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立国兴邦之本，是民族精神、文化传承之本，古有岳母刺字。近有鲁迅先生的“我们怎样做父亲”，如今，教育已成为全体国民、亿万家庭心目中的重中之重，更是涌现出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奇招妙法以及种种“虎妈”、“狼爸”……不久前，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两代明星，父辈明星对晚辈明星的寄语、从自身实践中总结出的教育之法也许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李光羲寄语女儿李棠：唱好歌　做好人
　　2010年2月7日，李光羲、李棠父女音乐会在天津举行。同年4月17日晚，《祝酒歌——李光羲、李棠父女演唱音乐会》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音乐厅举行，父女俩以真挚的感情为广大观众再次唱响了一首首久违的经典歌曲…素有“歌剧王子”、“歌坛常青树”美誉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以81岁高龄不用话筒演唱了17首歌，令许多业内人士感佩不已。
　　从8年前第一次采访李光羲老师至今，笔者粗略一算，面对面采访近十次，电话采访已很难计数，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光羲老师不老的秘诀是“情不老”。亲情、爱情的美，滋养着他的艺术和人生，他又从这些美的情感中萃取出最精华的部分反哺艺术、回馈人民。
　　对于三个女儿的教育，光羲老师说他一直是身教重于言教：“我很反感对孩子耳提面命式的教育，让孩子从小看到父母是怎样生活、怎样处事、怎样做人的，比一切口头的‘雷霆’教育都更加有效。因为我就是看着母亲怎样做人长大的，我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的生命，身躯，嗓音，心灵，气质，都来自母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有四五十口人，祖父一辈兄弟四人，二祖父是天津城内北门里‘三义金店’的经理，他是一家之主，掌管着全家的大锅饭。‘七七事变’后，大家庭解体。我父亲重新掌起第二代的大锅饭。实际上，22口之家的生活担子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母亲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智者。虽然没上过学念过书，但善思考，明事理。这些年我常想，这么大的一家子，要有多大的开销啊！更不用说它所包容的事务和发生的矛盾了。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母亲从来不曾忽略对我们的‘美育’教育，比如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带我去公园，到北京玩遍了故宫、北海、颐和园等名胜。今天看来虽然微不足道，但在旧社会的家庭妇女中，却堪称稀罕了。记得生活最困难时，母亲依然会在我生日时出去给我买一块中式酥皮有馅儿的点心，单独把我拉到一边说：‘妈妈给你过生日。’当时是不可能同时给家中每个孩子买点心吃的。”
　　1947年，李光羲的父亲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年仅54岁。“考虑到家庭生活负担，尤其是母亲连遭二哥、小妹和父亲相继去世的精神打击，我决定弃学就业，接替父亲的工作到天津滦矿公司做职员以养家”，1954年，工作七年的李光羲把两个妹妹供到清华大学和航空学院上学后，在母亲的支持下报考了中央实验歌剧院并被录取，“当时哥哥有病，嫂子不工作，家里孩子又多，姐姐还没结婚。我和两个妹妹是家中的希望，一年之内，全走了，母亲的身体日衰……”坐在赴京的火车上，想到母亲失去她的臂膀，听不到他的歌声和琴声，眼泪不住地流……1963年秋天，操劳一生、身患重病的母亲强打起精神，让回家探亲的李光羲搀扶着去附近的胜利公园走走，“我们娘儿俩坐在椅子上，母亲沉默了好久说：‘你尽了孝心。我死后，你要帮助哥哥。’那一年的12月31日晚上，我去中国农业大学演出。出发前，妹妹来长途电话说母亲病危，让我赶快回去，然而那么多观众等着，我只能先去演出。当夜母亲就走了。”
　　母亲在身处困境时的担当和给予，让李光羲从小就懂得什么叫奉献、责任和勇气。他也像母亲这样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的女儿。
　　李光羲的大女儿李棠曾留学美国，获加州州立大学音乐硕士学位，并曾多次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旅美期间还扮演过多个歌剧角色，并作为独唱演员活跃于美国音乐会舞台。“当年，我们砸锅卖铁凑了1000美元，可这点钱只够李棠到美国的，之后就全靠她自己了。节俭、自己努力、尊重别人，李棠牢记我们总结的安身立业‘三字经’，最初到餐馆打工，曾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她到底吃了多少苦，我们也不清楚。记得有一次她高兴地打来电话说得了5000块钱。我们都纳闷儿，难道是中奖了？后来才知道她被一个美国人开车撞了，脖子扭了，人家赔给她5000块钱……经过生活的苦练，她的学习、事业蒸蒸日上。唱好歌，做好人。是我对她最大的祝愿，也是我一生的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