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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型批评”是西方学术界一种重要文学批评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离骚》中“上天入地”的精神求索求索与这一理论中“重回伊甸园”的原型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离骚》中屈原最终的选择却又昭示了东西方文化追求的不同，树立了中国后世文化中“人胜于神”、“情重于理”的典范。
关键词：《离骚》；原型批评；重回伊甸园；至情追求
“原型批评”是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的一种重要文学批评方法，兴盛于50年代。在中国文学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耶律亚德的“神话原型”，和弗莱的“四时”与文学的对应理论等。“重回伊甸园”是原型理论中重要原型主题之一，只要是指文学作品中一种复归原始自然人性与环境的追求倾向。
作为中国后世文学典范的《离骚》，其本身也有着对中国更早文明文化的追溯与探求，异曲同工于西方文学中的“重回伊甸园”追求。
屈原在《离骚》一开篇就首先追溯了自己的出身--“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说，这位受尽磨难的文化英雄血脉中流淌着“神”的血液。这里屈原对自己出身的追溯，绝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随便为之，他的这个出身至少有两层作用：一，恰是这高贵的出身而决定着屈原先天就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精神追求与责任意识；二，这出身是屈原在《离骚》后文“远游”面见“重华”，回到昆仑的依据。
屈原在一个高贵的日子--“庚寅”日出生，容貌俊美，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参与法律制定，主张章明法度，改革政治，连齐抗秦。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遭受了张仪贿赂的靳尚郑袖等人的陷害，屈原被疏远，遭受迫害，并被流放。但是他“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在被流放时候也从未忘了努力，对内保持自己的高洁品质并努力提升自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对外不忘为国培养贤才：“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但结果却还是“灵修”还是继续听从“众女”的“谣诼谓余以善淫”，而“终不察夫民心”。屈原“郁邑侘傺”，独自“穷困”，却“宁溘死以流亡”，“不忍为此态也”。
为什么呢？他明确交代了原因--“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还是追溯到了自己的出身，他认为自己本是“鸷鸟”，与“时俗工巧”之流的不同“自前世而固然”，先天决定的，他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的选择是追随“前圣”的脚步的。
既然在人世中他竭尽全力也无法求得认同，他又曾试图“独善其身”--“退将复修吾初服”，但“反顾游目”“观乎四方”，最终却还是逃不掉心头的坚贞与责任感--“虽体解吾犹未变”。然后女嬃代表着一些爱他却不懂他的人，以鲧的例子来劝导责备他的坚守。这神话中的人物“鲧”倒恰好提醒了他的出身，他开始渡过水湘水南征，对舜陈述自己的忠贞与一腔热情，希望得到舜的肯定和精神支持。但是文中没明确说舜怎么回应他，只交待他从此开始了上天入地的神游求索。作为神的后裔的屈原在神界似乎如鱼得水：他从“苍梧”出发，一路经过了了“县圃”“崦嵫”“咸池”“扶桑”等神话传说中的地方，又试图追求“宓[妃”、“有娀氏之女”、“有虞氏之女”等。这游历似乎使他可以解脱了，终于放手了心里的郁结，回到了自己神界先祖美好光明的精神家园。
接下來“灵氛”为他“吉占”，他也决定离开，折琼枝为羞，精琼爢为粻，以飞龙为驾，以瑶象饰车，扬云霓，鸣玉鸾，奏九歌，舞韶乐，朝发天津，夕至西极，他就要回到昆仑山了。可是偏偏在一切顺利进行，就要完成的时候，屈原一低头，“忽临睨夫旧乡”，然后立刻，一切的热闹、光明、美好就瞬间萎缩不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究是化不开对那尘世中祖国与国君的挚爱，虽然“国无人莫我知”、“莫足与为美政”，他也拗不过自己的心，而终为他们殉情，“从彭咸之所居”。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昆仑山是“绝地通天”之前的神山，也是中国古代人意识里的宇宙山，而颛顼帝则代表着屈原的人生之源，也代表着“绝地通天”之前神人和谐共处的社会时期，屈原向重华陈词和在“神游”中向昆仑靠近的选择和西方文学中的“重回伊甸园”主题不谋而合，体现着人类精神情感的共共通性。但是，屈原却没有完成这一“回归”，他在即将到达的时候蓦然放弃，而毅然决绝地回头转向了人世。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中，第一次如此明确地：人战胜了神！
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对于“神”（“鬼”）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态度。墨家 “尙鬼”的，儒家 “敬鬼神而远之”，当然也有近唯物论的哲学家否认鬼神存在。直到屈原的《离骚》，我们明确看到： “人战胜了神”，作者选择了为“人世”而死，而不是为“神界”而活。这也是后世中国文化中“重人世”传统的首次昭示。
屈原不是否認光明美好的神界的存在，但是他最终却选择了为这个肮脏猥琐的人世殉情，他依靠的不是“理智”的选择，而只是那浓得化不开的“情感”，这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质--“重情感轻理性”的诠释。
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指出“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是中国后世小说叙事模式的重要依据形式，其中“诗骚传统”突出的就是作家主观抒情的习惯，这充分指出了“诗骚”在中国文学文中的影响之大。而事实上，《离骚》留下的不仅仅是作为形式习惯的“抒情传统”，更有作为精神内核的“至情追求。”屈原和《离骚》似乎也已经了成为中国后世文学中不断被追溯与重现的一种“原型”。
参考文献：
[1]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关键词：《离骚》；原型批评；重回伊甸园；至情追求
“原型批评”是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的一种重要文学批评方法，兴盛于50年代。在中国文学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耶律亚德的“神话原型”，和弗莱的“四时”与文学的对应理论等。“重回伊甸园”是原型理论中重要原型主题之一，只要是指文学作品中一种复归原始自然人性与环境的追求倾向。
作为中国后世文学典范的《离骚》，其本身也有着对中国更早文明文化的追溯与探求，异曲同工于西方文学中的“重回伊甸园”追求。
屈原在《离骚》一开篇就首先追溯了自己的出身--“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说，这位受尽磨难的文化英雄血脉中流淌着“神”的血液。这里屈原对自己出身的追溯，绝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随便为之，他的这个出身至少有两层作用：一，恰是这高贵的出身而决定着屈原先天就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精神追求与责任意识；二，这出身是屈原在《离骚》后文“远游”面见“重华”，回到昆仑的依据。
屈原在一个高贵的日子--“庚寅”日出生，容貌俊美，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参与法律制定，主张章明法度，改革政治，连齐抗秦。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遭受了张仪贿赂的靳尚郑袖等人的陷害，屈原被疏远，遭受迫害，并被流放。但是他“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在被流放时候也从未忘了努力，对内保持自己的高洁品质并努力提升自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对外不忘为国培养贤才：“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但结果却还是“灵修”还是继续听从“众女”的“谣诼谓余以善淫”，而“终不察夫民心”。屈原“郁邑侘傺”，独自“穷困”，却“宁溘死以流亡”，“不忍为此态也”。
为什么呢？他明确交代了原因--“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还是追溯到了自己的出身，他认为自己本是“鸷鸟”，与“时俗工巧”之流的不同“自前世而固然”，先天决定的，他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的选择是追随“前圣”的脚步的。
既然在人世中他竭尽全力也无法求得认同，他又曾试图“独善其身”--“退将复修吾初服”，但“反顾游目”“观乎四方”，最终却还是逃不掉心头的坚贞与责任感--“虽体解吾犹未变”。然后女嬃代表着一些爱他却不懂他的人，以鲧的例子来劝导责备他的坚守。这神话中的人物“鲧”倒恰好提醒了他的出身，他开始渡过水湘水南征，对舜陈述自己的忠贞与一腔热情，希望得到舜的肯定和精神支持。但是文中没明确说舜怎么回应他，只交待他从此开始了上天入地的神游求索。作为神的后裔的屈原在神界似乎如鱼得水：他从“苍梧”出发，一路经过了了“县圃”“崦嵫”“咸池”“扶桑”等神话传说中的地方，又试图追求“宓[妃”、“有娀氏之女”、“有虞氏之女”等。这游历似乎使他可以解脱了，终于放手了心里的郁结，回到了自己神界先祖美好光明的精神家园。
接下來“灵氛”为他“吉占”，他也决定离开，折琼枝为羞，精琼爢为粻，以飞龙为驾，以瑶象饰车，扬云霓，鸣玉鸾，奏九歌，舞韶乐，朝发天津，夕至西极，他就要回到昆仑山了。可是偏偏在一切顺利进行，就要完成的时候，屈原一低头，“忽临睨夫旧乡”，然后立刻，一切的热闹、光明、美好就瞬间萎缩不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究是化不开对那尘世中祖国与国君的挚爱，虽然“国无人莫我知”、“莫足与为美政”，他也拗不过自己的心，而终为他们殉情，“从彭咸之所居”。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昆仑山是“绝地通天”之前的神山，也是中国古代人意识里的宇宙山，而颛顼帝则代表着屈原的人生之源，也代表着“绝地通天”之前神人和谐共处的社会时期，屈原向重华陈词和在“神游”中向昆仑靠近的选择和西方文学中的“重回伊甸园”主题不谋而合，体现着人类精神情感的共共通性。但是，屈原却没有完成这一“回归”，他在即将到达的时候蓦然放弃，而毅然决绝地回头转向了人世。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中，第一次如此明确地：人战胜了神！
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对于“神”（“鬼”）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态度。墨家 “尙鬼”的，儒家 “敬鬼神而远之”，当然也有近唯物论的哲学家否认鬼神存在。直到屈原的《离骚》，我们明确看到： “人战胜了神”，作者选择了为“人世”而死，而不是为“神界”而活。这也是后世中国文化中“重人世”传统的首次昭示。
屈原不是否認光明美好的神界的存在，但是他最终却选择了为这个肮脏猥琐的人世殉情，他依靠的不是“理智”的选择，而只是那浓得化不开的“情感”，这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质--“重情感轻理性”的诠释。
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指出“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是中国后世小说叙事模式的重要依据形式，其中“诗骚传统”突出的就是作家主观抒情的习惯，这充分指出了“诗骚”在中国文学文中的影响之大。而事实上，《离骚》留下的不仅仅是作为形式习惯的“抒情传统”，更有作为精神内核的“至情追求。”屈原和《离骚》似乎也已经了成为中国后世文学中不断被追溯与重现的一种“原型”。
参考文献：
[1]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