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两会圆满闭幕了，我国的税负水平问题又会成为今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规模103740亿元，占GDP的比重上升至22.1%。不仅如此，照此计算，全国财政收入“超收”规模14020亿元。“超收”额分别占到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总额和当年全国财政收入“增收”额的13.5%和67.9%。
　　将去年的“超收”数字做些“穿越”时空的比较，可能会令我们体味得更深一些。在中国财政的发展史上，至少如下两个年份的情形经常被作为标志性事件提及：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迈上15000亿元台阶。可以看出，以去年14020亿元的“超收”额计，不仅大大高于12年之前的全国财政收入总额，而且大致相当于10年之前的全国财政收入总额。
　　伴随着财政收入规模的一再跃增，同时也伴随着中国人税收意识的快速觉醒，人们变得非常在意税负水平的变化了。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发展，人们对于国门之外的税负水平情形知道得越来越多了，更学会用比较的办法发表对国家税负水平的看法了。于是，便有了针对中国税负水平的日趋强烈的关注，甚至是日趋强烈的非议之声。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围绕中国税负水平问题的议论，多是局限于收入一个线索上——就税收收入论税收收入，或至多将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联系起来作两者之间的简单比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中国税负水平问题的判断，多因难以自圆其说而不那么令人信服。
　　比如，当人们操用宏观税负水平——财政收入或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数字——指标作中外比较的时候，无论是以一般预算收入作尺子，还是以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基金预算收入、社会保障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在内的所谓全口径政府收入作尺子，都会发现，在今天的世界上，时下的中国绝非税负水平最高的国度，甚至算不上税负水平较高的国度。人们至少熟知，北欧国家素以高福利著称，而与之相伴的即是高税负——宏观税负水平通常在50%以上。因为，世界上终归没有免费的午餐，羊毛终要出在羊身上。
　　再如，当人们操用福布斯的所谓“纳税痛苦指数”来评估中国税负水平并以此作中外比较分析的时候，便会发现，纳税痛苦指数计算的依据，多系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税收制度和税收结构。在那里，直接税往往是主体部分，而间接税的比重往往很低。在中国，情形则要倒过来，间接税是主体部分，直接税的比重很低。故而，将主要依据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税制与税收结构计算得出的所谓“纳税痛苦指数”转用于中国税负水平的评估，甚至由此得出所谓世界第二的结论，肯定有颇多漏洞，不为人们所信服。
　　又如，当人们将今天与昨天、前天的税负水平比较的时候，肯定会发现中国税负水平一再跃增的事实。于是，不少人得到了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日趋加重的结论。但将这样的比较视野稍稍拓宽一点，比如财政支出，便会发现，财政支出规模也在跃增。注意到财政支出本身即是一个与企业和居民的福利水平密切相关的因素，并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关联程度越来越大。因此，财政收入终归是依据财政支出的基础来收取的。至少其中的与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福利性支出，在某种程度上，应算作税收负担的抵充项目。
　　有必要引入这样一个纯属常识的基本逻辑关系：政府之所以要收税，是满足其支出的需要。政府之所以有支出的需要，是因为其要履行自身的职能。政府要履行的职能事项，归根结底，是生产或提供市场满足不了或满足不好、百姓生活又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因此，只有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相联系、价格高低与质量好坏相对接的线索上去评判税负水平，才可能得出比较全面的、合乎情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