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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放战争期间，面对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之前相关成果，立足于新阶段新情况，对革命条件下的反腐政治体系给予了继续完善化。从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构建的维度看，这种“继续完善化”特征体现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以及政治行为等层面。
[关键词]解放战争期间；反腐败；政治体系；党的权力；完善化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6-0009-03
解放战争期间，面对党的权力运行中已经或正在出现的腐败现象，党并没有因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而忽视，反而将能否预防和遏制自身腐败视为能否彻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在“进京赶考”中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李自成式失败的关键一环。除思想认识上给予高度重视外，还积极进行反腐政治体系的调整。相较于抗战期间，这一阶段体系调整呈现出继续完善化特征，即一方面结合新情况对原已构建的政治体系中某些环节或部分进行修正补充；另一方面立足于党即将从“在野的革命党”成为“革命的执政党”后的形势，对反腐政治体系的某些环节或部分进行了前瞻性设计，为新中国成立后廉政新风的开创奠定坚固的基础。
一、政党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承前启后”功能，确保政党行动与政党价值在现时和未来中的统一
从政党意识形态层面看，这一阶段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使一些党员干部对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迷茫。从政党行为作风看，在党的权力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日益扩大的情境下，如何密切党群联系，真正实现权力的人民性在理论和实际的统一。从政党心理取向看，通过革命达到废除地主买办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目的后，如何限制和消除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消极面对党内腐败的诱发。这些问题都需要党给予及时回答和解决。为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又未彻底胜利之时、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又未完全进入之刻的大格局下，党赋予了政党文化的“承前启后”功能，以确保政党行动与政党价值在现时和未来中的统一。
（一）政党意识形态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坚定和增强社会急剧变革期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如就如何获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方面，提出和发展了党的战略策略理论与完整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坚定革命信念和增强革命信心，从而克服党内各种悲观懈怠思想或骄傲自满情绪。而就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并实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等问题方面，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目标进行了具体明晰化。如在经济目标方面，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政治目标上，提出了构建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的设想。另外，党还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进行了初步思考。如在条件方面，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必须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在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上已清晰地认识到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2]；在途径和手段上，毛泽东强调在经济上要节制资本、引导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政治上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二）政党行为作风上，突出了党的领导作风建设和进一步完善党的群众路线。这一阶段党特别注重领导作风建设。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委会应遵循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学会‘弹钢琴’”[1]等十二种工作方法；周恩来强调领导干部在领导作风建设上要特别注重团结和信任同志，并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自身的缺点[3]。同样从反腐视域看，腐败的滋生根本上还是没有坚持群众观点和贯彻群众路线的结果。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党性不纯的人不可能走群众路线”[2]。为此这一阶段党还注重了工作作风建设，完善了党的群众路线。如1946年《中央关于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给陈毅的指示》中，要求对群众务必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以“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之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出补救的办法，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4]。
（三）政党心理取向上，明确提出利用资本又要限制资本的思想。如邓小平指出，因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过早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也是一种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轻率地打乱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使很大数量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的谋生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关广大人民生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5]而毛泽东提出要把私人资本引入到有利国计民生的道路上，党与私人资本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将是长期不断的，因为“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6]。可见，利用资本和又要限制资本的思想，既避免了在反腐上过于夸大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极面，而恶化反腐环境和错判党的总体良好状况的“左”倾错误；也克服了因那种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极面视而不见所造成的反腐“徒有虚表”的右的错误倾向。
二、政治社会化：强化理论学习与注重政策纪律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拒腐防变的主动自觉性
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使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真正被全体党员学习、掌握和理解，并内化为指导其政治行为的政治态度、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从而最终实现政治人格的完善，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
（一）强化理论学习，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以提高预防腐败的觉悟和能力。如从多维度阐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在为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而特别撰写的《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纪念文章中，毛泽东明确强调革命党必须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否则革命就不可能彻底成功；在纪念党成立27周年的专题报告中，刘少奇从党成立时存在理论准备不足这一特点强调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二）注重政策教育，为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提供具体的规范和衡量标准。这一阶段在农村土改和城市接收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腐败，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或多或少与党的政策执行力不强密不可分。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思想，强调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各级领导同志“万万不可粗心大意”[1]。朱德从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论述了执行政策的重要性，指出“政策、纪律执行得好，胜利就来得快”[7]。另外，党还对不同领域的具体政策进行了规定，这就为党的权力在具体领域的有效有序运行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和衡量标准。
（三）突出纪律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树立纪律精神。一方面针对党内及军队中出现的违纪行为，通过下发具体文件的形式如《关于我军在高家堡破坏纪律问题的批语》等给予揭示和教育。另外，针对人民军队修改并颁布了包括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等内容的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8]。
三、政治制度：立足于新形势新特点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党的基本制度和行政监督制度，为预防和遏制腐败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从反腐视域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既为党的权力运行提供持久的规范性；也为反腐寻找到一个政治风险相对较低的路径，避免诸如强政治震动性及其所带来的对党的中心任务的冲击性等危害。
（一）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党的基本制度。一是在党的领导制度上健全党委制，避免专制和极权主义现象的发生。这一阶段党注重强调要实现党委制的“实置”，必须从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召开好党委会两方面着手。二是在党的组织制度上，开创公开建党制和实行谨慎发展党员制。从反腐视域看，前者就是将党的权力的真正归属者和委托者即党内群众和党外民众充分调动起来，以对权力的使用者和受托者以及权力异化现象、行为采取直接而没有任何中介的监督；后者避免了在新解放区域特别是所占城市建立党组织和吸纳党员过程中出现急躁冒进现象和防止异己分子的混入，从而根本上保障党的权力在行使和运用中的人民性。三是在党的工作制度上，发展和完善了报告制。既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下级党组织党的权力运行情况实施有效监督，以及促进权力运行的实际掌控者自觉地提高有效、有序运行权力的水平和能力；更在于为党的权力规范运行营造了良好秩序。
（二）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行政监督制度。一是设置了专门的行政监督机构。如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暂行组织规程》都明确提出要在政府部门机构中设置专门的行政监察机关，即人民监察委员会。二是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财经审查制度，堵塞了经济方面诱发腐败的漏洞。三是加强了对战争所获和城市接收物资管理的制度建设。除中央制定诸如《关于加强军队纪律 坚决执行城市政策的指示》、《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等文件外，各分局、各野战军乃至接管的具体城市也制定了一些具体文件以加强对缴获或接收物资的管理。
（三）丰富和发展了廉政法规内容，严惩贪污腐败。这些廉政法规最大特点就是明确把“在土地改革中，侵占和窃取群众斗争果实（主要为土地）”[9]的行为定性为贪污腐败罪。这表明党对权力腐败外延认识的深化，不仅仅体现为贪污浪费和行贿受贿，而且还包括利用职权损害民众的经济、政治等方面权利的现象和行为。
四、政治关系：注重于新形势下党军、党群组织以及党与旧政权关系的调适性构建
这一阶段立足于权力运行环境变迁的特点，在政治关系层面党着重处理和调适了党和军队的关系、党和群众组织的关系以及党与旧政权的关系，以抵御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对党的生命机体的侵袭，从而保证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
（一）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建立士兵委员会，推动军队内党内民主和对军队中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外部监督。
（二）在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上，领导和帮助群众组织增强自身纯洁性和正确维护群众利益。一是领导和帮助群众团体增强自身的纯洁性，重点表现在对农会的发展上。二是领导和帮助群众组织正确维护群众利益，最典型体现在针对一些企业中的工会不顾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而实施了增加工人工资的经济主义行为，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工会如何发挥作用。
（三）在党与旧政权关系上，由抗战期间的“认可”到坚持彻底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原则，为党和新政权的清正廉洁提供良好的政治基础。
五、政治行为：在预防和遏制腐败上更富有自为性和支持民众参与方面更呈现规导性的特征
无论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和自身反腐的实践，乃至对民众参与反腐败的态度和引导民众参与反腐的实践，这一阶段党在政治行为上可以说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的相关成果，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革命时期相关方面的集大成。
（一）党自身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和反腐实践方面，更富有“自为性”特质。具体来说，一是具有清醒性。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将它与党的生死存亡和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密切联系起来。二是注重法制性。这一阶段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以“决定”、“决议”、“指示”和“条例”等形式的多部具体成文型党内法规。三是坚持平等性。即任何党员包括干部群众或一律不允许拥有贪污腐败的权利；或一旦腐败都将受到相关制裁，不允许有逃脱制裁的任何特权。四是体现前瞻性。重点反映在对执政后党面临的腐败风险评估及其相关预防部署方面。
（二）对民众参与反腐实践的态度和引导民众参与相关实践方面，更呈现出“规导性”特征。一方面，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全方位地引导民众有序化地参与预防、遏制腐败的实践。如对党掌控和运作政府权力的有效有序运行的监督方面，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来组织和实施；对党的组织权力的有效有序运行的监督方面，采取把党外群众吸纳到党的组织会议上的做法，以使党的组织会议成为他们发挥监督功能的坚固平台。另一方面，在引导民众参与反腐败实践中又不断提高民众相关的民主素质和能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7.1440-1444.1298.
[2]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27.392.
[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87.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16.
[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2.
[6]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7.
[7]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57.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00-201.
[9]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6.
本文系安徽省思政理论课课程教学团队建设项目“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项目编号2011SZKJSGC8-8）阶段成果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 特约编辑：古悦
[关键词]解放战争期间；反腐败；政治体系；党的权力；完善化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6-0009-03
解放战争期间，面对党的权力运行中已经或正在出现的腐败现象，党并没有因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而忽视，反而将能否预防和遏制自身腐败视为能否彻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在“进京赶考”中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李自成式失败的关键一环。除思想认识上给予高度重视外，还积极进行反腐政治体系的调整。相较于抗战期间，这一阶段体系调整呈现出继续完善化特征，即一方面结合新情况对原已构建的政治体系中某些环节或部分进行修正补充；另一方面立足于党即将从“在野的革命党”成为“革命的执政党”后的形势，对反腐政治体系的某些环节或部分进行了前瞻性设计，为新中国成立后廉政新风的开创奠定坚固的基础。
一、政党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承前启后”功能，确保政党行动与政党价值在现时和未来中的统一
从政党意识形态层面看，这一阶段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使一些党员干部对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迷茫。从政党行为作风看，在党的权力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日益扩大的情境下，如何密切党群联系，真正实现权力的人民性在理论和实际的统一。从政党心理取向看，通过革命达到废除地主买办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目的后，如何限制和消除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消极面对党内腐败的诱发。这些问题都需要党给予及时回答和解决。为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又未彻底胜利之时、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又未完全进入之刻的大格局下，党赋予了政党文化的“承前启后”功能，以确保政党行动与政党价值在现时和未来中的统一。
（一）政党意识形态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坚定和增强社会急剧变革期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如就如何获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方面，提出和发展了党的战略策略理论与完整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坚定革命信念和增强革命信心，从而克服党内各种悲观懈怠思想或骄傲自满情绪。而就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并实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等问题方面，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目标进行了具体明晰化。如在经济目标方面，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政治目标上，提出了构建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的设想。另外，党还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进行了初步思考。如在条件方面，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必须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在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上已清晰地认识到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2]；在途径和手段上，毛泽东强调在经济上要节制资本、引导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政治上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二）政党行为作风上，突出了党的领导作风建设和进一步完善党的群众路线。这一阶段党特别注重领导作风建设。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委会应遵循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学会‘弹钢琴’”[1]等十二种工作方法；周恩来强调领导干部在领导作风建设上要特别注重团结和信任同志，并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自身的缺点[3]。同样从反腐视域看，腐败的滋生根本上还是没有坚持群众观点和贯彻群众路线的结果。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党性不纯的人不可能走群众路线”[2]。为此这一阶段党还注重了工作作风建设，完善了党的群众路线。如1946年《中央关于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给陈毅的指示》中，要求对群众务必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以“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之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出补救的办法，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4]。
（三）政党心理取向上，明确提出利用资本又要限制资本的思想。如邓小平指出，因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过早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也是一种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轻率地打乱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使很大数量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的谋生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关广大人民生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5]而毛泽东提出要把私人资本引入到有利国计民生的道路上，党与私人资本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将是长期不断的，因为“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6]。可见，利用资本和又要限制资本的思想，既避免了在反腐上过于夸大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极面，而恶化反腐环境和错判党的总体良好状况的“左”倾错误；也克服了因那种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极面视而不见所造成的反腐“徒有虚表”的右的错误倾向。
二、政治社会化：强化理论学习与注重政策纪律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拒腐防变的主动自觉性
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使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真正被全体党员学习、掌握和理解，并内化为指导其政治行为的政治态度、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从而最终实现政治人格的完善，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
（一）强化理论学习，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以提高预防腐败的觉悟和能力。如从多维度阐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在为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而特别撰写的《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纪念文章中，毛泽东明确强调革命党必须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否则革命就不可能彻底成功；在纪念党成立27周年的专题报告中，刘少奇从党成立时存在理论准备不足这一特点强调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二）注重政策教育，为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提供具体的规范和衡量标准。这一阶段在农村土改和城市接收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腐败，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或多或少与党的政策执行力不强密不可分。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思想，强调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各级领导同志“万万不可粗心大意”[1]。朱德从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论述了执行政策的重要性，指出“政策、纪律执行得好，胜利就来得快”[7]。另外，党还对不同领域的具体政策进行了规定，这就为党的权力在具体领域的有效有序运行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和衡量标准。
（三）突出纪律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树立纪律精神。一方面针对党内及军队中出现的违纪行为，通过下发具体文件的形式如《关于我军在高家堡破坏纪律问题的批语》等给予揭示和教育。另外，针对人民军队修改并颁布了包括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等内容的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8]。
三、政治制度：立足于新形势新特点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党的基本制度和行政监督制度，为预防和遏制腐败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从反腐视域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既为党的权力运行提供持久的规范性；也为反腐寻找到一个政治风险相对较低的路径，避免诸如强政治震动性及其所带来的对党的中心任务的冲击性等危害。
（一）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党的基本制度。一是在党的领导制度上健全党委制，避免专制和极权主义现象的发生。这一阶段党注重强调要实现党委制的“实置”，必须从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召开好党委会两方面着手。二是在党的组织制度上，开创公开建党制和实行谨慎发展党员制。从反腐视域看，前者就是将党的权力的真正归属者和委托者即党内群众和党外民众充分调动起来，以对权力的使用者和受托者以及权力异化现象、行为采取直接而没有任何中介的监督；后者避免了在新解放区域特别是所占城市建立党组织和吸纳党员过程中出现急躁冒进现象和防止异己分子的混入，从而根本上保障党的权力在行使和运用中的人民性。三是在党的工作制度上，发展和完善了报告制。既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下级党组织党的权力运行情况实施有效监督，以及促进权力运行的实际掌控者自觉地提高有效、有序运行权力的水平和能力；更在于为党的权力规范运行营造了良好秩序。
（二）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行政监督制度。一是设置了专门的行政监督机构。如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暂行组织规程》都明确提出要在政府部门机构中设置专门的行政监察机关，即人民监察委员会。二是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财经审查制度，堵塞了经济方面诱发腐败的漏洞。三是加强了对战争所获和城市接收物资管理的制度建设。除中央制定诸如《关于加强军队纪律 坚决执行城市政策的指示》、《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等文件外，各分局、各野战军乃至接管的具体城市也制定了一些具体文件以加强对缴获或接收物资的管理。
（三）丰富和发展了廉政法规内容，严惩贪污腐败。这些廉政法规最大特点就是明确把“在土地改革中，侵占和窃取群众斗争果实（主要为土地）”[9]的行为定性为贪污腐败罪。这表明党对权力腐败外延认识的深化，不仅仅体现为贪污浪费和行贿受贿，而且还包括利用职权损害民众的经济、政治等方面权利的现象和行为。
四、政治关系：注重于新形势下党军、党群组织以及党与旧政权关系的调适性构建
这一阶段立足于权力运行环境变迁的特点，在政治关系层面党着重处理和调适了党和军队的关系、党和群众组织的关系以及党与旧政权的关系，以抵御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对党的生命机体的侵袭，从而保证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
（一）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建立士兵委员会，推动军队内党内民主和对军队中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外部监督。
（二）在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上，领导和帮助群众组织增强自身纯洁性和正确维护群众利益。一是领导和帮助群众团体增强自身的纯洁性，重点表现在对农会的发展上。二是领导和帮助群众组织正确维护群众利益，最典型体现在针对一些企业中的工会不顾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而实施了增加工人工资的经济主义行为，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工会如何发挥作用。
（三）在党与旧政权关系上，由抗战期间的“认可”到坚持彻底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原则，为党和新政权的清正廉洁提供良好的政治基础。
五、政治行为：在预防和遏制腐败上更富有自为性和支持民众参与方面更呈现规导性的特征
无论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和自身反腐的实践，乃至对民众参与反腐败的态度和引导民众参与反腐的实践，这一阶段党在政治行为上可以说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的相关成果，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革命时期相关方面的集大成。
（一）党自身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和反腐实践方面，更富有“自为性”特质。具体来说，一是具有清醒性。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将它与党的生死存亡和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密切联系起来。二是注重法制性。这一阶段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以“决定”、“决议”、“指示”和“条例”等形式的多部具体成文型党内法规。三是坚持平等性。即任何党员包括干部群众或一律不允许拥有贪污腐败的权利；或一旦腐败都将受到相关制裁，不允许有逃脱制裁的任何特权。四是体现前瞻性。重点反映在对执政后党面临的腐败风险评估及其相关预防部署方面。
（二）对民众参与反腐实践的态度和引导民众参与相关实践方面，更呈现出“规导性”特征。一方面，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全方位地引导民众有序化地参与预防、遏制腐败的实践。如对党掌控和运作政府权力的有效有序运行的监督方面，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来组织和实施；对党的组织权力的有效有序运行的监督方面，采取把党外群众吸纳到党的组织会议上的做法，以使党的组织会议成为他们发挥监督功能的坚固平台。另一方面，在引导民众参与反腐败实践中又不断提高民众相关的民主素质和能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7.1440-1444.1298.
[2]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27.392.
[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87.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16.
[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2.
[6]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7.
[7]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57.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00-201.
[9]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6.
本文系安徽省思政理论课课程教学团队建设项目“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项目编号2011SZKJSGC8-8）阶段成果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 特约编辑：古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