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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复苏一波三折
全球经济虽然从2009年末就开始步入复苏轨道,并且在2010年初表现强势,但之后却显著放缓,甚至出现一波三折。全球主要经济体每月报出的数据时好时坏,恢复进程十分缓慢。尤其是自四月爆出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更使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的严重财政赤字和高额负债问题浮出水面,沉重打击了欧洲经济复苏的信心,直至由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筹巨资救助才得以暂时安顿。
美国经济形势好于欧洲。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总统虽然多次呼吁美国经济不能过度依赖于华尔街和金融业,并提出重振美国实体经济的计划,拟用五年左右时间将美国出口贸易翻一番。但看起来实施这样一项计划并非易事,其难点在于:这实质上也是一项结构性调整,短时间内很难见效或完成。目前,美国经济正处于尴尬境地,奥巴马政府举步维艰,面临中期选举,支持率却不断下滑。
中国的情况显然好于欧美。一般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是继续高歌猛进,但现实并不顺畅。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正逐步失去渐趋加快的发展势头,开始出现下行压力;另一方面明显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预期像石头一样紧紧压在身上。2010年不仅是最复杂的一年,也是最困难的一年。相比2009年的方向明确、上下齐心,2010年则有些方向感不明,各方面相对掣肘,乃至不知所措。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不仅面临如何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问题,还需要应对如何治理资产泡沫、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等问题,因而就出现了所谓的两难局面。
中国宏观经济的两难问题
具体分析,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所谓的两难问题,主要由如下因素构成:
国际经济形势难以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外需的拉动作用减弱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欧美等国主要依靠大量举债刺激消费,带动了本国经济增长,同时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促使全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实现大体平衡。然而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了全球这种危险的平衡关系,欧美等国难以进一步通过扩大债务来刺激消费,致使消费市场持续不振,这就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造成困难。若重新恢复平衡就需要一个新的全球体系,这是相当复杂的。
2009年中国首超德国,成为全球出口的第一大国。并且中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档消费品为主,需要直接面对欧美等终极消费市场。因此,如果全球消费市场无法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规模和水平,那么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形成明显的制约。虽然2010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保持了接近40%的高速增长,但多半是上年同期的负增长致使基数较低,以及欧美国家需要重建库存的缘故。全年来看却未必乐观,下半年可能呈现明显的下滑之势。
此外,欧美等国原来形成的依靠发展虚拟经济来支撑负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纷纷提出重建实体经济。这种局面必然加剧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竞争,遂对中国产品出口带来明显的抵制压力。这也是近期欧美等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的主要原因。
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后危机时期将面临多种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全球贸易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与形成,主要得益于中国存在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以及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但要注意到,在中国生产大量日用消费品并出口欧美等国市场的同时,全球贸易失衡现象也日益严重,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放大,美欧等进口商品的消费大国,必然相对地反映出贸易逆差。美欧等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无良方妙法,只能通过举债甚至以发行货币的方式予以支付,求得贸易的平衡,这就是美欧等国主权债务为何连年大幅上升的原因。当这种平衡关系处于不断扩大和可持续的范围内时,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许会形成“双赢”的格局。然而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超出极限,就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例如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而其后,发达国家紧急出台的救助措施,等于政府大把撒钱,更使主权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性,为未来发生下一轮经济危机埋下祸根。
第二个挑战来自“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随着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低端劳动力资源逐渐消耗殆尽,近两年劳动力市场明显出现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导致不少企业展开新一轮的搬迁运动。劳动工资的明显上升,以及人民币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重启升值步伐,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显然正逐步丧失。不少外资企业开始考虑搬迁到东南亚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并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诟病不断。种种现象都表明,中国的制造业环境正在发生着明显的转化。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消费结构早已今非昔比。如果长期依靠低成本的优势在国际上竞争,中国的經济发展、收入水平将永远难以提高到现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大挑战是“土地红利”面临的尴尬局面。“土地红利”的产生,依赖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从而形成巨大需求并拉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必然体现。但现在也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一是土地与房地产开发的暴利,依赖于持续不断的货币扩张创造出的宽松的社会流动性。但经过2009年的巨额放贷之后,中国的货币扩张在一个短时间内已经过多,再膨胀下去将会出现资产泡沫濒临崩溃的危局。二是土地及房地产开发与购房者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必需保持合理的大体平衡,而一旦距离拉大并出现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局面,将会形成对房地产市场的制约。任由房价无节制上涨,必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严控房地产市场,又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威胁。三是随着转让土地的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议价能力也迅速提高,各地不时爆发的有关在土地拆迁中的群体事件,其背后体现的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一种博弈行为,其实质就是对“土地红利”的争夺。
三大挑战均会促使“中国制造”的成本不断提高,必然造成“中国价格”的持续攀升,最终将使中国制造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明显受压。
美欧刺激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增加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央行基准利率均降到0〜1%的历史最低水平,至今已持续超过20个月,这就为全球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经济学家普遍担心这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若长此以往,必定会引发新一轮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从而为未来全球经济稳定埋下隐患。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国家没有看到危害性,也不是他们不想早点退出,而是经济迟迟难以启动,处于无计可施的状态之中。这就造成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两极化现象: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低利率、低通胀、经济低增长却流动性过剩等局面;而中国等一些新兴国家的共性特点,则是低利率、流动性过剩和经济高增长、高通胀预期并存。
在这种两极化的大环境下,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中国,再加上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不审慎放贷行为,就造成中国的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从而产生明显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预期。这种情况的发生,给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出了一道难题,即一方面需面对走势并不稳定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严控不断上涨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所以常感左右为难,不好把握。
2009年中国财政信贷刺激性政策力度过大,后遗症开始显现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实质性经济增长,它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新技术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运行效率方面所带来的巨大价值,及其对GDP的重要贡献,是实质性经济增长所描述的真实内涵。二是名义性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货币供应量的过快扩张来实现。货币创造需求,一个时期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必然引发社会总需求膨胀,而社会总需求膨胀必然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然而这终究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经济增长多半会表现为巨额的投资行为,其结果一定会造成国民经济投资比例的严重失衡,并不能进入一个持续的良性循环状态。最后在高通胀的压力下,还会出现国民经济的失控现象,过不了几年就得进行一次大的调整,以使国民经济重新达到平衡状态。
2009年过大的信贷投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巨额投资行为,同样是难以持续的,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的损害目前尚难估计。但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曾形象地提出 “酒后效应”的概念:中国经济在危机中出现迅速反弹,得益于政府强力推行的“4+10”万亿元财政信贷刺激性政策,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喝了一斤高度白酒,使其顿时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中,血液循环加快,胆子大、嗓门高,再加上旁人夸奖几句,就更加飘飘欲仙。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酒后效应”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不可维持的短时感觉,第二天酒醒之后就会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等症状。这可能正是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何以出现“复杂+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滞涨局面,通胀压力与日俱增,中国难以独善其身
在中国发生严重资产泡沫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再次现身,2010年5月CPI升幅首超3%,而PPI则突破7%,反通胀的呼声越来越高。但6月出现了放缓的迹象。这首先是国内因素的作用,近期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日趋收紧,促使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更重要的是外围因素,主要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严重扰乱了欧洲及全球经济的复苏步伐,使流入中国的国际热钱锐减,造成国内流动性出现一时的紧促现象。此外,美元事实上已成为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之源,人民币发生通货膨胀往往与美元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近期美元走强,在美国出现通货紧缩压力的同时,还造成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趋稳。传导到中国,也给国内价格上涨起到明显的降温作用。
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西方大国领导人普遍面临着经济不景气、失业率过高等执政压力;同时政府还存在巨额负债,以及中央银行在危机中因收购“有毒资产”而面临潜亏等问题,必然会不遗余力地扩大货币投放。一方面用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另一方面还可以减轻债务负担、弥补中央银行面临的潜在资产损失等。因此可以预计:西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仍会长久地实行下去,最终可能出现全球性的“滞涨”现象,即经济未能实质启动,而通货膨胀已卷土重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人民币与美元紧密相联,相信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并不能独善其身。
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政策建议
笔者2009年上半年,曾在《以防御性策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一文中,针对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曾提出六大政策建议:一是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二是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三是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短期化和功利化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必将带来不利影响。四是进行深彻改革,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五是实行利率自由化,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六是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避免投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时至今日,虽然宏观经济形势有所变化,但这些建议对2010年及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及其调控来说并不过时,除继续着力做好上述建议之外,还要补充强调以下几点:
党的基本路线可调整为“以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为中心”
现行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在上世纪70年代打到“四人帮”之后,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础上确立的。30多年来,在这条基本路线的正确指引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的日益扩大、社会财富的爆发式增加,新出现的发展问题却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而今我国所进行的经济建设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温饱”问题和数量扩张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深化发展,以提高发展质量和价值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党在30年前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调整改变为“以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为中心”。惟有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和概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及主要任务,从而将全党经济工作的重点由过去主要是数量型扩张,转变为更加关注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社会和谐,进而使公民个人、经济、社会等在各自发展的基础上取得更好平衡。
合理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留出必要的空间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当将我国30年来逐步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内需为主、外需并重的新经济增长模式。而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一是要求各级政府转变思维理念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要调整好心态,做到不急躁但有效。二是合理解决现存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三是科学设立社会保障机制,真正使其发挥应有作用。四是适当降低多年来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经济的转型升级留出空间。而这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大体可保持年均6%的水平。
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注重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原因和责任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就是现行国际货幣管理体系中明显存在的重大缺陷。具体包括:
第一,全球以美元为基准的信用货币发行体系是导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最大元凶。自宣布与黄金彻底脱钩之后,美元实际上并无任何有价值的实物作“质押”,这就给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任意操纵美元大开方便之门。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有识之士均看到这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发行体系的严重危害性,纷纷加以批判。
第二,各国外汇储备过多增加的背后,就是货币或流动性在全球的泛滥。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无限扩张的信用货币发行系统,最终根本无基准可言。并且,随着这种信用发行货币的不断和迅速膨胀,一方面等于美国向世界各国征收了巨额铸币税,另一方面又通过负债的形式使这些过多发行的美元又回流到美国由其进行二次使用,这就进一步形成和发挥了货币的乘数作用,遂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从而产生巨大的金融泡沫。
为了不重蹈覆辙,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造成重大损失,需要从现在开始,努力推动解决现存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此,首先要设法改变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独大、欧元占一定比重、其他货币无足轻重的格局,努力的方向是:世界上至少应有三种以上的主要货币,并逐步实现货币的多元化。这当中,人民币要敢于担当,可以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建立权威经济决策机构,及时准确制订宏观经济政策
我国现行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管理等,主要由政府各职能部门相机抉择,这相当于九龙治水,经常出现各行其是的局面,难以有效协调。一方面容易把事情做过头,产生叠加效应,不是过犹不及,就是矫枉过正,难以做到恰到好处、游刃有余,往往体现不出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艺术。另一方面,各部门在出台各种红头文件时,优先考虑部门利益,经常暗含着权力运用上的角逐,甚至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所以常常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使政策走样变味儿。这种状况下,深层次改革难以启动,每年都在口头上讲改革,但长期来看却未有任何进展和成效,甚至许多改革不进反退;审批事项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审批的权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就是近年做出的一些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存在不全面、不系统、不配套等问题,矛盾众多,难以推行。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局限、准确捕捉各类信息、能够有效综合并具有专业化水准的高层次经济决策机构,为我国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具有建设性、最有价值的决策意见。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需要有效地管理好社会流动性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货币信贷的巨额投放,社会流动性长期过剩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及其调控中的一个突出矛盾。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财政赤字及巨额债务问题,而中国则存在一个社会流动性过剩及如何有效管理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才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这个问题,除了冷静思考、认识清楚之外,还需进行外汇管理、金融体制等一系列的改革。惟此,才能理顺各种体制、机制等关系,以确保货币、社会流动性的有效管理。根据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与经验,以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控制货币信用规模的设限应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不超过15%为宜,并力争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超越20%——这应视为一条最后的警戒线。
(作者系江苏省银监局局长。本文节选自《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发展战略选择》)
全球经济虽然从2009年末就开始步入复苏轨道,并且在2010年初表现强势,但之后却显著放缓,甚至出现一波三折。全球主要经济体每月报出的数据时好时坏,恢复进程十分缓慢。尤其是自四月爆出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更使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的严重财政赤字和高额负债问题浮出水面,沉重打击了欧洲经济复苏的信心,直至由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筹巨资救助才得以暂时安顿。
美国经济形势好于欧洲。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总统虽然多次呼吁美国经济不能过度依赖于华尔街和金融业,并提出重振美国实体经济的计划,拟用五年左右时间将美国出口贸易翻一番。但看起来实施这样一项计划并非易事,其难点在于:这实质上也是一项结构性调整,短时间内很难见效或完成。目前,美国经济正处于尴尬境地,奥巴马政府举步维艰,面临中期选举,支持率却不断下滑。
中国的情况显然好于欧美。一般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是继续高歌猛进,但现实并不顺畅。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正逐步失去渐趋加快的发展势头,开始出现下行压力;另一方面明显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预期像石头一样紧紧压在身上。2010年不仅是最复杂的一年,也是最困难的一年。相比2009年的方向明确、上下齐心,2010年则有些方向感不明,各方面相对掣肘,乃至不知所措。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不仅面临如何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问题,还需要应对如何治理资产泡沫、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等问题,因而就出现了所谓的两难局面。
中国宏观经济的两难问题
具体分析,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所谓的两难问题,主要由如下因素构成:
国际经济形势难以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外需的拉动作用减弱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欧美等国主要依靠大量举债刺激消费,带动了本国经济增长,同时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促使全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实现大体平衡。然而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了全球这种危险的平衡关系,欧美等国难以进一步通过扩大债务来刺激消费,致使消费市场持续不振,这就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造成困难。若重新恢复平衡就需要一个新的全球体系,这是相当复杂的。
2009年中国首超德国,成为全球出口的第一大国。并且中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档消费品为主,需要直接面对欧美等终极消费市场。因此,如果全球消费市场无法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规模和水平,那么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形成明显的制约。虽然2010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保持了接近40%的高速增长,但多半是上年同期的负增长致使基数较低,以及欧美国家需要重建库存的缘故。全年来看却未必乐观,下半年可能呈现明显的下滑之势。
此外,欧美等国原来形成的依靠发展虚拟经济来支撑负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纷纷提出重建实体经济。这种局面必然加剧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竞争,遂对中国产品出口带来明显的抵制压力。这也是近期欧美等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的主要原因。
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后危机时期将面临多种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全球贸易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与形成,主要得益于中国存在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以及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但要注意到,在中国生产大量日用消费品并出口欧美等国市场的同时,全球贸易失衡现象也日益严重,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放大,美欧等进口商品的消费大国,必然相对地反映出贸易逆差。美欧等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无良方妙法,只能通过举债甚至以发行货币的方式予以支付,求得贸易的平衡,这就是美欧等国主权债务为何连年大幅上升的原因。当这种平衡关系处于不断扩大和可持续的范围内时,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许会形成“双赢”的格局。然而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超出极限,就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例如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而其后,发达国家紧急出台的救助措施,等于政府大把撒钱,更使主权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性,为未来发生下一轮经济危机埋下祸根。
第二个挑战来自“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随着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低端劳动力资源逐渐消耗殆尽,近两年劳动力市场明显出现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导致不少企业展开新一轮的搬迁运动。劳动工资的明显上升,以及人民币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重启升值步伐,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显然正逐步丧失。不少外资企业开始考虑搬迁到东南亚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并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诟病不断。种种现象都表明,中国的制造业环境正在发生着明显的转化。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消费结构早已今非昔比。如果长期依靠低成本的优势在国际上竞争,中国的經济发展、收入水平将永远难以提高到现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大挑战是“土地红利”面临的尴尬局面。“土地红利”的产生,依赖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从而形成巨大需求并拉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必然体现。但现在也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一是土地与房地产开发的暴利,依赖于持续不断的货币扩张创造出的宽松的社会流动性。但经过2009年的巨额放贷之后,中国的货币扩张在一个短时间内已经过多,再膨胀下去将会出现资产泡沫濒临崩溃的危局。二是土地及房地产开发与购房者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必需保持合理的大体平衡,而一旦距离拉大并出现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局面,将会形成对房地产市场的制约。任由房价无节制上涨,必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严控房地产市场,又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威胁。三是随着转让土地的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议价能力也迅速提高,各地不时爆发的有关在土地拆迁中的群体事件,其背后体现的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一种博弈行为,其实质就是对“土地红利”的争夺。
三大挑战均会促使“中国制造”的成本不断提高,必然造成“中国价格”的持续攀升,最终将使中国制造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明显受压。
美欧刺激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增加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央行基准利率均降到0〜1%的历史最低水平,至今已持续超过20个月,这就为全球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经济学家普遍担心这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若长此以往,必定会引发新一轮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从而为未来全球经济稳定埋下隐患。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国家没有看到危害性,也不是他们不想早点退出,而是经济迟迟难以启动,处于无计可施的状态之中。这就造成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两极化现象: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低利率、低通胀、经济低增长却流动性过剩等局面;而中国等一些新兴国家的共性特点,则是低利率、流动性过剩和经济高增长、高通胀预期并存。
在这种两极化的大环境下,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中国,再加上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不审慎放贷行为,就造成中国的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从而产生明显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预期。这种情况的发生,给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出了一道难题,即一方面需面对走势并不稳定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严控不断上涨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所以常感左右为难,不好把握。
2009年中国财政信贷刺激性政策力度过大,后遗症开始显现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实质性经济增长,它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新技术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运行效率方面所带来的巨大价值,及其对GDP的重要贡献,是实质性经济增长所描述的真实内涵。二是名义性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货币供应量的过快扩张来实现。货币创造需求,一个时期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必然引发社会总需求膨胀,而社会总需求膨胀必然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然而这终究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经济增长多半会表现为巨额的投资行为,其结果一定会造成国民经济投资比例的严重失衡,并不能进入一个持续的良性循环状态。最后在高通胀的压力下,还会出现国民经济的失控现象,过不了几年就得进行一次大的调整,以使国民经济重新达到平衡状态。
2009年过大的信贷投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巨额投资行为,同样是难以持续的,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的损害目前尚难估计。但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曾形象地提出 “酒后效应”的概念:中国经济在危机中出现迅速反弹,得益于政府强力推行的“4+10”万亿元财政信贷刺激性政策,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喝了一斤高度白酒,使其顿时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中,血液循环加快,胆子大、嗓门高,再加上旁人夸奖几句,就更加飘飘欲仙。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酒后效应”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不可维持的短时感觉,第二天酒醒之后就会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等症状。这可能正是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何以出现“复杂+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滞涨局面,通胀压力与日俱增,中国难以独善其身
在中国发生严重资产泡沫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再次现身,2010年5月CPI升幅首超3%,而PPI则突破7%,反通胀的呼声越来越高。但6月出现了放缓的迹象。这首先是国内因素的作用,近期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日趋收紧,促使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更重要的是外围因素,主要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严重扰乱了欧洲及全球经济的复苏步伐,使流入中国的国际热钱锐减,造成国内流动性出现一时的紧促现象。此外,美元事实上已成为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之源,人民币发生通货膨胀往往与美元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近期美元走强,在美国出现通货紧缩压力的同时,还造成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趋稳。传导到中国,也给国内价格上涨起到明显的降温作用。
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西方大国领导人普遍面临着经济不景气、失业率过高等执政压力;同时政府还存在巨额负债,以及中央银行在危机中因收购“有毒资产”而面临潜亏等问题,必然会不遗余力地扩大货币投放。一方面用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另一方面还可以减轻债务负担、弥补中央银行面临的潜在资产损失等。因此可以预计:西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仍会长久地实行下去,最终可能出现全球性的“滞涨”现象,即经济未能实质启动,而通货膨胀已卷土重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人民币与美元紧密相联,相信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并不能独善其身。
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政策建议
笔者2009年上半年,曾在《以防御性策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一文中,针对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曾提出六大政策建议:一是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二是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三是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短期化和功利化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必将带来不利影响。四是进行深彻改革,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五是实行利率自由化,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六是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避免投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时至今日,虽然宏观经济形势有所变化,但这些建议对2010年及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及其调控来说并不过时,除继续着力做好上述建议之外,还要补充强调以下几点:
党的基本路线可调整为“以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为中心”
现行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在上世纪70年代打到“四人帮”之后,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础上确立的。30多年来,在这条基本路线的正确指引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的日益扩大、社会财富的爆发式增加,新出现的发展问题却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而今我国所进行的经济建设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温饱”问题和数量扩张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深化发展,以提高发展质量和价值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党在30年前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调整改变为“以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为中心”。惟有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和概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及主要任务,从而将全党经济工作的重点由过去主要是数量型扩张,转变为更加关注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社会和谐,进而使公民个人、经济、社会等在各自发展的基础上取得更好平衡。
合理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留出必要的空间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当将我国30年来逐步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内需为主、外需并重的新经济增长模式。而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一是要求各级政府转变思维理念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要调整好心态,做到不急躁但有效。二是合理解决现存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三是科学设立社会保障机制,真正使其发挥应有作用。四是适当降低多年来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经济的转型升级留出空间。而这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大体可保持年均6%的水平。
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注重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原因和责任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就是现行国际货幣管理体系中明显存在的重大缺陷。具体包括:
第一,全球以美元为基准的信用货币发行体系是导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最大元凶。自宣布与黄金彻底脱钩之后,美元实际上并无任何有价值的实物作“质押”,这就给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任意操纵美元大开方便之门。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有识之士均看到这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发行体系的严重危害性,纷纷加以批判。
第二,各国外汇储备过多增加的背后,就是货币或流动性在全球的泛滥。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无限扩张的信用货币发行系统,最终根本无基准可言。并且,随着这种信用发行货币的不断和迅速膨胀,一方面等于美国向世界各国征收了巨额铸币税,另一方面又通过负债的形式使这些过多发行的美元又回流到美国由其进行二次使用,这就进一步形成和发挥了货币的乘数作用,遂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从而产生巨大的金融泡沫。
为了不重蹈覆辙,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造成重大损失,需要从现在开始,努力推动解决现存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此,首先要设法改变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独大、欧元占一定比重、其他货币无足轻重的格局,努力的方向是:世界上至少应有三种以上的主要货币,并逐步实现货币的多元化。这当中,人民币要敢于担当,可以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建立权威经济决策机构,及时准确制订宏观经济政策
我国现行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管理等,主要由政府各职能部门相机抉择,这相当于九龙治水,经常出现各行其是的局面,难以有效协调。一方面容易把事情做过头,产生叠加效应,不是过犹不及,就是矫枉过正,难以做到恰到好处、游刃有余,往往体现不出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艺术。另一方面,各部门在出台各种红头文件时,优先考虑部门利益,经常暗含着权力运用上的角逐,甚至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所以常常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使政策走样变味儿。这种状况下,深层次改革难以启动,每年都在口头上讲改革,但长期来看却未有任何进展和成效,甚至许多改革不进反退;审批事项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审批的权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就是近年做出的一些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存在不全面、不系统、不配套等问题,矛盾众多,难以推行。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局限、准确捕捉各类信息、能够有效综合并具有专业化水准的高层次经济决策机构,为我国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具有建设性、最有价值的决策意见。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需要有效地管理好社会流动性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货币信贷的巨额投放,社会流动性长期过剩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及其调控中的一个突出矛盾。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财政赤字及巨额债务问题,而中国则存在一个社会流动性过剩及如何有效管理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才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这个问题,除了冷静思考、认识清楚之外,还需进行外汇管理、金融体制等一系列的改革。惟此,才能理顺各种体制、机制等关系,以确保货币、社会流动性的有效管理。根据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与经验,以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控制货币信用规模的设限应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不超过15%为宜,并力争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超越20%——这应视为一条最后的警戒线。
(作者系江苏省银监局局长。本文节选自《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发展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