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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论语><孟子>读法》中引程子话说：“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句句而求之。”又说：“学者需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是强调读《论语》时要全身心投入其中，将自己带入到孔门师生问答的情景之中，如此才能真正地修养身心、变化气质。这一段话既是传统儒者修身的重要方法，也可视为当代学者阅读和理解古代儒家文化典籍的不二法门。
然而由于时代久远，使得许多先秦的儒家文化典籍不可避免地出现语境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很容易造成读者对文意理解的歧义。比如《子路·第十三》中“樊迟请学稼”一章中说：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在这里孔子面对樊迟想要学习种地的请求并没有当面指责，而仅是以“吾不如老农”这样近似冷言冷语的回答加以拒绝，等到樊迟离开才批评樊迟是的是“小人”。如此看来，孔子似乎有“背后说人坏话”之嫌。
汉代何晏的《论语集解》中对此章的注解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这仅仅是对孔子的话作出解释，说明一个君子不应该学种地，而应该注重“礼义与信”，却并没有说明孔子为什么不当面批评樊迟。而邢邴的《论语注疏》以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也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也许是“汉学”一派偏重考据，而忽略此种义理方面的问题；或者就是他们认为孔子这种做法是理所应当的，更本不需要解释。而在与“汉学”相对的“宋学”中，便有对于此问题的探讨。朱熹《论语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中对此章引杨时的话解释道：
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辞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盖于其问也，自谓农圃之不如，则拒之者至矣。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及其既出，则惧其终不喻也，求老农老圃而学焉，则其失愈远矣。故复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也就是说，孔子在与樊迟对话的时候，先是对于其学习种地的请求直接以言辞拒绝，其本意是认为君子应该有更高的志向。但等到樊迟出去之后，又怕他不明白自己的用意，真的去找老农老圃学种地，所以又加以解释，乃是怕樊迟误解自己的意思而误入歧途。与此类似的还有“宰我问三年之丧”一章，孔子没有当面指责宰我，也是在“宰我出”之后才对宰我的话加以详细的批评，而朱熹《集注》中的解释与“樊迟请学稼”一章近似：
初言女安则为之，绝之之辞。又发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则为之以深责之。
也是说孔子怕宰我误解自己的意思，而真的不遵守三年之丧的制度。应该说，宋儒对于《论语》中这一类记载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笔者认为，对于《论语》中孔子“背后说人坏话”的现象，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就以“樊迟请学稼”这一章为例，如果我们仔细玩味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段话的语境十分模糊，对于孔子与樊迟的对话，其中有许多细节是我们不清楚的。比如，对话发生的时间、地点、在场人物，还有樊迟发问的起因等等，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作为语录体散文的论语《论语》，由于重视对言语内容的记录，而往往忽略对语境的描写。这是此类文体的普遍规律。而且通过对比阅读我们可以发现，《论语》中确实存在很多语境缺失的问题。如《论语·子罕第九》中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载了这句话，前面却多出一段文字：“孔子居卫，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我们由此便可知道，这孔子是因为目睹了卫灵公与夫人同车的行为，才说出了这句话。再如《论语·子路第十三》中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这段话时在前面也有额外的文字：“卫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我们由此才知道，孔子这句话是在出游卫国时说的。这两句话的语境缺失，虽然基本不影响我们对于文意的理解，但可以说明《论语》中确实存在语境缺失的现象。而回到“樊迟请学稼”这一章，笔者认为这一章也存在语境缺失的现象，因而让读者觉得孔子似乎是“在背后说人坏话”。所以我们在理解此章的文意时，应该尽量还原当时的语境。而还原语境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与书中其他章节的对比。
首先是对话的缘起，也就是樊迟为什么要学种庄稼。如果我们先从这一章的文字来分析，可以看出，樊迟是在向孔子诉说自己的志向。朱熹《集注》引杨时的之言也说：“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论语》中与此相同的章节还有“张学干禄”、“子路问政”等等，都是弟子在向孔子诉说自己的志向。而这些章节大多是没有语境的，但我们可以根据《论语》中的其他章节来推测和补充这些语境。例如《雍也第六》中说：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再如《先进第十一》中说：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由于这两章语境比较清楚，都是孔子在与弟子们讲学时所说。孔子让弟子们分别说出各自的志向，并且孔子自己也会参与其中，说出自己的志向，而这些志向包括各个方面，如德行、人际、从政等等。由此可以推测，在孔门师生的日常教学活动中，诉说和讨论各自的志向是一項“常规教学项目”。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樊迟学习种地的愿望，就是在这样的日常讨论中所提出的。 并且，仔细玩味这段话，可以发现这段话并非出自樊迟自己的记录，而是由其他弟子记下来的。原因在于：首先，樊迟出去之后孔子所说的话，樊迟自己必定是不知道，即便知道，也是后来经别人转述的；其次，这段话的内容是孔子在批评樊迟，而且批评得很严厉，樊迟不太可能把批评自己的话记下来传给后人。由此可知，这段对话发生的时候，必然有其他人在场，且极有可能就是在与樊迟一起听孔子讲学。
总之，这段对话发生的场景应该就是在孔门师生“坐而论道”的时候。那么既然是坐而论道，面对樊迟的提问，为何孔子不直接对樊迟讲清楚，反而只以自己不如老农老圃来拒绝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孔子的教育理念使然。孔子虽然以“诲人不倦”为己任，但对于教学问答也有自己的尺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論语·述而第七》）也就是说，学生不是诚心有所求而自己无法解答的，孔子也不会迫切地去对他讲授。换言之，学生有何问题，老师便至做出相应的回答，学生若不追问，老师也不必自己说出来。在这里，樊迟只是问学种地的问题，孔子便直接回答自己不能，而樊迟没有继续追问，孔子也就不再深入解答。也正是《集注》中所说的：“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对此《论语·先进第十一》中的一章可以作为旁证：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这一章中，孔子也是仅仅告诉子路和冉有各自应该如何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并没有对他们说，而是等到公西华提问的时候才进行了详细解释。可见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教学理念。
接下来讨论“人前与人后”的问题。即便樊迟的提问和孔子的回答都是孔子课堂上的常规教学内容，但是在樊迟离开后又说他的“坏话”，依旧让人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但笔者认为，这也是孔子课堂教学的一部分。首先，上文已经说过，这段话的语境十分模糊，有许多细节不清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小人哉樊须”这段话是孔子自己主动说的，还是别人问孔子后孔子才说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原文，“樊迟出”后面紧接着就是“子曰”，所以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孔子主动说的。但当时的情况未必如此。我们同样可以在《论语》的其他章节找到佐证。如上文提到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在几位弟子都说完了各自的志向后，文中写到：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曾晳在其他三位弟子离开后，又向孔子追问了孔子对于他们所说的志向的评价，而孔子也分别作出了回答。再如上文所举“子路问闻斯行诸”一章，显然也是在孔子与前两位弟子问答之后，公西华又向孔子追问其对于前两人的教诲内容。且这两段话显然都是发生在在孔子讲学的过程中。可见，类似情况在孔子讲学的过程中，也是常有的事。而“樊迟请学稼”这一章中孔子的话，极有可能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出的，是孔子对于其他弟子追问的回答。
并且，对于门下弟子的评论，也是孔门教学的重要内容。比如《论语·先进第十一》一篇的内容，朱熹在《集注》中就说：“此篇多评弟子贤否。”。当然，还有许多孔子对于其弟子的评价散见于《论语》各篇之中。可见孔子在平时的教学中十分重视此项内容。他们讨论的角度十分多样，如《论语·先进第十一》中子贡就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其中涉及到子游和子夏两位同门师弟。《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子贡还问孔子对于自己的评价，说：“赐也何如？”，孔子回答说：“女器也。”。同一篇中，孔子还直接问弟子对于其他同门的看法，如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而孔门弟子之间也互相品评，如曾子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也。”（《论语·子张第十九》）总之，对于门下弟子的评论应该是孔子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常常直言不讳。如此则孔子对于樊迟的批评也属于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人前”与“人后”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除此之外，如果有人认为孔子称樊迟为“小人”的评语过于严厉，这种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论语》中，孔子对于弟子们的评价，向来是十分严厉的。如批评宰我“朽木不可雕也”，说子路“野哉”，说子贡是“胡琏”，对比之下，此处对于樊迟的批评完全是“常规范围”之内。并且身为老师，爱之深责之切，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即使孔子对弟子们批评得如此严厉，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师生关系。即使是被孔子批评得最狠的宰我，在评价孔子的时候依然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孔门师生之间完全不忌讳这种批评，又怎能说孔子说樊迟的“坏话”呢？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由于语境的模糊和一些细节记载的缺失，使得人们对“樊迟请学稼”这一章产生了一些误解，好像孔子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过《论语》全文，并还原当时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这不过是孔门师生之间一次再平常不过教学探讨。通过以上分析，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在我们阅读古代典籍，尤其是阅读《论语》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还原和体认文中的语境。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回到对话发生的场景中去，但是通过反复诵读和体会，我们依然可以无限接近文本产生的原始语境，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其中的含义。
然而由于时代久远，使得许多先秦的儒家文化典籍不可避免地出现语境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很容易造成读者对文意理解的歧义。比如《子路·第十三》中“樊迟请学稼”一章中说：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在这里孔子面对樊迟想要学习种地的请求并没有当面指责，而仅是以“吾不如老农”这样近似冷言冷语的回答加以拒绝，等到樊迟离开才批评樊迟是的是“小人”。如此看来，孔子似乎有“背后说人坏话”之嫌。
汉代何晏的《论语集解》中对此章的注解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这仅仅是对孔子的话作出解释，说明一个君子不应该学种地，而应该注重“礼义与信”，却并没有说明孔子为什么不当面批评樊迟。而邢邴的《论语注疏》以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也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也许是“汉学”一派偏重考据，而忽略此种义理方面的问题；或者就是他们认为孔子这种做法是理所应当的，更本不需要解释。而在与“汉学”相对的“宋学”中，便有对于此问题的探讨。朱熹《论语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中对此章引杨时的话解释道：
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辞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盖于其问也，自谓农圃之不如，则拒之者至矣。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及其既出，则惧其终不喻也，求老农老圃而学焉，则其失愈远矣。故复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也就是说，孔子在与樊迟对话的时候，先是对于其学习种地的请求直接以言辞拒绝，其本意是认为君子应该有更高的志向。但等到樊迟出去之后，又怕他不明白自己的用意，真的去找老农老圃学种地，所以又加以解释，乃是怕樊迟误解自己的意思而误入歧途。与此类似的还有“宰我问三年之丧”一章，孔子没有当面指责宰我，也是在“宰我出”之后才对宰我的话加以详细的批评，而朱熹《集注》中的解释与“樊迟请学稼”一章近似：
初言女安则为之，绝之之辞。又发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则为之以深责之。
也是说孔子怕宰我误解自己的意思，而真的不遵守三年之丧的制度。应该说，宋儒对于《论语》中这一类记载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笔者认为，对于《论语》中孔子“背后说人坏话”的现象，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就以“樊迟请学稼”这一章为例，如果我们仔细玩味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段话的语境十分模糊，对于孔子与樊迟的对话，其中有许多细节是我们不清楚的。比如，对话发生的时间、地点、在场人物，还有樊迟发问的起因等等，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作为语录体散文的论语《论语》，由于重视对言语内容的记录，而往往忽略对语境的描写。这是此类文体的普遍规律。而且通过对比阅读我们可以发现，《论语》中确实存在很多语境缺失的问题。如《论语·子罕第九》中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载了这句话，前面却多出一段文字：“孔子居卫，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我们由此便可知道，这孔子是因为目睹了卫灵公与夫人同车的行为，才说出了这句话。再如《论语·子路第十三》中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这段话时在前面也有额外的文字：“卫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我们由此才知道，孔子这句话是在出游卫国时说的。这两句话的语境缺失，虽然基本不影响我们对于文意的理解，但可以说明《论语》中确实存在语境缺失的现象。而回到“樊迟请学稼”这一章，笔者认为这一章也存在语境缺失的现象，因而让读者觉得孔子似乎是“在背后说人坏话”。所以我们在理解此章的文意时，应该尽量还原当时的语境。而还原语境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与书中其他章节的对比。
首先是对话的缘起，也就是樊迟为什么要学种庄稼。如果我们先从这一章的文字来分析，可以看出，樊迟是在向孔子诉说自己的志向。朱熹《集注》引杨时的之言也说：“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论语》中与此相同的章节还有“张学干禄”、“子路问政”等等，都是弟子在向孔子诉说自己的志向。而这些章节大多是没有语境的，但我们可以根据《论语》中的其他章节来推测和补充这些语境。例如《雍也第六》中说：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再如《先进第十一》中说：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由于这两章语境比较清楚，都是孔子在与弟子们讲学时所说。孔子让弟子们分别说出各自的志向，并且孔子自己也会参与其中，说出自己的志向，而这些志向包括各个方面，如德行、人际、从政等等。由此可以推测，在孔门师生的日常教学活动中，诉说和讨论各自的志向是一項“常规教学项目”。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樊迟学习种地的愿望，就是在这样的日常讨论中所提出的。 并且，仔细玩味这段话，可以发现这段话并非出自樊迟自己的记录，而是由其他弟子记下来的。原因在于：首先，樊迟出去之后孔子所说的话，樊迟自己必定是不知道，即便知道，也是后来经别人转述的；其次，这段话的内容是孔子在批评樊迟，而且批评得很严厉，樊迟不太可能把批评自己的话记下来传给后人。由此可知，这段对话发生的时候，必然有其他人在场，且极有可能就是在与樊迟一起听孔子讲学。
总之，这段对话发生的场景应该就是在孔门师生“坐而论道”的时候。那么既然是坐而论道，面对樊迟的提问，为何孔子不直接对樊迟讲清楚，反而只以自己不如老农老圃来拒绝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孔子的教育理念使然。孔子虽然以“诲人不倦”为己任，但对于教学问答也有自己的尺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論语·述而第七》）也就是说，学生不是诚心有所求而自己无法解答的，孔子也不会迫切地去对他讲授。换言之，学生有何问题，老师便至做出相应的回答，学生若不追问，老师也不必自己说出来。在这里，樊迟只是问学种地的问题，孔子便直接回答自己不能，而樊迟没有继续追问，孔子也就不再深入解答。也正是《集注》中所说的：“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对此《论语·先进第十一》中的一章可以作为旁证：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这一章中，孔子也是仅仅告诉子路和冉有各自应该如何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并没有对他们说，而是等到公西华提问的时候才进行了详细解释。可见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教学理念。
接下来讨论“人前与人后”的问题。即便樊迟的提问和孔子的回答都是孔子课堂上的常规教学内容，但是在樊迟离开后又说他的“坏话”，依旧让人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但笔者认为，这也是孔子课堂教学的一部分。首先，上文已经说过，这段话的语境十分模糊，有许多细节不清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小人哉樊须”这段话是孔子自己主动说的，还是别人问孔子后孔子才说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原文，“樊迟出”后面紧接着就是“子曰”，所以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孔子主动说的。但当时的情况未必如此。我们同样可以在《论语》的其他章节找到佐证。如上文提到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在几位弟子都说完了各自的志向后，文中写到：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曾晳在其他三位弟子离开后，又向孔子追问了孔子对于他们所说的志向的评价，而孔子也分别作出了回答。再如上文所举“子路问闻斯行诸”一章，显然也是在孔子与前两位弟子问答之后，公西华又向孔子追问其对于前两人的教诲内容。且这两段话显然都是发生在在孔子讲学的过程中。可见，类似情况在孔子讲学的过程中，也是常有的事。而“樊迟请学稼”这一章中孔子的话，极有可能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出的，是孔子对于其他弟子追问的回答。
并且，对于门下弟子的评论，也是孔门教学的重要内容。比如《论语·先进第十一》一篇的内容，朱熹在《集注》中就说：“此篇多评弟子贤否。”。当然，还有许多孔子对于其弟子的评价散见于《论语》各篇之中。可见孔子在平时的教学中十分重视此项内容。他们讨论的角度十分多样，如《论语·先进第十一》中子贡就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其中涉及到子游和子夏两位同门师弟。《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子贡还问孔子对于自己的评价，说：“赐也何如？”，孔子回答说：“女器也。”。同一篇中，孔子还直接问弟子对于其他同门的看法，如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而孔门弟子之间也互相品评，如曾子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也。”（《论语·子张第十九》）总之，对于门下弟子的评论应该是孔子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常常直言不讳。如此则孔子对于樊迟的批评也属于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人前”与“人后”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除此之外，如果有人认为孔子称樊迟为“小人”的评语过于严厉，这种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论语》中，孔子对于弟子们的评价，向来是十分严厉的。如批评宰我“朽木不可雕也”，说子路“野哉”，说子贡是“胡琏”，对比之下，此处对于樊迟的批评完全是“常规范围”之内。并且身为老师，爱之深责之切，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即使孔子对弟子们批评得如此严厉，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师生关系。即使是被孔子批评得最狠的宰我，在评价孔子的时候依然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孔门师生之间完全不忌讳这种批评，又怎能说孔子说樊迟的“坏话”呢？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由于语境的模糊和一些细节记载的缺失，使得人们对“樊迟请学稼”这一章产生了一些误解，好像孔子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过《论语》全文，并还原当时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这不过是孔门师生之间一次再平常不过教学探讨。通过以上分析，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在我们阅读古代典籍，尤其是阅读《论语》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还原和体认文中的语境。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回到对话发生的场景中去，但是通过反复诵读和体会，我们依然可以无限接近文本产生的原始语境，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其中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