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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勰和巴赫金都深刻认识到,对于具体的作品而言,其体裁的最终实现,有赖于作者熟练而自由地运用适当的体裁充分完满地叙事、状物、传情、达意,实现题材内容、体裁规范和作者自由创造的完美统一。语境、对象和目的、以及话语主体的个人意向和情调,是制约体裁样式产生、变形和创新的动力。二者间“体裁”观念的差异,则在于文化历史根源、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
关键词:体裁 刘勰 巴赫金
中图分类号:I001 文献标识码:A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论,对文体分类、文体源流、文体发展、文体规范、文体特征的论述都达到了集大成的高度,可以说已经创立了十分周密而完善的文体批评体系。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一些论著,也集中探讨了文学的体裁以及“言语体裁”问题,并开创了一场修辞学和语言学的革命。二者就一些相同的论题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但也存在一定不可消弭的立场上的差异。因此,将二者的理论相互映照,可使相关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
一 体裁的实现:内容、规范与创造的统一
巴赫金的《长篇小说的话语》虽没有专门讨论体裁的构成问题,却特别论述并区分了不同体裁的规范,更引人注目的是,他重新阐释了体裁的规范,并试图重新为体裁立法。他打破传统修辞学和语言学的成规,强调长篇小说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体裁,话语的多声现象和杂语现象,是其独有的特点。
令人奇怪而又可惜的是,全世界只有极个别的作家,完全符合他所说的长篇小说体裁的理想形态。这反而说明作家的创作是自由的。这些作家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别样的规范,如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规范;莎士比亚、彼特拉克的规范等等,而没有遵循类似于巴赫金所发现并指出的艺术体裁规范。
在另一篇文章《言语体裁问题》里,巴赫金对此论述较详。其中,在谈论作为语言交际单位的表述(即话语)的完整性特点时说到:“表述的这种能保障做出应答(或应答性理解)的完成了的整体性,是由三个方面(或因素)决定的,这三个方面在表述的有机整体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1、指物意义的充分性;2、说者的言语主旨或言语意图;3、典型的布局体裁的完成形式。”
由此可见,具体的表述活动就是言说者根据个人主旨或意图,运用一定的体裁进行指物、叙事、传情的行为。而体裁就是表述的典型形式。体裁的最终实现,需要言说者尽可能地做到指物、叙事、传情的充分性,还要准确理解体裁的特征、遵从它的规范;与此同时,作者个人的意图也总会给所表现的对象和使用的体裁着上独一无二的个人情调。
关于这个问题,《文心雕龙》也有论述。《通变》篇指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术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刘勰认为,文章之体是由“有常之体”和“无方之数”两个因素决定的。稳定、“有常”的是所谓“名理”,就是指不同名称体裁的各自规范、体制;变化、“无方”的则是所谓“文辞气力”,就是指拥有不同才学个性的作者的自由创造。也就是说,一篇具体的文章、著述,其体式首先是一定的体裁规范和作者的自由创造的统一体。
然而,文体的选择,却不是完全由作者自由决定。《定势》开篇就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 裁》提出写作的三个重要标准,其中要求,写作的第一步就要“设情以位体”。《情采》篇又提出“情经辞纬”的说法,认为“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这都是在强调文章之“体”要因“情”而立。而“情”又显然不仅仅是作者的个性,而是《物色》篇所说“情以物迁”的“情”,是范围更广的人之情、物之理,当然也包括人、物、事本身。《明诗》篇也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可见,除了受制于一定体裁的规范,更重要的是,作者还要时刻听从表达内容的要求。《风骨》篇对这个创作原则做了归纳:“若夫 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洞晓情变,曲昭文体”就是写作成功的不二法门。
在体裁的实现问题上,刘勰和巴赫金两人的观点颇为神似,都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具体的作品而言,其体裁的最终实现,有赖于作者熟练而自由地运用适当的体裁充分完满地叙事、状物、传情、达意,实现题材内容、体裁规范和作者自由创造的完美统一。
其中,巴赫金特别强调受话人在话语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表述的一个重要(结构)的特征,是它要诉诸于某人,是它的针对性”,“每一言语交际领域中的每一言语体裁,都有自己的决定着这一体裁特征的典型的对受话者的见解”,“风格依赖于说者对自己受话人的认识和理解,依赖于说者对受话人积极的应答性理解所做的预测”。
就是说,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就已经预料到有一个或很多听者存在,要考虑到听者对自己将要说出的话会如何应答。巴赫金对受话人的强调,是为了突出话语的内在对话性特征。这和接受美学对“隐含的读者”的意识可谓异曲同工。《文心雕龙》在这一点上,没有专门论述,但在对各种文体的论述中,都隐含了“受话人”的存在。因为,“文以行立,行以文传”(《综经》),各种文章都是服务于人的多样行为与活动的。不论是论说辞序、诏策章奏、铭诔箴祝、纪传盟檄等非文艺性作品,还是赋颂歌诗等文艺性作品,都实际地或想象性地隐含着受话人的存在。
二 体裁的生成、演变及其动力根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正如刘勰所言,“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经传”之类的体裁,是用“笔”也就是文字对言语行为的记录、整理和阐释,是后于言语出现的。所以,作为书面语交际手段的一般文章和文学作品,它的体裁实际上是吸收、改造了日常口语活动中运用的,那种已经约定俗成的表述习惯——即语体而形成。
巴赫金对这一现象有明确说明。他认为“言语体裁”,也就是“语体”,是人们在丰富多彩的生活领域中逐渐锤炼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表述类型”。长篇小说体裁的特点,就是能广泛吸纳生活中多种多样的语体,并以塑造具有“双声性”特质的“杂语”艺术形象为其主要任务。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制约着体裁的语境、对象和目的、以及话语主体的个人意向和情调发生改变时,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要求对已有的体裁样式进行调整、改变,甚至需要创立崭新的体裁样式。而那些仅仅适用于某些特殊语境下的体裁,则会因为时过境迁而遭到抛弃,或者成为被戏仿、嘲弄的对象。
关于体裁的演变与创新,刘勰和巴赫金两人都有论述。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的第五章,专门对欧洲小说修辞的两条路线的形成、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中的“讽刺摹拟体”作了重要论述。后来,又以《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专,门对从古希腊直到拉伯雷的小说中,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流变作了历史诗学的分析。
在《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中还强调,小说“是唯一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体裁。这是世界历史新时代所诞生和哺育的唯一一种体裁,因此它与这个新时代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而其他正统体裁,是作为现成的东西为新时代所继承,只需适应新的生存条件就可以了,其中有的适应得好些,有的则差些。与他们相比,小说是另一种性质的东西。它难以同它们融洽相处。它在夺取文学中的统治权,一旦它在哪些地方获胜,其他的旧体裁便要瓦解”。
在这里,巴赫金实际上已经指出了,社会历史就是体裁演变与创新的永恒动力之源。所有的体裁都是人类话语交际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类型,当人类社会出现了新的交际领域、方式和媒介,就必然要求也必然会生成崭新的话语形式,并逐渐获得稳定的形态,成为一种新的体裁。
刘勰《文心雕龙》专设《通变》和《时序》两篇,讨论文体随言说者个性特点和时代语境而变化更替的现象,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所以应该“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齐,参古定法”。《辨骚》篇还称赞屈原的《离骚》为“奇文”,赞赏屈原融合旧式、另铸伟辞的创新精神。这种思想在《文心雕龙》中是很明显的,无需多论。
三 观念差异的深层根源
按照巴赫金的观点,科学著述与长篇小说,同属于复杂的言语体裁,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是文艺性的,主要任务是塑造语言的艺术形象。巴赫金的论著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探讨“文学艺术”问题的诗学话语,就其体裁来说,都属于科学著述,而不是文艺性的。然而,尽管它们的主要意图不是塑造语言形象,但是其话语表述的背后却有说话人——巴赫金和刘勰存在着,有他们的语言意向存在着,并通过特殊的话语组织形式折射出来。
《长篇小说的话语》和《文心雕龙》作为两个完整的诗学话语,其言说对象的选择、对问题特定方面的强调或忽略、对言说对象的批评或赞赏,主要就是由其言说“意向”决定的。因此,二者对待“小说”这种体裁的态度上,存在的明显差异,就不仅仅是中西古今两套不同的诗学话语的惯例使然,而是有深刻的文化历史根源、社会价值观念深隐其中。
贾奋然认为,晋、齐、梁时代已经形成的小说(如志人、志怪小说)体裁,没有进入《文心雕龙》文体论的主流文类之中,“是因为小说中的一部分隶属于刘勰诸子论中的小论,另一部分隶属于其史传中的杂史,它们都属于异类范畴和被批判对象,小说本体价值诸如虚诞不经、杂语俚俗仍然遭受子书和史书的‘大道’、‘征实’观念的压抑而不能显山露水。在刘勰的视野中小说尚不是一种稳定或独立的文体形态”。
其实,从刘勰在《定势》篇主张“雅郑”两种“势”不能共篇的观点,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雅郑不能共篇并非是因为会破坏作品文章风格的统一性,而是与刘勰主张“雅正”的话语观念不符。“文以行立,行以文传”(《综经》),“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相对于刘勰对小说的看法,巴赫金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对长篇小说推崇备至。他的这种迥异的姿态,正是因为看到了小说所具有的被刘勰竭力批判的那些特点。在刘勰那里,小说这种“丛残小语”,必须符合经典之言的特质时,才有可能被注意到。而被吸收进入经典之中的“杂语”也都被笼罩上了经典的那种恒久不变的单一的“雅正”风格,其本身原有的杂声性、异质性都被掩盖或过滤出去,根本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相反的是,巴赫金独独看中的,正是小说话语所具有的这种“杂语”、“双声”特点。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及其社会时代背景即使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有间接的联系。巴赫金所生活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是个集权制泛滥的时代。他自己就深受其苦。1928年底,因为不合法地讲授唯心主义课程而被捕,之后被判刑五年,流放到俄罗斯北方最严酷的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说明他为什么对小说的杂语性和双声性如此看重,并重点论述的原因。巴赫金非常重视话语的对话本质,重视民间文化中的“狂欢”问题,甚至他在论著中为了得出某个重要的结论不惜冒“非历史主义”的危险,如此等等,某种程度上说,不做类似的“庸俗”社会学的分析就根本难以理解。
诗学话语作为科学著述,但也绝不是纯粹的客观的科学研究,而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其中的社会价值属性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决定了不同的话语方式。中西古今的诗学话语,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原因主要就在于其选取的话语立场不同。
随着“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的日益繁荣,中西诗学的对话也成为当今学界的热门话题。刘勰与巴赫金,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言说者,谈论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在观点上有共鸣之处,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二者在坚守各自观点的同时,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诗学“对话”。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 郭英德:《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
作者简介:赵理直,女,1978—,辽宁辽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工作单位:广东警官学院。
关键词:体裁 刘勰 巴赫金
中图分类号:I001 文献标识码:A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论,对文体分类、文体源流、文体发展、文体规范、文体特征的论述都达到了集大成的高度,可以说已经创立了十分周密而完善的文体批评体系。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一些论著,也集中探讨了文学的体裁以及“言语体裁”问题,并开创了一场修辞学和语言学的革命。二者就一些相同的论题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但也存在一定不可消弭的立场上的差异。因此,将二者的理论相互映照,可使相关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
一 体裁的实现:内容、规范与创造的统一
巴赫金的《长篇小说的话语》虽没有专门讨论体裁的构成问题,却特别论述并区分了不同体裁的规范,更引人注目的是,他重新阐释了体裁的规范,并试图重新为体裁立法。他打破传统修辞学和语言学的成规,强调长篇小说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体裁,话语的多声现象和杂语现象,是其独有的特点。
令人奇怪而又可惜的是,全世界只有极个别的作家,完全符合他所说的长篇小说体裁的理想形态。这反而说明作家的创作是自由的。这些作家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别样的规范,如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规范;莎士比亚、彼特拉克的规范等等,而没有遵循类似于巴赫金所发现并指出的艺术体裁规范。
在另一篇文章《言语体裁问题》里,巴赫金对此论述较详。其中,在谈论作为语言交际单位的表述(即话语)的完整性特点时说到:“表述的这种能保障做出应答(或应答性理解)的完成了的整体性,是由三个方面(或因素)决定的,这三个方面在表述的有机整体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1、指物意义的充分性;2、说者的言语主旨或言语意图;3、典型的布局体裁的完成形式。”
由此可见,具体的表述活动就是言说者根据个人主旨或意图,运用一定的体裁进行指物、叙事、传情的行为。而体裁就是表述的典型形式。体裁的最终实现,需要言说者尽可能地做到指物、叙事、传情的充分性,还要准确理解体裁的特征、遵从它的规范;与此同时,作者个人的意图也总会给所表现的对象和使用的体裁着上独一无二的个人情调。
关于这个问题,《文心雕龙》也有论述。《通变》篇指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术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刘勰认为,文章之体是由“有常之体”和“无方之数”两个因素决定的。稳定、“有常”的是所谓“名理”,就是指不同名称体裁的各自规范、体制;变化、“无方”的则是所谓“文辞气力”,就是指拥有不同才学个性的作者的自由创造。也就是说,一篇具体的文章、著述,其体式首先是一定的体裁规范和作者的自由创造的统一体。
然而,文体的选择,却不是完全由作者自由决定。《定势》开篇就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 裁》提出写作的三个重要标准,其中要求,写作的第一步就要“设情以位体”。《情采》篇又提出“情经辞纬”的说法,认为“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这都是在强调文章之“体”要因“情”而立。而“情”又显然不仅仅是作者的个性,而是《物色》篇所说“情以物迁”的“情”,是范围更广的人之情、物之理,当然也包括人、物、事本身。《明诗》篇也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可见,除了受制于一定体裁的规范,更重要的是,作者还要时刻听从表达内容的要求。《风骨》篇对这个创作原则做了归纳:“若夫 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洞晓情变,曲昭文体”就是写作成功的不二法门。
在体裁的实现问题上,刘勰和巴赫金两人的观点颇为神似,都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具体的作品而言,其体裁的最终实现,有赖于作者熟练而自由地运用适当的体裁充分完满地叙事、状物、传情、达意,实现题材内容、体裁规范和作者自由创造的完美统一。
其中,巴赫金特别强调受话人在话语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表述的一个重要(结构)的特征,是它要诉诸于某人,是它的针对性”,“每一言语交际领域中的每一言语体裁,都有自己的决定着这一体裁特征的典型的对受话者的见解”,“风格依赖于说者对自己受话人的认识和理解,依赖于说者对受话人积极的应答性理解所做的预测”。
就是说,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就已经预料到有一个或很多听者存在,要考虑到听者对自己将要说出的话会如何应答。巴赫金对受话人的强调,是为了突出话语的内在对话性特征。这和接受美学对“隐含的读者”的意识可谓异曲同工。《文心雕龙》在这一点上,没有专门论述,但在对各种文体的论述中,都隐含了“受话人”的存在。因为,“文以行立,行以文传”(《综经》),各种文章都是服务于人的多样行为与活动的。不论是论说辞序、诏策章奏、铭诔箴祝、纪传盟檄等非文艺性作品,还是赋颂歌诗等文艺性作品,都实际地或想象性地隐含着受话人的存在。
二 体裁的生成、演变及其动力根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正如刘勰所言,“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经传”之类的体裁,是用“笔”也就是文字对言语行为的记录、整理和阐释,是后于言语出现的。所以,作为书面语交际手段的一般文章和文学作品,它的体裁实际上是吸收、改造了日常口语活动中运用的,那种已经约定俗成的表述习惯——即语体而形成。
巴赫金对这一现象有明确说明。他认为“言语体裁”,也就是“语体”,是人们在丰富多彩的生活领域中逐渐锤炼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表述类型”。长篇小说体裁的特点,就是能广泛吸纳生活中多种多样的语体,并以塑造具有“双声性”特质的“杂语”艺术形象为其主要任务。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制约着体裁的语境、对象和目的、以及话语主体的个人意向和情调发生改变时,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要求对已有的体裁样式进行调整、改变,甚至需要创立崭新的体裁样式。而那些仅仅适用于某些特殊语境下的体裁,则会因为时过境迁而遭到抛弃,或者成为被戏仿、嘲弄的对象。
关于体裁的演变与创新,刘勰和巴赫金两人都有论述。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的第五章,专门对欧洲小说修辞的两条路线的形成、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中的“讽刺摹拟体”作了重要论述。后来,又以《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专,门对从古希腊直到拉伯雷的小说中,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流变作了历史诗学的分析。
在《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中还强调,小说“是唯一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体裁。这是世界历史新时代所诞生和哺育的唯一一种体裁,因此它与这个新时代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而其他正统体裁,是作为现成的东西为新时代所继承,只需适应新的生存条件就可以了,其中有的适应得好些,有的则差些。与他们相比,小说是另一种性质的东西。它难以同它们融洽相处。它在夺取文学中的统治权,一旦它在哪些地方获胜,其他的旧体裁便要瓦解”。
在这里,巴赫金实际上已经指出了,社会历史就是体裁演变与创新的永恒动力之源。所有的体裁都是人类话语交际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类型,当人类社会出现了新的交际领域、方式和媒介,就必然要求也必然会生成崭新的话语形式,并逐渐获得稳定的形态,成为一种新的体裁。
刘勰《文心雕龙》专设《通变》和《时序》两篇,讨论文体随言说者个性特点和时代语境而变化更替的现象,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所以应该“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齐,参古定法”。《辨骚》篇还称赞屈原的《离骚》为“奇文”,赞赏屈原融合旧式、另铸伟辞的创新精神。这种思想在《文心雕龙》中是很明显的,无需多论。
三 观念差异的深层根源
按照巴赫金的观点,科学著述与长篇小说,同属于复杂的言语体裁,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是文艺性的,主要任务是塑造语言的艺术形象。巴赫金的论著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探讨“文学艺术”问题的诗学话语,就其体裁来说,都属于科学著述,而不是文艺性的。然而,尽管它们的主要意图不是塑造语言形象,但是其话语表述的背后却有说话人——巴赫金和刘勰存在着,有他们的语言意向存在着,并通过特殊的话语组织形式折射出来。
《长篇小说的话语》和《文心雕龙》作为两个完整的诗学话语,其言说对象的选择、对问题特定方面的强调或忽略、对言说对象的批评或赞赏,主要就是由其言说“意向”决定的。因此,二者对待“小说”这种体裁的态度上,存在的明显差异,就不仅仅是中西古今两套不同的诗学话语的惯例使然,而是有深刻的文化历史根源、社会价值观念深隐其中。
贾奋然认为,晋、齐、梁时代已经形成的小说(如志人、志怪小说)体裁,没有进入《文心雕龙》文体论的主流文类之中,“是因为小说中的一部分隶属于刘勰诸子论中的小论,另一部分隶属于其史传中的杂史,它们都属于异类范畴和被批判对象,小说本体价值诸如虚诞不经、杂语俚俗仍然遭受子书和史书的‘大道’、‘征实’观念的压抑而不能显山露水。在刘勰的视野中小说尚不是一种稳定或独立的文体形态”。
其实,从刘勰在《定势》篇主张“雅郑”两种“势”不能共篇的观点,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雅郑不能共篇并非是因为会破坏作品文章风格的统一性,而是与刘勰主张“雅正”的话语观念不符。“文以行立,行以文传”(《综经》),“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相对于刘勰对小说的看法,巴赫金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对长篇小说推崇备至。他的这种迥异的姿态,正是因为看到了小说所具有的被刘勰竭力批判的那些特点。在刘勰那里,小说这种“丛残小语”,必须符合经典之言的特质时,才有可能被注意到。而被吸收进入经典之中的“杂语”也都被笼罩上了经典的那种恒久不变的单一的“雅正”风格,其本身原有的杂声性、异质性都被掩盖或过滤出去,根本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相反的是,巴赫金独独看中的,正是小说话语所具有的这种“杂语”、“双声”特点。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及其社会时代背景即使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有间接的联系。巴赫金所生活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是个集权制泛滥的时代。他自己就深受其苦。1928年底,因为不合法地讲授唯心主义课程而被捕,之后被判刑五年,流放到俄罗斯北方最严酷的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说明他为什么对小说的杂语性和双声性如此看重,并重点论述的原因。巴赫金非常重视话语的对话本质,重视民间文化中的“狂欢”问题,甚至他在论著中为了得出某个重要的结论不惜冒“非历史主义”的危险,如此等等,某种程度上说,不做类似的“庸俗”社会学的分析就根本难以理解。
诗学话语作为科学著述,但也绝不是纯粹的客观的科学研究,而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其中的社会价值属性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决定了不同的话语方式。中西古今的诗学话语,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原因主要就在于其选取的话语立场不同。
随着“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的日益繁荣,中西诗学的对话也成为当今学界的热门话题。刘勰与巴赫金,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言说者,谈论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在观点上有共鸣之处,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二者在坚守各自观点的同时,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诗学“对话”。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 郭英德:《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
作者简介:赵理直,女,1978—,辽宁辽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工作单位:广东警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