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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可以反映形成该地名的各种自然和人文条件。北京地名的产生主要受历史变迁、思想观念、世俗文化等方面影响，本文从这些方面探讨北京地名反映的地域文化
关键词 ：北京地名；地域文化；
“地名是文化的镜象”[1]，它承载了丰富的地域历史文化信息，“地名保存了它所代表的土地的形状”，反映了“形成这样的地名的人文上的各种条件”[2]。许多地名都与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人类思维方式、心态等密切相关。北京作为一个开放的都市，其地名形成原因多样，主要与历史因素、思想观念、世俗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
一、人口迁徙影响下的北京地名
（一）以外省省市名命名
北京一部分街巷以外省市地名命名，如：苏州胡同（东城区）、苏州街（海淀区）、镇江胡同（东城区、崇文区）、陕西巷（宣武区）、山西街（宣武区）、山西营、四川营（崇文区、宣武区）、河南新营（海淀区）、安徽义园等。北京的这类地名主要是从明清继承下来的。其啊中一些地名和一定的史实相联系，如“四川营”就是历史上秦良玉率蜀军驻扎的地方，“安澜营”是明代南方少数民族俘虏获得赦免以后的安置地。
（二）受方言影响产生的地名
北京地名的“泡子”，是“小湖”义。泡，《集韵》去声效韵，水泉。今北京地名读阴平，受东北方言影响。辽宁有“泡子沿、干泡子”，吉林有“月亮泡”，黑龙江有“海兰泡”。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叫“太埠”。“埠”， “码头”义，用于地名指有码头的城镇。它的分布范围不超过黄河，最北在河南、山东（周振鹤、游汝杰1986），是一个南方地名通名。在北京出现这样的地名，可能与当年大运河漕运有关，南方人就把停泊地叫做“埠”了。
地名讹变和谐音改名也反映了外地方言的语音特点。比如：安南营（安澜营）、牛血胡同（留学胡同）、牛蹄胡同（留题胡同）、驴肉胡同（礼路胡同），[n]、[l]相混在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湖南等方言中存在，[n ]、[l]不分是江浙吴语的特点；王姑园（皇姑园）、闷葫芦罐（蒙福禄馆），“王”和“皇”在吴语中是同音的，[x]、[f]在西南官话、湘语、赣语的一些方言点不加区分；驴肉胡同（礼路胡同）、驴市胡同（礼士胡同），“驴”改为“礼”，也不是北京人的语感。
二、北京地名与观念意愿
地名语词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一定的地名语词和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北京地名的命名，可以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夙愿、平民百姓的生活愿望和他们的道德观念、审美意趣。
（一）统治阶级的政治夙愿
北京作为一个千年古都，其地名常常能看到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及其政治理想。北京的通衢大道、北京的城门最能体现这个特点了。元代十一座城门的名称分别是：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健德门、安贞门、肃清门、光熙门、和义门、崇仁门、平则门、齐化门。明代减去光熙门、肃清门成为九门，两个北门分别改为安定门和德胜门，嘉靖时建外城，新增城门：东、西便门、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广宁门、广渠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1926年，开通和平门，1946年，把日伪开通的启明门（东）和长安门（西）分别改为建国门和复兴门。这些城门的命名或表达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安定、永定、左安、右安；或表达封建正统观念：丽正、正阳、顺承；或表达政治教化：文明、建德、和义、崇仁、齐化、崇文；或表达武功政绩：肃清、光熙、平则（贼）、宣武。这种渗透了统治阶级长治久安愿望的地名历代传承。表现在地名用字上，表达长治久安等意愿的字眼儿很常用。
（二）平民百姓的生活愿望
地名用字中常见的还有表示德行、操守意义的语词，这类地名表达了人们对某些传统道德和品行的肯定和认同。表达这种观念的常用字有：德、礼、勤、慈、善、贤、智、忠等，例如：聚贤里、义善里、德兴街、信善里、信义大院、恩济庄、明德巷等等。另一方面，在地名用字中还有一些被人们偏爱的字眼，并不表示特定的寓意，有的仅仅是一些生活常用词语：花、玉、宝、香、月、梅、松等。
地名雅化也反映了这种情况，例如：张秃子胡同（长图治胡同）、大脚胡同（达教胡同）、小脚胡同（晓教胡同）、蝎虎胡同（协和胡同）、羊尾胡同（扬威胡同）；豆腐巷（多福巷）、打劫巷（大吉巷）、棺材胡同（光彩胡同）。
三、北京地名与市民生活
北京的通衢大道、城门命名要经官方和文人之手。但是一个小胡同、一条窄巷子，居住的都是寻常人家，叫什么名儿或不叫什么名儿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所以取名时似乎信手拈来，地名用词不出老百姓日常用语，是什么就叫什么。胡同里住一家经营棺材生意的，这条胡同就叫棺材胡同；胡同里环境差、臭气冲天、蚊蝇遍布，就索性叫臭胡同、巴巴胡同、蝇子胡同等等。取名求形象生动，亲切自然，好称说，易区别。恶、俗、贱都不忌讳，恶名：蝎虎胡同、后白虎胡同、棺材尚家胡同；俗名：裤子胡同、裤裆胡同；贱名：粪厂大院、臭皮胡同、王寡妇胡同、小羊圈等，以及若干以“坟、墓”作通名的地名。这些地名所反映的内容，有以下几种情况：
（1）街巷居民身份：何纸马胡同、棺材尚家胡同、姚铸锅胡同、锔张（驹章）胡同、唐洗泊街；门框胡同
（2）街巷的形状：核桃穰（巷）、狗尾巴胡同、大小拐棒胡同、烟筒胡同、烟袋斜街、花枝胡同、花梗胡同、罐儿胡同、一溜儿（义留）胡同、口袋胡同、裤子胡同、棋盘街、丁字街、褡裢坑、如意胡同；
（3）街巷的环境：牛巴巴胡同、粪厂大院、臭水河、屎壳郎胡同、蝇子胡同。
这种取名特点一方面与客观环境条件有关，旧北京小街窄巷的居住条件是非常恶劣的，像“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这种关于北京环境的谚语很多；另一方面与平常老百姓那种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心态也有关系。
北京地名中这部分独具乡土風味的地名，为北京的地域文化增添了另一种意趣。不过在地名雅化的大趋势下，这种地名不断被修改，原来地名中的那种韵味也随之消失。许多地名弄得不知何意，只剩下一个代号，例如：筹胡同、库司胡同、朋奖胡同，对一个不了解北京地名变化的人来说，这样的地名确实是莫名其妙。诗人朱湘在散文《胡同》中写道：“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烂漫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表达了作者对地名更改而失去的乡土味儿的惋惜。这种带有浓厚乡土味儿的地名，和不同时代的京味儿文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如今，随着北京城区生态环境发生的快速变化，一些传统地名正随其实体的改变而消失，现存的部分音变类地名读音也开始渐失“京味儿”，急需保存与保护。
注释：
[1] [日]多田贞一.北京地名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2]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史苑[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参考文献
[1]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史苑[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2]常锡桢.北平土话[M].台北：升格事业有限公司出版部.
[3]陈建民.“×各庄”的“各” [N].北京日报，1963-05-16.
[4][日]多田贞一.北京地名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5]李登科.北京一些街巷胡同名称考[J].地名知识，1987（5）.
[6]罗保平.少数民族对北京街巷的影响[J].地名知识，1987（2）.
[7]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关键词 ：北京地名；地域文化；
“地名是文化的镜象”[1]，它承载了丰富的地域历史文化信息，“地名保存了它所代表的土地的形状”，反映了“形成这样的地名的人文上的各种条件”[2]。许多地名都与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人类思维方式、心态等密切相关。北京作为一个开放的都市，其地名形成原因多样，主要与历史因素、思想观念、世俗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
一、人口迁徙影响下的北京地名
（一）以外省省市名命名
北京一部分街巷以外省市地名命名，如：苏州胡同（东城区）、苏州街（海淀区）、镇江胡同（东城区、崇文区）、陕西巷（宣武区）、山西街（宣武区）、山西营、四川营（崇文区、宣武区）、河南新营（海淀区）、安徽义园等。北京的这类地名主要是从明清继承下来的。其啊中一些地名和一定的史实相联系，如“四川营”就是历史上秦良玉率蜀军驻扎的地方，“安澜营”是明代南方少数民族俘虏获得赦免以后的安置地。
（二）受方言影响产生的地名
北京地名的“泡子”，是“小湖”义。泡，《集韵》去声效韵，水泉。今北京地名读阴平，受东北方言影响。辽宁有“泡子沿、干泡子”，吉林有“月亮泡”，黑龙江有“海兰泡”。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叫“太埠”。“埠”， “码头”义，用于地名指有码头的城镇。它的分布范围不超过黄河，最北在河南、山东（周振鹤、游汝杰1986），是一个南方地名通名。在北京出现这样的地名，可能与当年大运河漕运有关，南方人就把停泊地叫做“埠”了。
地名讹变和谐音改名也反映了外地方言的语音特点。比如：安南营（安澜营）、牛血胡同（留学胡同）、牛蹄胡同（留题胡同）、驴肉胡同（礼路胡同），[n]、[l]相混在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湖南等方言中存在，[n ]、[l]不分是江浙吴语的特点；王姑园（皇姑园）、闷葫芦罐（蒙福禄馆），“王”和“皇”在吴语中是同音的，[x]、[f]在西南官话、湘语、赣语的一些方言点不加区分；驴肉胡同（礼路胡同）、驴市胡同（礼士胡同），“驴”改为“礼”，也不是北京人的语感。
二、北京地名与观念意愿
地名语词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一定的地名语词和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北京地名的命名，可以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夙愿、平民百姓的生活愿望和他们的道德观念、审美意趣。
（一）统治阶级的政治夙愿
北京作为一个千年古都，其地名常常能看到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及其政治理想。北京的通衢大道、北京的城门最能体现这个特点了。元代十一座城门的名称分别是：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健德门、安贞门、肃清门、光熙门、和义门、崇仁门、平则门、齐化门。明代减去光熙门、肃清门成为九门，两个北门分别改为安定门和德胜门，嘉靖时建外城，新增城门：东、西便门、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广宁门、广渠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1926年，开通和平门，1946年，把日伪开通的启明门（东）和长安门（西）分别改为建国门和复兴门。这些城门的命名或表达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安定、永定、左安、右安；或表达封建正统观念：丽正、正阳、顺承；或表达政治教化：文明、建德、和义、崇仁、齐化、崇文；或表达武功政绩：肃清、光熙、平则（贼）、宣武。这种渗透了统治阶级长治久安愿望的地名历代传承。表现在地名用字上，表达长治久安等意愿的字眼儿很常用。
（二）平民百姓的生活愿望
地名用字中常见的还有表示德行、操守意义的语词，这类地名表达了人们对某些传统道德和品行的肯定和认同。表达这种观念的常用字有：德、礼、勤、慈、善、贤、智、忠等，例如：聚贤里、义善里、德兴街、信善里、信义大院、恩济庄、明德巷等等。另一方面，在地名用字中还有一些被人们偏爱的字眼，并不表示特定的寓意，有的仅仅是一些生活常用词语：花、玉、宝、香、月、梅、松等。
地名雅化也反映了这种情况，例如：张秃子胡同（长图治胡同）、大脚胡同（达教胡同）、小脚胡同（晓教胡同）、蝎虎胡同（协和胡同）、羊尾胡同（扬威胡同）；豆腐巷（多福巷）、打劫巷（大吉巷）、棺材胡同（光彩胡同）。
三、北京地名与市民生活
北京的通衢大道、城门命名要经官方和文人之手。但是一个小胡同、一条窄巷子，居住的都是寻常人家，叫什么名儿或不叫什么名儿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所以取名时似乎信手拈来，地名用词不出老百姓日常用语，是什么就叫什么。胡同里住一家经营棺材生意的，这条胡同就叫棺材胡同；胡同里环境差、臭气冲天、蚊蝇遍布，就索性叫臭胡同、巴巴胡同、蝇子胡同等等。取名求形象生动，亲切自然，好称说，易区别。恶、俗、贱都不忌讳，恶名：蝎虎胡同、后白虎胡同、棺材尚家胡同；俗名：裤子胡同、裤裆胡同；贱名：粪厂大院、臭皮胡同、王寡妇胡同、小羊圈等，以及若干以“坟、墓”作通名的地名。这些地名所反映的内容，有以下几种情况：
（1）街巷居民身份：何纸马胡同、棺材尚家胡同、姚铸锅胡同、锔张（驹章）胡同、唐洗泊街；门框胡同
（2）街巷的形状：核桃穰（巷）、狗尾巴胡同、大小拐棒胡同、烟筒胡同、烟袋斜街、花枝胡同、花梗胡同、罐儿胡同、一溜儿（义留）胡同、口袋胡同、裤子胡同、棋盘街、丁字街、褡裢坑、如意胡同；
（3）街巷的环境：牛巴巴胡同、粪厂大院、臭水河、屎壳郎胡同、蝇子胡同。
这种取名特点一方面与客观环境条件有关，旧北京小街窄巷的居住条件是非常恶劣的，像“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这种关于北京环境的谚语很多；另一方面与平常老百姓那种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心态也有关系。
北京地名中这部分独具乡土風味的地名，为北京的地域文化增添了另一种意趣。不过在地名雅化的大趋势下，这种地名不断被修改，原来地名中的那种韵味也随之消失。许多地名弄得不知何意，只剩下一个代号，例如：筹胡同、库司胡同、朋奖胡同，对一个不了解北京地名变化的人来说，这样的地名确实是莫名其妙。诗人朱湘在散文《胡同》中写道：“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烂漫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表达了作者对地名更改而失去的乡土味儿的惋惜。这种带有浓厚乡土味儿的地名，和不同时代的京味儿文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如今，随着北京城区生态环境发生的快速变化，一些传统地名正随其实体的改变而消失，现存的部分音变类地名读音也开始渐失“京味儿”，急需保存与保护。
注释：
[1] [日]多田贞一.北京地名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2]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史苑[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参考文献
[1]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史苑[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2]常锡桢.北平土话[M].台北：升格事业有限公司出版部.
[3]陈建民.“×各庄”的“各” [N].北京日报，1963-05-16.
[4][日]多田贞一.北京地名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5]李登科.北京一些街巷胡同名称考[J].地名知识，1987（5）.
[6]罗保平.少数民族对北京街巷的影响[J].地名知识，1987（2）.
[7]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