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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3日，我坐在新单位办公室里。从窗外传来游府西街小学晨会的声音，我百感交集，写下了《从此不再》的短文，将我的QQ、飞信的签名改成“从此不再”。很多朋友不理解，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怎么从此不再？
从此不再！
2012年，我39岁。在这一年，我的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这个根本性变动在于从此以后我不再有自己的每日走过的课堂，不再有自己朝夕相处的学生，不再按照校园里响起的铃声安排自己的每日生活。
在学校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把一张一直压在我台板下的考评条带到新的单位。这是我一直保留的我工作第二年首次参加教师考核时的考评条：
教学形式新颖，课堂气氛活跃，生动有趣。希望多讲书本知识，普通话要说好。班级工作负责，自己与班级已紧密相连在一起，与学生为友，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希望注重树立威信，班级事务中要拿出主导意见。
这是我收到的诸多考评条中“有则改之”部分最多的一张。所以，我一直将这张考评条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的心头，警示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现在，我对照这张纸条，回顾我13.5年的教育生活，我的很多教育教学实践和探索可以说都是跟这张纸条血肉相连，血脉相通。
一
是的，我现在已经不是教师了。因为我没有了我的学生，或者说，我把我的学生丢掉了。
学生们在网络上用他们很质朴的情感呼唤我，写着各种各样的文章表达对我的想念。然而我在看到同学们传递的信息之后，保持了沉默。沉默有时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一个沉默的人在沉默之后将会发出如何的能量。
2012年9月10日，我在教师节这一天收到了很多很多学生的祝福，我决定回到学校去看看他们。毕竟高三了，我就在窗外看着他们，一个学生看到了我，我示意他不要做出反应，然而男孩还是跟他的同桌说了，然后全班同学的掌声响起来了。我从前门进去，在讲台上看着学生们，忸怩不安。一个学生说：“洪sir，说话啊！”我本来就没有想要到班级里来，只是想从窗外看看孩子们。我对他们说：“朝前走，前方是天亮；在你们前行的路上，一路有我相伴。”
在10月22日夜里，我写下了致高三（2）班的一封信——《不要把高三当做高四前的“高山”》，打印好，并且给学生每人一封。学生们很快把他们的心得感受与我分享，或在我的QQ空间、微博、博客上留言，或发手机短信给我，或给我回信。一个学生说，这是给他们在应考的荒漠中继续前行的一袋水。这样的信，我给我的最后一届学生写过四封，每一次写信都怀着十分的真诚，都是一次精神的涅槃。
在毕业前夕，这一届的孩子们询问我：洪sir，我们的毕业照上你能够出现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信：你们不想我出现在你们的毕业照上，我还想你们出现在我的毕业照上呢！
是的，我的离开讲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是一种毕业？
二
在学生的眼中，我一直是一个脾气很好、对学生很友善、亦师亦友的角色。其实，我并非不知道惩戒对学生教育的意义，但是，我还是几乎抛弃了“惩戒”，坚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自己所采取的教育方式是否合适。
1998年教师节，是我作为教师过的第二个教师节。晚上聚餐结束后，我像往常一样到教室里巡查住校生的自习情况，结果发现杨国运与吕伟两名住校生居然没在教室里上自习。我问了其他住校生，他们都说不知道。不知道？这两个学生能到哪里去？在1998年，网吧刚刚兴起，斗殴之风尚未杀绝，万一，如果万一怎么办？我让另一个男生陪我先从校园里找起。值班老师办公室、宿舍、操场……应该说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我表现出了一个年轻班主任常常会表现出来的慌张，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如何去处理。找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更多的住校生加入了寻找。
事情的发展充满了戏剧性。这两个孩子既没有去网吧，也没有出校门。他们就在宿舍里。当我大汗淋漓地回到教室，准备跟年级组长汇报这件事情时，却发现他们安然无恙地坐在教室里，若无其事地跟其他同学聊着天。我问：“你们去哪里了？”他们说：“没有去哪里啊。”我说：“你知道我和其他同学找了你们快一个小时么？”吕伟说：“知道啊，听他们说了啊。”我被这种漫不经心的腔调激怒了，桌子一拍：“你们两个到我前面来！”到前面来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们也显然被我吓住了，站到讲台前不吱一声。我呢，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学会如何训斥学生。事实上，我当时就很后悔，我怎么能如此失态地批评学生，朝学生发那么大的火。第二天，数学课代表来跟我说，投影仪坏了。经过检修，才知道灯泡坏了。我当时断定就是我前一天发火拍桌子震坏的。
令我感动的是，这两个被我吓坏了的孩子没有跟老师说：是洪老师批评我们时震坏的。其实他们轻轻一句话，就可以报复我这个年轻老师，然而他们没有。这样的解决令我坚定了一点：孩子，对每个人都曾经是真诚的；哪怕你是如此批评他，他也不记“仇”。于是，其后十几年的教师生涯中，我几乎再没跟学生发过怒。
三
从此，我开始了对我教育行为的反思，最终认识到，老师是需要跟学生“斗智”的。
这样的“斗智”，一方面令我的教育生涯充满了快乐，另一方面也令我的学生跟我都很要好。即使在我不做班主任的漫长日子里，学生依然很喜欢到我的办公室聊天，跟我漫谈各种各样的话题。有时候他们只是读了一本书，或在上学路上看到了什么事情，都会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言说。
而我，在跟学生交往时，特别是面对犯了所谓错误的孩子时，动起自己的脑子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陈卓然。
这个孩子很有个性，很聪明，但是不屑于做机械的作业。那是在2004年，一次早读课时，我看到陈卓然正在抄作业，就走到他的面前，用手指按住他的试卷。他使劲往后拉，“嘶——”他的一张试卷给撕坏了。他跑到讲台前，拿起我的语文书，撕得粉碎。更让全班同学目瞪口呆的是，他还把撕得粉碎的语文书的碎片使劲往天花板上抛，无数的碎片如同花瓣雨一样地飘落下来。班长可能被这个场景吓坏了，起身要去向班主任汇报。我及时阻止了他，说：“这是我和陈卓然两个人的事情，出了教室门谁也不说。陈卓然的数学试卷被撕掉，不能说一点都不怪我；我的语文书被撕了，也不能说全部都怪陈卓然。陈卓然要把我的语文书撕掉，其实就是不想让我上下节语文课。但是，真的就不能上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语文课——《阿房宫赋》。” 我先把《阿房宫赋》全文背诵了一遍，然后带领学生讨论了几个问题，完全抛开了常态的字字落实的学法，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来指导学生发现问题，并且尝试解决问题。这样的文言文上法，对学生来说很新鲜，班上的学生特别配合我，反正这节课上得出奇得流畅，令多少年后这个班级聚会时，还想起这节课的情境。多年后，一位学生跟我说：“洪sir，你当时这么处理让我们惊呆了，太震撼了！没有一个老师是这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的。”
其实，我也知道一般的处理办法无非就是报班主任，通知家长，运用教师的威权让学生彻底臣服下去。然而，靠威权就真的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么？
四
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课堂教学形式的变革。因为我深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吸引。一直到最近，我终于得以大声说出——《语文在语文之外》，《课堂改革：形式改革应大于内容改革》。教育首先是吸引。没有吸引的教育，一切都是空话。为什么我们的师生关系紧张，教师压力很大？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起适当的合理的师生之间的教育伦理。
你对学生好，学生自然也会对你好，并且这种好往往令你心存敬意，心存善念。一次期中考试，语文卷作文题是《走近大师》，阅卷老师很兴奋地跟我说：有一个孩子写了一篇《走近洪劬颉》。看了文章之后，我明白了：这个孩子其实是在用他很质朴的方式思念我。这些年来，我陆续收到很多毕业多年的学生写的回忆我的长文。每当看到这样的文字，我的心都会狠狠地颤动几下，因为我知道我的探索没有白费，没有风过无痕。在我所倡导的很多的语文教育活动中，譬如戏剧节、吟诵活动，学生总会邀请我承担其中的一个角色，让我成为孩子们表演的真正一员。
做老师的时候，我很满足于这种孩子王的角色。尽管我教的是高中语文，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提倡“师道尊严”。相反，我引导学生要更多相信“学道尊严”，只有尊重学习才能真正尊重人才。
2013年1月23日，远在英国的潘启之辗转联系上我：“洪sir，我想你了。”次日，于琦琦、景暑楚等同学到我的新单位看我，告诉我潘启之在人人网上写了一篇很长的怀念我的文章《洪sir二三事》，并且找来给我看了。我看完之后，很感动，我的很多教育的细节通过学生的文字转化为现场。这里面很多的事情我都能想起来。令我感动的在于，异国他乡，这个学生想起我，想起几年前的课堂，一切好玩的不好玩的都变成好玩的记忆留存，在某个刹那喷薄而出。
于是，我写下了 《愿我的存在成为你们美丽的记忆》，作为一种回应。
是的，老师和学生之间最好的状态就是不断创造故事，不断书写故事，让师生在一种故事的意境中存现，并继续。我现在不做老师了，但是我可以很自豪地跟我的学生说：我把我最美好的时光给了你们。你们没有在课堂上看到我老态龙钟，也不会看到我病歪歪的，因为我付出了青春。
愿我的存在成为你们最美好的校园记忆。
（作者单位：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从此不再！
2012年，我39岁。在这一年，我的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这个根本性变动在于从此以后我不再有自己的每日走过的课堂，不再有自己朝夕相处的学生，不再按照校园里响起的铃声安排自己的每日生活。
在学校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把一张一直压在我台板下的考评条带到新的单位。这是我一直保留的我工作第二年首次参加教师考核时的考评条：
教学形式新颖，课堂气氛活跃，生动有趣。希望多讲书本知识，普通话要说好。班级工作负责，自己与班级已紧密相连在一起，与学生为友，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希望注重树立威信，班级事务中要拿出主导意见。
这是我收到的诸多考评条中“有则改之”部分最多的一张。所以，我一直将这张考评条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的心头，警示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现在，我对照这张纸条，回顾我13.5年的教育生活，我的很多教育教学实践和探索可以说都是跟这张纸条血肉相连，血脉相通。
一
是的，我现在已经不是教师了。因为我没有了我的学生，或者说，我把我的学生丢掉了。
学生们在网络上用他们很质朴的情感呼唤我，写着各种各样的文章表达对我的想念。然而我在看到同学们传递的信息之后，保持了沉默。沉默有时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一个沉默的人在沉默之后将会发出如何的能量。
2012年9月10日，我在教师节这一天收到了很多很多学生的祝福，我决定回到学校去看看他们。毕竟高三了，我就在窗外看着他们，一个学生看到了我，我示意他不要做出反应，然而男孩还是跟他的同桌说了，然后全班同学的掌声响起来了。我从前门进去，在讲台上看着学生们，忸怩不安。一个学生说：“洪sir，说话啊！”我本来就没有想要到班级里来，只是想从窗外看看孩子们。我对他们说：“朝前走，前方是天亮；在你们前行的路上，一路有我相伴。”
在10月22日夜里，我写下了致高三（2）班的一封信——《不要把高三当做高四前的“高山”》，打印好，并且给学生每人一封。学生们很快把他们的心得感受与我分享，或在我的QQ空间、微博、博客上留言，或发手机短信给我，或给我回信。一个学生说，这是给他们在应考的荒漠中继续前行的一袋水。这样的信，我给我的最后一届学生写过四封，每一次写信都怀着十分的真诚，都是一次精神的涅槃。
在毕业前夕，这一届的孩子们询问我：洪sir，我们的毕业照上你能够出现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信：你们不想我出现在你们的毕业照上，我还想你们出现在我的毕业照上呢！
是的，我的离开讲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是一种毕业？
二
在学生的眼中，我一直是一个脾气很好、对学生很友善、亦师亦友的角色。其实，我并非不知道惩戒对学生教育的意义，但是，我还是几乎抛弃了“惩戒”，坚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自己所采取的教育方式是否合适。
1998年教师节，是我作为教师过的第二个教师节。晚上聚餐结束后，我像往常一样到教室里巡查住校生的自习情况，结果发现杨国运与吕伟两名住校生居然没在教室里上自习。我问了其他住校生，他们都说不知道。不知道？这两个学生能到哪里去？在1998年，网吧刚刚兴起，斗殴之风尚未杀绝，万一，如果万一怎么办？我让另一个男生陪我先从校园里找起。值班老师办公室、宿舍、操场……应该说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我表现出了一个年轻班主任常常会表现出来的慌张，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如何去处理。找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更多的住校生加入了寻找。
事情的发展充满了戏剧性。这两个孩子既没有去网吧，也没有出校门。他们就在宿舍里。当我大汗淋漓地回到教室，准备跟年级组长汇报这件事情时，却发现他们安然无恙地坐在教室里，若无其事地跟其他同学聊着天。我问：“你们去哪里了？”他们说：“没有去哪里啊。”我说：“你知道我和其他同学找了你们快一个小时么？”吕伟说：“知道啊，听他们说了啊。”我被这种漫不经心的腔调激怒了，桌子一拍：“你们两个到我前面来！”到前面来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们也显然被我吓住了，站到讲台前不吱一声。我呢，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学会如何训斥学生。事实上，我当时就很后悔，我怎么能如此失态地批评学生，朝学生发那么大的火。第二天，数学课代表来跟我说，投影仪坏了。经过检修，才知道灯泡坏了。我当时断定就是我前一天发火拍桌子震坏的。
令我感动的是，这两个被我吓坏了的孩子没有跟老师说：是洪老师批评我们时震坏的。其实他们轻轻一句话，就可以报复我这个年轻老师，然而他们没有。这样的解决令我坚定了一点：孩子，对每个人都曾经是真诚的；哪怕你是如此批评他，他也不记“仇”。于是，其后十几年的教师生涯中，我几乎再没跟学生发过怒。
三
从此，我开始了对我教育行为的反思，最终认识到，老师是需要跟学生“斗智”的。
这样的“斗智”，一方面令我的教育生涯充满了快乐，另一方面也令我的学生跟我都很要好。即使在我不做班主任的漫长日子里，学生依然很喜欢到我的办公室聊天，跟我漫谈各种各样的话题。有时候他们只是读了一本书，或在上学路上看到了什么事情，都会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言说。
而我，在跟学生交往时，特别是面对犯了所谓错误的孩子时，动起自己的脑子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陈卓然。
这个孩子很有个性，很聪明，但是不屑于做机械的作业。那是在2004年，一次早读课时，我看到陈卓然正在抄作业，就走到他的面前，用手指按住他的试卷。他使劲往后拉，“嘶——”他的一张试卷给撕坏了。他跑到讲台前，拿起我的语文书，撕得粉碎。更让全班同学目瞪口呆的是，他还把撕得粉碎的语文书的碎片使劲往天花板上抛，无数的碎片如同花瓣雨一样地飘落下来。班长可能被这个场景吓坏了，起身要去向班主任汇报。我及时阻止了他，说：“这是我和陈卓然两个人的事情，出了教室门谁也不说。陈卓然的数学试卷被撕掉，不能说一点都不怪我；我的语文书被撕了，也不能说全部都怪陈卓然。陈卓然要把我的语文书撕掉，其实就是不想让我上下节语文课。但是，真的就不能上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语文课——《阿房宫赋》。” 我先把《阿房宫赋》全文背诵了一遍，然后带领学生讨论了几个问题，完全抛开了常态的字字落实的学法，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来指导学生发现问题，并且尝试解决问题。这样的文言文上法，对学生来说很新鲜，班上的学生特别配合我，反正这节课上得出奇得流畅，令多少年后这个班级聚会时，还想起这节课的情境。多年后，一位学生跟我说：“洪sir，你当时这么处理让我们惊呆了，太震撼了！没有一个老师是这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的。”
其实，我也知道一般的处理办法无非就是报班主任，通知家长，运用教师的威权让学生彻底臣服下去。然而，靠威权就真的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么？
四
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课堂教学形式的变革。因为我深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吸引。一直到最近，我终于得以大声说出——《语文在语文之外》，《课堂改革：形式改革应大于内容改革》。教育首先是吸引。没有吸引的教育，一切都是空话。为什么我们的师生关系紧张，教师压力很大？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起适当的合理的师生之间的教育伦理。
你对学生好，学生自然也会对你好，并且这种好往往令你心存敬意，心存善念。一次期中考试，语文卷作文题是《走近大师》，阅卷老师很兴奋地跟我说：有一个孩子写了一篇《走近洪劬颉》。看了文章之后，我明白了：这个孩子其实是在用他很质朴的方式思念我。这些年来，我陆续收到很多毕业多年的学生写的回忆我的长文。每当看到这样的文字，我的心都会狠狠地颤动几下，因为我知道我的探索没有白费，没有风过无痕。在我所倡导的很多的语文教育活动中，譬如戏剧节、吟诵活动，学生总会邀请我承担其中的一个角色，让我成为孩子们表演的真正一员。
做老师的时候，我很满足于这种孩子王的角色。尽管我教的是高中语文，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提倡“师道尊严”。相反，我引导学生要更多相信“学道尊严”，只有尊重学习才能真正尊重人才。
2013年1月23日，远在英国的潘启之辗转联系上我：“洪sir，我想你了。”次日，于琦琦、景暑楚等同学到我的新单位看我，告诉我潘启之在人人网上写了一篇很长的怀念我的文章《洪sir二三事》，并且找来给我看了。我看完之后，很感动，我的很多教育的细节通过学生的文字转化为现场。这里面很多的事情我都能想起来。令我感动的在于，异国他乡，这个学生想起我，想起几年前的课堂，一切好玩的不好玩的都变成好玩的记忆留存，在某个刹那喷薄而出。
于是，我写下了 《愿我的存在成为你们美丽的记忆》，作为一种回应。
是的，老师和学生之间最好的状态就是不断创造故事，不断书写故事，让师生在一种故事的意境中存现，并继续。我现在不做老师了，但是我可以很自豪地跟我的学生说：我把我最美好的时光给了你们。你们没有在课堂上看到我老态龙钟，也不会看到我病歪歪的，因为我付出了青春。
愿我的存在成为你们最美好的校园记忆。
（作者单位：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