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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面临腹背受敌的严峻国际形势，在这种背景下全国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战备活动，历史上称为“全国大备战”。这次战备，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指导方针，整个国家建设以“准备打仗”为中心，国防和军队建设由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中国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战略后方”）。
以这一战略方针为基础，后来毛泽东又根据时事情况加以补充完善，最终概括完整的口号为“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连在一起使用，成为冷战时期我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的总概括。备战备荒，由毛泽东首次提出，周恩来总结概括，后再次经毛泽东亲自阐述后，于1964年作为毛主席语录在我国大江南北广泛传播，成为妇孺皆知的一项全民防御口号。这一战略口号使全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出现了举国备战、全民皆兵的景象。
腹背受敌的国际环境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谓是内忧外患，四面楚歌，国家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战争危险客观存在，要求新中国领导人必须加强反侵略战争准备。
内忧外患。内忧——美帝国主义多方支持国民党特务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不仅如此，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不断地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外患——帝国主义加速了对新中国实施战略包围的进程，世界两大军事阵营都对新中国虎视眈眈。
东西南北，四面楚歌。在东面——一方面，我方尚未和侵略我国长达八年之久的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在大力支持台湾当局加紧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武装袭扰和破坏的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和驻日本、菲律宾等国以及台湾地区的美军，每年都要在太平洋上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并密谋策划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武装攻击，明目张胆地向中国炫耀武力。在西面——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意图蚕食我国领土。国际社会对这种公然侵犯他国领土的可耻行为不仅不给予谴责，美帝国主义居然还暗地里支持印度当局，继续与我国为敌，使我方西部、西南部边疆再次处于侵略战争威胁之中。在南面——美国于1964年8月在北部湾（又名“东京湾”），利用美舰“马多克斯”号虚构战斗，制造战争挑衅事件，史称“北部湾事件”。这一事件使美国在侵略越南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迅速从越南南方扩大到北方，将战火引至中越边境，并以攻击越南为借口，时常以飞机入侵中国领空，使我国南边的战略形势告急。在北面——60年代初期，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紧张局势，昔日老大哥变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苏联对我国亦是垂涎三尺。于是，苏联自1964年起，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多次在边境地区挑起事端。1966年2月，苏蒙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军事力量加紧向中蒙边境推进，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将战略武器对准中国。此后，苏联不断加大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威胁，仅在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就陆续增加到40多个师。1969年前后，苏联又先后派出20多个军事代表团，到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活动，企图组织针对中国的所谓东南亚国家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当时，新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围堵，腹背受敌，周边安全环境急剧恶化，在这一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面前，使国家领导人不得不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去考虑，不得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在1964年5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建设看成是和农业并重的“一个拳头”。同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明确指出：必须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月4日，中央军委在关于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1969年3月发生的苏联武装入侵珍宝岛事件，加上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更加坚定了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并认为“世界大战可能提前到来”。1969年4月，“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之中，成为全党、全国、全军一切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全国进入临战状态，全民开始搞备战。
1965年制订的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特别突出了战备工作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是万万不行的。由此，他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从此，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大战备拉开帷幕。
“备战备荒”的正式提出
1953年8月，毛泽东为公安部队功臣模范代表会议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个题词随即成为那个岁月中国人民最流行也是最关心的口号。喊着这一口号，中国人民外御强权，内以自警，转眼到了1964年。这一年，由于上述总结的严峻国际环境，中国的备战工作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当年7月21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从毛泽东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备战也好，备荒也好，一切都是为了人民。1967年4月，“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广为流传。
“三五计划”推动“三线建设”
“三五计划”的出台，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归纳起来应该是经历了从1966年的“起”，到1967、1968年的“落”，继而到1969、1970年的“再起”，这样一个跌宕起伏曲折的历史过程。“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随着起起落落，由“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转变。
按国民发展计划，“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到1967年实行，但是为何计划1966年才算正式推进？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
1962年，中共中央曾设想“三五计划”主要目标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但毛泽东提出，1963年至1965年作为过渡阶段，应当继续调整打下底子，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但是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出乎了毛泽东的预料，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正式的“三五计划”没有来得及形成。但历史问题并不能阻止时代的发展，经由多方努力，在没有正式形成计划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国民建设也在不偏离基本的轨道上继续前进。1966年，也曾一度出现了预计提前两年完成计划的良好发展势头，但1967年、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8年还成为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以来惟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五计划”以临战的非正常状态取代了前三年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状态。1970年的高投入，才使“三五计划”勉强完成。
以上是对“三五计划”发展脉络总的概括，那从1962年讨论计划开始到最终具体实施，到底又经历了什么呢？
这个计划从1962年开始讨论起，一直的设想都是要抓“吃穿用”。由于新中国刚从特大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中走出来，全国经济形势极其恶劣，因此，在“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中，主要是着眼于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对此也一度很认同。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报告中强调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毛泽东还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各级计委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转眼到了1964年，当年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毛泽东除对个别项目不能上有意见外，总的看法还是一致的。但半个多月后的5月27日，毛泽东关于“三五计划”的构想发生了彻底的转变。27日，毛泽东显然对编制已进行三年之久的“三五计划”安排不满意。这天，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听取汇报“三五计划”的编制情况，听说主线一是农业，二是国防，三是基础工业时，非常生气。毛泽东认为，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这样大幅度的改变让与会的同志吃了一惊。
这20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使毛泽东决定要搞“三线建设”？
原来，在国家计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初步设想前后，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进行了调查研究，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提交一份报告，让罗瑞卿将报告送给了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进行了专题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报告中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报告详细列举了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而当时的国内外艰险情势也在为报告作注脚。艰险的形势加触目惊心的调查报告，让毛泽东的主导思想迅速发生了变化，他的态度也很快扭转了大家的认识。1964年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高层领导都陆续讲话，对毛泽东的看法表示支持。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并且表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1965年4月12日，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自此，全国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三线建设”全面启动。 “三线建设”的全面开展
“三线建设”，何谓“三线”？如何划分？“三线”的划分主要考虑国防建设和国防安全问题，但在具体实施中也不纯粹是军事的考虑，在允许的范围内，也尽可能地考虑了经济的合理布局。而“三线”的范围，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云、贵、川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所谓“三线建设”是对国民经济所作的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就是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大政方针既已确立，中共中央决定迅速展开三线建设，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二是把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全国动员，协调完成。国家计委组织新厂建设；建委组织一线的“独生子”的搬迁；经委组织生产三线建设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一、二线的一些省区，根据中央精神迅速行动起来，发扬局部服从整体，小局服从大局的精神，组织精兵强将支援三线建设，并在自己的腹地山区部署了一批新建和迁建项目，包括军工、民用、交通、电力、通讯、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建设。
对于“三线建设”，毛泽东这次却有些忧心地说：“‘三线建设’搞不好，睡不着觉。”由此可见，当时的“三线建设”对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对全中国是何等重要。重大的战略决策一旦确定，举国上下即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行动起来，建设计划以惊人的效率执行着。
三线建设，工厂搬进山沟的消息不胫而走，地方政府对这个决策既有拍巴掌的，也有皱眉头的。拍巴掌的：工厂进山沟，无疑会给贫穷的山区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繁荣。皱眉头的：众多的工厂拥进狭窄的山沟，势必会侵占大量的农田，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的心目中，土地就是命根子呀。无论是拍巴掌也好，皱眉头也好，方针既已确立，向大三线搬迁工厂的备战行动也就随之开始了。一、二线搬迁的工厂以及援建的人员，纷纷整装出发，浩浩荡荡，奔赴西北、西南，几十万人马从条件优越的东部、中部，从城市、院校来到了偏僻、荒凉、落后的大西北、大西南，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西部大建设。1965年开始，大小三线几乎同时动工，可谓是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才，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中国建设史上是罕见的。“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有：修筑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交通干线，建设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省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省的映秀湾、龚嘴，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省的夹江，湖北省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省的天然气；机械工业重点建设为军工服务的四川德阳重机厂、东风电机厂，贵州轴承厂；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为国防服务的项目等。在随后的十六年中，国家总计投入2052.68亿元，动员了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祖国的大西北、大西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原，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地区大范围、大规模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内地与沿海的差距逐步缩小，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立足于打大仗筑牢了战略大后方。三线建设，既是为了解决好防敌突袭问题、以提高国家对大规模战争的持续支持能力，也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大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三线建设规模宏大，经过十余年努力，在我国战略后方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等重点企业和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建成了完整配套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基地，形成了雄厚的战略后方生产基础；使国家经济布局更趋合理，增强了国防工业支持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的能力；调整了国防潜力布局，提高了国防的稳定性；也为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大大改变了内地经济落后局面。“三线”地区的综合开发，也为内地的长远建设打下了基础，直到今天，“三线”建设的成果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举国备战，全民皆兵
为把“备战备荒”战略方针落到实处，还需要具体的行动来实现。毛泽东随后提出“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指示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批判那种“只搞文不搞武”，“只要钱不要枪”的错误倾向。
1962年，毛泽东向各级党委重申做好民兵工作要做到“三落实”，分别是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和军事落实。首先是组织落实，要有基干民兵，有普通民兵，有兵有官；要有组织，有班、排、连、营、团、师。第二是政治落实，要做好政治工作，要设政治委员、教导员、指导员；要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坏人。第三是军事落实，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要搞训练，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1968年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发生显著变化。美国被越南战争所累，无暇他顾。苏联借机迅速扩大自身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中苏两国边境摩擦不断，中苏关系迅速跌入冰点。另外，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使我方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苏联已经接替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最新最大的危险。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转移到华北、东北、西北地区。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3月2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谈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1969年下半年，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加强，苏联还私下里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 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在地方各级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吸收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事机构，承办日常业务工作。报告规定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和进行对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战略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等等。为保证战备工作的尽快展开，以适应当时十分严峻的战备形势，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争动员号令，又是一个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形势的命令。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
中国的紧张的备战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反响。1969年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形势的愿望。双方商定，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但是，林彪等人，无视事实，仍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做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10月19日到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进入高潮。
随着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全国全军备战活动逐渐走向缓和。此后，各地战备工作重点已从临战在即的紧张中解放出来，转移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具体内容有：首先是战备动员、教育。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各地普遍开展的活动之一。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一批高等院校或被外迁，或被裁并，或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革命教育实践等名义，疏散到农村。与此同时，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教师和干部被下放。其次是修建地下防空工事。最后是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这是当时各级革委会普遍重视的一项工作。把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现全民皆兵。
转年到了1970年，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一些文件中更多地被代之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全国的战备工作也逐渐趋于平稳发展。
“备战备荒”的历史影响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战备，使整个国家建设以“准备打仗”为中心，从六十年代中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由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开始，直到1985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再次回归至和平建设轨道结束。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更使得这次战备在共和国历史上显示出特殊的复杂性。
决策必然有得有失，对历史的认识，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新中国领导人向来重视战争准备，在战争年代，“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战”是最基本的作战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始终把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开展全国大备战，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战争威胁、保卫国家安全的必然反应。就全国大备战决策本身而言，其正确性不容置疑。
总的来说，全国大备战历经近二十年风雨，对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在艰难曲折中取得了显著成绩，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遏止了敌人的大规模入侵，有力地保证了几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实现了国防的稳定，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不仅增强了我国国防实力，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
以这一战略方针为基础，后来毛泽东又根据时事情况加以补充完善，最终概括完整的口号为“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连在一起使用，成为冷战时期我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的总概括。备战备荒，由毛泽东首次提出，周恩来总结概括，后再次经毛泽东亲自阐述后，于1964年作为毛主席语录在我国大江南北广泛传播，成为妇孺皆知的一项全民防御口号。这一战略口号使全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出现了举国备战、全民皆兵的景象。
腹背受敌的国际环境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谓是内忧外患，四面楚歌，国家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战争危险客观存在，要求新中国领导人必须加强反侵略战争准备。
内忧外患。内忧——美帝国主义多方支持国民党特务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不仅如此，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不断地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外患——帝国主义加速了对新中国实施战略包围的进程，世界两大军事阵营都对新中国虎视眈眈。
东西南北，四面楚歌。在东面——一方面，我方尚未和侵略我国长达八年之久的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在大力支持台湾当局加紧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武装袭扰和破坏的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和驻日本、菲律宾等国以及台湾地区的美军，每年都要在太平洋上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并密谋策划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武装攻击，明目张胆地向中国炫耀武力。在西面——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意图蚕食我国领土。国际社会对这种公然侵犯他国领土的可耻行为不仅不给予谴责，美帝国主义居然还暗地里支持印度当局，继续与我国为敌，使我方西部、西南部边疆再次处于侵略战争威胁之中。在南面——美国于1964年8月在北部湾（又名“东京湾”），利用美舰“马多克斯”号虚构战斗，制造战争挑衅事件，史称“北部湾事件”。这一事件使美国在侵略越南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迅速从越南南方扩大到北方，将战火引至中越边境，并以攻击越南为借口，时常以飞机入侵中国领空，使我国南边的战略形势告急。在北面——60年代初期，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紧张局势，昔日老大哥变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苏联对我国亦是垂涎三尺。于是，苏联自1964年起，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多次在边境地区挑起事端。1966年2月，苏蒙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军事力量加紧向中蒙边境推进，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将战略武器对准中国。此后，苏联不断加大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威胁，仅在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就陆续增加到40多个师。1969年前后，苏联又先后派出20多个军事代表团，到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活动，企图组织针对中国的所谓东南亚国家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当时，新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围堵，腹背受敌，周边安全环境急剧恶化，在这一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面前，使国家领导人不得不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去考虑，不得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在1964年5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建设看成是和农业并重的“一个拳头”。同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明确指出：必须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月4日，中央军委在关于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1969年3月发生的苏联武装入侵珍宝岛事件，加上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更加坚定了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并认为“世界大战可能提前到来”。1969年4月，“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之中，成为全党、全国、全军一切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全国进入临战状态，全民开始搞备战。
1965年制订的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特别突出了战备工作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是万万不行的。由此，他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从此，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大战备拉开帷幕。
“备战备荒”的正式提出
1953年8月，毛泽东为公安部队功臣模范代表会议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个题词随即成为那个岁月中国人民最流行也是最关心的口号。喊着这一口号，中国人民外御强权，内以自警，转眼到了1964年。这一年，由于上述总结的严峻国际环境，中国的备战工作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当年7月21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从毛泽东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备战也好，备荒也好，一切都是为了人民。1967年4月，“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广为流传。
“三五计划”推动“三线建设”
“三五计划”的出台，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归纳起来应该是经历了从1966年的“起”，到1967、1968年的“落”，继而到1969、1970年的“再起”，这样一个跌宕起伏曲折的历史过程。“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随着起起落落，由“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转变。
按国民发展计划，“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到1967年实行，但是为何计划1966年才算正式推进？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
1962年，中共中央曾设想“三五计划”主要目标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但毛泽东提出，1963年至1965年作为过渡阶段，应当继续调整打下底子，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但是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出乎了毛泽东的预料，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正式的“三五计划”没有来得及形成。但历史问题并不能阻止时代的发展，经由多方努力，在没有正式形成计划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国民建设也在不偏离基本的轨道上继续前进。1966年，也曾一度出现了预计提前两年完成计划的良好发展势头，但1967年、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8年还成为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以来惟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五计划”以临战的非正常状态取代了前三年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状态。1970年的高投入，才使“三五计划”勉强完成。
以上是对“三五计划”发展脉络总的概括，那从1962年讨论计划开始到最终具体实施，到底又经历了什么呢？
这个计划从1962年开始讨论起，一直的设想都是要抓“吃穿用”。由于新中国刚从特大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中走出来，全国经济形势极其恶劣，因此，在“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中，主要是着眼于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对此也一度很认同。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报告中强调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毛泽东还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各级计委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转眼到了1964年，当年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毛泽东除对个别项目不能上有意见外，总的看法还是一致的。但半个多月后的5月27日，毛泽东关于“三五计划”的构想发生了彻底的转变。27日，毛泽东显然对编制已进行三年之久的“三五计划”安排不满意。这天，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听取汇报“三五计划”的编制情况，听说主线一是农业，二是国防，三是基础工业时，非常生气。毛泽东认为，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这样大幅度的改变让与会的同志吃了一惊。
这20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使毛泽东决定要搞“三线建设”？
原来，在国家计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初步设想前后，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进行了调查研究，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提交一份报告，让罗瑞卿将报告送给了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进行了专题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报告中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报告详细列举了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而当时的国内外艰险情势也在为报告作注脚。艰险的形势加触目惊心的调查报告，让毛泽东的主导思想迅速发生了变化，他的态度也很快扭转了大家的认识。1964年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高层领导都陆续讲话，对毛泽东的看法表示支持。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并且表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1965年4月12日，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自此，全国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三线建设”全面启动。 “三线建设”的全面开展
“三线建设”，何谓“三线”？如何划分？“三线”的划分主要考虑国防建设和国防安全问题，但在具体实施中也不纯粹是军事的考虑，在允许的范围内，也尽可能地考虑了经济的合理布局。而“三线”的范围，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云、贵、川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所谓“三线建设”是对国民经济所作的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就是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大政方针既已确立，中共中央决定迅速展开三线建设，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二是把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全国动员，协调完成。国家计委组织新厂建设；建委组织一线的“独生子”的搬迁；经委组织生产三线建设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一、二线的一些省区，根据中央精神迅速行动起来，发扬局部服从整体，小局服从大局的精神，组织精兵强将支援三线建设，并在自己的腹地山区部署了一批新建和迁建项目，包括军工、民用、交通、电力、通讯、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建设。
对于“三线建设”，毛泽东这次却有些忧心地说：“‘三线建设’搞不好，睡不着觉。”由此可见，当时的“三线建设”对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对全中国是何等重要。重大的战略决策一旦确定，举国上下即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行动起来，建设计划以惊人的效率执行着。
三线建设，工厂搬进山沟的消息不胫而走，地方政府对这个决策既有拍巴掌的，也有皱眉头的。拍巴掌的：工厂进山沟，无疑会给贫穷的山区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繁荣。皱眉头的：众多的工厂拥进狭窄的山沟，势必会侵占大量的农田，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的心目中，土地就是命根子呀。无论是拍巴掌也好，皱眉头也好，方针既已确立，向大三线搬迁工厂的备战行动也就随之开始了。一、二线搬迁的工厂以及援建的人员，纷纷整装出发，浩浩荡荡，奔赴西北、西南，几十万人马从条件优越的东部、中部，从城市、院校来到了偏僻、荒凉、落后的大西北、大西南，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西部大建设。1965年开始，大小三线几乎同时动工，可谓是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才，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中国建设史上是罕见的。“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有：修筑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交通干线，建设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省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省的映秀湾、龚嘴，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省的夹江，湖北省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省的天然气；机械工业重点建设为军工服务的四川德阳重机厂、东风电机厂，贵州轴承厂；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为国防服务的项目等。在随后的十六年中，国家总计投入2052.68亿元，动员了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祖国的大西北、大西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原，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地区大范围、大规模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内地与沿海的差距逐步缩小，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立足于打大仗筑牢了战略大后方。三线建设，既是为了解决好防敌突袭问题、以提高国家对大规模战争的持续支持能力，也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大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三线建设规模宏大，经过十余年努力，在我国战略后方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等重点企业和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建成了完整配套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基地，形成了雄厚的战略后方生产基础；使国家经济布局更趋合理，增强了国防工业支持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的能力；调整了国防潜力布局，提高了国防的稳定性；也为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大大改变了内地经济落后局面。“三线”地区的综合开发，也为内地的长远建设打下了基础，直到今天，“三线”建设的成果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举国备战，全民皆兵
为把“备战备荒”战略方针落到实处，还需要具体的行动来实现。毛泽东随后提出“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指示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批判那种“只搞文不搞武”，“只要钱不要枪”的错误倾向。
1962年，毛泽东向各级党委重申做好民兵工作要做到“三落实”，分别是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和军事落实。首先是组织落实，要有基干民兵，有普通民兵，有兵有官；要有组织，有班、排、连、营、团、师。第二是政治落实，要做好政治工作，要设政治委员、教导员、指导员；要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坏人。第三是军事落实，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要搞训练，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1968年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发生显著变化。美国被越南战争所累，无暇他顾。苏联借机迅速扩大自身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中苏两国边境摩擦不断，中苏关系迅速跌入冰点。另外，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使我方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苏联已经接替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最新最大的危险。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转移到华北、东北、西北地区。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3月2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谈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1969年下半年，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加强，苏联还私下里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 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在地方各级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吸收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事机构，承办日常业务工作。报告规定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和进行对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战略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等等。为保证战备工作的尽快展开，以适应当时十分严峻的战备形势，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争动员号令，又是一个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形势的命令。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
中国的紧张的备战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反响。1969年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形势的愿望。双方商定，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但是，林彪等人，无视事实，仍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做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10月19日到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进入高潮。
随着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全国全军备战活动逐渐走向缓和。此后，各地战备工作重点已从临战在即的紧张中解放出来，转移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具体内容有：首先是战备动员、教育。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各地普遍开展的活动之一。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一批高等院校或被外迁，或被裁并，或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革命教育实践等名义，疏散到农村。与此同时，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教师和干部被下放。其次是修建地下防空工事。最后是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这是当时各级革委会普遍重视的一项工作。把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现全民皆兵。
转年到了1970年，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一些文件中更多地被代之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全国的战备工作也逐渐趋于平稳发展。
“备战备荒”的历史影响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战备，使整个国家建设以“准备打仗”为中心，从六十年代中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由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开始，直到1985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再次回归至和平建设轨道结束。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更使得这次战备在共和国历史上显示出特殊的复杂性。
决策必然有得有失，对历史的认识，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新中国领导人向来重视战争准备，在战争年代，“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战”是最基本的作战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始终把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开展全国大备战，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战争威胁、保卫国家安全的必然反应。就全国大备战决策本身而言，其正确性不容置疑。
总的来说，全国大备战历经近二十年风雨，对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在艰难曲折中取得了显著成绩，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遏止了敌人的大规模入侵，有力地保证了几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实现了国防的稳定，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不仅增强了我国国防实力，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