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本因坊预选赛好歹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岩本熏七段成为挑战者。第三期本因坊挑战局在桥本本因坊与岩本七段之间争夺。第一局是昭和二十年(1945)七月二十四日始在广岛市内进行，公证人由濑越先生担当。第二局也预定在同一场地，从八月四日始到六日止进行。由于来自官方的严重警告说：万分危险，不许对局！所以，只得仓皇将对局场移到郊外的十日叮。正当对局的第三天即八月六日，已然临近终局之刻，广岛市被原子弹投中，顷刻间市内大火熊熊，一切都焚为灰烬。根据桥本宇太郎的回顾：离市内十公里的对局场也遭到强烈的冲击波袭击，纸隔扇和拉门被掀倒吹跑，玻璃窗也粉碎得无影无踪。倘若真是按计划在广岛市内对局的话，现在我们三人哪能活到今天，肯定埋到广岛的焦土之中“火葬”了。总之，岩本、桥本两氏与濑越先生真可谓大难不死、虎口余生之福将。可是，据说濑越先生的三儿子在“勤劳动员”中被炸伤，在同学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家，然而十天之后便咽了气，死时仅是个中学生。
　　
　　红会后援会
　　
　　昭和十三年，以原来的大本教信徒为中心，开始协商建立红会日本支部一事。当我离家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期间，为商谈此事，三位有关者曾寻访过我家。其中有一位是小田秀人先生。他毕业于京都大学，在学校作教师，由于对心灵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于是辞职成为研究心灵学的专家。
　　据说他在学生时代非常喜好围棋，常常出入学生棋界的“道场”——京都非常有名的“吉田塾”。据小田先生讲，他们以大岛丰先生为核心，正筹备结成红会日本支部，特为协商此事来访。
　　大岛丰先生从前曾在大本教的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那里做过秘书，后来因相处不和而离开了大本教。嗣后，他也创立了善邻协会这样一个为东亚人办的学校，并亲自担任理事长，工作十分活跃。那时他还招收了许多蒙古青年来作留学生。
　　大岛先生早在大本教时就成为红会信徒。大本教被无理镇压后，使大陆的红会与日本的红会信徒之间的交流陷入绝境，大岛先生曾想方设法欲使红会摆脱困境。他为了招收蒙古学生常常往返于日本和大陆之间，所以他曾专程拜访“红会北京总院”，并提出商讨有关结成红会日本支部之事。后来，据说总院告诉他：“在日本有位红会的修方——吴清源，请与他会面后相商。”
　　我于翌年富士见疗养所出院后，毫不拖延地与大岛先生和小田先生进一步商讨了建立红会日本支部之事。当然，要建支部必须在具备有修行场所——道院的基础上才能组建成健全的支部。可是，我因棋士生活所迫，大岛先生又忙于善邻协会的事务，因此难以分身来全力筹建。最后决定：“筹建负责人”由小田先生担任，大岛先生就任理事，我的职称为参事。
　　成立红会日本支部，当然要得到日本政府的许可才行。但当时日本正在中国大陆肆意“进出”、穷兵黩武。大陆上日本神社到处林立，日本“神道”已经强行推广到中国人身上，当我们申请“设立许可”之时，政府方面答复说：“红会对中国人、对日本人全部不分彼此地承办救济事业，其宗旨无任何政治色彩，是一个完善的组织。对此，予以理解。但是，正值政府在大陆推广日本神道之时，不允许任何宗教从中国输入。”有此“理由”，批复许可之事万难有望了。
　　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好对设立红会日本支部一事打消了念头。于是，代之而结成了“红会日本后援会”。决定由“满洲国长官”远藤柳作先生任理事长。其实，宗教的后援会实属荒诞，迄今未闻。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红会日本后援会一组成，我们就尽力与大陆的本部进行密切的联络。可是由于战争越来越扩大，日中关系日趋险恶。日本方面越发疯狂地侵略中国，就连红会发祥地——济南道院也被当作了日本军的营房。而且，竟然还有人打着红会后援会的幌子在大陆上为非作歹。后来，从大陆寄来的邮件全要经过拆检，就连我们想拜求大陆本部的坛训(神谕)也非常不自由了。这种情况下，红会后援会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唯一一次较大的活动是：昭和十四年(1939)天津遭水灾时，根据我的提案募捐了四万日元。由常务理事松井为代表，将那笔捐款携至大陆去救济。那时我个人主要的工作是将道院出版的有关红会教义的书作少许翻译。
　　到了昭和十五年，红会后援会无法开展有实际内容的活动，纯属有其名无其实，如此下去毫无意义，于是我提议解散。经理事会商定，终于决定各奔东西。
　　解散后，为使红会不至于灭绝，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供奉、祭祀御本尊“至圣先天老祖”的场所。另外，“筹建负责人”小田先生也已失业，因此不得不为他考虑一个安身之计。后来决定在赤坂丹后叮——当时的红会后援会事务所附近的“篁道大教”那里祭祀御本尊。
　　篁道大教是以峰村教平先生为教主的宗教团体。从他们拜求“御神示”(神谕)时于白纸上呈现等方法来看，与红会的宗教形式非常相似。另外，篁道大教的地点位于红会后援会事务所的附近，信徒之间早有许多交流。
　　教主峰村教平先生原是位实业家，由于在各种实业中出师不利曾一度破产。后来，义弟三夫慧眼识真人，见峰村教平富有灵感，让他侍奉神灵，兴盛篁道大教。
　　峰村教平先生曾考虑单纯从事宗教，但难有理想的收入，因此提倡“教业一致”。教即宗教，业即实业，非指修心养性之业。若在实业与宗教一体化的基础上去传教，不但信徒会增加，而且财力也会日益强大起来。后来，三夫先生又拜求到“长野的黑姬山附近出铁矿砂”这样一纸神谕，于是大喜，向四方求援借款，在那里备置了一套矿砂采掘设施，并建起了冶炼炉。
　　小田先生也随着御本尊迁移到篁道大教去了。为使矿砂采掘实业获成功，在那里他全力以赴地工作。小田先生到处奔走，今天去军需省请求提供资金，明天跑到银行去申请贷款。比起信仰来，身后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实业热风”推动着他日夜奔忙。
　　当红会后援会解散、与大陆红会总院的交流被断绝后，我也以篁道大教作为红会的代替，频繁地往返于篁道大教，并与峰村教平先生及三夫先生结识为友。当我进入篁道大教不到一年之际，篁道大教便将其神道的名称改为“玺宇”。
　　
　　我的婚事
　　
　　昭和十五年(1940)，随着日中战争日趋激化，中国驻日大使馆早已被迫关闭，以华侨为中心的旅日华人纷纷返回了大陆。我们一家也面临着必须回国的紧要关头。
　　全家一回国，只剩我孑然一身，亟需有个人来照应我的生活。到那时为止，能够对信仰红会给予理解的年轻女性，我总觉得还未幸遇一人，有关结婚的事也未曾作过切身认真的考虑。此时形势逼人，我不得不十万火急地成家立业。
　　我将终身大事首先拜托给喜多文子先生，请她作媒，为我择一良妻。喜多文子先生的信仰之心非常诚笃，她原是佛教信徒，从佛教的禅宗开始，时宗、净土真宗……最后是日莲宗，她信仰过的宗教宗旨共改变过八次。那时，她又退出佛门而信仰了神道。
　　提起喜多文子先生改信神道的起因，非常有趣。先生手下有众多的业余围棋弟子，为了普及围棋，曾在新桥的艺妓中间教授棋艺。为此，每逢星期二在棋院的二楼，先生特地为艺妓们举办教习，向伊藤友惠等女弟子们“名手传绝技，妙语授珠现”。在她的热心指导下，艺妓们棋力大增，终于有位名叫小缔的艺妓获得了初段。当小缔的“初段披露”庆祝会于新桥的一家饭店隆重举行时，我也应邀出席了。不久，小缔告别了艺妓生涯，与神道有关人士结了婚。嗣后，小缔的郎君热心劝诱喜多文子先生脱离佛门，改宗为神道。
　　恕我离题，每逢元旦，按惯例我都陪伴濑越先生去明治神宫参拜，并顺路去望月先生家拜年。然后再与濑越先生分手，独自一人去喜多文子先生家拜年，历来十分快乐。尤其是每次前往喜多先生家问候都见到四位家传弟子云集一处。她们都是女流棋士或未出茅庐的新秀。大弟子是荻原佐知子，最后一位弟子是本田寿子(现在的杉内九段的夫人——杉内寿子八段)。我曾多次在先生家里和这些弟子们一起吃丰盛的年饭，每次在那里度过的时光都很愉快。书归正传，喜多文子先生由于改宗神道的缘故，与篁道大教的峰村教平先生结识为友。于是她便委托我们共同的熟人——峰村先生来作月老，为我物色一称心的配偶。不久，峰村先生将中原健一先生的长女和子小姐介绍给我。中原先生是峰村先生的远亲，在峰村先生着手经办各项实业时曾经提供过部分资金。
　　我早已将终身大事全权托付给喜多文子先生了，因此，喜多文子先生毫不迟疑地当即同意峰村先生的介绍，立即着手进行缔结婚约之事。昭和十六年入夏之前，我们定下婚约，随后我便将住所从濑越先生的别墅迁到位于中野的中原先生家入赘。看到身边有了照顾我的人，母亲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为回国做准备，择吉离开日本。昭和十六年八月，母亲和妹妹将我与正在上实践女子学校的小妹留下，踏上了归国的路程。我赶到大阪港送行时，望着母亲与妹妹登上去天津的船，一直望到离港的船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为止，心酸落泪的我真是难舍难分。其实，即使是回到祖国，在那战火弥漫、世道混乱的社会里，恐怕仍然难以度日，此番送行，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二月七日，我与和子的婚礼在明治纪念馆举行。十分荣幸，黄野长知先生夫妇与喜多六平太先生夫妇来作我们的婚礼介绍人。由于正值非常时期，炭火不足，在寒冷的会场上我俩一边打着喷嚏一边举行了庄严的婚礼。当时到会者中有濑越先生夫妇、并目一郎先生、桥本宇太郎先生、木谷实先生、远藤柳作先生、小田秀人先生、峰村教平先生、峰村三夫先生，以及其他各位贵宾光临，我至今深感不胜荣幸。结婚时，我二十八岁，和子二十岁。
　　婚后，我们俩口子由于和峰村先生有非常之缘，因而更加频繁地出入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