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罂粟是阿拉伯使者带给大唐的礼物，在进入中国的最初几百年里，罂粟是悦目的观赏植物和救命的治病良药，而后却演变为谋财害命的毒品。
阿拉伯使者带来的礼物
罂粟原产于西亚阿拉伯半岛、南亚印度等地。中国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罂粟及其制品的鸦片都是从外国传入的。
罂粟及其制品的传入，始于唐代。《旧唐书》列传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经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等的研究，“拂霖”就是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拂霖那时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古音为te ya ka，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据阿拉伯史家称，上等的“底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自古西方就认为，“底也伽”是疗效最佳的解毒药，它由600种物质混制而成，这种丸状药的作用可解除一切中毒。“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鸦片、龙延香、缩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鸦片。
从这些史料中基本可以推论，鸦片是古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
唐代时，正在急速扩展中的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37次。古阿拉伯进入中国，主要有陆海两条路。陆路由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海路则是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成书于10世纪上半叶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的规模即使是在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那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经商的阿拉伯人不下万人。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棉花、白糖、宝铁等特产，也带来了罂粟和鸦片。
从文献记载考证，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贡献“底也伽”，是鸦片进入中国之最早记录。但中国人对鸦片的认识却要早于这一文献记载。成书于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唐本草》有“底也伽”一条，载：底也伽，味辜苦平无毒，主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的成书，比史载的阿拉伯人献“底也伽”还要早8年，而且明确地记载了它的药用效果。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在公元7世纪的上半叶，唐初，底也伽——也就是鸦片——已进入中国了。
阿拉伯人在贡献“底也伽”的同时，也将罂粟送到了中国。
美丽的药物
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由于罂粟花异常娇艳，唐代人多将它作为观赏植物。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唱到：“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客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这里的“米囊”是罂粟的别称。
罂粟在传入中国的最初数百年里，并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这是因为当初很少有人吸食，罂粟主要作为观赏花卉和药用植物。
进入宋代后，罂粟花又称“鼓子花”，被用作妓女的别称。原来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浓艳，故将艳丽的罂粟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官员王元之被谪齐安郡，见当地“民物荒凉，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感叹：“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
这时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其种植也日益普遍。
宋代的医家已用它来治病消灾。在杨士瀛的《直指方》、王谬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医书里，均以罂粟的壳蒴为治病妙剂。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患有此疾，后遇一异僧，以陈年罂粟加人参等制成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此后即愈。
金元医家承宋朝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及泄痢。到元初，忽必烈于1270年设广惠司，专制阿拉伯药剂。1292年，元人又设“回回药物院”，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
罂粟不仅为医家所重视，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补之物。刘翰在《开宝本草》中记录了这种习惯：“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将罂粟子称作“御米”，我们可推断它已进入皇宫，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
但宋代人们已认识了罂粟的副作用。《易简方》记载：“粟壳制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元代名医朱震亨对罂粟认识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可见元代人对罂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们可以从“杀人如剑”四字里，可推测那时社会上已有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之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才有了制作鸦片的记载。
封疆大吏王玺在《医林集要》中记载：“罂粟花花卸结壳后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姜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 这是中国有关鸦片制作的最早记载。王玺曾任甘肃总督达二十余年，他有可能长期与穆斯林接触，了解了阿拉伯的物产、医术、习俗等。
其后有名医李挺的《医学入门》，书中写到：“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鸦片矣，苎急可多用。”可以判断，那时医家已懂得采取罂粟液制鸦片，配作药剂了。
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的，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则是英语Opium，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最常用的是鸦片一词。另外，罂粟还有藕宾和苍玉粟的别称。
明代人对鸦片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泄痢、风瘫、正头风、痰喘、久咳、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他还记载了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称其“能涩丈夫精气”，因此“俗人房中术用之”。
综上，中国人知道罂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历史，懂得罂粟的药用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而会制作鸦片也有5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本草》来看，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仍局限于药用的范围内，鸦片尚没有流变为瘾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术用之”的事实，已明白无误地表明，时人已懂得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并且借助它的药力来纵欲了。从中我们已可窥见明代衍变中的风气了。
毒品风靡
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记录。
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乳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明会典》载：暹罗、爪哇、榜葛赖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他们时常将“乌香”即鸦片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据史书记载，暹罗国曾进贡给中国皇帝200斤乌香，给皇后100斤。直到民国时，有些地方仍称鸦片为乌香。
由于进口的“乌香”急剧增加，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颁布的《货物抽税现行则例》中规定：每10斤鸦片的税银为1钱7分3厘。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渐出现了吃鸦片者。成化年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正德年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
故随着食者人数的增多，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有时竟至于一两黄金换取一两鸦片。明代后期，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续绀珠集》记载，郑和之徒弟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中贵多嗜之。这“碗药”，就是鸦片。
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而飘飘欲仙的舒畅感，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免。徐伯龄的《蟑精隽》曾记载，明宪宗曾令臣下出而收买鸦片。而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 “鸦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长年不视朝政。究其原因，乃是“中乌香之毒。”由于长期吸毒，体质变坏，明神宗经常颁谕旨说：“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他的性格也变得残酷暴虐。
再说清代的罂粟种植，由于清中期以后，各地民众已知罂粟果制鸦片之法，因此，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的罂粟，便在各地普及开来。
在清代，罂粟主要通过海陆两条途径流入各地。海路由东南亚诸地传至台湾、福建。福建最早种植罂粟的，大约是福宁府的福安县，在嘉庆年间，那里已盛开罂粟花。此后，又由福建传入浙江。浙江的土壤显然比福建更适合罂粟。道光初，浙江各地几乎是遍地罂粟。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属，种者最多，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府次之，有台浆、葵浆名目，均与外洋鸦片烟无异，大伙小贩到处分销。”同样，在安徽，“徽州宁国、广德等属，毗连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来棚户串通该处业户，私种分肥。”
陆路由印度经东南亚、缅甸传入云南。较早记载云南种植罂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年）出版的《云南府志》。云南天热多雨，是栽培罂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该地出产的云土（又称南土）在土烟中为上品，产量也急剧增加。1839年云贵总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缉获烟土12000两。
云南罂粟很快传入四川，至迟在道光元年（1821年）时，涪陵一带的农民已弃粮种烟了。所产人称川土，据史料载：“川省五方杂处，间有吸食鸦片烟之人，会理州、平武县一带，毗连番界，尚有种植罂粟花处所。”从此不仅“川土见盛”，而且四川还成为了罂粟传播的中转站。
罂粟由四川而传入贵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贵州“尚无载种熬烟之事”。但4年后，已有种、吸鸦片和开设烟馆的记载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已是“遍载罂粟，熬炼成土”了。贵州巡抚贺长龄奏称：“黔省民、苗杂处。多有栽种罂粟熬膏售卖之事……现据朗岱、普定、清镇、贵筑等厅县先后查明民、苗私种者，或数亩、十数亩不等。此外，各州县地方栽种牟利者，尚不知有几。”
道光年间，罂粟的种植从四川北上而传入甘肃、陕西、山西等地，这样，仅仅一二十年间，这一广泛区域的农民“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
土烟泛滥的原因，除了民众趋利之外，还有地方官吏的怂恿。在洋烟开始充斥之时，清政府内有人提出以土烟排斥洋烟的主张。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指出种烟的理由：“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信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以土烟之利夺洋烟之利。也有人说：“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又有人说：“鸦片之利，数倍于麦，其益农者大矣”，甚至还有人认为“内地之种越多，夷人之利日减……不禁而绝。”
由于持以土烟抵制洋烟的官员并不在少数，因此，尽管清政府有禁止内地种植罂粟的政策，如较早的道光三年（1823年）吏兵两部奏请酌定失察鸦片条例，要求禁止“私种罂粟煎熬烟膏”。此后，御史郭柏荫奏请严禁栽种罂粟一折称：“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番舶不通之处，皆由内地民田遍载罂粟，熬炼成土，地利、民生两受其害。必当严申例禁，以除积习”。
但对于清廷的三令五申的拔苗禁烟令，不少地方官吏却持面从态度，他们在许多文告中，将鸦片改称罂粟花，将烟膏改称芙蓉膏，以表示有别于外国的鸦片。其结果，在1831年时，罂粟种植扩展到广东、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烟与洋烟并行，加之土烟价廉，因此各地烟毒与日俱增。鸦片的泛滥，最终使中国蒙受耻辱，成为近代“东亚病夫”的象征。
阿拉伯使者带来的礼物
罂粟原产于西亚阿拉伯半岛、南亚印度等地。中国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罂粟及其制品的鸦片都是从外国传入的。
罂粟及其制品的传入，始于唐代。《旧唐书》列传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经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等的研究，“拂霖”就是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拂霖那时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古音为te ya ka，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据阿拉伯史家称，上等的“底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自古西方就认为，“底也伽”是疗效最佳的解毒药，它由600种物质混制而成，这种丸状药的作用可解除一切中毒。“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鸦片、龙延香、缩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鸦片。
从这些史料中基本可以推论，鸦片是古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
唐代时，正在急速扩展中的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37次。古阿拉伯进入中国，主要有陆海两条路。陆路由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海路则是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成书于10世纪上半叶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的规模即使是在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那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经商的阿拉伯人不下万人。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棉花、白糖、宝铁等特产，也带来了罂粟和鸦片。
从文献记载考证，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贡献“底也伽”，是鸦片进入中国之最早记录。但中国人对鸦片的认识却要早于这一文献记载。成书于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唐本草》有“底也伽”一条，载：底也伽，味辜苦平无毒，主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的成书，比史载的阿拉伯人献“底也伽”还要早8年，而且明确地记载了它的药用效果。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在公元7世纪的上半叶，唐初，底也伽——也就是鸦片——已进入中国了。
阿拉伯人在贡献“底也伽”的同时，也将罂粟送到了中国。
美丽的药物
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由于罂粟花异常娇艳，唐代人多将它作为观赏植物。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唱到：“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客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这里的“米囊”是罂粟的别称。
罂粟在传入中国的最初数百年里，并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这是因为当初很少有人吸食，罂粟主要作为观赏花卉和药用植物。
进入宋代后，罂粟花又称“鼓子花”，被用作妓女的别称。原来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浓艳，故将艳丽的罂粟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官员王元之被谪齐安郡，见当地“民物荒凉，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感叹：“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
这时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其种植也日益普遍。
宋代的医家已用它来治病消灾。在杨士瀛的《直指方》、王谬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医书里，均以罂粟的壳蒴为治病妙剂。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患有此疾，后遇一异僧，以陈年罂粟加人参等制成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此后即愈。
金元医家承宋朝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及泄痢。到元初，忽必烈于1270年设广惠司，专制阿拉伯药剂。1292年，元人又设“回回药物院”，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
罂粟不仅为医家所重视，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补之物。刘翰在《开宝本草》中记录了这种习惯：“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将罂粟子称作“御米”，我们可推断它已进入皇宫，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
但宋代人们已认识了罂粟的副作用。《易简方》记载：“粟壳制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元代名医朱震亨对罂粟认识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可见元代人对罂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们可以从“杀人如剑”四字里，可推测那时社会上已有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之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才有了制作鸦片的记载。
封疆大吏王玺在《医林集要》中记载：“罂粟花花卸结壳后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姜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 这是中国有关鸦片制作的最早记载。王玺曾任甘肃总督达二十余年，他有可能长期与穆斯林接触，了解了阿拉伯的物产、医术、习俗等。
其后有名医李挺的《医学入门》，书中写到：“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鸦片矣，苎急可多用。”可以判断，那时医家已懂得采取罂粟液制鸦片，配作药剂了。
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的，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则是英语Opium，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最常用的是鸦片一词。另外，罂粟还有藕宾和苍玉粟的别称。
明代人对鸦片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泄痢、风瘫、正头风、痰喘、久咳、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他还记载了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称其“能涩丈夫精气”，因此“俗人房中术用之”。
综上，中国人知道罂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历史，懂得罂粟的药用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而会制作鸦片也有5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本草》来看，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仍局限于药用的范围内，鸦片尚没有流变为瘾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术用之”的事实，已明白无误地表明，时人已懂得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并且借助它的药力来纵欲了。从中我们已可窥见明代衍变中的风气了。
毒品风靡
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记录。
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乳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明会典》载：暹罗、爪哇、榜葛赖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他们时常将“乌香”即鸦片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据史书记载，暹罗国曾进贡给中国皇帝200斤乌香，给皇后100斤。直到民国时，有些地方仍称鸦片为乌香。
由于进口的“乌香”急剧增加，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颁布的《货物抽税现行则例》中规定：每10斤鸦片的税银为1钱7分3厘。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渐出现了吃鸦片者。成化年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正德年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
故随着食者人数的增多，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有时竟至于一两黄金换取一两鸦片。明代后期，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续绀珠集》记载，郑和之徒弟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中贵多嗜之。这“碗药”，就是鸦片。
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而飘飘欲仙的舒畅感，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免。徐伯龄的《蟑精隽》曾记载，明宪宗曾令臣下出而收买鸦片。而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 “鸦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长年不视朝政。究其原因，乃是“中乌香之毒。”由于长期吸毒，体质变坏，明神宗经常颁谕旨说：“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他的性格也变得残酷暴虐。
再说清代的罂粟种植，由于清中期以后，各地民众已知罂粟果制鸦片之法，因此，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的罂粟，便在各地普及开来。
在清代，罂粟主要通过海陆两条途径流入各地。海路由东南亚诸地传至台湾、福建。福建最早种植罂粟的，大约是福宁府的福安县，在嘉庆年间，那里已盛开罂粟花。此后，又由福建传入浙江。浙江的土壤显然比福建更适合罂粟。道光初，浙江各地几乎是遍地罂粟。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属，种者最多，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府次之，有台浆、葵浆名目，均与外洋鸦片烟无异，大伙小贩到处分销。”同样，在安徽，“徽州宁国、广德等属，毗连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来棚户串通该处业户，私种分肥。”
陆路由印度经东南亚、缅甸传入云南。较早记载云南种植罂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年）出版的《云南府志》。云南天热多雨，是栽培罂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该地出产的云土（又称南土）在土烟中为上品，产量也急剧增加。1839年云贵总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缉获烟土12000两。
云南罂粟很快传入四川，至迟在道光元年（1821年）时，涪陵一带的农民已弃粮种烟了。所产人称川土，据史料载：“川省五方杂处，间有吸食鸦片烟之人，会理州、平武县一带，毗连番界，尚有种植罂粟花处所。”从此不仅“川土见盛”，而且四川还成为了罂粟传播的中转站。
罂粟由四川而传入贵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贵州“尚无载种熬烟之事”。但4年后，已有种、吸鸦片和开设烟馆的记载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已是“遍载罂粟，熬炼成土”了。贵州巡抚贺长龄奏称：“黔省民、苗杂处。多有栽种罂粟熬膏售卖之事……现据朗岱、普定、清镇、贵筑等厅县先后查明民、苗私种者，或数亩、十数亩不等。此外，各州县地方栽种牟利者，尚不知有几。”
道光年间，罂粟的种植从四川北上而传入甘肃、陕西、山西等地，这样，仅仅一二十年间，这一广泛区域的农民“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
土烟泛滥的原因，除了民众趋利之外，还有地方官吏的怂恿。在洋烟开始充斥之时，清政府内有人提出以土烟排斥洋烟的主张。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指出种烟的理由：“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信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以土烟之利夺洋烟之利。也有人说：“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又有人说：“鸦片之利，数倍于麦，其益农者大矣”，甚至还有人认为“内地之种越多，夷人之利日减……不禁而绝。”
由于持以土烟抵制洋烟的官员并不在少数，因此，尽管清政府有禁止内地种植罂粟的政策，如较早的道光三年（1823年）吏兵两部奏请酌定失察鸦片条例，要求禁止“私种罂粟煎熬烟膏”。此后，御史郭柏荫奏请严禁栽种罂粟一折称：“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番舶不通之处，皆由内地民田遍载罂粟，熬炼成土，地利、民生两受其害。必当严申例禁，以除积习”。
但对于清廷的三令五申的拔苗禁烟令，不少地方官吏却持面从态度，他们在许多文告中，将鸦片改称罂粟花，将烟膏改称芙蓉膏，以表示有别于外国的鸦片。其结果，在1831年时，罂粟种植扩展到广东、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烟与洋烟并行，加之土烟价廉，因此各地烟毒与日俱增。鸦片的泛滥，最终使中国蒙受耻辱，成为近代“东亚病夫”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