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茶叶商人在清初康熙、乾隆年间就在张家口兴盛起来。茶商以砖茶销往内外蒙古，以红茶远销俄国，在远东、中亚和西伯利亚一带都有山西茶商的足迹。山西茶商为发展全国经济、勾通物资交流，促进中外人民友谊做出了贡献。
　　张家口地理位置险要，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内地与蒙俄贸易的码头和商品集散地，随着清康熙年间全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日臻强大，经过康熙帝的运筹帷幄，亲征噶尔丹，统一了新疆、西藏、青海和漠南、漠北，安定了边疆，打通了内外蒙古至俄国的贸易通道，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便兴盛起来。在张家口经商的山西茶商，不仅占有东西苏(尼特)、库伦(乌兰巴托)等地贸易市场，而且最远达毛斯格洼(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喀山等地。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物资丰富的张家口吸引着内外蒙古和俄国商人，他们千方百计打人张家口贸易市场，而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山西商人也想方设法与蒙古、俄国商人经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张家口的山西茶商与蒙俄商人打开了贸易通道。为了扩大中俄贸易交流，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俄国彼得大帝命使臣叶马罗到中国商讨扩大通商办法。雍正五年(1727年)俄国沙皇加德麟遣使来中国，要求通商。清政府于同年八月与俄国办理了通商措施。中国派蒙古王郡策凌、内务大臣四格待郎与俄国使臣图理琛在恰克图(中俄边界)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双方规定“恰克图为两国通商之地”。此后，这里变成了中俄两国商品交易市场。恰克图市场分为中俄两国两个贸易圈，俄国市场称恰克图，中国市场称买卖城。据后来一位清朝官员王先谦在一份奏疏中说：“从前，张家口有西帮(指山西商人)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
　　当时，在张家口经商的山西商人主要以经营茶叶为主。清乾隆末年在张家口大境门外对俄国茶叶贸易商号有50余家。山西介休县张原村人茶商范永斗开设“大川玉”茶店，在福建购有茶山5000亩，茶场7座，成为晋商之首。茶商将茶叶由福建走水路运到汉口，加工后装车转运到张家口。张家口“大川玉”茶店有600余人细加工茶叶，然后包装用牛车、骆驼运到蒙古库伦和俄国恰克图贸易市场。据《山西外贸志》上说，从同治八年(1869年)，山西商人向恰克图运送茶叶颇多，是年汉口关册中记载：“山西商人，由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估计有功夫茶48000箱，还有红绿茶计98500筐，即62760担。”两项合计约11万担。到同治十年(1871年)，山西商人的输出能力已达202184担。
　　当时，山西人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商号有四大茶庄：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这“两大”、“两长”是山西祁县人的商号，所以称“祁县帮”。尤其是“大玉川”是清廷御贴备案的商家，持有”‘双龙红贴”，这红贴就是通行蒙古草地的通行证。俄蒙商人看到红贴后，就放心大胆地同他们进行贸易，“空口无凭，红贴为证。”当年清政府还赐给“大玉川”一块双龙石碑，上刻着这家茶庄在旅蒙、旅俄中的贸易活动，赞扬了山西商人们的功绩。大川玉茶店掌柜是介休县人范永斗后裔，清政府为了表彰范氏的经商活动，曾赐黄马褂、御食和牌匾等物。
　　清代有本书叫《茶市杂咏》，里面有段对茶商的记述：“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账别去。”据今90岁老人段存山说，当年福建五夷山茶区，有山西商人开办的茶山30多座，茶山管理由当地人代为经营，每年茶叶收购齐后，才由茶店派人到福建茶山、茶场将茶叶通过水路运到汉口，然后经陆路运到张家口，经加工后分等级运往蒙俄贸易市场。
　　当年因交通工具原始，送运茶叶全靠牛车拉，牛、马驮。送茶叶的牛车以上百或数百结队，一辆辆首尾相衔，长可里计。车辚辚，马萧萧，蔚为壮观。
　　由张家口到俄国恰克图要行程4300多华里，其中有800多里茫茫戈壁滩，常常是“绵绵斯道，几不逢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不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据《蒙古鉴》记载说：“由张家口向西北逾阴山达沙漠，经察哈尔之察罕巴尔、哈孙固尔、梅章乌苏等地可到达恰克图和买卖城，山西茶商运茶多取此道。”在买卖城经商的山西人，他们资金雄厚。如山西太谷曹氏有资金100余万两白银。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山西茶商在买卖城市场的贸易总额为白银600多万两。据《茶市杂咏》一书记载，清初在头买城贸易市场投资办商业的山西人有50余家，，每家资本约有二三十万至百万两白银。其贸易额年年增加，只茶叶一项输出在雍正五年(1727年)为25000箱。茶叶在道光年间(1821年至1850年)噌加到66000箱。到1850年，茶叶占全部输出额的75％。据史料记载，乾隆十五年(1705年)由张家口运输到俄国的茶叶其砖茶7000普特(1普特为16．38公斤)，白毫5000普特。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以上两项增加6倍。山西茶商在输出茶叶上，最多一年达到2500万箱(每箱约30公斤)。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年至1840年)每年输出俄国的茶叶量平均为8071880俄磅。其中大砖茶71950块，小砖茶60430块，还有红绿茶43070箱，其中花茶8000箱，家茶4000箱。茶商从蒙古商人那里换回皮毛、鹿茸、羚羊角、麝香、药材、蘑菇、水晶等贵重物品；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来的有哈达(薄呢)、羽纱、毛毡、银制品和其它贵重物品。
　　山西旅俄蒙茶商从清初至民国八年是生意发展极盛时期，当时贸易额每年可达一亿五千万两白银，张家口的商业资本完全由山西人支配。但到民国九年(1920年)外蒙古独立后，山西商人的生意逐渐衰落，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山西在张家口的商人商业资本已毫无发展希望。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国在外蒙古的商业完全被外蒙古没收。总计商务损失在一亿两以上，从此与蒙俄商业活动中断，山西旅蒙商业一落千丈。在张家口原有山西人开办的35家茶店，有1g家倒闭。其它商号从最盛时期的7000家，猛减到只有百余家。兴盛多年素称“茶叶之路”的张(家口)库(伦)道路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