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的哲学”而言，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作为两大重镇，其对垒的态势正在发生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与八九十年代西方哲学的强势地位　　相比较，一些西方哲学的从业者渐渐发觉，西方哲学以引进、介绍和解说为主流的研究方式正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而中国哲学界却暗流涌动，颇有“柳暗花明”的气象。①究其原因，乃在于同样作为“在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焦虑要远超过西方哲学，这就迫使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急于找到适合的研究方法，试图达到一种“方法的自觉”。这表现为十余年来席卷了整个中国哲学界的一场讨论，从早期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到后来更为具体的“反向格义”问题，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研究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随着讨论的深入，这些问题也得到了更加自觉和明朗的认识，目前来看，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诠释学的问题。中国哲学界注意到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对流行于当代西方人文学科中的诠释学思潮的一个自觉回应，另一方面则是反省中国古代经典解释传统及近代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