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五月，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了《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系统表述了他对中国历史通盘性的思考。风行海内外的“唐宋变革论说”由此而发。在内藤湖南的理念之中：从六朝到唐代中叶，是贵族政治最为繁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在制度上并不是由天子赐予领土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其门阀自然地得到长期延续。所谓“郡望”的本体就在于此。这些门阀都重视谱系，以至于当时谱学盛行。此论后经内藤门人冈崎文夫、宫崎市定等推波助澜，进一步发扬光大，并最终构成了京都学派的论说基础之一。然而，注重从社会发展形态来把握中国历史的东京学派（历研派）与其针锋相对。东京学派认为，贵族的政治权力主要来源于皇权，且不能独立于皇权之外，由此形成了“寄生官僚”论说。两大学派各执争端、相互交锋，对于中古贵族制社会的探索影响深远。
　　“二战”之后，日本学者关于贵族制社会的探讨“东学西渐”。内藤湖南的学说，逐渐映入了西方学界的眼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降，正值西方学界历史研究理论框架的转型阶段。社会史研究成为一股新风潮，犹如异军突起，迅速占据主流地位。诸多学者向社会学科“取经”，吸纳社会学理论，关注统治精英与社会阶层的流动（Social Mobility）。这也使得这些学者常被冠以“社会历史学家”的称号。仅就中国学领域而言，德裔汉学家艾伯华（WolframEberhard）先后出版了《征服者与统治者：中古中国的社会势力》、《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二书。何炳棣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了《明清社会史论》。瞿同祖一九七二年写就了《汉代社会结构》。姜士彬（David G.Johnson）与伊沛霞（Patricia Ebrey）分别在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出版了《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和《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该时期此类著作的相继问世，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西方学界对中国社会阶层兴趣盎然。
　　两者交错之下，贵族成为西方学者对早期中古中国进行探索的学术主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汉唐时期是一个由有权势的贵族氏族支配社会和国家的时代。这些贵族兴起于东汉末年，在魏晋南北朝的混乱与动荡之中逐渐占据统治阶层，而到了唐代渐次衰亡。在具体实践之中，学者们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对中古社会阶层展开探讨。
　　一九八0年夏，“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学术会议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同名论文集，收录了伊沛霞、葛涤风（Dennis Grafflin）、霍姆格伦（JenniferHolmgren）等重要学者的长篇大论，还将唐长孺、毛汉光等中国学者的作品纳入其中，反映出这个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古贵族社会的浓厚兴趣。仅就学术史脉络而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谓是西方学界中古贵族制研究的繁荣期。
　　范兆飛编译的《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以下简称《论集》）一书，集萃了多篇带有“时代格”意味的西方学人作品。可以说，重新“打捞”这些早已湮没无闻的篇什，不仅是国内士族研究重新“回暖”的一种表征，也是我们对西方中古贵族制研究认知不断深入的体现。如能充分认识诸篇作品的内容和意义，精研细思，对于士族研究向前迈步，大有裨益。
　　陈寅恪曾对唐代士族与统治阶级的升降关系有过精辟论述：“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陇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运用政治集团学说对于唐代统治阶层的分析，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陆学界备受推崇。八十年代曾经一度兴起的关于唐代士族、庶族问题大讨论，都是立足于陈寅恪学说的基础之上，层层推进。
　　西方学界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论文《唐代统治阶层的构成——敦煌发现的新证据》，即对陈寅恪的理论有所回应。在杜氏看来，唐代最高等级的社会精英分别由旧族高门和地方士族构成，统治阶层的流动主要在于国家精英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升降，而非寒门升为高门、高门降为庶族的剧烈变动。正如杜文所指的那样：“虽然科举制度的确为没有显赫家世，而遭埋没的部分青年才俊打开了晋身仕途的通道，但在唐初，真正通过科举入仕的社会流动新因子，却是一大群声望相对不太显赫的地方士族;他们借科举之途加速其晋身高位;以前这些高位，或多或少是由高门大族所垄断的。”追根溯源，杜希德的观点源自宋人沈括对唐代社会的观察：“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梦溪笔谈》）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崔、卢、李、郑、王等一流门阀之外，唐代社会中还有百余家“士族”存在，其地位同样显赫。然而传统政治史的视野之中，这些地方性士族的作用被掩盖了。
　　为了解码唐代统治阶层的构成，杜希德借助另一层重要的“透镜”一一氏族谱。如所周知，唐代官方政府曾几度修撰氏族谱来圈定全国大族的成员资格。杜氏以此为突破点，广泛利用敦煌姓望谱和明清族谱材料，试图指出在地方社会中存在着大量流动性更大的士族群，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并不在国家层面，而是局限于地方社会。
　　如果说杜希德所描绘的唐代士族构成，是一种模糊的成像，那么姜士彬对高门大族赵郡李氏的研究，是聚焦镜下的透视。一九七七年，姜士彬出版了《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一书，在西方学界引起不少反响。该书核心观点是中古时期存在一个界限分明的社会精英集团，该集团由数百个大族构成，称之为寡头家族（oligarchy）。同年姜氏又发表了《一个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堪称是士族个案研究的典型。姜文追踪高门大族赵郡李氏在北朝后期至唐末宋初的演化轨迹，指出李氏从地方望族上升到高门贵族，活动范围远远超越了赵郡故地，地方基础却逐渐衰弱，在赵郡故里已没有产业和依附农民，也没有宗庙和家族祠堂等，族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他通过个案来解剖唐宋之际贵族为何烟消玉殒，以此呼应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说。姜士彬不仅关注士族阶层整体成员的变化，还重视某个高门大族内部的流动特征，并且试图回应欧美人类学关于明清宗族认同问题的讨论。遗憾的是，这个研究在当时的中古史领域并未泛起多大的涟漪，反而影响了宋史学者如韩明士（Robert Hymes）、包弼德（PeterK.Bol）重新思考宋代统治阶层的本质何在。直至近年，这种敏锐的观察，间接催生了国内学者揭示高门大族存在谱系建构和郡望伪冒的现象，高门大族层累的“内核”也逐渐清晰起来。 　　葛涤风笔下描绘的南朝大族，也并非连绵稳定、冠冕相袭，亦不能长期保持门第显赫。在《中古中国南方的大族》一文中，葛涤风勾勒了几个高门大族在东晋南朝中的演变轨迹，认为内藤湖南所描述的贵族政治并不存在。东晋第一流的高门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和陈郡谢氏都相继衰落，而南朝也没有出现相当的家族取而代之。葛氏断言：太元十年（三八五），谢安之死标志着门阀大族统治南方社会的终结。与葛氏的研究南北呼应，霍姆格伦聚焦于五世纪北方山东地区的大族，透析唐代国家一统之前的士族形成史。在霍姆格伦看来，五世纪山东地方精英的构成和等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满变数，与政治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山东地区先后经历了数次政权的更迭。先是慕容氏南下建立南燕政权。义熙六年（四一0），刘裕北伐灭南燕后，山东半岛又重归刘宋的统治。宋明帝时，北魏拓跋政权又率部平定了青齐。这一系列的政局动荡造成山东大族内部不断更新流动。霍姆格伦还敏锐地指出地方大族内部有着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网络，在南北动荡的政治社会之中，母系家族发挥着出色的作用。霍姆格伦的关注点与葛涤风相仿，同样强调士族阶层的构造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而不是铁板一块。
　　欧美学人眼中的士族研究，社会科学理论色彩浓厚。他们擅长运用各种方法来分析士族阶层的构造。葛涤风用数理统计大族成员数量来制作大族的发展曲线图，以直观的视角反映出不同大族的波峰波谷与盛衰趋势。姜士彬、陈美丽（Cynthia L Chennault）用个案研究方法，对于赵郡李氏、陈郡谢氏的政治活动与大族形象加以清晰的刻画和描述。应该说，无论是统计分析、个案研究，抑或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弗里德曼的人类学视野，欧美学人在理论方法上具有极强的前瞻性，更毋言立论背后深邃的问题意识。此种社会学取径的士族研究，将焦点投射在社会流动问题之上。《论集》之中的诸篇，似乎都在窥探汉唐之间统治阶层内部的构造和变化，即封闭还是存在流动，有些陷入了“过分”讨论社会流动的怪圈。他們力图通过不同层面的社会流动探讨，来回应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这恐怕是那个时代学术环境影响之下，欧美士族研究的基本底色。
　　《论集》选译的篇幅毕竟有限，不能全面勾勒出西方学界中古贵族制的研究脉络。作为附录的《北美士族研究的学术史》恰恰是精准认识欧美士族研究来龙去脉、学术价值的精彩注脚。相信这篇切中肯綮的学术史论文，能使读者更准确地把握译著的精髓所在。
　　（《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范兆飞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