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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习惯了过往特权的他们，似乎对这一新的变化，在心理上还难以适应。而公务员不好当，具有仇官情结的许多网民却拍手叫好……
近期，小王越发感受到一股迥异于往常的风气。虽然年终的总结和汇报仍少不了，但“上面”的各种检查、评比和考核却明显少多了。各种会议变少了，吃喝宴请变少了，单位的“年夜饭”也取消了。年关快到了，单位上什么都不发，这让许多公务员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少人甚至愤愤不平。
小王是江苏无锡某城区街道办事处的一名主任科员。在中国金字塔式的公务员序列中，他属于“体制内”最末稍、但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在刚刚逝去的2013年，这批未来的储备干部们与“现役”官员们一样，最先感受到了变化：官越来越不好“当”了，甚至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而那些原本属于这个群体所独享的灰色利益和福利空间也被极大地压缩了。
在执政党强力整风之下，“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中国，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好日子不再
“禁令年”公务员不好当了。官员群体的危机感和压力感，既有中央层面“严管干部”思维下各种约束措施接连出台后的政策叠加后的结果，也有在新媒体环境下民众对官员的自发监督意识和手段能力增强的结果。而对于习惯了过往特权的他们，似乎对这一新的变化，在心理上还难以适应。而公务员不好当，具有仇官情结的许多网民却拍手叫好。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喜还是忧？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
在公务员队伍里，苦乐不均的现象很普遍。首先是地区间的差别，中西部地区公务员与发达地区公务员的待遇自然没法比；同在一个省，省市县公务员收入的差别也能达到一倍。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同一个县的公务员收入竟然也差别巨大，像国税、地税、供电以及司法系统、人武系统等公务员的收入就远高于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员的收入。
从工资收入的绝对数看，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公务员的平均年收入就是三四万，几年前没有阳光津贴只有两万左右，这个收入水平对于双职工和中年以上的公务员来说还算过得去，但对于单职工和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就显得很窘迫了，如果没有父母支援，结婚购房的任务是完不成的。
县级机构，因为待遇低，近年招来的不少公务员，尤其是外地来的，几年后约有一半选择辞职或调离。教育、卫生系统人才大量外流，近年流出人数在几百人以上，而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外地人才又招不进，以致教育、卫生机构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力危机。
例如小王，1981年农校毕业分配到当时的乡政府工作，20年后调到县城工作，工龄34年，拿正科工资，目前工资表上每月工资为1455元，每年阳光津贴18716元，加一个月奖励工资，合计为35012元，以前每年有五、六千元的福利，今年没有了。笔者来自农村，家里共有姊妹7个，其中5个在农村，老实说，10年前在姊妹当中还是很有优越感的，但现在没有，他们的收入都超过了我。笔者有一乡里同事，一家三口，妻子没工作，靠一个人的工资无法养活全家，妻子最终选择与他离婚另嫁他人。
但是，如果以完成的工作量和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公务员的待遇，那目前的待遇也高了，因为从总体上看，公务员的工作实在是太轻松了。在机关里，每天8小时满负荷工作的人几乎找不到，绝大多数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工作就足够了。再形象一点说，把县里的机构和人员砍了一半，也不会影响政府的正常运转，甚至可能比砍之前运转得更好。
党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消极怠工以及吃空饷等问题早已成为常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激励约束机制。公务员晋升机会太少，干好干坏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是在要害部门工作，获得提升的希望非常渺茫，多数人干到退休也是一般干部。二是有些领导干部没有率先垂范。領导干部自身作风不过硬，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州官可以放火，百姓就可以点灯！
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公务员群体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约束。以中纪委为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台一系列禁令。在反腐与肃风两把“大棒”的夹击之下，那些原属于官员群体所独享的灰色利益空间也被极大压缩。
出台有关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政策，必须广泛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不可把网络舆情当成主流民意，因为网络里公众意见多为直觉而非理性。我们期待经过社会的充分讨论，最终能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既能让社会大众接受，又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稳定的公务员薪酬制度。
趋于保守，形式化突出
对于基层权力群体而言，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办公用房明显“缩水”，二是自身福利待遇锐减。
中央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使用面积、反奢侈浪费，这是件好事，但地方在执行中，往往又形成了新的形式主义。领导的确从面积较大的豪华办公室搬出了，但腾出来的办公室没人敢用，或者挂上个“资料室”的牌子，实际上仍闲置在那里，造成了资源浪费。而普通科员原本两个人一间办公室，现在硬是又加塞了一个人。这对于大多数党政机关的办公可能并无大碍，但也的确会对个别部门的正常办公造成影响。
以土地利用管理处为例说，由于涉及土地征用、报批等繁杂手续，所以需要大量的文件资料。通常每个区县来人报送土地审批材料，都会带上七八本厚度达一两千页的资料，而每种书面资料又是一式四份，这样算下来，仅仅各种审批材料就占据了大部分的办公空间。有时各种材料不得不堆在地上，有一人多高。如果碰到有多个区县的人同时上报材料，那办公室连人坐下的地儿都没有，来访者只能在门外排队等待。
对于公务员群体而言，办公用房的“缩水”更像是一种象征和缩影。在中央“严管干部”的新思路下，以往各种优越的待遇、福利甚至特权从他们身边悄悄被划走。医疗、养老、公车改革、压缩办公经费……各种削减官员特权的改革正渐次展开。
按照中央新规定，地方上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将被迫取消“专车”待遇。而一位政界人士透露，实际上，下面早就想出了各种对策。“公车不让用是吧，那我就用私车，给下面的某个开发商或者私企老板打个招呼，人家就会乖乖送上一辆挂有私家牌照的车辆。”从而，腐败更加隐蔽化，更难以被发现。
过去一年，在中央高压反腐的大背景下，为了躲避民间的监督及上级的问责，基层官场中，过于保守的心态又卷土重来。
志强是华东某区区委办政研室负责人。作为区委主要领导的“智囊”，他和同事在过去一年围绕全区的转型发展、产业调整等进行了多场深入的调研，并提出了若干有针对性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并没有被主要领导所吸纳。“领导的任期有限，不想折腾那么长远的事，只求自己任期内不出事就行。”他说，其实领导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和矛盾所在，但不想去刺破那些“脓疮”，怕不好收拾局面，也怕承担责任，所以，“脓疮”就越发坐大。
由于主要领导害怕承担责任。原本体现用人开放度和透明度的公选制度被“晾”在了一旁，干部选拔又回到了以往的“小圈子选人”的局面。他说，这对于那些高学历、有能力、无背景，又想通过公平、透明的公选“鲤鱼跳龙门”的年轻公务员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一扇原本向他们打开的透明之门，又再度关闭了。
近期，小王越发感受到一股迥异于往常的风气。虽然年终的总结和汇报仍少不了，但“上面”的各种检查、评比和考核却明显少多了。各种会议变少了，吃喝宴请变少了，单位的“年夜饭”也取消了。年关快到了，单位上什么都不发，这让许多公务员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少人甚至愤愤不平。
小王是江苏无锡某城区街道办事处的一名主任科员。在中国金字塔式的公务员序列中，他属于“体制内”最末稍、但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在刚刚逝去的2013年，这批未来的储备干部们与“现役”官员们一样，最先感受到了变化：官越来越不好“当”了，甚至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而那些原本属于这个群体所独享的灰色利益和福利空间也被极大地压缩了。
在执政党强力整风之下，“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中国，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好日子不再
“禁令年”公务员不好当了。官员群体的危机感和压力感，既有中央层面“严管干部”思维下各种约束措施接连出台后的政策叠加后的结果，也有在新媒体环境下民众对官员的自发监督意识和手段能力增强的结果。而对于习惯了过往特权的他们，似乎对这一新的变化，在心理上还难以适应。而公务员不好当，具有仇官情结的许多网民却拍手叫好。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喜还是忧？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
在公务员队伍里，苦乐不均的现象很普遍。首先是地区间的差别，中西部地区公务员与发达地区公务员的待遇自然没法比；同在一个省，省市县公务员收入的差别也能达到一倍。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同一个县的公务员收入竟然也差别巨大，像国税、地税、供电以及司法系统、人武系统等公务员的收入就远高于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员的收入。
从工资收入的绝对数看，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公务员的平均年收入就是三四万，几年前没有阳光津贴只有两万左右，这个收入水平对于双职工和中年以上的公务员来说还算过得去，但对于单职工和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就显得很窘迫了，如果没有父母支援，结婚购房的任务是完不成的。
县级机构，因为待遇低，近年招来的不少公务员，尤其是外地来的，几年后约有一半选择辞职或调离。教育、卫生系统人才大量外流，近年流出人数在几百人以上，而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外地人才又招不进，以致教育、卫生机构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力危机。
例如小王，1981年农校毕业分配到当时的乡政府工作，20年后调到县城工作，工龄34年，拿正科工资，目前工资表上每月工资为1455元，每年阳光津贴18716元，加一个月奖励工资，合计为35012元，以前每年有五、六千元的福利，今年没有了。笔者来自农村，家里共有姊妹7个，其中5个在农村，老实说，10年前在姊妹当中还是很有优越感的，但现在没有，他们的收入都超过了我。笔者有一乡里同事，一家三口，妻子没工作，靠一个人的工资无法养活全家，妻子最终选择与他离婚另嫁他人。
但是，如果以完成的工作量和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公务员的待遇，那目前的待遇也高了，因为从总体上看，公务员的工作实在是太轻松了。在机关里，每天8小时满负荷工作的人几乎找不到，绝大多数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工作就足够了。再形象一点说，把县里的机构和人员砍了一半，也不会影响政府的正常运转，甚至可能比砍之前运转得更好。
党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消极怠工以及吃空饷等问题早已成为常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激励约束机制。公务员晋升机会太少，干好干坏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是在要害部门工作，获得提升的希望非常渺茫，多数人干到退休也是一般干部。二是有些领导干部没有率先垂范。領导干部自身作风不过硬，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州官可以放火，百姓就可以点灯！
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公务员群体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约束。以中纪委为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台一系列禁令。在反腐与肃风两把“大棒”的夹击之下，那些原属于官员群体所独享的灰色利益空间也被极大压缩。
出台有关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政策，必须广泛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不可把网络舆情当成主流民意，因为网络里公众意见多为直觉而非理性。我们期待经过社会的充分讨论，最终能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既能让社会大众接受，又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稳定的公务员薪酬制度。
趋于保守，形式化突出
对于基层权力群体而言，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办公用房明显“缩水”，二是自身福利待遇锐减。
中央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使用面积、反奢侈浪费，这是件好事，但地方在执行中，往往又形成了新的形式主义。领导的确从面积较大的豪华办公室搬出了，但腾出来的办公室没人敢用，或者挂上个“资料室”的牌子，实际上仍闲置在那里，造成了资源浪费。而普通科员原本两个人一间办公室，现在硬是又加塞了一个人。这对于大多数党政机关的办公可能并无大碍，但也的确会对个别部门的正常办公造成影响。
以土地利用管理处为例说，由于涉及土地征用、报批等繁杂手续，所以需要大量的文件资料。通常每个区县来人报送土地审批材料，都会带上七八本厚度达一两千页的资料，而每种书面资料又是一式四份，这样算下来，仅仅各种审批材料就占据了大部分的办公空间。有时各种材料不得不堆在地上，有一人多高。如果碰到有多个区县的人同时上报材料，那办公室连人坐下的地儿都没有，来访者只能在门外排队等待。
对于公务员群体而言，办公用房的“缩水”更像是一种象征和缩影。在中央“严管干部”的新思路下，以往各种优越的待遇、福利甚至特权从他们身边悄悄被划走。医疗、养老、公车改革、压缩办公经费……各种削减官员特权的改革正渐次展开。
按照中央新规定，地方上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将被迫取消“专车”待遇。而一位政界人士透露，实际上，下面早就想出了各种对策。“公车不让用是吧，那我就用私车，给下面的某个开发商或者私企老板打个招呼，人家就会乖乖送上一辆挂有私家牌照的车辆。”从而，腐败更加隐蔽化，更难以被发现。
过去一年，在中央高压反腐的大背景下，为了躲避民间的监督及上级的问责，基层官场中，过于保守的心态又卷土重来。
志强是华东某区区委办政研室负责人。作为区委主要领导的“智囊”，他和同事在过去一年围绕全区的转型发展、产业调整等进行了多场深入的调研，并提出了若干有针对性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并没有被主要领导所吸纳。“领导的任期有限，不想折腾那么长远的事，只求自己任期内不出事就行。”他说，其实领导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和矛盾所在，但不想去刺破那些“脓疮”，怕不好收拾局面，也怕承担责任，所以，“脓疮”就越发坐大。
由于主要领导害怕承担责任。原本体现用人开放度和透明度的公选制度被“晾”在了一旁，干部选拔又回到了以往的“小圈子选人”的局面。他说，这对于那些高学历、有能力、无背景，又想通过公平、透明的公选“鲤鱼跳龙门”的年轻公务员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一扇原本向他们打开的透明之门，又再度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