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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仲勋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他的改革开放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主要包括通过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大力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不仅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是延伸，更为我国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
习仲勋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主持广东工作期间，在政局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大胆推行改革政策，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实验区”、“排头兵”、“窗口”。历史的车轮转到今天，习仲勋的改革开放思想对我国的深化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形成的基础
习仲勋作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结合自己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思想的形成都有历史的原因，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式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既有理论基础，又有现实原因。
1、理论基础
一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决定了重点应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但建国初期，我国并没有坚持这个方向，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实行“赶超战略”，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工作重点完全偏离了经济建设轨道。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态必须改变。”[1]265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深刻领悟中央精神，敏锐地觉察到，要想改变落后状况必须要发展经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本质上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2]459习仲勋带领广东一大批干部坚持发展生产力，扭住经济建设不松手，“先行一步”，进行积极、艰苦的探索。
二是列宁的对外开放理论。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人。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晚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就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一语中的地指出：“社会主义实现的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新的东西结合的好坏”。[3]150列宁认为随着人类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孤立状态必会被打破，开放是一种趋势，闭关只能更加落后。我国自19世纪70年代实行的改革开放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着相似的背景，特别是国际国内面临的严峻形势十分相似。习仲勋汲取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合理内核，坚持吸引外资，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先进技术，为广东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建设提供了有力思想指导。
三是毛泽东的改革开放思想。毛泽东是最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就针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设想，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也是习仲勋在广东大胆“要权”，探索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来源。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强调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4]31习仲勋汲取毛泽东改革开放思想的精髓，在广东“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改革实践，抓农业生产的同时坚持解放思想，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特区，通过一系列活动坚定地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2、现实基础
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也同样离不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可以说广东改革开放的进行是多方面条件共同促进的结果。
一是政治方面。首先，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的宝贵经验。发展生产力必然要求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建国以来，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三大改造”，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后因各种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经济几乎陷入停滞状态。邓小平复出后对此情况犀利的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150共产党人此时已经觉醒，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广东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窗口”，在改革开放建设中“杀出一条血路”。其次是世界經济发展的“刺激”。我国在“闹革命”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纷纷借助科技革命的契机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基础条件相似的亚洲“四小龙”，也抓住这一机遇期实现经济腾飞，变成最有活力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对比之下，我国的经济实力差距过大，巨大的国际压力促使我国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为了进一步加深广东与世界的联系，以习仲勋为团长的广东友好代表团分别前往澳大利亚、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进一步坚定了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天然试验场”的决心。习仲勋结合实际，提出了广东临近港澳地域优势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要借助港澳的贸易网络提高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的力度，得出改革开放是广东经济走出国门的必须手段的结论。
二是经济方面。广东能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有多种原因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是主要原因之一。广东处在我国南部，一面环海，三面环山，素有“南大门”之称。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人民在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下艰苦奋斗，经过“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广东经济有了质的飞跃。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东与全国一样推行“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经济的发展。农业重点放在粮食生产方面，实行“粮食为纲”的政策，工业领域因备战的原因没有大的发展，第三产业更是寥寥无几。1979年广东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513元，低于国家636元的平均线，特别是粮食问题，不能自给。在这种贫困的状态下，加之一水之隔的香港日益繁荣，巨大的落差导致很多广东人偷渡香港，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习仲勋结合实际情况，认为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偷渡外逃，确保社会稳定；一方面要发挥广东的地理优势，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治标的同时也要治本，只有提高了广东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问题。在当时敢如此坚持改革开放思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能不说习仲勋所承受的压力和其思想的远见性。 二、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创造源于思想的火花，实践的开展需要依托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与全国其他省市一样，既有相同之处——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又有特殊之处——肩负着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经验。此时并没有理论上的成熟，亦没有实践上成功的先例。在习仲勋的带领下，广东一大批领导干部坚持敢想敢做，大胆尝试，为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1、通过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
首先，坚决贯彻“真理标准大讨论”。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情况十分不乐观，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发展缓慢，经济发展处于瘫痪状态，人民生活水平过低。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遗留了大批冤假错案。思想的问题需要理论的指导和解决。1978年5越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全国开始了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当时政局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习仲勋敏锐地意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在习仲勋的主导下，广东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会，在此基础上，要求广东各地，特别是地、市、县领导机关要结合实际广泛学习和讨论。从1978年10月开始，广东各地将真理大讨论同发展农业，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等结合起来。这次大讨论很好地解放了广东干部群众的思想，扫清了思想障碍，打牢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根基。
其次，通过整风运动解决思想混乱问题。“文化大革命”后，广东经济凋敝、农村穷困，局面堪忧。习仲勋感到压力很大。广大干部群众十分迫切地希望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但又因“极左”政策的迫害有如惊弓之鸟。此时，“左”的思想在政策中仍有表现，如强迫命令式的建设模式对极大地打击了人民群众的自觉性。习仲勋审时度势，认真分析后总结道：“现有的问题中大量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思想认识问题。因此，用整风的方式，可能是比较合适的解决问题办法。”[6]48他主张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动员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发扬民主，打破了长期沉闷的政治生活状态。各地市委也陆续开展整风运动，将思想统一到经济建设上来，广大干部群众增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一改之前思想混乱的局面。
再次，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建国后，广东因毗邻香港，华侨颇多等原因，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如在50年代的两次“反地方主义”的运动中，就有2万多名地方干部受到牵连和处分，被错误批斗，政治上备受歧视，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习仲勋深感干部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在习仲勋的主导下，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全省范圍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重点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和“反地方主义”案件，先后复查被遣送回乡的干部29238人，撤销原处分1222人，保证了局势稳定，提高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道路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2、大力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的农业大国决定了农业是基础，农民生活水平的好坏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改革要首先在农村试行。习仲勋十分关注农业问题，坚持到一线调查研究，经过一个月的考察后，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广东的发展首先要把农业生产作为首要任务抓，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大力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真正从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摆正农业的位置。”[7]321
首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实行条例》（试行）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但又追加了“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干到户”（两不）的规定。广东部分地区实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只是在“地下”偷偷地进行。习仲勋在调研和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对自发组织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给予了赞赏，并提出两个解决“包产到户”问题的办法：一是区分“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的不同，认清“包产到户”是特殊困难时期的权宜之计；二是要求干部要旗帜鲜明，因势利导，讲究工作方法。在1980年9月，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对“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给予肯定。习仲勋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这一通知，从粮食生产到乡镇企业、渔业、畜牧业、林业等都实行承包责任制，广东到处都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其次，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广东同其他省份一样，实行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坚持“一大二公”，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积极影响中央号召，提出广东各地在完成国家的产量任务后，可因地制宜安排增产措施和种植计划，并要求各地区制定农业计划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贯彻农业是基础的方针，同时提出要大力发展加工业和轻工业。经过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努力，广东结合自身实际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原来的贫困状态消失了，各地经济发展迅猛，广大人民群众在得实惠中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积极探索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习仲勋在广东进行轰轰烈烈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并没有满足于取得的成绩，将目光又瞄准了经济改革。此时全国统一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政府负责“统一采购，统一销售”。习仲勋意识到，这种行政手段干预管理经济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使计划与实际脱节，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体制管理改革已成为广东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习仲勋指出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迅速改变以往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实施奖惩，进一步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习仲勋为改变“瓜果之乡没水果，鱼米之乡食无鱼”的窘状，在广东率先对农产品的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制定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多种所有制、减少流通环节的“三多一少”原则，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搞各类农贸市场，促进市场经济有序发展。在习仲勋的带领下，广东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根据市场调节逐渐放开农产品价格，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广东市场的产品丰富了，商业和运输业也相继发展起来，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广东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宝贵的借鉴。 三、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特色和意义
1、鲜明的实践特色
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是其主政广东期间形成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认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仲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土化运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实践，艰苦奋斗，遵循了群众路线的科学理念。
一是解放思想，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鲜明特征。在真理标注问题大讨论中，他态度鲜明，思想活跃，“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实践检验，在‘左’与右的大是大非面前敢讲真话，勇于根据实际情况决断大事，提出自己的见解。” [8]212面对广东在改革开放期间担负的重任，习仲勋强调要更新观念，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6]264“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积极通过实践去探索客观规律，而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怎么能够做到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呢？”[9]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老师”，是一大批共产党人在摸索中进行的又一次“革命”。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面对经济基础弱，农业仍然落后的窘境，多次强调要自力更生。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用两年的时间几乎踏遍了全省，也要求广大干部要经常到基层去，了解实情。事实证明，广东能在改革开放伊始凭借地域优势，灵活运用中央政策，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提供宝贵经验，与习仲勋及广东省委深入基层，敢想敢干是密不可分的。
二是立足实践，开拓创新。广东的改革开放不仅要改变广东的落手面貌，更要担负全國改革开放的“先锋”。习仲勋激流勇进，勇于承担重任。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勇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 [6]257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模式逐渐转变为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模式。虽然习仲勋在广东主持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正是在这段期间，广东人民的改革开放步伐走在了全国前列，制定了“三定一奖”等一系列效果明显的制度。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评价道：“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习仲勋就开始在广东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作用。”[10]67
三是坚持群众路线。习仲勋十分重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力量，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听取群众意见。1979年2月在肇庆视察时，就在民主座谈会上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原则。在工作中曾多次指出：“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做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6]173在广东省委会上也提出：广大干部要解放思想，坚持依靠群众，把一切工作开展的宗旨定位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实践旨趣是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广东在改革开放期间能够大干快上的重要保证。
2、现实的理论意义
首先，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是我党改革开放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理论产生的前提是总结和概括实践经验。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习仲勋在推进广东改革开放过程中，是第一个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地方领导。在维护广东政局稳定的基础上，制定了“标本兼治”的海防政策，创办了第一个经济特区，大力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积极与国外交流。在今天看来这些政策已“不新鲜”，但在改革开发初期，这些措施不能不承认是一个壮举。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思想比喻为一个宝库的话，习仲勋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是这宝库中璀璨的一颗明珠。
其次，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我党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广东改革开放的主导者习仲勋，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指导不动摇，为争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先行一步，他鼓励广大干部群众敢闯敢试，充分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习仲勋的改革开放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在思想内核和基本精神上具有统一性，不仅验证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更是以具体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邓小平理论。
再次，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有力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波澜壮阔、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探索和酝酿时期，他主动向中央请缨要让广东先行一步。经过不懈的努力，习仲勋在广东“闯出了一条血路”，使广东成为我国改革的“试验区”，开放的“窗口”，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更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方向示范，有力地支撑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3]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毛泽东文集（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 习仲勋主政广东[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
[7]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8]习仲勋革命生涯[M].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2005.
[9]张汉清.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J].炎黄春秋，1997（4）.
[10]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M].凌可丰，丁安华炎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关键词】：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
习仲勋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主持广东工作期间，在政局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大胆推行改革政策，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实验区”、“排头兵”、“窗口”。历史的车轮转到今天，习仲勋的改革开放思想对我国的深化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形成的基础
习仲勋作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结合自己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思想的形成都有历史的原因，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式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既有理论基础，又有现实原因。
1、理论基础
一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决定了重点应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但建国初期，我国并没有坚持这个方向，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实行“赶超战略”，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工作重点完全偏离了经济建设轨道。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态必须改变。”[1]265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深刻领悟中央精神，敏锐地觉察到，要想改变落后状况必须要发展经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本质上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2]459习仲勋带领广东一大批干部坚持发展生产力，扭住经济建设不松手，“先行一步”，进行积极、艰苦的探索。
二是列宁的对外开放理论。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人。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晚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就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一语中的地指出：“社会主义实现的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新的东西结合的好坏”。[3]150列宁认为随着人类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孤立状态必会被打破，开放是一种趋势，闭关只能更加落后。我国自19世纪70年代实行的改革开放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着相似的背景，特别是国际国内面临的严峻形势十分相似。习仲勋汲取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合理内核，坚持吸引外资，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先进技术，为广东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建设提供了有力思想指导。
三是毛泽东的改革开放思想。毛泽东是最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就针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设想，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也是习仲勋在广东大胆“要权”，探索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来源。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强调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4]31习仲勋汲取毛泽东改革开放思想的精髓，在广东“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改革实践，抓农业生产的同时坚持解放思想，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特区，通过一系列活动坚定地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2、现实基础
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也同样离不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可以说广东改革开放的进行是多方面条件共同促进的结果。
一是政治方面。首先，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的宝贵经验。发展生产力必然要求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建国以来，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三大改造”，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后因各种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经济几乎陷入停滞状态。邓小平复出后对此情况犀利的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150共产党人此时已经觉醒，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广东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窗口”，在改革开放建设中“杀出一条血路”。其次是世界經济发展的“刺激”。我国在“闹革命”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纷纷借助科技革命的契机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基础条件相似的亚洲“四小龙”，也抓住这一机遇期实现经济腾飞，变成最有活力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对比之下，我国的经济实力差距过大，巨大的国际压力促使我国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为了进一步加深广东与世界的联系，以习仲勋为团长的广东友好代表团分别前往澳大利亚、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进一步坚定了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天然试验场”的决心。习仲勋结合实际，提出了广东临近港澳地域优势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要借助港澳的贸易网络提高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的力度，得出改革开放是广东经济走出国门的必须手段的结论。
二是经济方面。广东能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有多种原因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是主要原因之一。广东处在我国南部，一面环海，三面环山，素有“南大门”之称。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人民在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下艰苦奋斗，经过“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广东经济有了质的飞跃。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东与全国一样推行“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经济的发展。农业重点放在粮食生产方面，实行“粮食为纲”的政策，工业领域因备战的原因没有大的发展，第三产业更是寥寥无几。1979年广东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513元，低于国家636元的平均线，特别是粮食问题，不能自给。在这种贫困的状态下，加之一水之隔的香港日益繁荣，巨大的落差导致很多广东人偷渡香港，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习仲勋结合实际情况，认为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偷渡外逃，确保社会稳定；一方面要发挥广东的地理优势，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治标的同时也要治本，只有提高了广东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问题。在当时敢如此坚持改革开放思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能不说习仲勋所承受的压力和其思想的远见性。 二、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创造源于思想的火花，实践的开展需要依托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与全国其他省市一样，既有相同之处——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又有特殊之处——肩负着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经验。此时并没有理论上的成熟，亦没有实践上成功的先例。在习仲勋的带领下，广东一大批领导干部坚持敢想敢做，大胆尝试，为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1、通过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
首先，坚决贯彻“真理标准大讨论”。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情况十分不乐观，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发展缓慢，经济发展处于瘫痪状态，人民生活水平过低。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遗留了大批冤假错案。思想的问题需要理论的指导和解决。1978年5越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全国开始了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当时政局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习仲勋敏锐地意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在习仲勋的主导下，广东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会，在此基础上，要求广东各地，特别是地、市、县领导机关要结合实际广泛学习和讨论。从1978年10月开始，广东各地将真理大讨论同发展农业，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等结合起来。这次大讨论很好地解放了广东干部群众的思想，扫清了思想障碍，打牢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根基。
其次，通过整风运动解决思想混乱问题。“文化大革命”后，广东经济凋敝、农村穷困，局面堪忧。习仲勋感到压力很大。广大干部群众十分迫切地希望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但又因“极左”政策的迫害有如惊弓之鸟。此时，“左”的思想在政策中仍有表现，如强迫命令式的建设模式对极大地打击了人民群众的自觉性。习仲勋审时度势，认真分析后总结道：“现有的问题中大量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思想认识问题。因此，用整风的方式，可能是比较合适的解决问题办法。”[6]48他主张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动员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发扬民主，打破了长期沉闷的政治生活状态。各地市委也陆续开展整风运动，将思想统一到经济建设上来，广大干部群众增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一改之前思想混乱的局面。
再次，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建国后，广东因毗邻香港，华侨颇多等原因，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如在50年代的两次“反地方主义”的运动中，就有2万多名地方干部受到牵连和处分，被错误批斗，政治上备受歧视，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习仲勋深感干部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在习仲勋的主导下，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全省范圍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重点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和“反地方主义”案件，先后复查被遣送回乡的干部29238人，撤销原处分1222人，保证了局势稳定，提高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道路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2、大力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的农业大国决定了农业是基础，农民生活水平的好坏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改革要首先在农村试行。习仲勋十分关注农业问题，坚持到一线调查研究，经过一个月的考察后，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广东的发展首先要把农业生产作为首要任务抓，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大力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真正从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摆正农业的位置。”[7]321
首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实行条例》（试行）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但又追加了“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干到户”（两不）的规定。广东部分地区实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只是在“地下”偷偷地进行。习仲勋在调研和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对自发组织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给予了赞赏，并提出两个解决“包产到户”问题的办法：一是区分“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的不同，认清“包产到户”是特殊困难时期的权宜之计；二是要求干部要旗帜鲜明，因势利导，讲究工作方法。在1980年9月，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对“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给予肯定。习仲勋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这一通知，从粮食生产到乡镇企业、渔业、畜牧业、林业等都实行承包责任制，广东到处都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其次，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广东同其他省份一样，实行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坚持“一大二公”，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积极影响中央号召，提出广东各地在完成国家的产量任务后，可因地制宜安排增产措施和种植计划，并要求各地区制定农业计划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贯彻农业是基础的方针，同时提出要大力发展加工业和轻工业。经过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努力，广东结合自身实际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原来的贫困状态消失了，各地经济发展迅猛，广大人民群众在得实惠中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积极探索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习仲勋在广东进行轰轰烈烈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并没有满足于取得的成绩，将目光又瞄准了经济改革。此时全国统一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政府负责“统一采购，统一销售”。习仲勋意识到，这种行政手段干预管理经济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使计划与实际脱节，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体制管理改革已成为广东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习仲勋指出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迅速改变以往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实施奖惩，进一步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习仲勋为改变“瓜果之乡没水果，鱼米之乡食无鱼”的窘状，在广东率先对农产品的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制定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多种所有制、减少流通环节的“三多一少”原则，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搞各类农贸市场，促进市场经济有序发展。在习仲勋的带领下，广东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根据市场调节逐渐放开农产品价格，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广东市场的产品丰富了，商业和运输业也相继发展起来，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广东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宝贵的借鉴。 三、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特色和意义
1、鲜明的实践特色
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是其主政广东期间形成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认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仲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土化运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实践，艰苦奋斗，遵循了群众路线的科学理念。
一是解放思想，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鲜明特征。在真理标注问题大讨论中，他态度鲜明，思想活跃，“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实践检验，在‘左’与右的大是大非面前敢讲真话，勇于根据实际情况决断大事，提出自己的见解。” [8]212面对广东在改革开放期间担负的重任，习仲勋强调要更新观念，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6]264“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积极通过实践去探索客观规律，而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怎么能够做到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呢？”[9]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老师”，是一大批共产党人在摸索中进行的又一次“革命”。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面对经济基础弱，农业仍然落后的窘境，多次强调要自力更生。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用两年的时间几乎踏遍了全省，也要求广大干部要经常到基层去，了解实情。事实证明，广东能在改革开放伊始凭借地域优势，灵活运用中央政策，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提供宝贵经验，与习仲勋及广东省委深入基层，敢想敢干是密不可分的。
二是立足实践，开拓创新。广东的改革开放不仅要改变广东的落手面貌，更要担负全國改革开放的“先锋”。习仲勋激流勇进，勇于承担重任。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勇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 [6]257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模式逐渐转变为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模式。虽然习仲勋在广东主持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正是在这段期间，广东人民的改革开放步伐走在了全国前列，制定了“三定一奖”等一系列效果明显的制度。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评价道：“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习仲勋就开始在广东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作用。”[10]67
三是坚持群众路线。习仲勋十分重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力量，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听取群众意见。1979年2月在肇庆视察时，就在民主座谈会上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原则。在工作中曾多次指出：“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做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6]173在广东省委会上也提出：广大干部要解放思想，坚持依靠群众，把一切工作开展的宗旨定位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实践旨趣是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广东在改革开放期间能够大干快上的重要保证。
2、现实的理论意义
首先，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是我党改革开放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理论产生的前提是总结和概括实践经验。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习仲勋在推进广东改革开放过程中，是第一个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地方领导。在维护广东政局稳定的基础上，制定了“标本兼治”的海防政策，创办了第一个经济特区，大力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积极与国外交流。在今天看来这些政策已“不新鲜”，但在改革开发初期，这些措施不能不承认是一个壮举。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思想比喻为一个宝库的话，习仲勋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是这宝库中璀璨的一颗明珠。
其次，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我党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广东改革开放的主导者习仲勋，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指导不动摇，为争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先行一步，他鼓励广大干部群众敢闯敢试，充分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习仲勋的改革开放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在思想内核和基本精神上具有统一性，不仅验证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更是以具体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邓小平理论。
再次，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有力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波澜壮阔、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探索和酝酿时期，他主动向中央请缨要让广东先行一步。经过不懈的努力，习仲勋在广东“闯出了一条血路”，使广东成为我国改革的“试验区”，开放的“窗口”，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更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方向示范，有力地支撑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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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毛泽东文集（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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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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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汉清.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J].炎黄春秋，1997（4）.
[10]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M].凌可丰，丁安华炎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