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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我在红十四军的一次战斗中左手腕被打断,地下党江苏省委秘密送我到上海治伤。伤愈后,我请求到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省委把我的关系转到了中央军委。
初冬的一天,一位年纪有二十三四岁,中等个头儿,面庞清瘦的同志来看我,自我介绍说是周恩来同志派来的军委联络员。他亲切地问我身体恢复得怎样?详细询问了我受伤的经过,伤情及手术情况。然后捧着我的手臂仔细看了看伤口,说:“伤得是不轻。”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又一次提出到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的请求。他说:“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重返战场当然很好。不过,我作不了主,待我回去向恩来同志报告,尽早给你个消息吧。”
几天后,这位联络员来了。开门见山地说:“恩来同志讲,你的手受了重伤,不宜再当红军,还是留在上海继续做地下工作为好!”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猝然一惊,顿时涌出一股难以按捺的着急。我急切恳请他再给恩来同志说说,我还是要求到苏区去,不离开红军。“好好,我再去汇报。”他拍了拍我的左臂,说:“不要着急。恩来同志说,你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上海很需要人。”
他说话沉稳,语气谦和。我忙说:“前线更需要人。我的愿望是到战场上去冲锋陷阵!”他赞许地笑了,格外温和地走了。几天过去了,那位联络员同志还没有来,我想这回去苏区的希望没有了。是啊,軍委的意见岂是能轻易改变的?!不料,一个星期后,那位联络员来了。未曾开口就显得十分兴奋:“恩来同志同意了你的意见,他祝你一路顺风!”不啻雾海夜航突然看到一盏明灯,我心里涌出股喜悦的浪潮,连声说“谢谢”。
我十分感谢这位联络员同志不厌其烦地转达我的意见,不遗余力地为我争取。联络员同志向我表示了他的祝贺后,又告诉了我去中央苏区的路线,并嘱咐我耐心等候,秘密交通到来,即可随他上路……当时的秘密工作规定,对上级派来的同志,对接头的交通员对方不报姓名时,不要问其姓名。因此,对与我接触了三次的联络员同志,我不知其姓名。
1932年秋,在江西瑞金红军学校参观时,我才知道这位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欧阳钦就是当年的军委联络员,之后,我与欧阳钦同志又有多次接触。每次接触,我的脑际都重现当年他当军委联络员时的情景,几十年来,欧阳钦同志待人真诚、为人谦和、做人正直的性格没有变,对同志极端热情、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没有变。
(杨琳摘编自《回忆欧阳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初冬的一天,一位年纪有二十三四岁,中等个头儿,面庞清瘦的同志来看我,自我介绍说是周恩来同志派来的军委联络员。他亲切地问我身体恢复得怎样?详细询问了我受伤的经过,伤情及手术情况。然后捧着我的手臂仔细看了看伤口,说:“伤得是不轻。”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又一次提出到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的请求。他说:“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重返战场当然很好。不过,我作不了主,待我回去向恩来同志报告,尽早给你个消息吧。”
几天后,这位联络员来了。开门见山地说:“恩来同志讲,你的手受了重伤,不宜再当红军,还是留在上海继续做地下工作为好!”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猝然一惊,顿时涌出一股难以按捺的着急。我急切恳请他再给恩来同志说说,我还是要求到苏区去,不离开红军。“好好,我再去汇报。”他拍了拍我的左臂,说:“不要着急。恩来同志说,你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上海很需要人。”
他说话沉稳,语气谦和。我忙说:“前线更需要人。我的愿望是到战场上去冲锋陷阵!”他赞许地笑了,格外温和地走了。几天过去了,那位联络员同志还没有来,我想这回去苏区的希望没有了。是啊,軍委的意见岂是能轻易改变的?!不料,一个星期后,那位联络员来了。未曾开口就显得十分兴奋:“恩来同志同意了你的意见,他祝你一路顺风!”不啻雾海夜航突然看到一盏明灯,我心里涌出股喜悦的浪潮,连声说“谢谢”。
我十分感谢这位联络员同志不厌其烦地转达我的意见,不遗余力地为我争取。联络员同志向我表示了他的祝贺后,又告诉了我去中央苏区的路线,并嘱咐我耐心等候,秘密交通到来,即可随他上路……当时的秘密工作规定,对上级派来的同志,对接头的交通员对方不报姓名时,不要问其姓名。因此,对与我接触了三次的联络员同志,我不知其姓名。
1932年秋,在江西瑞金红军学校参观时,我才知道这位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欧阳钦就是当年的军委联络员,之后,我与欧阳钦同志又有多次接触。每次接触,我的脑际都重现当年他当军委联络员时的情景,几十年来,欧阳钦同志待人真诚、为人谦和、做人正直的性格没有变,对同志极端热情、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没有变。
(杨琳摘编自《回忆欧阳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