧是带着先天性的。这个前身脱胎于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国企，有着太多的计划味道。这一点也是邬贺铨所承认的：“我们一直面临着两个方面的艰难转变：一个是科研机构的市场化转变，另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转变。”而这两个转变贯穿在两年多来大唐TD-SCDMA研发过程的所有恩恩怨怨中。
　　1998年，国际电联向全世界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提案，截止日是1998年6月30日。由大唐起草的TD-SCDMA，当时经吴基传、周德强和杨贤足三位部长签字，以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名义，按照国际程序提交。最后被国际电信联盟认可为10个3G国际标准候选方案之一。
　　2000年5月，国际电信联盟把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和融合工作交给了另外两个国际标准化组织3GPP和3GPP2。为了服从大局和国家利益，信息产业部牺牲了当时已经出现的连宇的LAS-CDMA，力保TD-SCDMA被3GPP正式接纳为国际标准。
　　对标准的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标准，一般都是世界上超一流的企业才搞标准。”很多人无法忘记大唐总裁周寰的慷慨陈词，“过去整个社会根本就不大懂标准有什么意义，不知道高科技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是标准，不知道标准后面隐藏着那么多的专利技术，更不知道标准的采用会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
　　那位跳槽的博士回忆说，大唐投入TD-SCDMA研发工作时，是把它当做国家交给的一项重大科研任务来攻坚，集中物力、人力，甚至有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劲头。大家当时总觉得，无论如何国家会像过去一样做我们的坚实后盾的。大唐很轻易地忽略了自己是一家企业，是一家需要面对市场竞争的企业。
　　“整个过程可想而知：我们仍然按照科研院所的规律办事，把市场标准当成了当年搞两弹一星。”这位博士总结说，“我们被这个所谓的标准给害了”：单打独斗的风格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科研攻坚使自己忽视了市场，主业受损，成了名副其实的竭泽而渔。
　　大唐集团下属的大唐电信股份，由早年的“大牛股”变成了现在的业绩下跌94%。这个曾经与中兴和华为相当的电信制造业巨头，现在已经不能和后者在同一数量级上比较了。
　　8月份，大唐电信公布的2002年上半年报告指出，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较去年同期减少15.5％，实现净利润478万元，较去年同期8239万元减少94.2％。这不是一份让市场满意的成绩表，但更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于9月18日发生，大唐电信突然发布公告，对今年中报中的重要财务数据进行更正，上半年净利润由原来的478万一下子变为亏损1588万，并预测第三季度会继续亏损。当天，大唐电信的股价低开低走，全日跌幅达9.42%，公司市值在一天之内蒸发6亿多。
　　这样一家拥有技术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公司，对巨亏的解释主要是上半年全行业投资缩减所致。而相关产品制造商的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则宣布了它们在这一领域内销售业绩比去年同期都有相当幅度的提高。
　　让大唐失望的是，搞出TD-SCDMA，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胜利”，是“支持国家的产业由被动转为主动”，但这样一个原本“属于国家的事”（大唐总裁周寰语），大唐却必须依靠自己筹集资金。除了申请国家项目几千万的资金，绝大部分都得依靠银行贷款。而因为现在一时还很难看到产品，银行都不大愿意放贷。
　　大唐介绍，2000年大唐集团在TD-SCDMA上的投资是2亿，2001年接近4个亿，这还只是研发阶段。据他估计，要让TD-SCDMA标准完全成熟，大唐需要投入的资金在10亿元以上。
　　据有关方面透露出的财务状况来看，大唐投资到TD-SCDMA项目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工行、建行和华夏银行的贷款，数目不超过5亿人民币。可以预料的是，大唐面临的资金紧缺局面几乎不可能靠自己解决。
　　让大唐羡慕的是，WCDMA由27个企业组成的联盟支持，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DOCOMO，是他们的主要成员，哪一个按人民币计算都是销售额上万亿元的企业。他们拥有技术人员约5万名、研发资金是几十亿美元；CDMA2000名下的企业有高通、朗讯、摩托罗拉、北电等，也是上万亿美元的企业。
　　相比之下，中国大唐不过是4-5亿美元的企业，充其量有500名研究人员去做TD-SCDMA，面对5万名，也仅是百分之一。
　　然而，无论是WCDMA富足、还是CDMA2000的显赫，那是市场化竞争下财富积累的结果。尽管专家们一再宣称：“价值链最上端的是标准，”大唐总裁周寰也一再以自己参与了这高端对话为耀，但他一再宣称：“TD-SCDMA在市场上的成功，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意志。”
　　习惯并寄希望于政府呵护和国家意志的大唐和TD-SCDMA，却忽略了电信市场最大的呼声：反对垄断，尤其反对政府用支持某个企业的政策造成的垄断。在市场里，运营商的态度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