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三个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决不是温总理此次考察深圳的一般号召，而是一项切实而具体的要求。因为，第一，深圳特区经过25年的发展，不仅形成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明显的体制优势，广泛的先进观念，最可贵的是有了良好的精神状态；第二，根据国家在战略机遇期的基本部署，要求东部沿海，尤其是经济特区，要在发挥辐射、带动、示范作用以及保持港澳繁荣稳定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深圳人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
　　然而，这一使命的艰巨性在于：改革走过25年后，表层的许多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都是核心利益问题；今天的深圳，在改革、开放、创新方面已经不再具有唯一性和垄断权，不可能永远做“经验批发商”；改革的主体出现了自身的阻力，特别要关注的是，现在所面对的不再是拓荒时代易于处置的土地，而是由既得利益者带来的障碍。此中难度不在于操作技术方案的选择，而在于弱化体制内的垄断利益和特权。今天，由于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摩擦而形成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并不希望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那样将失去许多；同时更不希望改革继续深化，那样特权将被剥夺。
　　因此，只有把“视野放宽”(温总理语)，才能成功地驾驭这一复杂局面。依笔者之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首先，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我们说“特区就是特别能改革的地区，特别能开放的地区，特别能创新的地区”，实际上所谓“特区”的概念已经由“政策”演化为“精神”了。由“精神”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仅需要过程，还要有若干条件；“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的提法是对昨天“精彩缩影”的肯定，而对于今后，还是一种愿望或说要求，需要未来的实践来检验，所以决不能说，凡“特区”就一定能走在改革、开放、创新的前沿。
　　其次，必须迅速进入创新状态。温总理画龙点睛地强调：经济特区要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和灵魂，把“特别能创新”作为经济特区“特”的基本内涵。这是因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而且只能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规范，向创新要成果。这种创新，更多的是制度创新。因此，温总理对经济特区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并不难理解。所谓“全面”，主要是解决各项改革之间的体制协调问题；所谓“深化”，则主要是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问题。
　　这样，至少有两个理论问题必须关注。
　　第一，全方位的改革是协调发展的关键。温总理提出的一系列创新领域与内容，无论是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开放水平的提高；无论是自主名牌的创造，还是城市管理的质量，说到底也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思想的和谐与统一。这不仅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三位一体”，而且又互为因果。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对外开放，而开放不仅需要跨国公司、外国的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先进管理制度与思想观念。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合理配置资源，但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只有强势政府才能反对腐败，保证公共部门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有序进行。封建性的农业平均主义导致普遍贫穷，而权贵资本则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市委强调，深圳决不能造就一边是名车豪宅、声色犬马的“富人俱乐部”，一边是失学下岗、毫无社会保障的弱势贫民。虽然，渐进式的改革已成为中国主要策略与路径，但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必须展开突破性进攻。在这一点上，深圳完全有可能寻找创新的突破口，当然，这还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胆识，甚至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第二，深化改革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面对狭小空间的最大总体限制，面对土地、水和能源等资源的严重制约，深圳必须而且只能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我们批判“唯发展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发展，更不是剥夺人类物种的权利，而是深刻揭示发展的前提所形成的制约条件，即保证当代人安全、健康，保证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如果一个人在饮用自己家园河水时都担心害怕，那么移民时刻就要到来”。所以，我们只有一种选择：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来限制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生态学家曾断言：“一个只求扩张，或者只求超越极限的经济体制是绝对错误的”，“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发展无异于直奔死亡”。我们决不可为创新而创新，决不可为发展而发展，而应像市委所提出的以“创造深圳人美好生活”为终极目标。社会学家曾指出，人类的幸福有三大要素：健康、收入、教育。从这个意义上看，执政的角度可以提“建设和谐深圳”，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可以提“建设效益深圳”，而以人为本和生态角度也可提“构建幸福深圳”。
　　25年的特区实践一再证明，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一个尊重人、解放人、让个人有更多选择的有形和无形的制度。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体制的束缚，创造了深圳的辉煌。可以说，正如福利是一种基本社会价值一样，以自由、平等、尊重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也是一种基本社会价值。
　　我们说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着力点就在于从根本上消除束缚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深圳人更“想干”，更“敢干”，“干得更好”。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常委、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