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知道徐宗懋的人大概不多，但提起“秦风”就很有名了。他自1998年以“秦风”为笔名投稿于《老照片》以来，已在国内出版了《残园惊梦：奥尔默与圆明园历史影像》、《北洋岁月》、《影像民国》、《抗战一瞬间》等近三十本历史影像书籍;在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北京今日美术馆和中华世纪坛、杭州西湖博物馆举办过《八年抗战影像特展》、《日俄战争与中国的命运特展》等十多场历史图片展览。最难得而可贵的是2000年底，徐宗懋在《老照片》发表《战争后的战争》一文，配发了一张中共隐秘战线无名英雄朱枫烈士在台湾就义的照片。朱枫的女儿朱晓枫看到这张照片后辗转找到了徐宗懋，拜托他寻找母亲的骨灰。经过十年的追踪，宗懋终于找到朱枫的骨灰，使烈士得以魂归故里。
　　
　　我初识宗懋是1998年在香港南怀瑾的寓所。那天怀师的圆桌上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1.85米的个子，留着寸头，运动员的体格，但斯文得像书生。带他来的友人介绍说是《中国时报》副总主笔，台湾著名的战地记者。20年记者生涯中，他在前线采访过以巴冲突、美国轰炸利比亚、萨尔瓦多内战、尼加拉瓜内战，访问过新加坡李光耀、马来西亚巴达威、南非曼德拉、日本石原慎太郎等各国政要。有一次采访时被乱枪击中，子弹从后颈射入、嘴巴出来，但他生来不知道“怕”字，大难不死后依然活跃在新闻火线上。那次见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2012年，我主持一个历史研究项目，需要找一位台湾合作者。偶然看到一本徐宗懋的著作《台湾战后50年》图文并茂，就想邀他入伙。这才知道他在2000年已离开《中国时报》，创办“台湾文史工作室”，专事历史影像的收藏、写作、出版和展览。我在他的博客上留言，幾天后，他给我发来电邮，我们相约在上海会面。十多年过去了，尽管白发已经爬上了各自的两鬓，但昔日的印象并未改变。他告诉我这十多年一路走来艰辛的创业经历。一开始他并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拿出两三百万元新台币的离职金，租了一个办公室，雇了一个职员，就开始到台湾、日本、欧美及中国大陆收购老照片，然后在杂志上撰写图文稿、出书、办展览。最初没有经费，没有稳定的收入，家庭负担沉重，但不屈不挠的个性使宗懋坚持了下来。
　　这些年下来，他收集了中国近代的珍贵照片三十余万张，涵盖社会各个领域，大多是原版照片，清晰度很高。这些照片有的从私人收藏家那儿买来，有的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公共机构。2010年春，宗懋从日本听说德国摄影家奥尔默拍的一套圆明园影像玻璃底片，在西方神秘消失77年后，忽又神秘出现。拥有这套底片的法国收藏家有意出售，但要求买家在4个月内凑足一笔数额不菲的资金。这对徐宗懋来说不是一笔小数。他飞到北京，出售了自己珍藏的三种文献真迹——1851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写《资本论》的一页笔记、恩格斯的一封信和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的一封信，筹足了资金，买下了这套底片。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圆明园最早的影像记录。在从东京回台北的飞机上，他把底片紧紧抱在怀中，就像抱着自家初生的婴儿。
　　上海见面后的第二个月，我去台北看他。在罗斯福路一栋陈旧的公寓楼里，一间逼仄的工作室，一张野餐长桌和长凳，突兀地摆放在进门处，来访者得十分小心方可落座。四周书架上堆满牛皮纸包裹着的各类历史图像，仿佛进到了一个历史档案馆。和别的收藏家不一样，宗懋收集照片不仅是自我欣赏或和朋友分享，而是将这些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藏品，按主题系统分类整理，加上严谨的文史注解，让它们呈现出一个个历史故事。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宗懋构想以他十多年来收集的上千件抗战文物、图片与史料在台湾成立首座“中华抗战纪念馆”，以模拟器、声光效果与丰富史料呈现战史，与民众对话，宏扬民族精神，教育民众认识八年抗战历史。
　　我对他说，这正是我想邀请你一起来做的工作。宗懋自信地笑了笑说：“我要颠覆你们的传统史学研究。我相信，照片不会说假话，它提供了历史的细节。当一个人看到历史的真实场景，与他过去所受的历史教育形成的印象不一样时，就会感受到心灵的震荡，之后会启动自我教育机制。我所做的这些事情的宗旨，是想提供给社会一个更多元的认识历史的参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