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年年讲，越讲越沉重。道理很简单，按照蒂利的界定，信任就是把弥足珍贵、利害攸关的资源和事业，置于其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如果社会中人人都能诚意正心、以诚待人，那么各人也就不惮于将资源与事业托付他人，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就高。所谓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然而知易行难。比如，日前香港宣布修订《进出口条例》，规定个人限带1.8公斤（约两罐奶粉）离境，而若违规则需面临可判200万港元罚款和最高7年监禁的惩罚。这一举动本不存在对与错，但被舆论解读为中国大陆奶粉产业诚信崩溃的外溢效应的结果。其实，国家质检总局的数据显示，国内乳制产品86%都是合格的，出口产品98%都是合格的。只是过去几起严重的乳业质量事故，导致消费者对国内乳产品的信心还没有恢复。行业部分从业人员的不诚行为，欺骗了消费者，获得了短期利益，但面临的是整个行业长期发展的窘迫之境。
　　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依赖出口驱动。而出口本质上是在本国制度环境变化最小化的前提下，充分借助了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制度环境。同样产自中国的产品，在国内的性价比低于发达国家市场，就是这种制度质量差异的表现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市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中国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开始致力于扩大内需，然而困难重重。其中一项困难是国内诚信不足，带给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甚高。如果不先行构建好诚信的国内制度环境，内需取代外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推动作用的设想，恐怕不易实现。
　　中国历来不是一个诚信缺乏的国家。诚信是商业的基石。作为较早进入商业社会的文明，中国的文明饱含诚信的元素。南朝谢弘征代过世的堂叔打理财产，待堂妹成年后将财产与经营所得全数奉还，这样的故事古往今来不绝于史。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信任问题不是初始存量过少的问题，而是社会转型期信任存量下降过快的问题。
　　诚信下降，与变动环境下的不确定性过大有关。如果一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很大，其行为就容易短期化，希望尽快将手中的权力、资源变现，“捞一票算一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从理论上说，只要有一个人这样做，那么与之打交道的人的最佳策略就是针锋相对，以短期行为对短期行为，以欺骗对欺骗。甚至，当明知对方是诚实守信之人时，自己“欺之以方”所获得的收益，也高于以诚相待的收益（由于惩罚的不确定降低了惩罚的威慑力）。最后的结果就是欺诈成为社会交往中的惯常策略，社会将退化成一个“人人相互投毒”或“一切人与一切人宣战”的霍布斯世界。
　　抽象地说，重建诚信的关键是降低不确定性。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途径。首先是发挥虔诚意识的作用。一个心存敬畏，哪怕是朴实地相信“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公民，其行为要比肆无忌惮的唯物欲者更可预期。
　　其次，制度、法令与程序从制定到实施应相对稳定、透明和公正。这方面要求政府运作更加规范化、机制化，压缩个人之于公器的操作空间。意大利法理学家贝卡利亚有句名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苛，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制度失信不仅造成不确定性，同时还直接伤害前一种渠道“虔诚”。一个原本相信“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公民，如果一次次目睹“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作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心中也难免动摇。
　　第三，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民间组织作为政府部门与市场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现代社会运行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运作得当，可以弥补和纠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以前的晋商、徽商、粤商、苏商等商帮，一方面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之不足，另一方面规范微观市场秩序，对降低社会运行不确定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民政部部长表示“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民政部承担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有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等四大类社会组织今后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这类组织重新活跃起来并在社会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将有助于不确定性的降低和社会诚信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