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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的恶化是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但此前苏联的“对华宣言”、“出兵东北”及在抗美援朝问题上的做法就无一例外地伤害了中国。
“对华宣言”的欺人之谈
十几年前读了朱正先生的《解读一篇宣言》。他所解读的是1919年7月25日苏联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中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经过朱先生的解读，我们知道这是欺人之谈。
根据中国政府1969年的统计，1859年《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割去7万多平方公里。这被俄国占去的15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或12个捷克斯洛伐克”，差不多是东北三省总面积的两倍。朱文说：“从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发表，直至今日，这些被占领土并无尺寸归还。”2005年6月2日，中俄两国外长互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批准书，报道称：“这标志着两国彻底解决了所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俄最后一部分有争议的边界土地，包括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的黑瞎子岛和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在内的近375平方公里，双方将各得约一半。”此中黑瞎子岛约300平方公里，是1929年被苏联红军占领的。
为什么堂堂苏维埃政府的对华宣言竟然是一纸空文呢?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文译本第一、二、三、四卷由北京图书馆出版，以后各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的绪论说：“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实际目标一直互不相容，这是造成苏联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之一”，“布尔什维克的对外(对内)政策，是由一整套空想主义的和矛盾的思想决定的，其中居统治地位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该书第一部分导论中写道：“为了保证在远东的国家利益，苏俄代表坚持要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苏俄领导还酝酿了一个计划，打算利用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这样或那样的联盟在北京建立另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苏联又想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又想保住在远东的利益，能不矛盾吗?可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都听命于苏共中央，他们是一家人。他们在中国积极支持组建共产党，同时抓紧与北京政府谈判，与孙中山、吴佩孚、张作霖频繁联络。在发表对华宣言时他们更多地是为了保证在远东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会把大宗的美元和武器送给中共，而是给了向中共举起屠刀的人。
这套丛书是据解密档案编辑的，第一卷收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时间是1922年8月31日。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候补委员)、斯大林，还有中央委员古比雪夫、拉狄克。会议决定发给驻华代表越飞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即两次对华宣言——引者)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原注：显然是指放弃所谓庚子赔款中的俄国份额)，但需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达。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
中央书记斯大林
电报的意思很明确，指示越飞在同中国谈判时不能以对华宣言为根据。对华宣言说把过去在中东铁路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显然是假的，电报明确说要保证他们在中东铁路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也是假的，电报要求中国以法律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事实上，后来的一切都是按斯大林的指令办的。越飞收到电报后，在1922年9月27日给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的信中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
朱正写此文时，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中国内地还没有译本出版，他从海外报刊查到了前引斯大林签署的电报和越飞的信。他最后写道：“被托洛茨基称为‘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越飞无法赞同这样的政策。他是在1927年自杀身亡的。他在这信中的一些话竟成了很准确的预言，苏俄在对外政策方面同一般的帝国主义不再有什么区别了。后来毛泽东称他们为新沙皇，是很恰当的。他们在1922年不再承认对华宣言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沙皇了。可悲的是，那时，甚至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人还在宣传这宣言，赞美这宣言。”
“出兵东北”的真正意图
最让人不好理解的是，十几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读本还在赞美苏联对华宣言，对后来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不予闻问。日本曾向新生的苏联进攻，出兵占据西伯利亚和库页岛北半部，迫使订立《苏日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宣布“苏联承认1905年《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朴茨茅斯条约》是整整一百年前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乞和时签下的，其中有：俄国将包括旅顺口、大连湾在内的辽东半岛租借地及其附属的一切公共财物让予日本；俄国将由宽城子(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一切支线、铁路区域内所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在内都转归日本等等。苏联政府宣布《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就等于宣布对华宣言已经无效。1937年苏联与中国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就置这个条约于不顾，又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其中有：相互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领土之完整和不可侵犯性。这就表明苏联事实上承认了伪满州国。消息传出，举世大哗。
最蹊跷的莫过于1935年苏联无视中国主权，单方面将中东路以总值117亿日元低价转售给伪满州国，而10年后雅尔塔会谈中，斯大林对罗斯福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诸条件之一就是中东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 经营。把中国的东西私自卖了出去，又提出要和中国共同享有，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逻辑呢?
由此可见，二战时苏联出兵东北显然是别有所图，当时由苏军武装押运的一列列装满物资的火车从中国进进出出，很明显那些都是苏军的战利品。2005年读到薛衔天先生的一篇长文《苏联拆运我国东北机器史实》(《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对整个事件有了更真切的了解。这篇文章列举的史实和数据及所做的分析都令人信服，读后感慨良多。文章说：“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的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美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他说：“中国抗战八年，苏联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也都赞成中国这一正当要求，斯大林本人当时对中国这一要求也表示“同情”。但后来的结果是怎样的呢?“苏军不仅将东北现金、证券、金银搜刮一空，而且不分军需、民用，将东北轻重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拆运而去，造成亘古浩劫，这是二战后一起最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事件”。斯大林根本不顾别国的反对，也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更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对中国财产进行了一次大掠夺。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这篇文章说，斯大林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联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文章还披露，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过程中，“斯大林说，旅顺口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辟为自由港，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管，外蒙古独立，这些问题不解决，他就无法向苏联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出兵东北”。
苏联出兵东北究竟是为了把东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还是别有所图，斯大林自己的话应该使中国人清醒了。
“抗美援朝”的出兵决定
几年以后，蒋介石败走台湾，斯大林同中国打交道的“朋友”已经是毛泽东。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建议中国出兵朝鲜，毛泽东同意了。
《读书文摘》2005年第4期刊登师哲的文章《朝鲜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披露，1950年10月4日，中央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中央考虑到：“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与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最不利的情况”是当两军相持成僵局时，“使中国现已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害怕战争)”。应该说中央的考虑是理智的，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人的意见也是不出兵朝鲜。10月8日，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的这个意见秘密访问苏联，只带了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飞抵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和正在莫斯科养病的林彪即与苏方开始会谈。周恩来开门见山就说中国以不出兵为宜，并极具说服力地阐明不出兵的理由。斯大林不想同美国直接交战，却鼓动中国同美国直接交战，表示愿意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支援。次日周恩来一行飞回莫斯科，就收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电报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这怎么能让周恩来相信呢?几个小时前他同斯大林谈的都是不出兵，现在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师哲说：“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
斯大林鼓动毛泽东出兵朝鲜，内里还另有目的。1950年1月5日杜鲁门的谈话清楚表明，美国不打算保卫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也开回夏威夷，甚至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准备援助40亿美元帮助中国恢复建设。可是朝鲜战争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说：“(朝鲜战争)无论是事出偶然还是谋划在先，结果终归是对莫斯科有利。苏联的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论文谈道：‘朝鲜战争……在长时间内阻止了民族主义的中共领导人和美国统治集团的勾结，迫使中国领导者进一步与苏联合作。’”这是说朝鲜战争阻挠了中国和美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中国一边倒倒向苏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还有，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在莫斯科谈判的结果之一是苏方同意1952年底把中国长春铁路无偿移交中国，从旅顺港撤走苏联军队并把该地设施移交中国。届时，铁路移交议定书在哈尔滨签署，随之举行了正式移交仪式。但由于朝鲜战争等原因，远东局势紧张，苏联军队仍留驻旅顺口，要知道这是苏联海军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啊!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写道：“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的生命财产，朝鲜战争均造成了严重损失。当然，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掀起高潮，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主义，有助于新政权的巩固。但是必须看到，这不过是一种次要的‘副产品’。出兵干涉是得不偿失。中国在国际上遭到孤立，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者’，在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中被联合国拒之门外。还不得不无限期推迟解放台湾的计划，因为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闲居无事，断断续续读了几篇历史文章和一点史料，想起了葛兰特图书馆的一条标语：“历史是个好老师，如果你一次没学会，它会不断地重复。”
“对华宣言”的欺人之谈
十几年前读了朱正先生的《解读一篇宣言》。他所解读的是1919年7月25日苏联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中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经过朱先生的解读，我们知道这是欺人之谈。
根据中国政府1969年的统计，1859年《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割去7万多平方公里。这被俄国占去的15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或12个捷克斯洛伐克”，差不多是东北三省总面积的两倍。朱文说：“从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发表，直至今日，这些被占领土并无尺寸归还。”2005年6月2日，中俄两国外长互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批准书，报道称：“这标志着两国彻底解决了所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俄最后一部分有争议的边界土地，包括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的黑瞎子岛和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在内的近375平方公里，双方将各得约一半。”此中黑瞎子岛约300平方公里，是1929年被苏联红军占领的。
为什么堂堂苏维埃政府的对华宣言竟然是一纸空文呢?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文译本第一、二、三、四卷由北京图书馆出版，以后各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的绪论说：“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实际目标一直互不相容，这是造成苏联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之一”，“布尔什维克的对外(对内)政策，是由一整套空想主义的和矛盾的思想决定的，其中居统治地位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该书第一部分导论中写道：“为了保证在远东的国家利益，苏俄代表坚持要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苏俄领导还酝酿了一个计划，打算利用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这样或那样的联盟在北京建立另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苏联又想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又想保住在远东的利益，能不矛盾吗?可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都听命于苏共中央，他们是一家人。他们在中国积极支持组建共产党，同时抓紧与北京政府谈判，与孙中山、吴佩孚、张作霖频繁联络。在发表对华宣言时他们更多地是为了保证在远东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会把大宗的美元和武器送给中共，而是给了向中共举起屠刀的人。
这套丛书是据解密档案编辑的，第一卷收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时间是1922年8月31日。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候补委员)、斯大林，还有中央委员古比雪夫、拉狄克。会议决定发给驻华代表越飞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即两次对华宣言——引者)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原注：显然是指放弃所谓庚子赔款中的俄国份额)，但需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达。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
中央书记斯大林
电报的意思很明确，指示越飞在同中国谈判时不能以对华宣言为根据。对华宣言说把过去在中东铁路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显然是假的，电报明确说要保证他们在中东铁路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也是假的，电报要求中国以法律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事实上，后来的一切都是按斯大林的指令办的。越飞收到电报后，在1922年9月27日给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的信中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
朱正写此文时，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中国内地还没有译本出版，他从海外报刊查到了前引斯大林签署的电报和越飞的信。他最后写道：“被托洛茨基称为‘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越飞无法赞同这样的政策。他是在1927年自杀身亡的。他在这信中的一些话竟成了很准确的预言，苏俄在对外政策方面同一般的帝国主义不再有什么区别了。后来毛泽东称他们为新沙皇，是很恰当的。他们在1922年不再承认对华宣言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沙皇了。可悲的是，那时，甚至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人还在宣传这宣言，赞美这宣言。”
“出兵东北”的真正意图
最让人不好理解的是，十几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读本还在赞美苏联对华宣言，对后来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不予闻问。日本曾向新生的苏联进攻，出兵占据西伯利亚和库页岛北半部，迫使订立《苏日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宣布“苏联承认1905年《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朴茨茅斯条约》是整整一百年前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乞和时签下的，其中有：俄国将包括旅顺口、大连湾在内的辽东半岛租借地及其附属的一切公共财物让予日本；俄国将由宽城子(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一切支线、铁路区域内所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在内都转归日本等等。苏联政府宣布《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就等于宣布对华宣言已经无效。1937年苏联与中国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就置这个条约于不顾，又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其中有：相互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领土之完整和不可侵犯性。这就表明苏联事实上承认了伪满州国。消息传出，举世大哗。
最蹊跷的莫过于1935年苏联无视中国主权，单方面将中东路以总值117亿日元低价转售给伪满州国，而10年后雅尔塔会谈中，斯大林对罗斯福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诸条件之一就是中东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 经营。把中国的东西私自卖了出去，又提出要和中国共同享有，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逻辑呢?
由此可见，二战时苏联出兵东北显然是别有所图，当时由苏军武装押运的一列列装满物资的火车从中国进进出出，很明显那些都是苏军的战利品。2005年读到薛衔天先生的一篇长文《苏联拆运我国东北机器史实》(《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对整个事件有了更真切的了解。这篇文章列举的史实和数据及所做的分析都令人信服，读后感慨良多。文章说：“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的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美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他说：“中国抗战八年，苏联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也都赞成中国这一正当要求，斯大林本人当时对中国这一要求也表示“同情”。但后来的结果是怎样的呢?“苏军不仅将东北现金、证券、金银搜刮一空，而且不分军需、民用，将东北轻重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拆运而去，造成亘古浩劫，这是二战后一起最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事件”。斯大林根本不顾别国的反对，也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更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对中国财产进行了一次大掠夺。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这篇文章说，斯大林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联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文章还披露，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过程中，“斯大林说，旅顺口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辟为自由港，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管，外蒙古独立，这些问题不解决，他就无法向苏联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出兵东北”。
苏联出兵东北究竟是为了把东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还是别有所图，斯大林自己的话应该使中国人清醒了。
“抗美援朝”的出兵决定
几年以后，蒋介石败走台湾，斯大林同中国打交道的“朋友”已经是毛泽东。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建议中国出兵朝鲜，毛泽东同意了。
《读书文摘》2005年第4期刊登师哲的文章《朝鲜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披露，1950年10月4日，中央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中央考虑到：“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与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最不利的情况”是当两军相持成僵局时，“使中国现已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害怕战争)”。应该说中央的考虑是理智的，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人的意见也是不出兵朝鲜。10月8日，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的这个意见秘密访问苏联，只带了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飞抵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和正在莫斯科养病的林彪即与苏方开始会谈。周恩来开门见山就说中国以不出兵为宜，并极具说服力地阐明不出兵的理由。斯大林不想同美国直接交战，却鼓动中国同美国直接交战，表示愿意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支援。次日周恩来一行飞回莫斯科，就收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电报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这怎么能让周恩来相信呢?几个小时前他同斯大林谈的都是不出兵，现在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师哲说：“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
斯大林鼓动毛泽东出兵朝鲜，内里还另有目的。1950年1月5日杜鲁门的谈话清楚表明，美国不打算保卫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也开回夏威夷，甚至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准备援助40亿美元帮助中国恢复建设。可是朝鲜战争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说：“(朝鲜战争)无论是事出偶然还是谋划在先，结果终归是对莫斯科有利。苏联的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论文谈道：‘朝鲜战争……在长时间内阻止了民族主义的中共领导人和美国统治集团的勾结，迫使中国领导者进一步与苏联合作。’”这是说朝鲜战争阻挠了中国和美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中国一边倒倒向苏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还有，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在莫斯科谈判的结果之一是苏方同意1952年底把中国长春铁路无偿移交中国，从旅顺港撤走苏联军队并把该地设施移交中国。届时，铁路移交议定书在哈尔滨签署，随之举行了正式移交仪式。但由于朝鲜战争等原因，远东局势紧张，苏联军队仍留驻旅顺口，要知道这是苏联海军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啊!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写道：“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的生命财产，朝鲜战争均造成了严重损失。当然，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掀起高潮，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主义，有助于新政权的巩固。但是必须看到，这不过是一种次要的‘副产品’。出兵干涉是得不偿失。中国在国际上遭到孤立，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者’，在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中被联合国拒之门外。还不得不无限期推迟解放台湾的计划，因为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闲居无事，断断续续读了几篇历史文章和一点史料，想起了葛兰特图书馆的一条标语：“历史是个好老师，如果你一次没学会，它会不断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