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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跑将中产阶级成功地同靠左的、颓废的、烟酒不离身的、具有嬉皮士风格的年轻人和靠右的、大腹便便、令人生厌的传统政客、大亨等区别开来。”
——现在看来，慢跑在全世界都是时尚趋势。
大概从去年开始，在朋友圈里晒“马拉松”成绩的人越来越多了，各种运动APP也粉墨登场，很多人用每天在朋友圈“打卡”来鞭策自己坚持跑步；而在前年，在中国最流行的运动还是“平板支撑”，大家都在朋友圈晒腹肌。再把视角拉远至几十年前，球类运动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运动才是真正的“国球”。
近期，英国《金融时报》把跑步称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新信仰”，文章称：“就在10年前，中国的马拉松组织者还难以找到足够参赛者。现如今，在大城市须抽签才能参赛。去年有10TY人申请参加全程或半程上海马拉松，最终只有2.3万人能参加。”
与此前的全民运动不同的是，这个“新信仰”主要在“中产阶级”这一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生活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不仅晴天白日的时候要跑，雾霾天也要坚持跑，他们何以成为“拜马拉松教”？
运动从来就不仅仅具备锻炼身体的基本功能。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大到中国“全民运动”近百年的发展史，每个阶段流行的运动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动因，无论是救亡图存的国家安全需要，还是毛时代的社会管理和对外形象需要，或是在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大关后中产阶级崛起的改变，西方文化精神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再塑造一直伴随着百年全民运动的发展。
西方体育精神破除“文质彬彬”的中国传统
百年前的“全民健身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目的是为了应对西方强势文明的挑战，这让中国近代的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西方思想的烙印。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北大等高等学校率先设立体育会、技击会和静坐会等体育社团，宣扬从身体上解放自我、完善自我。
对体育运动的强调本身就是对儒家“尚文”传统的否定，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到：“世人常说：‘野蛮人尚力，文明人尚智。’唉！这是只知道二五不知道一十的说法，偏颇不符合事实。”
他列举了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对“尚武”思想的倡导，“而我们中国却以文弱在世界上考第一名，逆来顺受，窝囊透顶，东亚病夫，病入膏肓！”
这种思想与20世纪初兴起的“军国民主义”相呼应，试图培养尚武精神，练成健壮体魄，才能外御强权、内抗专制，使国家臻于强盛。
这种西方意义上的“尚武”观念，破除了传统社会所宣扬的所谓“文质彬彬”“君子风度”的陈词滥调，既标志着个体觉醒，也昭示出体育的现代价值意义和特征。但此时的运动基本是由知识分子发起，并没有形成广泛的民众基础。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分析，在国家存亡、风雨飘摇的时代，对“野蛮体魄”的倡导还是基于对自身安全的强烈需求，属于较低层次的生存需要，这种对健康体魄的强烈渴求本身标志着西方精神对于传统中国思维方式的强力改造的第一阶段。
向西方展现强势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了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权。1952年，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开启了以强制性的广播体操运动为主要特征的新全民运动，虽然此时的中国还有寻求国际安全的需求，但这场运动的重点从侧重于安全需要发展为社会管理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需要。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体育还是局限于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之间的活动，那么广播体操的推行才是真正的“全民运动”。
为了扫清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羸弱、愚昧、贫病的刻板印象，“身体”成为一个体现人民权利和国际地位的符号与工具。作为中国对外展示国人新精神的重要窗口，学校、工厂等单位“万人齐做操”的壮观场面着实吓着一批外国人。
当时的宣传画也突出“力与美”，男女老少都膀大腰圆呈金字塔状，人们迫切地想通过健康的身体素质来展示新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改变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弱势地位，因而此时的体育宣传多呈现出较强的政治倾向性。
虽然中国的个人还处在生存需要的层面，但从整个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体育和运动已经上升到了社会需求的层面。这种应对西方威胁的举动从反向上塑造了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对运动的精神诉求。
“拜马拉松教”是中国中产阶级对西方文明精神的内化
当年做广播体操的年轻人，带着红色遗产走进新时代，变身为当今的全民运动奇观群体——“广场舞大妈”。他们带着一如既往的自信和坚持，在2013年的节点被舆论关注并放大，消解了原来极富意识形态意义的“广场”。
当40、50后的大妈在音乐和舞步中反刍着青年时代的“光辉岁月”时，他们的儿女，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中产阶级却离开了广场，在城市大大小小的街道中开始了马拉松的征程。
然而，马拉松之于他们来说，意义远比父辈们更加丰富且个人化。虽然“全民健身”一直都是国家战略级的号召，但政治已经不是人们锻炼身体的主要理由。
当国家的人均GDP跨越5000美元大关（2012年8月），人们对于生活方式和品质等发展层面的需求就会提高。尤其是对于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他们迫切地需要自我超越和来自同侪的承认，而马拉松除了锻炼身体的基本功能之外，还肩负着精神锻炼的职能。
这几乎与几十年前西方人的经历一模一样。在球类运动，如乒乓球、羽毛球等“国球”运动和保龄球、台球等外输运动风靡一时之后，马拉松逐渐占领了中产阶级的运动市场。
近期尼尔森公司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表示，与羽毛球这类运动相比，他们更喜欢跑步。80%的人说过去1年中买了运动鞋，30%的人办了健身卡，60%的受访者在手机中下载了健身APP。尼尔森的林恩。张（音）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说：“中国的运动热潮才刚刚兴起。”目前美国参加马拉松的人数是中国的7至8倍。 这不能不说是西方市民文化精神对中国人的另一种渗透。别忘了，传统中国人是主张“生命在于静止”的。
道家养生练的是呼吸吐纳，静坐导引，二十四节气的身体锻炼都是坐着完成的，太极拳就算剧烈运动了。而马拉松运动本身源于希腊，那个跑死的战士的经典故事就不再讲了，后来的塑造了全世界体育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典故也源于此。
马拉松本身代表着一种意志坚韧、自强不息的印象，红透全球的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丰富了它对于现代人精神层面的意义。
与中国此前十分强调国家专业运动员在竞技体育项目上勇夺名次的目的不同，民间层面的马拉松运动强调的不是竞技，而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和挑战自我的态度，参与者从10km跑到半马，再试着努力跑下全马，这在马斯洛理论中已经达到了自我超越的最高层次的需要。
而且，在社交网络和运动APP上“打卡”秀跑，不仅能满足炫耀心理，塑造坚韧不拔的健康形象，也能起到对自己的鞭策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也能解答在雾霾爆表的日子里还有很多人也跑马拉松的现象：为了坚持而坚持。
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这次是中国的新中产阶级主动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如此地自然，原因是在西方文明的裹挟之下，全世界的人几乎都走上了同样的路子。
源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阿兰.拉萨姆教授的社会学论文——《一个习惯的历史，1960年代美国作为工作缓和剂的慢跑》中被广泛引用的说法：
“慢跑将中产阶级成功地同靠左的、颓废的、烟酒不离身的、具有嬉皮士风格年轻人和靠右的、大腹便便、令人生厌的传统政客、大亨等区别开来。”
这句话无疑适用于分析9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下崛起的商人和官员，而年轻一代的中产阶级显然不愿意再让自己变成这种样子，他们追求的是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形象，这无疑是全世界的共同趋势。
拉萨姆将慢跑作为一种人类“对现代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反制”，看来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如果谁再像老祖宗那样说一句：“以静制动”，很可能就会不幸地被小伙伴在朋友圈拉黑了。
百年全民运动的发展史不啻为西方文明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造史，从一开始的抵抗性救亡图存到后来的自我形象展现，中国人对西方身体和生活观念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防御式攻击，再到主动吸收并内化为生活方式的过程。在全世界的现代国家中，中产阶级都将是主导性的社会阶层，他们需要“马拉松”式的运动，或者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马拉松”。
摘自腾讯文化
——现在看来，慢跑在全世界都是时尚趋势。
大概从去年开始，在朋友圈里晒“马拉松”成绩的人越来越多了，各种运动APP也粉墨登场，很多人用每天在朋友圈“打卡”来鞭策自己坚持跑步；而在前年，在中国最流行的运动还是“平板支撑”，大家都在朋友圈晒腹肌。再把视角拉远至几十年前，球类运动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运动才是真正的“国球”。
近期，英国《金融时报》把跑步称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新信仰”，文章称：“就在10年前，中国的马拉松组织者还难以找到足够参赛者。现如今，在大城市须抽签才能参赛。去年有10TY人申请参加全程或半程上海马拉松，最终只有2.3万人能参加。”
与此前的全民运动不同的是，这个“新信仰”主要在“中产阶级”这一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生活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不仅晴天白日的时候要跑，雾霾天也要坚持跑，他们何以成为“拜马拉松教”？
运动从来就不仅仅具备锻炼身体的基本功能。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大到中国“全民运动”近百年的发展史，每个阶段流行的运动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动因，无论是救亡图存的国家安全需要，还是毛时代的社会管理和对外形象需要，或是在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大关后中产阶级崛起的改变，西方文化精神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再塑造一直伴随着百年全民运动的发展。
西方体育精神破除“文质彬彬”的中国传统
百年前的“全民健身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目的是为了应对西方强势文明的挑战，这让中国近代的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西方思想的烙印。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北大等高等学校率先设立体育会、技击会和静坐会等体育社团，宣扬从身体上解放自我、完善自我。
对体育运动的强调本身就是对儒家“尚文”传统的否定，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到：“世人常说：‘野蛮人尚力，文明人尚智。’唉！这是只知道二五不知道一十的说法，偏颇不符合事实。”
他列举了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对“尚武”思想的倡导，“而我们中国却以文弱在世界上考第一名，逆来顺受，窝囊透顶，东亚病夫，病入膏肓！”
这种思想与20世纪初兴起的“军国民主义”相呼应，试图培养尚武精神，练成健壮体魄，才能外御强权、内抗专制，使国家臻于强盛。
这种西方意义上的“尚武”观念，破除了传统社会所宣扬的所谓“文质彬彬”“君子风度”的陈词滥调，既标志着个体觉醒，也昭示出体育的现代价值意义和特征。但此时的运动基本是由知识分子发起，并没有形成广泛的民众基础。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分析，在国家存亡、风雨飘摇的时代，对“野蛮体魄”的倡导还是基于对自身安全的强烈需求，属于较低层次的生存需要，这种对健康体魄的强烈渴求本身标志着西方精神对于传统中国思维方式的强力改造的第一阶段。
向西方展现强势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了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权。1952年，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开启了以强制性的广播体操运动为主要特征的新全民运动，虽然此时的中国还有寻求国际安全的需求，但这场运动的重点从侧重于安全需要发展为社会管理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需要。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体育还是局限于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之间的活动，那么广播体操的推行才是真正的“全民运动”。
为了扫清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羸弱、愚昧、贫病的刻板印象，“身体”成为一个体现人民权利和国际地位的符号与工具。作为中国对外展示国人新精神的重要窗口，学校、工厂等单位“万人齐做操”的壮观场面着实吓着一批外国人。
当时的宣传画也突出“力与美”，男女老少都膀大腰圆呈金字塔状，人们迫切地想通过健康的身体素质来展示新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改变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弱势地位，因而此时的体育宣传多呈现出较强的政治倾向性。
虽然中国的个人还处在生存需要的层面，但从整个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体育和运动已经上升到了社会需求的层面。这种应对西方威胁的举动从反向上塑造了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对运动的精神诉求。
“拜马拉松教”是中国中产阶级对西方文明精神的内化
当年做广播体操的年轻人，带着红色遗产走进新时代，变身为当今的全民运动奇观群体——“广场舞大妈”。他们带着一如既往的自信和坚持，在2013年的节点被舆论关注并放大，消解了原来极富意识形态意义的“广场”。
当40、50后的大妈在音乐和舞步中反刍着青年时代的“光辉岁月”时，他们的儿女，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中产阶级却离开了广场，在城市大大小小的街道中开始了马拉松的征程。
然而，马拉松之于他们来说，意义远比父辈们更加丰富且个人化。虽然“全民健身”一直都是国家战略级的号召，但政治已经不是人们锻炼身体的主要理由。
当国家的人均GDP跨越5000美元大关（2012年8月），人们对于生活方式和品质等发展层面的需求就会提高。尤其是对于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他们迫切地需要自我超越和来自同侪的承认，而马拉松除了锻炼身体的基本功能之外，还肩负着精神锻炼的职能。
这几乎与几十年前西方人的经历一模一样。在球类运动，如乒乓球、羽毛球等“国球”运动和保龄球、台球等外输运动风靡一时之后，马拉松逐渐占领了中产阶级的运动市场。
近期尼尔森公司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表示，与羽毛球这类运动相比，他们更喜欢跑步。80%的人说过去1年中买了运动鞋，30%的人办了健身卡，60%的受访者在手机中下载了健身APP。尼尔森的林恩。张（音）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说：“中国的运动热潮才刚刚兴起。”目前美国参加马拉松的人数是中国的7至8倍。 这不能不说是西方市民文化精神对中国人的另一种渗透。别忘了，传统中国人是主张“生命在于静止”的。
道家养生练的是呼吸吐纳，静坐导引，二十四节气的身体锻炼都是坐着完成的，太极拳就算剧烈运动了。而马拉松运动本身源于希腊，那个跑死的战士的经典故事就不再讲了，后来的塑造了全世界体育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典故也源于此。
马拉松本身代表着一种意志坚韧、自强不息的印象，红透全球的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丰富了它对于现代人精神层面的意义。
与中国此前十分强调国家专业运动员在竞技体育项目上勇夺名次的目的不同，民间层面的马拉松运动强调的不是竞技，而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和挑战自我的态度，参与者从10km跑到半马，再试着努力跑下全马，这在马斯洛理论中已经达到了自我超越的最高层次的需要。
而且，在社交网络和运动APP上“打卡”秀跑，不仅能满足炫耀心理，塑造坚韧不拔的健康形象，也能起到对自己的鞭策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也能解答在雾霾爆表的日子里还有很多人也跑马拉松的现象：为了坚持而坚持。
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这次是中国的新中产阶级主动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如此地自然，原因是在西方文明的裹挟之下，全世界的人几乎都走上了同样的路子。
源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阿兰.拉萨姆教授的社会学论文——《一个习惯的历史，1960年代美国作为工作缓和剂的慢跑》中被广泛引用的说法：
“慢跑将中产阶级成功地同靠左的、颓废的、烟酒不离身的、具有嬉皮士风格年轻人和靠右的、大腹便便、令人生厌的传统政客、大亨等区别开来。”
这句话无疑适用于分析9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下崛起的商人和官员，而年轻一代的中产阶级显然不愿意再让自己变成这种样子，他们追求的是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形象，这无疑是全世界的共同趋势。
拉萨姆将慢跑作为一种人类“对现代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反制”，看来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如果谁再像老祖宗那样说一句：“以静制动”，很可能就会不幸地被小伙伴在朋友圈拉黑了。
百年全民运动的发展史不啻为西方文明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造史，从一开始的抵抗性救亡图存到后来的自我形象展现，中国人对西方身体和生活观念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防御式攻击，再到主动吸收并内化为生活方式的过程。在全世界的现代国家中，中产阶级都将是主导性的社会阶层，他们需要“马拉松”式的运动，或者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马拉松”。
摘自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