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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开大小的书页上，“天地人”“你我他”六个黑色楷体字分两行横在正中间，占据了纸张的三分之一。其他部分，几乎留白。
近一个月前，在新学期的第一节语文识字课里，吉林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新生捧着课本，跟着教师耿玉苗学习了这六个生字。课本竖在课桌上，足够遮挡住孩子们的大半张脸，斗大的字周围没有拼音，他们望着这些笔画构成的汉字没有陌生感，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是教育部统编的新教材，从今年9月1日开学后全国通用。这次一起统一改用“教育部编义务教育教科书”的，是义务教育一年级和七年级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这三门科目的课本。出版发行单位为人民教育出版社。
先识字再学拼音，是语文新教材的一大改变。此外，一些曾经被取消的老课文复出，小学课本中的古诗文篇目也相较先前增加了60篇。
在统编的历史教材里，辛亥革命从以往“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表述，被改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另外，教材完整介绍了中国14年抗战的歷史，并突出国家主权意识和海洋意识的教育。关于道德与法治科目，在小学的课本里涉及30多部法律法规，初中课本则有50多部。
这些教材的编审过程进行了5年。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根据中央要求，统一组织调集140多位全国学科专家、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组成团队开展编写工作，最后以“编审分离”的方式审核。根据教育部规定，2018年统编教材将覆盖到二年级，2019年则是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都将使用“三科”统编教材。
国家认知
《我们是中国人》和《升国旗》是耿玉苗在一年级上册课本里翻到的两篇爱国教育课文。五十六个民族的小朋友穿着节日服装，会集在天安门前——这个插画被孩子们打开后，耿玉苗给他们讲述了有关祖国的概念，再由此过渡到母语的介绍。
在备受关注的语文课文内容选取方面，除了这样的题材，鲁迅的文章也成为焦点。
统编新教材中的鲁迅文章，在小学阶段出现两篇，初中阶段选用了七篇。被任命为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反复回应着舆论——并没有所谓的“鲁迅文章大撤退”。而诸如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叶圣陶的《苏州园林》等，一些最近十年从教材中被舍去的经典老课文，这次又被重新启用。
编写过程中，温儒敏感到过压力。他公开谈到，“教材是公共知识产品，它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需求，同时又要讲教学的规律性”。
研制大纲、编写样章、编写教材、试教试用、修改完善，这是一般编写教材要经过的大致程序。教育部教材局在对记者的回复中，以编写样章为例，提到了遵循一定编写规范的过程：全体编写组共同讨论教材的呈现方式、栏目功能和设计、图文搭配、文字风格等。先由四至五位核心编者分别撰写教材样章，之后大家一起比较、加工、讨论，并请一线教师到课堂上试讲，最后集中力量编写出一个样章供编者参考使用。
而统编历史教材的遴选依据，除了“点线结合”的课标要求编排方式和初中生初次较为系统地学习历史的认知水平外，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法治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另一方面，教材需要体现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比如，强调1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改变，突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以及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等。
“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国家认知，也是要从国家认知的角度来认识。”义务教育历史统编教材执行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叶小兵曾公开表示。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教育部先行在2007年就开始启动。已故的历史学家齐世荣曾在那时被聘请为总顾问，并担任部编初中历史教材的总主编。部分教材初稿上交后，他曾逐字修改，甚至重写重要的课文。
据叶小兵的追忆文章，关于“文革”爆发的背景，齐世荣依据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法治教育的加强，则是落实到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时，编写组进行过反复讨论的。最终，编写组确定了专门教授和渗透相结合，在六年级上册和八年级下册设置了法治专册，以宪法精神为主线，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
教材制度沿革
耿玉苗是在8月14日拿到新课本的，她跟同事们在那之后的一周进行了新教材培训和开学前的常规备课。这是她教书17年里见过的开本最大的语文教科书，此前她用了十几年人教版教材，教过六年长春版教材，也接触过苏教版和粤教版。
这“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的教材发展情况，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教育部制定统编教材，各地教材也初步百花齐放，语文课刚刚恢复独立设置。
198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导下，开始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第二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改革统一的教材制度，也就是要在统一要求和审定的前提下实行教材的多样化。
到了1991年，九年义务教育的“五四制”和“六三制”两套教材诞生于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投入使用后，广东、四川、上海、浙江、北师大等各自出版的教材经过送审，也在各地进入了课堂。1999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引入教材的竞争机制，各地又开发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乡土教材和校本教材。
2000年秋季的开学季，新的语文教材出现在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同时正式实施，已经对古诗词教学做了更高要求，并且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而北京在2007年使用的本地新教材中，就曾进行过关于鲁迅文章的篇目调整，放弃了《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选择了《铸剑》。另外，还加入过金庸小说的内容。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指导下，教育部再次组织专家对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1年版）。这个于2012年秋季开学执行的语文新课标中，对小学生会写汉字的要求有所降低，但增加了需要背诵的篇目。
这一次，耿玉苗特意先看了下识字的部分，“一年级上册要求学生认的字是300个，但只要求会写其中的100个，突出了多认少写”。这一点，符合她对孩子年龄和心理特征的认知，“6岁左右的孩子，手上肌肉群还不是很发达，他们写字是很麻烦的，认字倒很快”。
在给新生下发课本的那一天，耿玉苗记得，孩子们比较容易被插图和大字吸引，便于集中注意力，“插图改变很大，画得挺可爱，更符合儿童的特点，画风上还结合了民国课本的一些内容”。
而其中的古诗文篇目比重依然是加大了，小學教材中共有129篇，初中是132篇。教育部教材局回应记者称，这是基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原则，“让孩子在记忆力最强的时期，多接触古诗文，多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然后精选古诗文，语文课程标准里推荐的古诗词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诗词，又有反映热爱祖国、积极奋进的名家名篇，都是需要我们传承的”。
基于“人文精神”和“语文要素”双线结合的选文要求，编写组此次放入了鲁迅的《藤野先生》《故乡》《孔乙己》；朱自清的《春》《背影》；老舍的《济南的冬天》等文章，兼顾经典性和时代性。
整体而言，课文数量是有所减少的，但又增加了课外衍生阅读。比如，小学阶段新增了“和大人一起读”等栏目，初中设置了一定量的自读课文和名著导读。
尊重认知规律
关于选文的取舍、教材的新变化，以及习题涉及等细节方面，在编写的过程中，编写组都有过激烈的讨论。其中一次，是对于语文教材中拼音和识字的教学顺序。
目前的统编教材，是先学一个单元的识字，再学习拼音。而在商定时，编写组呈现了不同的看法。因为汉字本是没有拼音的，此前有教材做过这方面的探索试验，编写组的成员认为效果很好，能让学生在识字单元先缓解语文学习压力。教育部教材局回复记者称，经过讨论实验之后，教材确定了先识字后拼音的安排，“也是为了让孩子知道识字与拼音的关系，即：识字是目的，拼音是手段。先识字后学用拼音，强调汉字学习的重要地位。强调拼音作为辅助工具的价值，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识字读书的兴趣”。
在以往教学和此次开学一个月的实践中，耿玉苗对学生现状的看法是，“很多小孩学拼音会受到英文的干扰，而在生活中出现的更多是汉字。他们就是先学会了汉字，回头再来学拼音”。她觉得这是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像以往非要把拼音学到什么程度，是很为难孩子的，有些形近的，比如‘U ’和‘ V ’，好多小孩搞不清，就在小时候形成障碍了。现在降低难度，孩子学得轻松一些，也更容易对母语产生兴趣”。
对全国各地教材关注多年的深圳园岭小学语文教师李祖文，也理解此次汉字在前的教学安排，“是尊重了现在孩子的情况，他们其实不是零起点，也不一定要从一二三四开始念”。
诸如此类，编写中出现的重要和疑难问题，编写组会试行集体会商，共同寻找解决办法。对于分歧较大的，由总主编邀请更大范围的专家商讨定夺。
一个例子是，在对于小学低年级语文教材使用的字体处理上，编写组内部也曾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应该用宋体，使用更规范，有人则觉得楷体好，符合小学生的认知习惯，还有人提议选择仿宋。最后，作为总主编的温儒敏提出，教材是给孩子编的，要从孩子的识字习惯出发，最终选择了与手写体最为接近的楷体。
教材编写依据的始终是课程标准，根据不同年段的学习目标和学生接受水平，确定相应的框架结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教育部教材局由此还向记者分析了写作专题在不同年级中的难易程度：七年级强调基础性，主要进行一般写作能力的训练，侧重记叙性文章的写作；八年级强调实用性，突出语文跟生活的联系，主要进行游记、演讲稿、消息等实用性文体的写作，侧重说明性文章的写作；九年级强调思辨性，主要进行议论性文章的写作。
这些递进的难易程度，针对客观存在的地域差异，统编教材编写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弹性与适应性，以满足不同地区学生的发展需求。
在课后练习部分，编写组此次编排了“选做题”，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进行选择，也要求教师通过组织交流和表扬鼓励，去激发学生做这些题的兴趣。
李祖文却表达了一个自己的顾虑：“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这种传统的文选加练习的方式，这给老师和孩子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这其实缺乏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尊重和关注。似乎我们还是比较重视在练习中得出的结果，而中间应该隐含一个什么样的学习过程，我们的教材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东西。”
在8月28日教育部今年首场教育金秋系列发布会上，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长申继亮表示，会有三方面来保证统编教材后续的完善和提高：建立跟踪研究机制，编写的主要专家去一线了解使用过程的适宜性，同时建立研究基地，鼓励专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建立专门的平台，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定期修订机制。
近一个月前，在新学期的第一节语文识字课里，吉林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新生捧着课本，跟着教师耿玉苗学习了这六个生字。课本竖在课桌上，足够遮挡住孩子们的大半张脸，斗大的字周围没有拼音，他们望着这些笔画构成的汉字没有陌生感，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是教育部统编的新教材，从今年9月1日开学后全国通用。这次一起统一改用“教育部编义务教育教科书”的，是义务教育一年级和七年级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这三门科目的课本。出版发行单位为人民教育出版社。
先识字再学拼音，是语文新教材的一大改变。此外，一些曾经被取消的老课文复出，小学课本中的古诗文篇目也相较先前增加了60篇。
在统编的历史教材里，辛亥革命从以往“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表述，被改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另外，教材完整介绍了中国14年抗战的歷史，并突出国家主权意识和海洋意识的教育。关于道德与法治科目，在小学的课本里涉及30多部法律法规，初中课本则有50多部。
这些教材的编审过程进行了5年。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根据中央要求，统一组织调集140多位全国学科专家、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组成团队开展编写工作，最后以“编审分离”的方式审核。根据教育部规定，2018年统编教材将覆盖到二年级，2019年则是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都将使用“三科”统编教材。
国家认知
《我们是中国人》和《升国旗》是耿玉苗在一年级上册课本里翻到的两篇爱国教育课文。五十六个民族的小朋友穿着节日服装，会集在天安门前——这个插画被孩子们打开后，耿玉苗给他们讲述了有关祖国的概念，再由此过渡到母语的介绍。
在备受关注的语文课文内容选取方面，除了这样的题材，鲁迅的文章也成为焦点。
统编新教材中的鲁迅文章，在小学阶段出现两篇，初中阶段选用了七篇。被任命为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反复回应着舆论——并没有所谓的“鲁迅文章大撤退”。而诸如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叶圣陶的《苏州园林》等，一些最近十年从教材中被舍去的经典老课文，这次又被重新启用。
编写过程中，温儒敏感到过压力。他公开谈到，“教材是公共知识产品，它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需求，同时又要讲教学的规律性”。
研制大纲、编写样章、编写教材、试教试用、修改完善，这是一般编写教材要经过的大致程序。教育部教材局在对记者的回复中，以编写样章为例，提到了遵循一定编写规范的过程：全体编写组共同讨论教材的呈现方式、栏目功能和设计、图文搭配、文字风格等。先由四至五位核心编者分别撰写教材样章，之后大家一起比较、加工、讨论，并请一线教师到课堂上试讲，最后集中力量编写出一个样章供编者参考使用。
而统编历史教材的遴选依据，除了“点线结合”的课标要求编排方式和初中生初次较为系统地学习历史的认知水平外，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法治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另一方面，教材需要体现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比如，强调1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改变，突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以及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等。
“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国家认知，也是要从国家认知的角度来认识。”义务教育历史统编教材执行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叶小兵曾公开表示。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教育部先行在2007年就开始启动。已故的历史学家齐世荣曾在那时被聘请为总顾问，并担任部编初中历史教材的总主编。部分教材初稿上交后，他曾逐字修改，甚至重写重要的课文。
据叶小兵的追忆文章，关于“文革”爆发的背景，齐世荣依据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法治教育的加强，则是落实到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时，编写组进行过反复讨论的。最终，编写组确定了专门教授和渗透相结合，在六年级上册和八年级下册设置了法治专册，以宪法精神为主线，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
教材制度沿革
耿玉苗是在8月14日拿到新课本的，她跟同事们在那之后的一周进行了新教材培训和开学前的常规备课。这是她教书17年里见过的开本最大的语文教科书，此前她用了十几年人教版教材，教过六年长春版教材，也接触过苏教版和粤教版。
这“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的教材发展情况，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教育部制定统编教材，各地教材也初步百花齐放，语文课刚刚恢复独立设置。
198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导下，开始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第二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改革统一的教材制度，也就是要在统一要求和审定的前提下实行教材的多样化。
到了1991年，九年义务教育的“五四制”和“六三制”两套教材诞生于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投入使用后，广东、四川、上海、浙江、北师大等各自出版的教材经过送审，也在各地进入了课堂。1999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引入教材的竞争机制，各地又开发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乡土教材和校本教材。
2000年秋季的开学季，新的语文教材出现在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同时正式实施，已经对古诗词教学做了更高要求，并且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而北京在2007年使用的本地新教材中，就曾进行过关于鲁迅文章的篇目调整，放弃了《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选择了《铸剑》。另外，还加入过金庸小说的内容。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指导下，教育部再次组织专家对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1年版）。这个于2012年秋季开学执行的语文新课标中，对小学生会写汉字的要求有所降低，但增加了需要背诵的篇目。
这一次，耿玉苗特意先看了下识字的部分，“一年级上册要求学生认的字是300个，但只要求会写其中的100个，突出了多认少写”。这一点，符合她对孩子年龄和心理特征的认知，“6岁左右的孩子，手上肌肉群还不是很发达，他们写字是很麻烦的，认字倒很快”。
在给新生下发课本的那一天，耿玉苗记得，孩子们比较容易被插图和大字吸引，便于集中注意力，“插图改变很大，画得挺可爱，更符合儿童的特点，画风上还结合了民国课本的一些内容”。
而其中的古诗文篇目比重依然是加大了，小學教材中共有129篇，初中是132篇。教育部教材局回应记者称，这是基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原则，“让孩子在记忆力最强的时期，多接触古诗文，多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然后精选古诗文，语文课程标准里推荐的古诗词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诗词，又有反映热爱祖国、积极奋进的名家名篇，都是需要我们传承的”。
基于“人文精神”和“语文要素”双线结合的选文要求，编写组此次放入了鲁迅的《藤野先生》《故乡》《孔乙己》；朱自清的《春》《背影》；老舍的《济南的冬天》等文章，兼顾经典性和时代性。
整体而言，课文数量是有所减少的，但又增加了课外衍生阅读。比如，小学阶段新增了“和大人一起读”等栏目，初中设置了一定量的自读课文和名著导读。
尊重认知规律
关于选文的取舍、教材的新变化，以及习题涉及等细节方面，在编写的过程中，编写组都有过激烈的讨论。其中一次，是对于语文教材中拼音和识字的教学顺序。
目前的统编教材，是先学一个单元的识字，再学习拼音。而在商定时，编写组呈现了不同的看法。因为汉字本是没有拼音的，此前有教材做过这方面的探索试验，编写组的成员认为效果很好，能让学生在识字单元先缓解语文学习压力。教育部教材局回复记者称，经过讨论实验之后，教材确定了先识字后拼音的安排，“也是为了让孩子知道识字与拼音的关系，即：识字是目的，拼音是手段。先识字后学用拼音，强调汉字学习的重要地位。强调拼音作为辅助工具的价值，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识字读书的兴趣”。
在以往教学和此次开学一个月的实践中，耿玉苗对学生现状的看法是，“很多小孩学拼音会受到英文的干扰，而在生活中出现的更多是汉字。他们就是先学会了汉字，回头再来学拼音”。她觉得这是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像以往非要把拼音学到什么程度，是很为难孩子的，有些形近的，比如‘U ’和‘ V ’，好多小孩搞不清，就在小时候形成障碍了。现在降低难度，孩子学得轻松一些，也更容易对母语产生兴趣”。
对全国各地教材关注多年的深圳园岭小学语文教师李祖文，也理解此次汉字在前的教学安排，“是尊重了现在孩子的情况，他们其实不是零起点，也不一定要从一二三四开始念”。
诸如此类，编写中出现的重要和疑难问题，编写组会试行集体会商，共同寻找解决办法。对于分歧较大的，由总主编邀请更大范围的专家商讨定夺。
一个例子是，在对于小学低年级语文教材使用的字体处理上，编写组内部也曾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应该用宋体，使用更规范，有人则觉得楷体好，符合小学生的认知习惯，还有人提议选择仿宋。最后，作为总主编的温儒敏提出，教材是给孩子编的，要从孩子的识字习惯出发，最终选择了与手写体最为接近的楷体。
教材编写依据的始终是课程标准，根据不同年段的学习目标和学生接受水平，确定相应的框架结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教育部教材局由此还向记者分析了写作专题在不同年级中的难易程度：七年级强调基础性，主要进行一般写作能力的训练，侧重记叙性文章的写作；八年级强调实用性，突出语文跟生活的联系，主要进行游记、演讲稿、消息等实用性文体的写作，侧重说明性文章的写作；九年级强调思辨性，主要进行议论性文章的写作。
这些递进的难易程度，针对客观存在的地域差异，统编教材编写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弹性与适应性，以满足不同地区学生的发展需求。
在课后练习部分，编写组此次编排了“选做题”，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进行选择，也要求教师通过组织交流和表扬鼓励，去激发学生做这些题的兴趣。
李祖文却表达了一个自己的顾虑：“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这种传统的文选加练习的方式，这给老师和孩子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这其实缺乏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尊重和关注。似乎我们还是比较重视在练习中得出的结果，而中间应该隐含一个什么样的学习过程，我们的教材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东西。”
在8月28日教育部今年首场教育金秋系列发布会上，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长申继亮表示，会有三方面来保证统编教材后续的完善和提高：建立跟踪研究机制，编写的主要专家去一线了解使用过程的适宜性，同时建立研究基地，鼓励专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建立专门的平台，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定期修订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