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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沈从文的《边城》为地域文化特色浓厚的湘西立传，从湘西山水并存的自然環境、魅力独特的风俗风情、纯朴善良的人性中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时也表现了对历史中湘西的偏见与歧视消除的沉湎意绪。
关键词：自然环境；风俗风情；人性
作者简介：王雪然（1989-），女，汉族，河南安阳内黄县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7-0-02
文学地理学作为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为研究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并逐渐成为热门。它的研究对象其中之一就是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性与地域性差异。正如曾大兴教授所说“通过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可以考察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沈从文在《边城》中画出了一幅秀丽的湘西风景，我们将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来探求作品中湘西这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山水共存的自然环境
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深深的烙上地域文化的特色，比如赵树理的山西风味、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王蒙的伊犁风情等无不展现着中国大地上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景象，给中国多姿的文化输入绚丽的神情和气质。沈从文生于湖南湘西，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沈从文的作品中强烈的湘西地域色彩的描写，使湘西具有了神秘的诱惑力并且成为现在很多游客去的地方，人们可以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享受山水间的静谧。湘西毋庸置疑属于南方，南方比北方多雨，潮湿的气候滋润了作家灵动的品行、善感的情怀；丰饶的物产、充足的阳光，滋养了南方人旺盛的生命力、多样的心绪；绮丽的山水、神秘的传说，又生发出南方人神奇的想象力、美妙的艺术感。沈从文在《凤子·神之再现》中表达了对同处于南方的屈原的深刻理解“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二千年前中国会产生一个屈原”“原来他不过是一个来到地方的风景记录人罢了。”沈从文除了要纯粹的记录山水自然风景外，还要通过南方这种山水展示湘西山民淳朴又刚烈的人情人性、浪漫又率真的自然民风。他特别强调自己的创作与水的关系：“我幼小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只有这种湘西水土才会在文学作品中渗出地域性强的声音，清晰可辨的自然景观在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中展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韵味。一个文学家接受某一地域文化的影响的程度和深度是和他的个人生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沈从文的童年经历中显示出他亲近湘西大自然的爱好，在《从文自传》中记录了儿时认知湘西山水中自然百态的生活“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闻”。沈从文从小亲近湘西的一草一木，在山水之中度过了烂漫有趣的儿童时光。这些别具地域特色自然环境在作品《边城》中有所展现。
《边城》开篇介绍了茶峒优美的自然环境，它本身依山傍水，临山处筑有城墙，临水处地设码头，另外还有诗意栖居的建筑形式是吊脚楼，正如那首“小背篓，圆溜溜，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的质朴甜美的民歌所展现的，这种建筑成了湘西世界独特的风景。在这山水之中有“房子、牛、羊、大树”；还有“一个妇人或一个小孩哭喊的声音”；还发生了翠翠和爷爷渡船营生，翠翠与天宝、傩送之间的爱情，傩送远走他乡，爷爷在洪水之夜的去世等一系列故事。这一切都离不开水，边城里的人民平静地接受了由自然安排的生活方式。湘西的这片山水养育了湘西这一方人民，从而也形成了他们有别于北方的日常生活和颇具地域特色的性情。老船夫靠渡船营生，和孙女的生活过的非常拮据，顺顺还让天保送鸭子给翠翠，端午节祖孙二人不能包粽子顺顺还送了很多的尖角粽子。面对清苦的生活他们仍然古朴、淳厚，给渡客备上上等的烟。尽管生活有失落的色彩、酸楚的味道，每个人的心肠都是善良的。这是沈从文通过渡船的人生形式描绘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湘西山水共存的自然环境贯穿了他们的日常起居，影响了他们的文化特质和价值认知。
二、独具魅力的风俗风情
不同的自然条件也会造成不同的行为模式规范，“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说的就是风俗风情因地而异的这个道理。湘西的风俗风情，不得不说它们受到巫楚文化的影响。楚国在向外扩张领土的时候，“曾征服和开发了湘江、沅水流域，深入苗、瑶、土家族先民聚居的五溪蛮地区”，[1]古代楚国的屈原就被贬谪到这个巫风兴盛的地方。巫风主要特点是鬼神观念浓厚，重视想象，人鬼对话，给人奇异的感受，浓郁的巫风展现了楚国人民敬爱大自然、崇尚淳厚人性的愿望。由于沅江、湘江流域很偏僻，当地人们封闭保守，不愿外界的入侵，当地文化受外界的影响很小，巫风可以保存至今。《边城》中“过渡人走了，翠翠就在船上又轻轻地哼着巫师迎神的歌玩”，巫文化融合到了湘西老老少少要表达的情感里。在沈从文的另一个作品中和《边城》一样描绘了湘西尚存的祭祀活动，“巫师换上鲜红如血的缎袍，穿上青绒鞋，拿一把铜剑，一个牛角，一件用杂色缯帛作成的法物，助手擂鼓鸣金，放了三个土炮，巫师就全幅披挂的上了场。起始吹角，吹动那个呼风唤雨召鬼乐神的镂花牛角，声音凄厉而激扬，散播原野，上通天庭。用一种缓慢而严肃的姿势，向斗坛跪拜舞踊。且用一种低郁的歌声，应和雄壮的金鼓声，且歌且唱”。[2]作品中把湘西的地域文化中的巫文化细致地展现出来。让读者了解了湘西的原始文化，展现出真诚的人性美，充满了神秘色彩。除此之外，湘西的这种敬神谢神仪式的奇异风格，源源不断的注入诗和音乐里。自两千年前的楚人就把巫曲、民歌洒向生活的每个角落。湘西苗族的四月八，青年男女齐聚跳花沟，跳花月，对歌言情，昼夜狂欢。老船夫说要娶翠翠的人就要唱够三年六个月的歌，唱歌成了男女求爱的仪式并贯穿小说始终。天宝和二老比赛谁向翠翠唱歌唱得好听，小说中还唱出爱情的圣歌“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 可见歌唱已经融化到了他们的血液里，抒发心中浪漫的情感。这些特具地域特色的歌舞民俗，“描写了真实的人和人的真实——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的感觉、情绪、欲望和追求”。[3]为作品增加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湘西人的浪漫多情，除了歌还有酒。在沈从文的文字里，由于对极美大自然的鉴赏能力，把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激情在各种节日里借酒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苗族人民精魂中的“酒”也成就了一幅迷人的风俗画，土家族爱喝酒，在端午节这天，泼洒雄黄酒。《边城》也多次提到这个特具民族风情的端午节，同样离不开“酒”，比如，“那人比渡船老人更孤单，身边无一个亲人，也无一只狗，因此便约好了那人早上过家中吃饭，喝一杯雄黄酒”，后来“两人一面谈些端午旧事，一面喝酒，不到一会，那人却在岩石上被烧酒醉倒了”。还有，翠翠还笑爷爷平日里和船客吃酒，恨不得把酒葫芦也吃进肚里。前前后后《边城》中有二十几处说到酒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中、节日里展现出的自由天性和多情的传统品格。历来古人爱喝酒，希望借酒能够达到一种迷狂和消愁的目的，然而《边城》中的酒却另有一番风味儿，有激昂的、有温柔的、也有悲伤的，它伴随着湘西日静天长的生活，是另一番只属于湘西风俗风情的诗意。
三、淳朴善良的人性
作家在经受了湘西山水自然环境和特色的风俗风情的浸润之后，文字中有自己想发掘的主题。《边城》这部作品是沈从文的“希腊小庙”，供奉着人性，而翠翠似乎是深山中古朴的碧玉，是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所塑造的颇具湘西自然人文地域特色下苗族纯朴美好最理想的人物。翠翠来到人间，就是爱的天使和精灵，是一位军人和老船夫女儿的爱情结晶。她和爷爷相伴着在山里一天天长大，她的成长远离大城市中的重利轻义，又得山川灵秀，秀外慧中，和着大自然的节奏，纯真的分外动人。《边城》中的人物如翠翠和爷爷的形象与历史记载的粗野的苗族人截然相反，要说明这一问题，需要从沈从文的苗族身份和苗族情结来解释。
沈从文是苗族的一员，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均受到压迫和歧视。元明时期苗族被列为四等中的最后一等，到清朝对苗族实行军事镇压并且苗人后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湘西苗族被歧视的历史由来已久，据记载，从蚩尤和黄帝大战失败起，苗族以失败告终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苗族不断向南，向西迁徙，最终由辽阔的中原地区迁徙到西南大山之中。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团结意识的作家，沈从文对这些苗族苦难历史进行反思，他要改变内心的民族创伤他要去除“强加于苗族于人身上的野蛮符号，恢复苗族人的本来面目，呈现出他们身上美好善良的人性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4]。沈从文通过一系列湘西作品来还原苗族人民善良纯真的一面，在抗日救国的重要时刻显现湘西人的彪悍、英勇的民族品质，希望人们全面正确的认识湘西，了解湘西，改变以往片面的看法并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最终希望能够寻求苗族人的生存權利和尊严。在《边城》这一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作品中，突出表现苗族人民的精髓就是善良，甚至连娼妓都是浑厚的。今天看来，沈从文的这一书写目的完全达到了，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湘西成了和谐静谧的世外桃源，湘西人成了纯朴、美好、善良的代名词。沈从文的这一地域性的人性的刻画书写中，就此打上了历史地理学的烙印，读者也因此洞察了作者的深层文化动机，可以更好地与之进行对话交流。
结语：
总而言之，《边城》的作者为地域文化特色浓厚的湘西立传，从湘西山水并存的自然环境、魅力独特的风俗风情、纯朴善良的人性中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时也表现了对历史中湘西的偏见与歧视消除的沉湎意绪。
注释：
[1]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35.532.
[2]沈从文：《凤子》，《沈从文文集》第四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6.382.383.
[3]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365.
[4]吕周聚：《民族创伤体验与怯蛮写作——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苗族情结》[J].《文学评论》，2012（2）.
关键词：自然环境；风俗风情；人性
作者简介：王雪然（1989-），女，汉族，河南安阳内黄县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7-0-02
文学地理学作为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为研究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并逐渐成为热门。它的研究对象其中之一就是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性与地域性差异。正如曾大兴教授所说“通过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可以考察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沈从文在《边城》中画出了一幅秀丽的湘西风景，我们将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来探求作品中湘西这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山水共存的自然环境
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深深的烙上地域文化的特色，比如赵树理的山西风味、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王蒙的伊犁风情等无不展现着中国大地上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景象，给中国多姿的文化输入绚丽的神情和气质。沈从文生于湖南湘西，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沈从文的作品中强烈的湘西地域色彩的描写，使湘西具有了神秘的诱惑力并且成为现在很多游客去的地方，人们可以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享受山水间的静谧。湘西毋庸置疑属于南方，南方比北方多雨，潮湿的气候滋润了作家灵动的品行、善感的情怀；丰饶的物产、充足的阳光，滋养了南方人旺盛的生命力、多样的心绪；绮丽的山水、神秘的传说，又生发出南方人神奇的想象力、美妙的艺术感。沈从文在《凤子·神之再现》中表达了对同处于南方的屈原的深刻理解“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二千年前中国会产生一个屈原”“原来他不过是一个来到地方的风景记录人罢了。”沈从文除了要纯粹的记录山水自然风景外，还要通过南方这种山水展示湘西山民淳朴又刚烈的人情人性、浪漫又率真的自然民风。他特别强调自己的创作与水的关系：“我幼小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只有这种湘西水土才会在文学作品中渗出地域性强的声音，清晰可辨的自然景观在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中展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韵味。一个文学家接受某一地域文化的影响的程度和深度是和他的个人生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沈从文的童年经历中显示出他亲近湘西大自然的爱好，在《从文自传》中记录了儿时认知湘西山水中自然百态的生活“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闻”。沈从文从小亲近湘西的一草一木，在山水之中度过了烂漫有趣的儿童时光。这些别具地域特色自然环境在作品《边城》中有所展现。
《边城》开篇介绍了茶峒优美的自然环境，它本身依山傍水，临山处筑有城墙，临水处地设码头，另外还有诗意栖居的建筑形式是吊脚楼，正如那首“小背篓，圆溜溜，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的质朴甜美的民歌所展现的，这种建筑成了湘西世界独特的风景。在这山水之中有“房子、牛、羊、大树”；还有“一个妇人或一个小孩哭喊的声音”；还发生了翠翠和爷爷渡船营生，翠翠与天宝、傩送之间的爱情，傩送远走他乡，爷爷在洪水之夜的去世等一系列故事。这一切都离不开水，边城里的人民平静地接受了由自然安排的生活方式。湘西的这片山水养育了湘西这一方人民，从而也形成了他们有别于北方的日常生活和颇具地域特色的性情。老船夫靠渡船营生，和孙女的生活过的非常拮据，顺顺还让天保送鸭子给翠翠，端午节祖孙二人不能包粽子顺顺还送了很多的尖角粽子。面对清苦的生活他们仍然古朴、淳厚，给渡客备上上等的烟。尽管生活有失落的色彩、酸楚的味道，每个人的心肠都是善良的。这是沈从文通过渡船的人生形式描绘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湘西山水共存的自然环境贯穿了他们的日常起居，影响了他们的文化特质和价值认知。
二、独具魅力的风俗风情
不同的自然条件也会造成不同的行为模式规范，“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说的就是风俗风情因地而异的这个道理。湘西的风俗风情，不得不说它们受到巫楚文化的影响。楚国在向外扩张领土的时候，“曾征服和开发了湘江、沅水流域，深入苗、瑶、土家族先民聚居的五溪蛮地区”，[1]古代楚国的屈原就被贬谪到这个巫风兴盛的地方。巫风主要特点是鬼神观念浓厚，重视想象，人鬼对话，给人奇异的感受，浓郁的巫风展现了楚国人民敬爱大自然、崇尚淳厚人性的愿望。由于沅江、湘江流域很偏僻，当地人们封闭保守，不愿外界的入侵，当地文化受外界的影响很小，巫风可以保存至今。《边城》中“过渡人走了，翠翠就在船上又轻轻地哼着巫师迎神的歌玩”，巫文化融合到了湘西老老少少要表达的情感里。在沈从文的另一个作品中和《边城》一样描绘了湘西尚存的祭祀活动，“巫师换上鲜红如血的缎袍，穿上青绒鞋，拿一把铜剑，一个牛角，一件用杂色缯帛作成的法物，助手擂鼓鸣金，放了三个土炮，巫师就全幅披挂的上了场。起始吹角，吹动那个呼风唤雨召鬼乐神的镂花牛角，声音凄厉而激扬，散播原野，上通天庭。用一种缓慢而严肃的姿势，向斗坛跪拜舞踊。且用一种低郁的歌声，应和雄壮的金鼓声，且歌且唱”。[2]作品中把湘西的地域文化中的巫文化细致地展现出来。让读者了解了湘西的原始文化，展现出真诚的人性美，充满了神秘色彩。除此之外，湘西的这种敬神谢神仪式的奇异风格，源源不断的注入诗和音乐里。自两千年前的楚人就把巫曲、民歌洒向生活的每个角落。湘西苗族的四月八，青年男女齐聚跳花沟，跳花月，对歌言情，昼夜狂欢。老船夫说要娶翠翠的人就要唱够三年六个月的歌，唱歌成了男女求爱的仪式并贯穿小说始终。天宝和二老比赛谁向翠翠唱歌唱得好听，小说中还唱出爱情的圣歌“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 可见歌唱已经融化到了他们的血液里，抒发心中浪漫的情感。这些特具地域特色的歌舞民俗，“描写了真实的人和人的真实——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的感觉、情绪、欲望和追求”。[3]为作品增加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湘西人的浪漫多情，除了歌还有酒。在沈从文的文字里，由于对极美大自然的鉴赏能力，把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激情在各种节日里借酒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苗族人民精魂中的“酒”也成就了一幅迷人的风俗画，土家族爱喝酒，在端午节这天，泼洒雄黄酒。《边城》也多次提到这个特具民族风情的端午节，同样离不开“酒”，比如，“那人比渡船老人更孤单，身边无一个亲人，也无一只狗，因此便约好了那人早上过家中吃饭，喝一杯雄黄酒”，后来“两人一面谈些端午旧事，一面喝酒，不到一会，那人却在岩石上被烧酒醉倒了”。还有，翠翠还笑爷爷平日里和船客吃酒，恨不得把酒葫芦也吃进肚里。前前后后《边城》中有二十几处说到酒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中、节日里展现出的自由天性和多情的传统品格。历来古人爱喝酒，希望借酒能够达到一种迷狂和消愁的目的，然而《边城》中的酒却另有一番风味儿，有激昂的、有温柔的、也有悲伤的，它伴随着湘西日静天长的生活，是另一番只属于湘西风俗风情的诗意。
三、淳朴善良的人性
作家在经受了湘西山水自然环境和特色的风俗风情的浸润之后，文字中有自己想发掘的主题。《边城》这部作品是沈从文的“希腊小庙”，供奉着人性，而翠翠似乎是深山中古朴的碧玉，是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所塑造的颇具湘西自然人文地域特色下苗族纯朴美好最理想的人物。翠翠来到人间，就是爱的天使和精灵，是一位军人和老船夫女儿的爱情结晶。她和爷爷相伴着在山里一天天长大，她的成长远离大城市中的重利轻义，又得山川灵秀，秀外慧中，和着大自然的节奏，纯真的分外动人。《边城》中的人物如翠翠和爷爷的形象与历史记载的粗野的苗族人截然相反，要说明这一问题，需要从沈从文的苗族身份和苗族情结来解释。
沈从文是苗族的一员，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均受到压迫和歧视。元明时期苗族被列为四等中的最后一等，到清朝对苗族实行军事镇压并且苗人后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湘西苗族被歧视的历史由来已久，据记载，从蚩尤和黄帝大战失败起，苗族以失败告终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苗族不断向南，向西迁徙，最终由辽阔的中原地区迁徙到西南大山之中。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团结意识的作家，沈从文对这些苗族苦难历史进行反思，他要改变内心的民族创伤他要去除“强加于苗族于人身上的野蛮符号，恢复苗族人的本来面目，呈现出他们身上美好善良的人性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4]。沈从文通过一系列湘西作品来还原苗族人民善良纯真的一面，在抗日救国的重要时刻显现湘西人的彪悍、英勇的民族品质，希望人们全面正确的认识湘西，了解湘西，改变以往片面的看法并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最终希望能够寻求苗族人的生存權利和尊严。在《边城》这一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作品中，突出表现苗族人民的精髓就是善良，甚至连娼妓都是浑厚的。今天看来，沈从文的这一书写目的完全达到了，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湘西成了和谐静谧的世外桃源，湘西人成了纯朴、美好、善良的代名词。沈从文的这一地域性的人性的刻画书写中，就此打上了历史地理学的烙印，读者也因此洞察了作者的深层文化动机，可以更好地与之进行对话交流。
结语：
总而言之，《边城》的作者为地域文化特色浓厚的湘西立传，从湘西山水并存的自然环境、魅力独特的风俗风情、纯朴善良的人性中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时也表现了对历史中湘西的偏见与歧视消除的沉湎意绪。
注释：
[1]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35.532.
[2]沈从文：《凤子》，《沈从文文集》第四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6.382.383.
[3]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365.
[4]吕周聚：《民族创伤体验与怯蛮写作——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苗族情结》[J].《文学评论》，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