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的著作时，竟发现注解中标出了不少文章中的错误，粗一分类，就有好几方面，抄录下来总有二三十条。
　　将人名张冠李戴占得最多。将孔丘弟子的话说成孟子之言；又将孟子之言安在孔子头上，不过，一送一还也算扯平了。在《（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一文中，鲁迅将杜甫的诗“我有一匹好东绢，请君放笔为直干”归在苏东坡名下。而他那篇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出了两个错误，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楚国的“温伯”误做吴国的“季札”；二是将司马昭的事扣到了他老子司马懿头上，而后一个错又错了三遍。在其他的文章中，他还将清代端郡王载漪认作大臣刚毅；把元代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迦，误记为国师八合思巴。
　　错写的名言典故。将明人笔记里的“五虎五彪”，记为“十彪五虎”。《记“发薪”》一文，将“生年不满百”，写为“人生不满百”。《隐士》中的“谋身谋隐”写成“谋隐谋官”，这个倒错得有趣，想必先生写得太投入，一疏忽错了字又颠倒了顺序，却揭了伪隐士以隐谋显的虚伪，这正是先生写作时真实的想法。
　　其他有记错了朝代年月的。如将“金兵”作“元兵”；将明代的《析骨分经》提早到宋朝。鲁迅在1933年2月12日，“元旦开笔大吉”，送了好友台静农一首诗，道：“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这诗作于1月26日正月初一，本是“戏为邬其山先生一笺”，邬其山即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后来，鲁迅又抄给了台静农，只是抄写时做了几处小改动。当时，早已占领东三省的日军，又占领了山海关，形势危及平津。国民党驻军则在奉命撤退。而蒋介石却正亲任总司令，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此诗作于大年初一，即体现了鲁迅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中的勤奋，又见其在国之将亡，百姓将受涂炭之际，内心不可抑制的忧愤。信的落款，错将“酉年”写作“申年”。这一错，不知是惯性使然，还是忧愤使然。
　　鲁迅文中还有将本没有之事当作已发生之事的错误。他说唐人《朝野佥载》一书中记有“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奇闻，但书中并无此记载。他还写道：“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是很感激赞助。”历史上也无象征派诗歌的开创者波特莱尔赞助巴黎公社之事。其他的错误也偶尔发生，他在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将宣纸的产地安徽宣城县，误写成燕赵重地宣化府。还在《“题未定”草（六）》的引诗中，将“变”错写作“工”；“消”错写作“委”，他虽在诗后以括号注明“手头无书，也许记错，容后订正”，却终于未“订正”。
　　六七百万字的作品，收罗出二三十处错误，实在是微乎其微，不过攒鸡毛凑掸子，零零碎碎集中在一起时，也有点可观了。把这些集中起来，并非要让曾经神一般的鲁迅先生丢脸，反是想让人们知道认真如鲁迅，渊博如鲁迅，伟大如鲁迅的文坛巨擘也有出错的时候。其实，出错本无碍，碍的是一副不容冒犯的大师派头。
　　鲁迅已故去数十年了，将他的一堆错罗列出来，似乎无法知道他老人家的反应。不过这里倒有件事，可以说明先生的态度。1933年夏，广东的一位小学教师吕蓬尊写信给鲁迅，指出他在给陈炜谟翻译的小说《老屋》作的后记中，错将原作者梭罗古勃，写为另一位作家安特莱夫。鲁迅在8月1日的回信中，坦率地承认“是我写错的”，并说“指示种种，不胜感谢”。在那位素昧平生、又卑微无名的小学教师面前，鲁迅是无半点大师架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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