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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温州市5个市（区）下辖的12个乡镇进行入户抽样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农户流出和流入耕地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微观因素，结果表明：农户人均收入的增加、非农收入比重的提高、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建立、农业经营能手的培育是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顺利流转的基础；同时，城镇近郊农户的农地流出意愿要低于远郊地区。因而，在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强行推进农地流转可能会导致当地农户的反感甚至强烈反对。
关键词：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农地流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地流出意愿；农地流入意愿；中介组织；交易费用；非农收入；农业经营规模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4003408
Research on Microfactor Affecting RuralHouseholds’ Desire for Inflow or Outflow of Their L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Spot Survey on Wenzhou Countryside
MIU Laishun
(Chinese Communist Wenzhou Committee Party School, Zhejiang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 Sampling investigation is conducted on 12 towns and villages of five cities (districts) of Wenzhou which is the National Pilot Zone of Rur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Reform and the microfactor influencing rural households’ desire for inflow or outflow of the operating right of their contracted arable land is analyzed by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asis for successful transfer of the operating right of contracted rural arable land includes 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 income of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for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xperts, thus, coerciv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n the area with lessdeveloped economy will result in the opposition of local rural households or even strong opposition.
Key words: operating right of contracted rural arable land; rural land transfer; rur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reform; the desire for the outflow of rural land; the desire for the inflow of rural land;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transaction cost;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gricultural business scale
一、引言
理论上讲，在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的基础上增加转让权，使土地的产权更加完整，也为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市场配置资源奠定了微观的产权制度基础，从而为消除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障碍，实现城乡优势互补，统筹城乡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在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地流转）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哪些因素影响农地流转？农户意愿进行农地流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不同农户对农地流转的诉求有何不同？等等。如果不厘清这些问题，一味地追求农地流转率或强行推进农地流转，势必会伤害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增加他们的抵触心理，不利于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资源整合，影响农村耕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进而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对“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温州的实地调研分析，研究影响我国农户流出和流入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微观因素，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和建议。
缪来顺:影响农户农地流出和流入意愿的微观因素研究
之所以选择温州进行研究，是基于如下两个原因：一是温州市探索农地流转制度时日已久，当地村民对农地流转有深刻体会，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事实上，早在1986年，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农民就开始从其他农民手中转包农地；之后温州市11个县（市、区）纷纷进行在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变、双层经营体制不变“三不变”前提下的农地流转尝试。经过二十多年的试验，温州各地农村居民已熟知农地流转制度。二是温州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率是指农地流转面积除以总耕地面积再乘以100%所得的比率。 较高，这是研究农地流转的先决条件。截止2011年1月，温州市农地流转率为37.1%，流转耕地面积达744 261亩，涉及流出农户449 809户，占农户总数的30.8%数据来源：温州市农业局。 。温州市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是转包和出租，分别占总流转面积的51.6%和42.1%。从温州市各县（市、区）的农地流转率来看，乐清市、龙湾区、鹿城区、瑞安市、瓯海区的流转率较高，分别为57.3%、51.5%、46.2%、40.9%、39.0%；洞头县最低，只有0.3%这可能与洞头县是海岛县有关，该县耕地十分稀缺，全县只有10 198亩，并且分布较散，耕地流转的实际意义不大。 ；其余县的流转率都超过25%（见表1）。
表1温州市农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二、影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
研究农地流转的文献较多，综合相关文献，学者们认为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交易费用、农户的主体因素、社会保障等。
1.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许多农户放弃或部分放弃农业耕种，从事非农产业，这从供给上为农地流转提供了条件和空间；而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难以为农业经营大户提供足够的土地资源，这从需求上为土地流转奠定了基础（马晓河 等，2002）。金松青等（2004）通过对农户的调查，证明了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为农地流转提供了主要的驱动力。就农户而言，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农户对经营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下降，为农地流出打下了市场基础（姚咏涵，2001）。而土地要素利用效率低下加速了农地流转(史清华，2005)，只要从事非农产业的边际收益大于务农的边际收益，就能诱发农户流出土地（徐旭 等，2003）。对于那些经济较落后、农业收入是农户主要收入的地区，推行农地流转是值得怀疑的（贺振华，2003）。陈和午等（2006）通过对福建和黑龙江两省农户的调查研究，认为一个地区的农地流转率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
2.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是达成一项交易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合约费用、执行费用、监督费用等。周其仁（2003）指出产权和制度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有效的土地流转市场需要明确的产权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Brekke et al，2000）。由于我国农地市场发育较迟，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特别是转让权受到不少限制，土地的价格难以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农地转让的收益将在不同程度受到侵蚀（钱忠好，2002）。我国农地承包者只拥有部分产权，集体所有与承包者之间的产权划分、责任义务的界定不够清晰，产权主体存在不同程度的“搭便车”行为，使农地流转缺乏内在动力。土地确权与登记、土地信息系统、地价评估系统、土地交易纠纷处理系统等被认为是降低交易费用，建立有效市场的关键要素（Claudio，2006）。土地的细碎化使每个农户农地流出的面积极为有限，这意味着农地流入方要面对大量的散户进行谈判，谈判的边际成本呈递增态势（Brekke et al，2000）。而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与初始细碎化的分割，使流入方要实现规模经营，必须通过土地置换来解决，从而产生所谓的特殊的匹配成本（王兴稳 等，2008）。
3.农户的主体因素
农户自身或家庭的资源禀赋结构对农地流转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农户家庭拥有的劳动力数量、牲口数量、家庭财富等与农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具有正相关性（Tesafye et al，2004）。我国的实践表明，农户家庭人口数量、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家庭成员非农化程度、人均土地面积等对农地流转有重要影响（史清华 等，2003）。众多学者通过选择不同变量，对此作了类似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Yao Yang，2000；史清华 等，2003；钱文荣，2004）。
4.社会保障
在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户长期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造成农户对土地保障作用依赖性强，导致农户即使长期外出务工，也不敢轻易放弃土地（周飞，2006）。浙江省海宁市的问卷调查显示，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效用达到农地总效用的一半以上（王克强，2000），这无形中深化了农户的“恋土情结”，阻碍了农地的进一步流转（刘守英，1997）。
从上述文献不难看出，关于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然而，已有研究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已有研究较少选择农民自发推动农地流转、农地流转实践时间长、农地流转率高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而上述三个条件是深入研究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温州恰好具有研究农地流转制度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尝试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微观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试图找出影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微观因素，厘清农户个体差异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希望对进一步认识农地流转制度有所帮助。
三、研究对象、方法与变量选择
1.研究对象
为了对农地流转有较全面的了解，课题组成员在2011年7月至9月，对温州市农地流转率较高的乐清市、龙湾区、鹿城区、瑞安市、瓯海区等5个市（区）下辖的12个乡镇（街道）进行问卷调查，每个乡镇随机抽取4个村，每个村随机发放15份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村的基本情况和农地流转意愿，调查对象为各村农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20份，收回有效问卷608份，有效率为84.4%(调查样本特征见表2)。同时，重点选择9个村，对部分农户进行访谈，进一步深入了解温州农地流转的具体情况。上述调查对象都是温州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亲历者或实践者，对农地流转有较深刻的理解，他们的感受较真切和实在，因此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选择较科学，调查结果信度较高。
表2调查问卷样本农户的特征（N=608）
2.研究方法
（1）访问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为了从总体上把握温州农村耕地流转情况，调研组对部分农户采用开放式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第一手基础资料。同时，在大量参阅文献和访谈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结构化问卷的问题与选项。在问卷调查的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对部分农户再进行深度访谈。
（2）Logistic分析法。通过回顾文献、访谈等方法，厘清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剖析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及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
3.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在参考上述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温州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采用表3的变量研究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并验证相关文献得出的结论。
表3变量的定义与均值
注：（1）农户人均收入是指被调查农户家庭年平均收入，即被调查农户的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总人口所得的数值； 事实上，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农户在农业耕作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流入农地的意愿就更强烈。回归结果显示，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提高一个等级（如从第2级的10%～19%提高到第3级的20%～29%），那么农户愿意流入农地概率与不愿流入概率之比将是原来的1.326倍。就市场经济发达的温州农村而言，在市场无形之手的催化下，农户显然已经按照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自由选择了从事非农产业经营还是农业经营，分离出专注于工商业的个体私营企业主与钟情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而这些钟情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是农地流入的真正需求方。
有无中介组织对愿意流入农地的农户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有了中介组织后，他们可以节约逐个搜寻愿意农地流出的农户的相关信息、签订合约时分别与一个个农户谈判以及解决合约纠纷等耗费的大量时间，专精于农业耕作与经营。当然，流入农地的农户需要向中介组织支付一笔交易费用，然而花费的这笔费用与上述信息搜寻、合约签订等节约下来的交易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回归结果证实了这个观点，有中介组织时农户愿意流入农地概率与不愿流入概率之比是无中介组织时的3.350倍，说明中介组织介入后流入农地节省的交易费用是巨大的。
五、结论
本研究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出发，以温州为例，讨论了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问题。温州市是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对温州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农村农地流转的几个普遍的规律。
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先决条件是有大量的农户有意愿流出农地。农户农地流出意愿与农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降低、村里的中青年人从事第二、三产业比例的增多等体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息息相关。比较温州市11个县（市、区）的农地流转率（见表1）也可发现，经济较发达的乐清市、龙湾区、鹿城区、瑞安市、瓯海区的农地流转率高于经济欠发达的泰顺县、文成县等，这为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而在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强行推进农地流转可能会导致当地农户的反感甚至强烈反对。
农户流入农地的需求是农地流转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整村平均收入、农户年龄、文化程度、政府有无对参与流转农户补助购买社会保险等对农户农地流入意愿无显著影响，而中介组织对农地流入意愿影响是巨大的。在推进农地流转的同时，政府应引导第三方建立农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相关信息和有效服务。考虑到中介服务费等交易费用对单个农户农地流出意愿的负面影响，可由农地流入方支付服务费。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较高的农户，尤其是那些在农业耕作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农户，流入农地的意愿强烈，他们是实现农地有效流转的核心，政府应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适当支持。
只有在农地流转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同时存在，且交易成本足够低的情况下，农地流转才能真正有效运行。综合上述分析，考虑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农户人均收入的增加、非农收入比重的提高、中介组织的建立、农业经营能手的培育是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顺利流转的基础；整村平均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流出意愿的负影响，本质上是由于城镇近郊农户的农地流出意愿要低于远郊地区；农户年龄对农户农地流出意愿的负影响，主要是由于中青年村民有大量的创业、就业机会；而农户文化程度、政府补助购买社会保险等对经营权流转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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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夏冬；校对：段文娟）
关键词：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农地流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地流出意愿；农地流入意愿；中介组织；交易费用；非农收入；农业经营规模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4003408
Research on Microfactor Affecting RuralHouseholds’ Desire for Inflow or Outflow of Their L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Spot Survey on Wenzhou Countryside
MIU Laishun
(Chinese Communist Wenzhou Committee Party School, Zhejiang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 Sampling investigation is conducted on 12 towns and villages of five cities (districts) of Wenzhou which is the National Pilot Zone of Rur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Reform and the microfactor influencing rural households’ desire for inflow or outflow of the operating right of their contracted arable land is analyzed by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asis for successful transfer of the operating right of contracted rural arable land includes 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 income of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for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xperts, thus, coerciv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n the area with lessdeveloped economy will result in the opposition of local rural households or even strong opposition.
Key words: operating right of contracted rural arable land; rural land transfer; rur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reform; the desire for the outflow of rural land; the desire for the inflow of rural land;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transaction cost;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gricultural business scale
一、引言
理论上讲，在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的基础上增加转让权，使土地的产权更加完整，也为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市场配置资源奠定了微观的产权制度基础，从而为消除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障碍，实现城乡优势互补，统筹城乡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在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地流转）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哪些因素影响农地流转？农户意愿进行农地流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不同农户对农地流转的诉求有何不同？等等。如果不厘清这些问题，一味地追求农地流转率或强行推进农地流转，势必会伤害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增加他们的抵触心理，不利于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资源整合，影响农村耕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进而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对“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温州的实地调研分析，研究影响我国农户流出和流入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微观因素，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和建议。
缪来顺:影响农户农地流出和流入意愿的微观因素研究
之所以选择温州进行研究，是基于如下两个原因：一是温州市探索农地流转制度时日已久，当地村民对农地流转有深刻体会，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事实上，早在1986年，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农民就开始从其他农民手中转包农地；之后温州市11个县（市、区）纷纷进行在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变、双层经营体制不变“三不变”前提下的农地流转尝试。经过二十多年的试验，温州各地农村居民已熟知农地流转制度。二是温州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率是指农地流转面积除以总耕地面积再乘以100%所得的比率。 较高，这是研究农地流转的先决条件。截止2011年1月，温州市农地流转率为37.1%，流转耕地面积达744 261亩，涉及流出农户449 809户，占农户总数的30.8%数据来源：温州市农业局。 。温州市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是转包和出租，分别占总流转面积的51.6%和42.1%。从温州市各县（市、区）的农地流转率来看，乐清市、龙湾区、鹿城区、瑞安市、瓯海区的流转率较高，分别为57.3%、51.5%、46.2%、40.9%、39.0%；洞头县最低，只有0.3%这可能与洞头县是海岛县有关，该县耕地十分稀缺，全县只有10 198亩，并且分布较散，耕地流转的实际意义不大。 ；其余县的流转率都超过25%（见表1）。
表1温州市农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二、影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
研究农地流转的文献较多，综合相关文献，学者们认为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交易费用、农户的主体因素、社会保障等。
1.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许多农户放弃或部分放弃农业耕种，从事非农产业，这从供给上为农地流转提供了条件和空间；而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难以为农业经营大户提供足够的土地资源，这从需求上为土地流转奠定了基础（马晓河 等，2002）。金松青等（2004）通过对农户的调查，证明了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为农地流转提供了主要的驱动力。就农户而言，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农户对经营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下降，为农地流出打下了市场基础（姚咏涵，2001）。而土地要素利用效率低下加速了农地流转(史清华，2005)，只要从事非农产业的边际收益大于务农的边际收益，就能诱发农户流出土地（徐旭 等，2003）。对于那些经济较落后、农业收入是农户主要收入的地区，推行农地流转是值得怀疑的（贺振华，2003）。陈和午等（2006）通过对福建和黑龙江两省农户的调查研究，认为一个地区的农地流转率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
2.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是达成一项交易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合约费用、执行费用、监督费用等。周其仁（2003）指出产权和制度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有效的土地流转市场需要明确的产权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Brekke et al，2000）。由于我国农地市场发育较迟，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特别是转让权受到不少限制，土地的价格难以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农地转让的收益将在不同程度受到侵蚀（钱忠好，2002）。我国农地承包者只拥有部分产权，集体所有与承包者之间的产权划分、责任义务的界定不够清晰，产权主体存在不同程度的“搭便车”行为，使农地流转缺乏内在动力。土地确权与登记、土地信息系统、地价评估系统、土地交易纠纷处理系统等被认为是降低交易费用，建立有效市场的关键要素（Claudio，2006）。土地的细碎化使每个农户农地流出的面积极为有限，这意味着农地流入方要面对大量的散户进行谈判，谈判的边际成本呈递增态势（Brekke et al，2000）。而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与初始细碎化的分割，使流入方要实现规模经营，必须通过土地置换来解决，从而产生所谓的特殊的匹配成本（王兴稳 等，2008）。
3.农户的主体因素
农户自身或家庭的资源禀赋结构对农地流转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农户家庭拥有的劳动力数量、牲口数量、家庭财富等与农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具有正相关性（Tesafye et al，2004）。我国的实践表明，农户家庭人口数量、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家庭成员非农化程度、人均土地面积等对农地流转有重要影响（史清华 等，2003）。众多学者通过选择不同变量，对此作了类似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Yao Yang，2000；史清华 等，2003；钱文荣，2004）。
4.社会保障
在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户长期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造成农户对土地保障作用依赖性强，导致农户即使长期外出务工，也不敢轻易放弃土地（周飞，2006）。浙江省海宁市的问卷调查显示，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效用达到农地总效用的一半以上（王克强，2000），这无形中深化了农户的“恋土情结”，阻碍了农地的进一步流转（刘守英，1997）。
从上述文献不难看出，关于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然而，已有研究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已有研究较少选择农民自发推动农地流转、农地流转实践时间长、农地流转率高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而上述三个条件是深入研究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温州恰好具有研究农地流转制度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尝试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微观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试图找出影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微观因素，厘清农户个体差异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希望对进一步认识农地流转制度有所帮助。
三、研究对象、方法与变量选择
1.研究对象
为了对农地流转有较全面的了解，课题组成员在2011年7月至9月，对温州市农地流转率较高的乐清市、龙湾区、鹿城区、瑞安市、瓯海区等5个市（区）下辖的12个乡镇（街道）进行问卷调查，每个乡镇随机抽取4个村，每个村随机发放15份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村的基本情况和农地流转意愿，调查对象为各村农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20份，收回有效问卷608份，有效率为84.4%(调查样本特征见表2)。同时，重点选择9个村，对部分农户进行访谈，进一步深入了解温州农地流转的具体情况。上述调查对象都是温州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亲历者或实践者，对农地流转有较深刻的理解，他们的感受较真切和实在，因此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选择较科学，调查结果信度较高。
表2调查问卷样本农户的特征（N=608）
2.研究方法
（1）访问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为了从总体上把握温州农村耕地流转情况，调研组对部分农户采用开放式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第一手基础资料。同时，在大量参阅文献和访谈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结构化问卷的问题与选项。在问卷调查的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对部分农户再进行深度访谈。
（2）Logistic分析法。通过回顾文献、访谈等方法，厘清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剖析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及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
3.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在参考上述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温州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采用表3的变量研究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并验证相关文献得出的结论。
表3变量的定义与均值
注：（1）农户人均收入是指被调查农户家庭年平均收入，即被调查农户的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总人口所得的数值； 事实上，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农户在农业耕作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流入农地的意愿就更强烈。回归结果显示，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提高一个等级（如从第2级的10%～19%提高到第3级的20%～29%），那么农户愿意流入农地概率与不愿流入概率之比将是原来的1.326倍。就市场经济发达的温州农村而言，在市场无形之手的催化下，农户显然已经按照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自由选择了从事非农产业经营还是农业经营，分离出专注于工商业的个体私营企业主与钟情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而这些钟情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是农地流入的真正需求方。
有无中介组织对愿意流入农地的农户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有了中介组织后，他们可以节约逐个搜寻愿意农地流出的农户的相关信息、签订合约时分别与一个个农户谈判以及解决合约纠纷等耗费的大量时间，专精于农业耕作与经营。当然，流入农地的农户需要向中介组织支付一笔交易费用，然而花费的这笔费用与上述信息搜寻、合约签订等节约下来的交易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回归结果证实了这个观点，有中介组织时农户愿意流入农地概率与不愿流入概率之比是无中介组织时的3.350倍，说明中介组织介入后流入农地节省的交易费用是巨大的。
五、结论
本研究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出发，以温州为例，讨论了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问题。温州市是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对温州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农村农地流转的几个普遍的规律。
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先决条件是有大量的农户有意愿流出农地。农户农地流出意愿与农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降低、村里的中青年人从事第二、三产业比例的增多等体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息息相关。比较温州市11个县（市、区）的农地流转率（见表1）也可发现，经济较发达的乐清市、龙湾区、鹿城区、瑞安市、瓯海区的农地流转率高于经济欠发达的泰顺县、文成县等，这为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而在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强行推进农地流转可能会导致当地农户的反感甚至强烈反对。
农户流入农地的需求是农地流转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整村平均收入、农户年龄、文化程度、政府有无对参与流转农户补助购买社会保险等对农户农地流入意愿无显著影响，而中介组织对农地流入意愿影响是巨大的。在推进农地流转的同时，政府应引导第三方建立农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相关信息和有效服务。考虑到中介服务费等交易费用对单个农户农地流出意愿的负面影响，可由农地流入方支付服务费。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较高的农户，尤其是那些在农业耕作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农户，流入农地的意愿强烈，他们是实现农地有效流转的核心，政府应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适当支持。
只有在农地流转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同时存在，且交易成本足够低的情况下，农地流转才能真正有效运行。综合上述分析，考虑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农户人均收入的增加、非农收入比重的提高、中介组织的建立、农业经营能手的培育是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顺利流转的基础；整村平均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流出意愿的负影响，本质上是由于城镇近郊农户的农地流出意愿要低于远郊地区；农户年龄对农户农地流出意愿的负影响，主要是由于中青年村民有大量的创业、就业机会；而农户文化程度、政府补助购买社会保险等对经营权流转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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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夏冬；校对：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