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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松江县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经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批转后,为全国各县所仿照,传播甚广,影响深远。
一、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背景
由人民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表达民意、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就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不过,在这之后各抗日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陕甘宁,以及华中、华南、山东等地都还是沿用“参议会”。1944年11月底,身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谢觉哉提出把“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立即表示赞成。12月1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说: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次日,毛泽东又给谢觉哉写信说:“参议会改名,关涉各解放区,中央尚未讨论,请暂不提。”1945年9月,边区参议会和政府决定先将乡参议会改为乡人民代表会议。随后,在1946年4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这就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1946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把参议会更名为“人民代表会议”。于是,1946年和1947年,在察哈尔、在内蒙分别举行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为名称的会议。1947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的指示信,要求在土改中,应使解放区政权自下而上地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从此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各解放区相继建立起来。1948年11月30日和194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1949年8月11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接着,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出席。194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电报。
可是,上述这些人民代表会议主要是指老解放区。在新解放区,在尚未减租减息、尚未土地改革、尚未调整工商业政策的新解放区,能不能举行人民代表会议呢?
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概况
1949年9月底至10月初,在新解放的苏南各市、县,相继举行了人民代表会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松江县是1949年5月13日解放的。4个多月后的9月30日,松江县便举行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期5天,出席代表286人,其中职工代表35人,农民代表138人,青年与学生代表13人,教育界代表22人,自由职业者代表15人,妇女界代表3人,工商界代表30人,开明绅士代表11人,党政军代表19人。会议主要议题是:征收公粮问题、私营企业劳资争议问题、减租减息问题。县长、县委书记都在会上作了报告。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会致词。会议形式简化,报告简短,目的十分清楚:要把时间留给代表。代表发言争先恐后,争论激烈。286位代表共分10个组。先分组讨论,后大会发言。在会议第四天和笫五天上午的大会上有42位代表发言。大会期间收到代表提案165件,其中文教32件、生产救灾30件、劳资关系20件、医药卫生18件、财经税务16件、工商14件、治安7件、其他14件,会议闭幕时又收到14件。
三、毛泽东对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关注
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后,10月11日饶漱石打电报给毛泽东,报告了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饶称:“我们选择了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成立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对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均甚大。证明,在各县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有迫切需要,而且有充分可能。”
毛泽东看了电报表示“极为欣慰”。毛泽东于10月13日即指示新华总社广播松江经验,并致电各中央局负责人:“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为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在由松江而扩展至全国的这一批示发出一个月后,1949年11月27日毛泽东又电示各中央局“各县均应召开”,“按时召开”。两个月以后,1949年12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饶漱石,问道:“全华东区内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有多少开过了,尚有多少县未开过?一九五○年一二三月内,全华东区所有县市均应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可
以做到否?”
四、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影响
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影响像春风吹拂春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向远处、向全国各地扩展开来。
在毛泽东对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批示前,《解放日报》于10月6日在头版刊发了饶漱石在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的题为《关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与工商业政策问题》的讲话,还为此加了《编者按》,指出“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华东新解放区第一次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接着,《解放日报》又于10月12日在头版刊发了《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民主团结气氛中闭幕》的消息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集中讨论的一个话题:“农民是怎样穷的”,还在头版刊发了松江县委书记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同日,《解放日报》也是在头版刊发了社论:《从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
在毛泽东对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批示后,在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学习松江经验的社论后,山东立即提出“学习松江的榜样”,浙江迅速提出“接受松江代表会议经验”。在皖北行政区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大声疾呼:根治淮河。代表们七嘴八舌,又主动提出要协助政府动员200万民工治理淮河。福建省泰宁县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肃清特务的工作,会后,便付诸行动,3个农民协助政府捕获了9名特务。
一年后,华东地区除了地处前线的福建一部分市、县以外,“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县,都已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年多以后,“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截至1950年9月12日,“全国2069个县(不包括旗)中已开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有1707个县,其中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有18个县(东北15县、华北1县、西北2县),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有20个县(陕西14县、河北6县)。东北7个旗,内蒙22个旗,绥远2个盟、7个旗都已开过盟的或旗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这一年当中,会议名称有的地方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的地方称“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周恩来明确提出,凡代表由协商产生的,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凡代表由普选产生的,称“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一个“大”字标志着人代会上升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五、60年后看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
前面提到在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闭幕后,《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从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的社论。60年过去了,时代在飞速前进,松江经验显然应该过时了。可是,重新学习起来,仍有强烈的现实感、新鲜感。
松江的经验之一是代表的广泛性。社论尖锐地指出“不要把会议只限于狭小的圈子”,批评了有些干部只注意纯洁性,忽视广泛性的错误倾向。“广泛”是个动态的概念。谁也不会说自己否认“广泛”,可是实际上有些干部常常是把不广泛说成“广泛”。今天我们无疑比60年前广泛得多了。不过,仍应该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哪些可以“广泛”的空间而没有广泛到呢?1950年有领导指出:“有的没有包括各界代表,有的大多是党员,有的大多是进步分子,没有中间分子参加,有的不愿有持反对意见的人参加。”事情过去60年了,今天我们吸收了多少“持反对意见的人”参加了呢?蒸馏水是纯水,可那纯水是无味的,是不宜人饮用的。社会上的事也一样。老祖宗“水至清则无鱼”的箴言,不能忘记。
松江的经验之二是在召开县人民代表会议之前,先召开农民代表会议。这一点对县级来讲特别重要,当时松江是这样做的,各县也一律是这样做的,效果都很好。那么,今天还有没有哪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县先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呢?如果没有“先召开”,试问:有没有“后召开”呢?如果先后都没召开,那意味着什么?邓小平1950年2月24日在重庆人民代表会议上庄重地指出:“农民多年来对于革命出力之大,负担之重,城市对之应有愧色。”出过大力的农民现在还有没有类似农会的社会组织?农民还有没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类似农会那样的社会组织呢?中国的农会和法国的农会都是成立于上个世纪20年代。法国农会川流不息,一直保存到现在。可我们呢?在“左”得出奇的“四清”运动中还有个贫农协会。今天连贫农协会也没有了。工人有工会在为工人讲话,农民是否也需要一个农会来为农民讲话呢?前些年,农民收入连续多年相对下降,如果有个农会是不是就不至于“连续”了?值得思考。
松江的经验之三是充分发扬民主。松江会上士绅代表说:“在开会前我们以为这次会议和国民党的参议会一样,由政府先做好了框子,开会时向我们头上一套。真想不到(这次会议)这样民主。”工商业代表也称赞会议“真正呼吸了民主的空气”。谁都知道,民主是有程度、层次之分的。松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会议上不怕争论,允许发表反对的意见,让正面反面各抒理由”。想想看,今天有些地方是不是存在亲“正面”、疏“反面”的问题呢?做到“知无不言”没有?松江会上批评了部分党政军干部包办代替的作风。今天肯定不存在“军干”包办代替的事了,那党政干部怎样呢?值得三思。
松江县在新中国成立时属于苏南区。当时的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在区党委会议上指出:“我们很多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狭隘的阶级观念和关门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关起门来作决定,不会走群众路线……”陈丕显还批评很多同志,“对各阶层民主人士照顾不全面,发扬民主不大胆,决定问题不虚心”。
在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闭幕9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谢觉哉在第一届全国民政会议上,也曾严肃指出:“这是人民共同参加管理国家的会,应尽量发扬民主,听取来自各方意见,尤其是不同的及少数的意见。对的吸收,不对的说服。任何不接受批评或企图包办会议,使代表们不能畅所欲言,或所言得不到适当的回答,都是不对的。”
60年前人代会上铿锵有力的声音,60年前上下左右对人代会入木三分的指点,是人代会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推动力。入木“一”分,不痛不痒的套话无助于人代会会风的改进,无助于与会者素质的提高,毫无疑问,也无助于提升人民群众对会议的满意度。民主需要人代会,人代会需要民主。民主要有高度。高度民主是写进中共十二大决议的。重温松江经验,就是要从县的这一层次上,把人代会的民主往高里提,就是要坚持、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重温就是坚持,重温有时也是完善和发展。完善和发展才是真正的坚持,持久地坚持。
注释:
①《解放日报》1949年10月6日、12日。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3、107、201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 责任编辑:晏蔚青
一、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背景
由人民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表达民意、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就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不过,在这之后各抗日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陕甘宁,以及华中、华南、山东等地都还是沿用“参议会”。1944年11月底,身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谢觉哉提出把“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立即表示赞成。12月1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说: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次日,毛泽东又给谢觉哉写信说:“参议会改名,关涉各解放区,中央尚未讨论,请暂不提。”1945年9月,边区参议会和政府决定先将乡参议会改为乡人民代表会议。随后,在1946年4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这就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1946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把参议会更名为“人民代表会议”。于是,1946年和1947年,在察哈尔、在内蒙分别举行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为名称的会议。1947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的指示信,要求在土改中,应使解放区政权自下而上地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从此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各解放区相继建立起来。1948年11月30日和194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1949年8月11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接着,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出席。194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电报。
可是,上述这些人民代表会议主要是指老解放区。在新解放区,在尚未减租减息、尚未土地改革、尚未调整工商业政策的新解放区,能不能举行人民代表会议呢?
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概况
1949年9月底至10月初,在新解放的苏南各市、县,相继举行了人民代表会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松江县是1949年5月13日解放的。4个多月后的9月30日,松江县便举行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期5天,出席代表286人,其中职工代表35人,农民代表138人,青年与学生代表13人,教育界代表22人,自由职业者代表15人,妇女界代表3人,工商界代表30人,开明绅士代表11人,党政军代表19人。会议主要议题是:征收公粮问题、私营企业劳资争议问题、减租减息问题。县长、县委书记都在会上作了报告。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会致词。会议形式简化,报告简短,目的十分清楚:要把时间留给代表。代表发言争先恐后,争论激烈。286位代表共分10个组。先分组讨论,后大会发言。在会议第四天和笫五天上午的大会上有42位代表发言。大会期间收到代表提案165件,其中文教32件、生产救灾30件、劳资关系20件、医药卫生18件、财经税务16件、工商14件、治安7件、其他14件,会议闭幕时又收到14件。
三、毛泽东对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关注
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后,10月11日饶漱石打电报给毛泽东,报告了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饶称:“我们选择了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成立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对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均甚大。证明,在各县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有迫切需要,而且有充分可能。”
毛泽东看了电报表示“极为欣慰”。毛泽东于10月13日即指示新华总社广播松江经验,并致电各中央局负责人:“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为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在由松江而扩展至全国的这一批示发出一个月后,1949年11月27日毛泽东又电示各中央局“各县均应召开”,“按时召开”。两个月以后,1949年12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饶漱石,问道:“全华东区内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有多少开过了,尚有多少县未开过?一九五○年一二三月内,全华东区所有县市均应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可
以做到否?”
四、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影响
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影响像春风吹拂春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向远处、向全国各地扩展开来。
在毛泽东对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批示前,《解放日报》于10月6日在头版刊发了饶漱石在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的题为《关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与工商业政策问题》的讲话,还为此加了《编者按》,指出“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华东新解放区第一次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接着,《解放日报》又于10月12日在头版刊发了《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民主团结气氛中闭幕》的消息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集中讨论的一个话题:“农民是怎样穷的”,还在头版刊发了松江县委书记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同日,《解放日报》也是在头版刊发了社论:《从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
在毛泽东对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批示后,在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学习松江经验的社论后,山东立即提出“学习松江的榜样”,浙江迅速提出“接受松江代表会议经验”。在皖北行政区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大声疾呼:根治淮河。代表们七嘴八舌,又主动提出要协助政府动员200万民工治理淮河。福建省泰宁县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肃清特务的工作,会后,便付诸行动,3个农民协助政府捕获了9名特务。
一年后,华东地区除了地处前线的福建一部分市、县以外,“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县,都已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年多以后,“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截至1950年9月12日,“全国2069个县(不包括旗)中已开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有1707个县,其中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有18个县(东北15县、华北1县、西北2县),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有20个县(陕西14县、河北6县)。东北7个旗,内蒙22个旗,绥远2个盟、7个旗都已开过盟的或旗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这一年当中,会议名称有的地方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的地方称“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周恩来明确提出,凡代表由协商产生的,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凡代表由普选产生的,称“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一个“大”字标志着人代会上升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五、60年后看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
前面提到在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闭幕后,《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从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的社论。60年过去了,时代在飞速前进,松江经验显然应该过时了。可是,重新学习起来,仍有强烈的现实感、新鲜感。
松江的经验之一是代表的广泛性。社论尖锐地指出“不要把会议只限于狭小的圈子”,批评了有些干部只注意纯洁性,忽视广泛性的错误倾向。“广泛”是个动态的概念。谁也不会说自己否认“广泛”,可是实际上有些干部常常是把不广泛说成“广泛”。今天我们无疑比60年前广泛得多了。不过,仍应该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哪些可以“广泛”的空间而没有广泛到呢?1950年有领导指出:“有的没有包括各界代表,有的大多是党员,有的大多是进步分子,没有中间分子参加,有的不愿有持反对意见的人参加。”事情过去60年了,今天我们吸收了多少“持反对意见的人”参加了呢?蒸馏水是纯水,可那纯水是无味的,是不宜人饮用的。社会上的事也一样。老祖宗“水至清则无鱼”的箴言,不能忘记。
松江的经验之二是在召开县人民代表会议之前,先召开农民代表会议。这一点对县级来讲特别重要,当时松江是这样做的,各县也一律是这样做的,效果都很好。那么,今天还有没有哪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县先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呢?如果没有“先召开”,试问:有没有“后召开”呢?如果先后都没召开,那意味着什么?邓小平1950年2月24日在重庆人民代表会议上庄重地指出:“农民多年来对于革命出力之大,负担之重,城市对之应有愧色。”出过大力的农民现在还有没有类似农会的社会组织?农民还有没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类似农会那样的社会组织呢?中国的农会和法国的农会都是成立于上个世纪20年代。法国农会川流不息,一直保存到现在。可我们呢?在“左”得出奇的“四清”运动中还有个贫农协会。今天连贫农协会也没有了。工人有工会在为工人讲话,农民是否也需要一个农会来为农民讲话呢?前些年,农民收入连续多年相对下降,如果有个农会是不是就不至于“连续”了?值得思考。
松江的经验之三是充分发扬民主。松江会上士绅代表说:“在开会前我们以为这次会议和国民党的参议会一样,由政府先做好了框子,开会时向我们头上一套。真想不到(这次会议)这样民主。”工商业代表也称赞会议“真正呼吸了民主的空气”。谁都知道,民主是有程度、层次之分的。松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会议上不怕争论,允许发表反对的意见,让正面反面各抒理由”。想想看,今天有些地方是不是存在亲“正面”、疏“反面”的问题呢?做到“知无不言”没有?松江会上批评了部分党政军干部包办代替的作风。今天肯定不存在“军干”包办代替的事了,那党政干部怎样呢?值得三思。
松江县在新中国成立时属于苏南区。当时的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在区党委会议上指出:“我们很多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狭隘的阶级观念和关门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关起门来作决定,不会走群众路线……”陈丕显还批评很多同志,“对各阶层民主人士照顾不全面,发扬民主不大胆,决定问题不虚心”。
在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闭幕9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谢觉哉在第一届全国民政会议上,也曾严肃指出:“这是人民共同参加管理国家的会,应尽量发扬民主,听取来自各方意见,尤其是不同的及少数的意见。对的吸收,不对的说服。任何不接受批评或企图包办会议,使代表们不能畅所欲言,或所言得不到适当的回答,都是不对的。”
60年前人代会上铿锵有力的声音,60年前上下左右对人代会入木三分的指点,是人代会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推动力。入木“一”分,不痛不痒的套话无助于人代会会风的改进,无助于与会者素质的提高,毫无疑问,也无助于提升人民群众对会议的满意度。民主需要人代会,人代会需要民主。民主要有高度。高度民主是写进中共十二大决议的。重温松江经验,就是要从县的这一层次上,把人代会的民主往高里提,就是要坚持、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重温就是坚持,重温有时也是完善和发展。完善和发展才是真正的坚持,持久地坚持。
注释:
①《解放日报》1949年10月6日、12日。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3、107、201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