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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突尼斯动乱余波未尽时，一段录制于1月18日的视频悄然出现在著名社交网站Facebook上，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次，在埃及。
视频里，一个身着传统服装的阿拉伯妇女情绪激动地向埃及人发表演讲，斥责穆巴拉克政府长期霸占政坛，她号召：“如果你是个男人，1月25日请跟随我（去游行）。”
这位名叫马赫福兹（Asmaa Mahfouz）的妇女是反政府游行组织者Facebook群组“4月6日青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她告诉埃及媒体，当天他们从开罗周边出发后，一路吸引了上万名追随者，所以才有胆量一直走到市中心的解放广场。
游行爆发后一周内，反对派聚集的Facebook网页上，支持者数量从7.5万人激增至44万多人。截至1月28日政府切断手机和互联网，宣布在三个城市实行宵禁时，反政府示威已成燎原之势。
迫于各种压力，总统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2月1日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四天后，执政的民族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集体辞职。2月6日，副总统苏莱曼（Omar Suleiman）和反对派进行对话，承诺惩治贪腐，同意解除对媒体的限制，不追究反政府示威者的责任，并成立专门委员会修宪。
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殷罡告诉《财经》记者，表面上埃及反政府游行是要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夺权革命，但现在并没有出现示威者叫嚷上台的情况；相反，各派在积蓄力量的同时，互相妥协，想把局面维持到9月大选，让选票决定谁来领导这个国家。
三势力绸缪大选
6日朝野谈判后，埃及局势一度暂趋缓和，但10日晚穆巴拉克并未如外界设想般去职，只是宣布将部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苏莱曼，这引发了民众新一轮抗议。总统宝座一日悬而未决，埃及政坛仍将“余震”不断。
目前，外界猜测副总统苏莱曼为首的亲穆巴拉克派、草根出身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以及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前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M.El Baradei）为代表的亲西方改革派，将成为角逐9月总统选举的三大力量。
副总统苏莱曼军人出身，自1993年起担任埃及情报局局长，没有明显党派倾向。有资料显示，1995年穆巴拉克访问埃塞俄比亚时，苏莱曼劝告他乘坐装甲车出行从而避免了一次暗杀，由此深受穆巴拉克的信任。据《纽约时报》报道，苏莱曼此次临危受命主持过渡政府，也是因为有军方作为强大后盾。
作为埃及情报局局长，苏莱曼在中东的政治图谱中举足轻重，他支持埃及和伊朗对抗，并有意推进巴以和平进程。维基解密的材料显示，以色列早就想让苏莱曼取代穆巴拉克成为埃及总统。
过渡政府能否顺利调处各派纷争，获取民众信任，是其角逐总统宝座的重要前提。不过，在接受美国ABC电台采访时，苏莱曼表示他本人无意参选，但殷罡认为不排除届时苏莱曼改变主意的可能。
和苏莱曼在西方社会的良好形象不同，穆斯林兄弟会被认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1981年，签署埃以和平协议后，穆巴拉克的前任萨达特总统遭圣战者组织刺杀身亡，而后者正是从穆斯林兄弟会中分离出去的。穆巴拉克继任后，就宣布实行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党的紧急状态法，该法令至今未撤消。
从1980年开始，穆斯林兄弟会试图通过结盟其他政党进入主流政坛，2005年其代表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获得人民议会（即议会下院）20％的议席，这迫使穆巴拉克修改《宪法》，禁止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参加选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高祖贵告诉《财经》记者，现在的穆斯林兄弟会已经不是一个宗教极端组织，而是一个有政治诉求和力量的政党；他们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在埃及社会长期存在，代表了普通穆斯林和草根阶层。
没有迹象显示穆斯林兄弟会直接领导了1月25日开始的游行，直到1月27日，他们才正式公开支持抗议，并作为反对派代表参加了6日苏莱曼召开的对话。据《华尔街日报》2月8日报道，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称赞埃及反政府示威游行是“地区性的伊斯兰觉醒”，却遭到穆斯林兄弟会的冷遇，称其为“埃及人民，而非伊斯兰信徒的革命”。
“埃及的盟友美国，最怕看到政权倒向穆斯林兄弟会一边。”高祖贵告诉《财经》记者。穆斯林兄弟会与伊斯兰教势力保持距离，也正是为了消除美国等西方国家对 “原教旨主义”的忧虑。
高祖贵说，从政治理念来看，穆斯林兄弟会如果上台可能会用《古兰经》里的原则来治理社会，但会不会像伊朗那样搞政教合一，现在不好判断。
在示威发生后回国的IAEA前总干事巴拉迪，也被看作可能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但在殷罡看来，巴拉迪并无太多胜算。“1月25日游行，27日他才回来；他二十几岁便当了外交官，搞‘洋务’，为西方媒体熟悉，但没有选民基础和军队的支持。”
自1952年推翻君主制后，埃及军队就一直是政府的核心支柱，埃及有四任总统均为出身行伍。示威游行爆发后，正在美国进行一年一度军事交流的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萨米·哈菲兹·安南迅速回国。1月31日，埃及军队发表声明称，将“保护通过和平方式示威民众的言论自由”，“不会对示威民众开枪”。这些承诺使军队取得了示威者的信任。
但英国《卫报》9日援引一些人权活动家的话报道称，一向自称中立的埃及军队并不中立，他们实际上在秘密拘押反对派成员。也有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埃及军队的中立实际是坐视穆巴拉克支持者公开袭击示威者。
埃及阿尔-阿赫拉姆（Al-Ahram）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奥卡沙（Said Okasha）对媒体表示，埃及军队有一个特殊的文化传统，他们只尊重行伍出身的领导，军队很难接受一个平民出身的总统。
避免颠覆性变化
“种种证据表明，埃及政府和美国政府对本次游行都毫无准备。” 哈佛大学对中东革命史颇有研究的教授阿米特奇（David Armitage）对《财经》记者表示，“也许埃及政府认为自己的社会结构比突尼斯好很多，也许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机器非常自信。而美国政府也完全没有针对反政府游行的预案，他们满脑子都是中东的战争与和平，还有以色列。”
游行爆发后，尽管面临道义上的指责，美国最初并不愿意穆巴拉克立即下台。埃及《宪法》规定，总统下台后必须在未来60天内选出继任者，美国担心士气正旺的穆斯林兄弟会捷足先登。
此外，美国媒体也一片悲观。美国学者哈迪克(Robert Haddick)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称，不管穆巴拉克下台后谁将执政，美国要和埃及继续保持盟友状态，必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田文林对《财经》记者分析说，游行一开始让美国为难的是，穆巴拉克是其在中东的长期盟友，如果倒穆，谁来替代他才能保障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司在2月2日至5日进行了一项调查，让美国人评选“哪个国家发生的事对美国最重要”，结果显示，45％的美国民众认为埃及发生的事对美国“至关重要”，34％的人认为重要，18％的人认为无所谓，综合排名第9位，排在中国、朝鲜和伊朗等国之后。
美国国会近期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埃及对美国的重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历史经验表明埃及是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埃及的社会、政治、军事往往是他国的标杆；第二，埃及在阿拉伯国家里立场最中立，让它游走于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和美国之间最为合适；第三，埃及1979年和以色列签订的《埃以和平条约》对中东局势贡献显著，需要埃及继续维护；最后，美埃军事合作在1991年科威特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让美国获益匪浅。
据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除了有战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2001年至2008年，美国对外提供的经济援助里，以色列和埃及是最大受捐国。
但美国从一开始就并非毫无保留地支持穆巴拉克。去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华盛顿会晤了埃及外长盖特（Ahmed Aboul Gheit）。当时，埃及正在举行每五年一届的人民议会选举。美国官员对埃及政府无视他们要求派驻国际投票监督员的请求非常恼火。
经过一周酝酿，美国政府的态度从开始的暧昧、逐渐谨慎转向了对民众运动的支持。1月31日，白宫发言人吉布斯（Robert Gibbs）表示：只要穆斯林兄弟会放弃暴力、支持民主，美国将接受他们出现在新政府中。
田文林说，目前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是各派妥协，通过民主程序形成一个政府，把代表草根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代表“海归”的改革派都吸纳进来，继续保持埃及的稳定。
美国曾经放任伊朗人推翻巴列维王朝，让一个宗教政府上台，使自身的中东利益受到很大损害。田文林表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的影响比伊朗更大，美国不会让这个国家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埃及的动荡也加深了外界对中东局势的担忧。在突尼斯和埃及相继发生民众通过Twitter和Facebook召集的游行后，叙利亚青年欲效仿此法，通过Facebook在2月4日发起名为“愤怒星期五”的示威游行活动，以抗议政府的独裁与腐败。然而，据美联社报道，这场活动最后却出现“到点了，一个人没有”的情况。殷罡对《财经》记者说，埃及的情况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复制的，这次游行的成功不仅有赖于手机和互联网编织出的虚拟空间，也有赖于埃及现实生活中既有的公民活动空间。
在民众压力下，穆巴拉克10日也做出了一定让步。他表示已要求修改宪法中有关总统候选人资格、总统任期、选举司法监督、人民议会议员资格、总统修宪权力的条款；并要求删除关于反恐的条款，为取消紧急状态法创造了条件；他甚至表示将严惩抗议活动中的不法分子。
本刊记者李航对此文亦有贡献
视频里，一个身着传统服装的阿拉伯妇女情绪激动地向埃及人发表演讲，斥责穆巴拉克政府长期霸占政坛，她号召：“如果你是个男人，1月25日请跟随我（去游行）。”
这位名叫马赫福兹（Asmaa Mahfouz）的妇女是反政府游行组织者Facebook群组“4月6日青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她告诉埃及媒体，当天他们从开罗周边出发后，一路吸引了上万名追随者，所以才有胆量一直走到市中心的解放广场。
游行爆发后一周内，反对派聚集的Facebook网页上，支持者数量从7.5万人激增至44万多人。截至1月28日政府切断手机和互联网，宣布在三个城市实行宵禁时，反政府示威已成燎原之势。
迫于各种压力，总统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2月1日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四天后，执政的民族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集体辞职。2月6日，副总统苏莱曼（Omar Suleiman）和反对派进行对话，承诺惩治贪腐，同意解除对媒体的限制，不追究反政府示威者的责任，并成立专门委员会修宪。
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殷罡告诉《财经》记者，表面上埃及反政府游行是要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夺权革命，但现在并没有出现示威者叫嚷上台的情况；相反，各派在积蓄力量的同时，互相妥协，想把局面维持到9月大选，让选票决定谁来领导这个国家。
三势力绸缪大选
6日朝野谈判后，埃及局势一度暂趋缓和，但10日晚穆巴拉克并未如外界设想般去职，只是宣布将部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苏莱曼，这引发了民众新一轮抗议。总统宝座一日悬而未决，埃及政坛仍将“余震”不断。
目前，外界猜测副总统苏莱曼为首的亲穆巴拉克派、草根出身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以及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前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M.El Baradei）为代表的亲西方改革派，将成为角逐9月总统选举的三大力量。
副总统苏莱曼军人出身，自1993年起担任埃及情报局局长，没有明显党派倾向。有资料显示，1995年穆巴拉克访问埃塞俄比亚时，苏莱曼劝告他乘坐装甲车出行从而避免了一次暗杀，由此深受穆巴拉克的信任。据《纽约时报》报道，苏莱曼此次临危受命主持过渡政府，也是因为有军方作为强大后盾。
作为埃及情报局局长，苏莱曼在中东的政治图谱中举足轻重，他支持埃及和伊朗对抗，并有意推进巴以和平进程。维基解密的材料显示，以色列早就想让苏莱曼取代穆巴拉克成为埃及总统。
过渡政府能否顺利调处各派纷争，获取民众信任，是其角逐总统宝座的重要前提。不过，在接受美国ABC电台采访时，苏莱曼表示他本人无意参选，但殷罡认为不排除届时苏莱曼改变主意的可能。
和苏莱曼在西方社会的良好形象不同，穆斯林兄弟会被认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1981年，签署埃以和平协议后，穆巴拉克的前任萨达特总统遭圣战者组织刺杀身亡，而后者正是从穆斯林兄弟会中分离出去的。穆巴拉克继任后，就宣布实行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党的紧急状态法，该法令至今未撤消。
从1980年开始，穆斯林兄弟会试图通过结盟其他政党进入主流政坛，2005年其代表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获得人民议会（即议会下院）20％的议席，这迫使穆巴拉克修改《宪法》，禁止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参加选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高祖贵告诉《财经》记者，现在的穆斯林兄弟会已经不是一个宗教极端组织，而是一个有政治诉求和力量的政党；他们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在埃及社会长期存在，代表了普通穆斯林和草根阶层。
没有迹象显示穆斯林兄弟会直接领导了1月25日开始的游行，直到1月27日，他们才正式公开支持抗议，并作为反对派代表参加了6日苏莱曼召开的对话。据《华尔街日报》2月8日报道，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称赞埃及反政府示威游行是“地区性的伊斯兰觉醒”，却遭到穆斯林兄弟会的冷遇，称其为“埃及人民，而非伊斯兰信徒的革命”。
“埃及的盟友美国，最怕看到政权倒向穆斯林兄弟会一边。”高祖贵告诉《财经》记者。穆斯林兄弟会与伊斯兰教势力保持距离，也正是为了消除美国等西方国家对 “原教旨主义”的忧虑。
高祖贵说，从政治理念来看，穆斯林兄弟会如果上台可能会用《古兰经》里的原则来治理社会，但会不会像伊朗那样搞政教合一，现在不好判断。
在示威发生后回国的IAEA前总干事巴拉迪，也被看作可能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但在殷罡看来，巴拉迪并无太多胜算。“1月25日游行，27日他才回来；他二十几岁便当了外交官，搞‘洋务’，为西方媒体熟悉，但没有选民基础和军队的支持。”
自1952年推翻君主制后，埃及军队就一直是政府的核心支柱，埃及有四任总统均为出身行伍。示威游行爆发后，正在美国进行一年一度军事交流的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萨米·哈菲兹·安南迅速回国。1月31日，埃及军队发表声明称，将“保护通过和平方式示威民众的言论自由”，“不会对示威民众开枪”。这些承诺使军队取得了示威者的信任。
但英国《卫报》9日援引一些人权活动家的话报道称，一向自称中立的埃及军队并不中立，他们实际上在秘密拘押反对派成员。也有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埃及军队的中立实际是坐视穆巴拉克支持者公开袭击示威者。
埃及阿尔-阿赫拉姆（Al-Ahram）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奥卡沙（Said Okasha）对媒体表示，埃及军队有一个特殊的文化传统，他们只尊重行伍出身的领导，军队很难接受一个平民出身的总统。
避免颠覆性变化
“种种证据表明，埃及政府和美国政府对本次游行都毫无准备。” 哈佛大学对中东革命史颇有研究的教授阿米特奇（David Armitage）对《财经》记者表示，“也许埃及政府认为自己的社会结构比突尼斯好很多，也许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机器非常自信。而美国政府也完全没有针对反政府游行的预案，他们满脑子都是中东的战争与和平，还有以色列。”
游行爆发后，尽管面临道义上的指责，美国最初并不愿意穆巴拉克立即下台。埃及《宪法》规定，总统下台后必须在未来60天内选出继任者，美国担心士气正旺的穆斯林兄弟会捷足先登。
此外，美国媒体也一片悲观。美国学者哈迪克(Robert Haddick)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称，不管穆巴拉克下台后谁将执政，美国要和埃及继续保持盟友状态，必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田文林对《财经》记者分析说，游行一开始让美国为难的是，穆巴拉克是其在中东的长期盟友，如果倒穆，谁来替代他才能保障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司在2月2日至5日进行了一项调查，让美国人评选“哪个国家发生的事对美国最重要”，结果显示，45％的美国民众认为埃及发生的事对美国“至关重要”，34％的人认为重要，18％的人认为无所谓，综合排名第9位，排在中国、朝鲜和伊朗等国之后。
美国国会近期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埃及对美国的重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历史经验表明埃及是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埃及的社会、政治、军事往往是他国的标杆；第二，埃及在阿拉伯国家里立场最中立，让它游走于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和美国之间最为合适；第三，埃及1979年和以色列签订的《埃以和平条约》对中东局势贡献显著，需要埃及继续维护；最后，美埃军事合作在1991年科威特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让美国获益匪浅。
据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除了有战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2001年至2008年，美国对外提供的经济援助里，以色列和埃及是最大受捐国。
但美国从一开始就并非毫无保留地支持穆巴拉克。去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华盛顿会晤了埃及外长盖特（Ahmed Aboul Gheit）。当时，埃及正在举行每五年一届的人民议会选举。美国官员对埃及政府无视他们要求派驻国际投票监督员的请求非常恼火。
经过一周酝酿，美国政府的态度从开始的暧昧、逐渐谨慎转向了对民众运动的支持。1月31日，白宫发言人吉布斯（Robert Gibbs）表示：只要穆斯林兄弟会放弃暴力、支持民主，美国将接受他们出现在新政府中。
田文林说，目前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是各派妥协，通过民主程序形成一个政府，把代表草根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代表“海归”的改革派都吸纳进来，继续保持埃及的稳定。
美国曾经放任伊朗人推翻巴列维王朝，让一个宗教政府上台，使自身的中东利益受到很大损害。田文林表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的影响比伊朗更大，美国不会让这个国家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埃及的动荡也加深了外界对中东局势的担忧。在突尼斯和埃及相继发生民众通过Twitter和Facebook召集的游行后，叙利亚青年欲效仿此法，通过Facebook在2月4日发起名为“愤怒星期五”的示威游行活动，以抗议政府的独裁与腐败。然而，据美联社报道，这场活动最后却出现“到点了，一个人没有”的情况。殷罡对《财经》记者说，埃及的情况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复制的，这次游行的成功不仅有赖于手机和互联网编织出的虚拟空间，也有赖于埃及现实生活中既有的公民活动空间。
在民众压力下，穆巴拉克10日也做出了一定让步。他表示已要求修改宪法中有关总统候选人资格、总统任期、选举司法监督、人民议会议员资格、总统修宪权力的条款；并要求删除关于反恐的条款，为取消紧急状态法创造了条件；他甚至表示将严惩抗议活动中的不法分子。
本刊记者李航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