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大学创始人，被称作“南开先生”，与教育家、学者严修同为天津最早提倡民办教育者。
　　张伯苓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返回天津，先后住在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72号（现为天津市无线电六厂）及和平区南海路5号（现为1号）。1948年6月，被迫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避居重庆，深居简出。1950年春，张伯苓希望北归。5月，从重庆到北京。9月15日，回到天津，与三子张锡祚一家租住大理道87号（现为和平区大理道39号），直到去世。
　　大理道39号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是砖木结构的三层英式别墅。这栋小洋楼为现代建筑风格，淳朴厚重，线条简洁，坡层顶，老虎窗。清水砖墙，腰檐及门窗套秀美。房屋宽敞明亮，采光和通风效果好。室内装潢均为菲律宾原产木制地板、门窗和楼梯，并配有巴洛克式壁炉。后院很大，有花草绿地，形成庭院式格局。晚年张伯苓住在这栋舒适幽美的小洋楼里，生活非常有规律，含饴弄孙，打牌对表，自得其乐，安享人生之福。
　　他每天早晨五点半左右起床，漱洗后六点钟跟着无线电广播做早操，风雨无阻。七点左右吃早餐，早餐吃得很多，几乎“令人瞠目”。据张伯苓的三儿媳瞿安贵回忆，张伯苓每天早晨要喝一碗牛奶，两个煮鸡蛋，鸡蛋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嫩，蛋黄要溏心的，敲开蛋壳用小勺舀着吃。吃过鸡蛋之后，还要吃两个芝麻烧饼，最后还要喝一碗面茶，是用黄米面做成的稀粥，上面撒着麻酱和芝麻。
　　早餐后，张伯苓在工友的陪同下带着孙子孙女出门遛早。先送孙女去幼儿园，然后带孙子围着民园体育场转一圈。回家大约就是早上十点钟左右了，他会在沙发上休息，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到中午十二点吃饭。张伯苓午饭吃得少，通常只吃一小碗米饭。午饭后在沙发上稍事休息，喝一杯浓浓的香片茶。夫妇二人在中午一点半左右睡午觉，三点左右下床，这时就会有客人或者校友陆续来看望。
　　下午五点左右，客人离开，张伯苓休息一会儿，晚上六点半吃晚饭。他晚饭吃得很少，一小口米饭，吃一点点菜，喝半碗汤。他常与夫人王淑贞开玩笑说：“晚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我要留后福。”张夫人则认为“人过六十，非肉不饱”。所以张家的饭菜必须荤素搭配，才能符合两位老人的口味。
　　晚饭后，张伯苓夫妇通常会在书桌前面对面坐着，摆下一个玻璃片圆盘，内放纸牌，张伯苓陪着夫人打牌，俗称“十胡”。打完牌有时候还会用牌九接龙，张伯苓会一面打牌一面听收音机。到晚上八点的时候，他会从抽屉里面拿出七块大小不同的手表与收音机里的广播对时。有时候，张伯苓会笑着说：“名牌也有不准的时候，不是名牌的反而准确无误。”张伯苓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对表。这些表均为张伯苓的学生赠送，时间久远都变得很陈旧。对表之后，张伯苓与夫人继续打牌。晚上十点左右，张伯苓就寝。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年节不祭典不熬夜，生活极有规律。
　　1951年2月17日特别寒冷。晚饭后，卢开瑗（卢木斋之子）来拜访张伯苓。卢临走时，他坚持要送卢下楼到大门口。三儿媳瞿安贵觉得天气太冷，就给老人送上一杯热茶，只见老人口歪眼斜，已不能言语，突患脑溢血。黄钰生（张伯苓学生）执笔写了一份遗嘱，坐在张伯苓床边，逐字逐句念给他听。张伯苓边听边点头，遗嘱念完后，他竖起右手大拇指，想说“好”，但已发不出声。2月23日下午，张伯苓在大理道39号去世，享年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