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央行发表《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引发了关注。
　　论文的主要观点有2个：一是提出我国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要认识到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巨大力量，其反作用力将导致人口反方向变化；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進步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
　　为此，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孩子在入托、入学中的困难，综合施策，努力实现2035年远景规划和百年奋斗目标，这一方面障碍不大。
　　引发争论的是第二个观点，文章说，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文科生太多。因此建议，中国应该吸取教训，减少文科生招生比例这个观点，说实话，差点惊掉我的下巴。
　　我一直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个伪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提出来的。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GNI）在97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在976美元到3 8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 856美元到11 905美元之间为中高收入国家，超过11 90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虽然流传甚广，学术界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也一直是个热点。但坦率而言，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从二战以来，全球经济表现而论，的确只有少数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绝大多数的国家经济到了中高收入阶段之后便停滞不前，但仔细研究这些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则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依据表明这种经济发展的停滞具有什么“共性”。
　　第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究竟到了哪个阶段开始停滞不前，可以说几乎没有规律。没有任何依据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了欧美高收入国家的那个标准就开始下滑。
　　第三，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再昭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高速，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随着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社会矛盾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到常态增长是正常的，经济增长慢下来不代表进入“陷阱”。
　　但研究一些国家经济经历高速发展之后陷入停滞的原因还是很有意义，你会发现，最主要的原因并非收入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必然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是因为在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及整体改革以及社会治理方面没有抓住好的时间窗口，从而丧失了从中高收入突破进入高收入的时间窗口。
　　很显然，这种停滞和“收入”无关，而是和一个国家的理念及总体治理水平有关。再说坦率一点，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国民理念没有跟上，社会治理没有跟上，改革没有深入，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凝聚力弱，最终丧失了发展的好势头。而这些问题，恰恰不是什么“理工科”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人文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重视社会整体制度层面的改革，以为有了科技创新就可以有一切，这是不现实的。科技创新本质上也是一种理念的进步，而并非简单的技术层面的问题。
　　基于此，我认为，根本不用担心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概念。中国其实在创新领域也无需担心，真正需要担心的恰恰是能否吸取拉美等国在收入分配、改革整体推进以及制度建设方面停滞从而丧失巨大机遇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