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的将施特劳斯描画为威尔逊和马基雅维利信徒的看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施特劳斯完全不是那样写作、思考的。
　　施特劳斯支持自由主义民主，以之为现代可能实现的最佳政体，但作为返回古典的重要环节，施特劳斯又同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特有的合法原则——要么完全合法，要么完全不合法——相决裂。在采取国际行动，推行输出自由主义民主是否可能、可欲的问题上，施特劳斯持相当谨慎的姿态。尽管主张自然正当，尽管有套最佳政体论，施特劳斯却总是保守地认为政治完全（几乎完全）由具体情况决定。明智的政治家会认识到可能性的限度，无论一般而言还是针对特定国家。
　　另外，施特劳斯虽不悲观愤世，却是十足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怀疑那些宣称待人以善者是否像他们自言的那样毫无利己之心。“认识你自己”是最难的。而从施特劳斯的柏拉图研究里可零星找到这个重要观点：爱己之心，作为人类天性的特有标志，永远无法回避。若能做什么补救的话，唯在哲学。政治至多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且本身也受自利心影响。
　　施特劳斯有句箴言说得含蓄：“若有人说自己完全出于善意行事，当有所怀疑。”要我们提防“道貌岸然的残暴”。可见，施特劳斯不但主张爱己之心无法免除，还主张政治生活的邪恶永无完结。
　　施特劳斯不是威尔逊信徒，同样也不是马基雅维利信徒。他说的隐微写作已被曲解得面目全非。施特劳斯确实表示有时具体情况要求做常理不容之事，但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在合法化马基雅维利的冷酷无情、扩张主义和精英姿态。施特劳斯是有点精英，但如此精英姿态追求的是人类卓越，其中有个重要环节就是实践正义，还有个重要环节是认识到征得受令者同意、尊重受令者意愿的必要。和马基雅维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于施特劳斯拒绝以必要性为指导人类生活的准则。有种自然正当，有种人之善，指向迥异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观。
　　马基雅维利有句重要声明很引人注目，说“欲求获得是非常自然的事”，但根据施特劳斯笔下古人的观点，美好生活或者说自然生活绝不是如此。事实正好相反，“符合自然的生活乃体现人类卓越或美德的生活……不是寻欢作乐的生活”，更不可能是营营求取的生活。这种关于人类自然属性的观念最终导致施特劳斯对政治和政治行动的本质有了迥异于马基雅维利的理解。“政治活动若以人的完满或德性为指向就对了……城邦本质上说不同于匪帮”，不同于马基雅维利说的“state”，“因为城邦不仅限于表达、实践集体私利”。
　　由上述认识，施特劳斯得出一个铿锵有力的结论说：“既然城邦的终极目的和个体的终极目标一样，城邦就应像个体追求高贵那样追求和平，而不是投身战争与征服”，这同通俗报刊关于施特劳斯的众多言论截然相反。如果可能，政治生活应以最佳状况下对美、对高贵的爱欲为根据和指导原则，而不是极端状况下先发制人、采取攻势的难遏冲动。
　　“马基雅维利否认自然正当，因为不是以正常情况为导向。正常情况下，严格意义上的正义要求高于一切。马基雅维利是以极端情况为导向，正义要求也就被化约为势在必行的需要。”施特劳斯承认有时出于必要，不可能行正义之事，但并不以极端为常态，这也是他和整个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不同之处。施特劳斯绝不是相信政治生活无论现在、未来都能以和缓方式追求的乌托邦空想家；相反，他始终强调政治生活“粗野蛮横”的一面，但也坚决抵制任何残暴政治，任何主张奴役为善举的政治。
　　施特劳斯不是威尔逊或马基雅维利信徒，同样也不是追随尼采的虚无论者。其实最好把施特劳斯的哲学活动视为重寻依据抵制虚无论的努力。施特劳斯承认尼采的成就——对现代哲学、政治观念（及实践）的有力批判——但也要求我们承认苏格拉底的成就，即苏格拉底对自然本善的发现，以及对自然本善政治意味、正义意味的暗示。
　　施特劳斯告诉我们，对尼采而言，“自然不再显得合法而仁慈，生命最基本的体验因此不是福佑，是痛苦、空虚，是坠入深渊的绝望。”但当施特劳斯以自己名义提出主张时，说法就很不一样了：“思想的高贵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人的高贵，进而认识到世界的善，无论世界是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世界，终是人的家园，因为世界是人的思想家园。”世界不是深渊，而是家园。
　　我们由此坚信，真正的施特劳斯绝不是现代那些政论作家及背后力挺他们的所谓“学者”所塑造的施特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