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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访制度的创建，为民意与政府间设立了沟通渠道，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却出现一种“信访不信法”的怪现象，一些群众在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本来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却习惯于上访到政府。这一方面造成了司法资源闲置，另一方面又加大了信访工作压力，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值得高度重视和认真破解。笔者通在本文中对这一现象的现实表现进行列举并深入剖析产生的原因，最后从法治角度提出四点对策性意见。
关键词：信访；信访制度；法治
信访是“群众来信来访”的简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路径之一，其本意是为了反映民情、化解矛盾。尽管法律是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人民群众的绝大部分问题可以依靠法律来解决，法律也应是讓人民群众解决其所遇到的矛盾、困难和问题，表达其诉求的主要路径，保障其权利的最好武器，但是，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人民群众在遇到矛盾、困难和问题需要排解，诉求需要表达时，往往倾向于选择信访路径而不是法律路径来维护其权益。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信访不信法”现象，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信访不信法”。这种现象的滋生、存在和蔓延，导致信访活动猛增，并使信访逐渐成为累积民众怨恨、加剧官民冲突的敏感区，这既影响了党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及社会的稳定，又使人民群众所反映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得不到较好地解决，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信访问题，致使更多的公共资源被占用，规则遭到破坏，违背了现代法治精神。要想解决目前的信访现状，就必须正确认识“信访不信法”现象的具体表现和产生根源，并用法治思维寻找解决途径。
一、“信访不信法”的现实表现
（一）一事多投，重复上访
有的群众遇到问题错误地认为找的领导和部门多了，才会引起重视，才能形成足够的压力，问题才会得到尽快解决，因而将信访材料复制若干份，一信多投，甚至直接到上级机关部门走访。只要短时间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便再次反映，甚至增加信访人数以制造声势和影响。
（二）违反程序，越级上访
逐级反映问题是信访人应遵守的程序，但不少群众对基层信访部门和信访干部缺乏信任，总怕因地方小、熟人多而互相包庇，或是觉得基层信访部门和信访干部职低权小、人微言轻办不成事，因此认为上访层次越高，问题越容易得到解决。
（三）利益驱动，闹访集访
少数信访者在利己思想的驱使下，认为只要把事情闹大，上面就会重视、解决，自己就有利可图，他们吃准了政府要稳定的“软肋”，“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手段在实践中屡试不爽，并为更多的信访人所效仿，一旦未达到他们的期望值，就纠集在一起越级上访、到处上访。有些群众在上访过程中越来越过激、越来越对抗化，讲不好就摔杯子、砸桌子，甚至呼口号、打标语、穿状衣冲击机关办公场所，有的还采取拦截车辆、堵塞交通，或以自杀、自残相要挟等异常举动，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而有的信访人缺乏法律法规知识，抑或是故装不懂，无论信访工作人员如何解释法律、政策，只要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都一概听不进去，坚持认为工作人员歪曲事实、包庇被反映人，反复纠缠。
（四）法律缺位，依赖信访
许多涉法案件本应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有的群众却到信访部门上访。当信访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表示对此类问题无权受理时，群众就认为接访机关不负责任而越级上访。许多本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民事纠纷、合同纠纷、工程承包结算等问题也加入了信访行列，信访人明言走诉讼途径经济上有负担不说，打起官司来没完没了，就是判赢了，执行也是个问题，弄不好就变成赢了官司输了钱，还输气，于是抱着“有枣没枣抡一杆子”的侥幸心态，希望借助行政干预方式寻求得到解决。一些上访老户缺乏公正平和的心态和理性的精神，期望值过高、心态失衡，常年上访不断，他们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依法进行了答复，该解决的都已解决，但仍不断到信访接待部门纠缠，有的已成为上访专业户，靠出卖领导同志的电话、车号、住址等赚钱为生。
二、“信访不信法”的成因分析
在我国现阶段基层群众中普遍存在着“信访不信法”的现象。老百姓作为“理性人”，他们之所以选择信访而不选择信法，从根本上而言，这是他们从自身出发，权衡利弊得失的结果。
当前，在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老百姓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然而随着国家对法律知识宣传教育的增强，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在朦胧中不断增强。当遇到认为对自己不公或者有自己不满意的问题时，不再会忍气吞声，而想到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权利和根本利益，然而由于老百姓朦胧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所限，又不知道如何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或者是不愿意走正规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便使得老百姓选择走信访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诉讼时间长，信访直接而且成本较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普法教育力度的加强，部分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虽然也有老百姓在遇到矛盾纠纷时选择向法院走诉讼程序，但诉诸法律，其高昂的成本又让老百姓望而却步，这里的高成本，并非体现在诉讼费用高，而是高额的律师代理费和耗时较长造成的损失。与诉讼相比，信访成本的投入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效率更快、效果更好、影响更大，加之现在国家对不法信访又欠缺有效制裁措施，因此，方便的信访渠道就成为到法院诉讼的最好的替代品。
（一）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认识上出现偏差
中国古代为了避免老百姓冤苦无处可诉以及冤、假、错案的发生，允许百姓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告御状”，产生了“直诉”制度。那个时候，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合二为一的，老百姓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纠纷，而不愿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矛盾纠纷。晚清和民国时期引入西方大陆法系模式后，古代这种“直诉”制度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告御状”思想在中国人头脑中仍然留存。老百姓质朴地认为，“上边”永远是正确的，是“下边”的官员把经念歪了。因此，有了冤屈之后，习惯于通过信访的形式直接向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反映情况，不想走法律渠道。特别那些“某某领导批示解决上访案件”的故事，更加坚定了信访当事人绕过法定途径解决问题的信心和决心，他们认为“权力比法律大”，“法律再大不如领导说话”。 （二）政策、法制宣传不到位，上访人不懂依法维权
一是有些信访群众对党的政策一知半解，把党和政府体现的“爱民为民”，理解为是政府的妥协，认为不论有理无理只要上访就有解决，并且错误认为是“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二是个别信访者不讲政策搞蛮缠，不顾实际讲实惠，把政府信访部门作为自己发泄情绪的场所。三是还有的群众对基层干部缺乏信任，认为基层干部都是“歪嘴和尚”，担心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往往抱着“看上面怎么说”的心态信访。四是个别信访者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的心理影响，导致越级信访、集体上访的事件频繁发生。五是民众原有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通，民众遇到问题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反映。
（三）现行司法程序较为繁琐，依法维权的渠道不通畅
走司法程序时，法院需要按照司法程序立案、取证、调查、审理，一个案件审理或调解完毕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不仅如此，当事人还得支付律师费和诉讼费。而上访相对来说是一个非程序化的过程，不受任何限制，一般花费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时“上访”到一位领导人，一个“批示”就解决了问题，既经济又实惠，这也导致部分信访人员愿意上访而不愿意走司法途径。
（四）政府权力过于集中、“人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虽然我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构改革，现在也在致力于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但总体来说，我国的法制建设不够完善，政府的职权、权力仍然较为集中，行政权力部门在从事行政行为的活动过程中依法行政还不是特别规范，不适当地强化、扩大本部门及其成员的职权，巩固、扩大本部门的可控制资源，在这期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多矛盾。同时，由于政府的职权、权力较为集中，管理的范围过于宽广，老百姓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即：政府是任何事物的责任主体，任何事情的解决都依赖于政府。
（五）信访工作考核评价体系不合理，助长了一些人“闹访”和“缠访”的现象
当前，对信访工作评价有两个指标，一是结案率，二是越级上访批次和人数。这导致一种怪现象发生：一方面上访群众为扩大影响，引起领导重视，专门寻找“两会”、国庆、上级领导视察调研等特殊机会闹访，或采取过激行为进京上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迫于考核压力采取“截访”、“息访”等非正常手段花钱买平安，买稳定，满足上访户无理要求。强烈的示范效应和上访成功经验激起一轮又一轮越级上访、闹访、缠访，使信访进入“越息越访，越访越息”的怪圈。
（六）部分基层干部作风漂浮，群众缺乏信任
我们有些干部在工作中作风粗暴简单。工作缺乏公平、公正意识，对群众的问题缺乏耐心，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对群众工作浮、懒、散，迟迟不予解决、不办事。甚至有些干部拿了群众好处乱办事。这又是群众信“访”不信“法”的又一重要原因。
（七）司法人员执法犯法，腐败现象偶有发生
当前，司法机关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少数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利用手中的权利干预司法、侵害群众利益，老百姓深受其害。在此情况下，司法不公、司法不廉政的情况下，老百姓只好诉诸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途径――信访。
三、应对“信访不信法”现象的对策建議
“信访不信法”现象产生主要受群众的传统观念、执政者的法治思维和司法制度缺陷影响，笔者认为，当前要缓解基层“信访不信法”现象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将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逐步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
（一）加强普法教育，积极引导群众依法维权
坚持通过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帮助信访人以合法的途径表达诉求，“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积极引导群众依“法”维权，努力使矛盾纠纷有序地进入司法渠道。针对进京上访的大多数信访人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上级施加压力，使其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不正常心理，应明确告知《国家赔偿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指明进京上访发生的费用，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去的次数越多，只会加重个人经济负担。切实引导信访人放弃不合实际的幻想，积极与属地政府配合，解决其信访问题，使其对违法违规越级上访、缠访、闹访之事不再为、不愿为。
（二）坚持依法行政，注重从源头上化解信访压力，从源头上化解信访压力
必须坚持强化政府责任，依法行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才能避免和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一个法治社会，需要具备完善的法治制度，一个廉洁的法治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行政行为监督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三）强化公正司法，引导当事人由“信访”向“信法”转变
司法权威的树立，最关键的是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应得到肯定和尊重。首先在案件的办理中必须遵循法律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其次，案件的裁决结果应当得到双方当事人、有关部门和人员以及司法机关自己的尊重，确保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再者，正确的司法裁决一定要加大执行力度，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受到法律的维护和保障。唯有公正方可树立司法权威，群众普遍会认识到“法”比“访”更可信，更可依，“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必然会减少。
（四）常抓反腐倡廉，确保权力的廉洁性，努力实现领导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变
政府和司法机关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干部自身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努力保持干部队伍纯洁，对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高司法的权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自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廉洁教育，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变信“访”为信“法”不是一朝一夕便的事，在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反腐倡廉，提高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是消除产生“信访不信法”意识和现象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国家的法治进程，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1]覃美洲.“信访不信法”的根源探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2]许尧.破解“信访不信法”困局还须坚持依法治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10月22日
[3]陈永胜.浅论“信访不信法”现象的产生原因及防治对策，《法制与社会》，2010年4月（下）
关键词：信访；信访制度；法治
信访是“群众来信来访”的简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路径之一，其本意是为了反映民情、化解矛盾。尽管法律是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人民群众的绝大部分问题可以依靠法律来解决，法律也应是讓人民群众解决其所遇到的矛盾、困难和问题，表达其诉求的主要路径，保障其权利的最好武器，但是，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人民群众在遇到矛盾、困难和问题需要排解，诉求需要表达时，往往倾向于选择信访路径而不是法律路径来维护其权益。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信访不信法”现象，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信访不信法”。这种现象的滋生、存在和蔓延，导致信访活动猛增，并使信访逐渐成为累积民众怨恨、加剧官民冲突的敏感区，这既影响了党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及社会的稳定，又使人民群众所反映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得不到较好地解决，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信访问题，致使更多的公共资源被占用，规则遭到破坏，违背了现代法治精神。要想解决目前的信访现状，就必须正确认识“信访不信法”现象的具体表现和产生根源，并用法治思维寻找解决途径。
一、“信访不信法”的现实表现
（一）一事多投，重复上访
有的群众遇到问题错误地认为找的领导和部门多了，才会引起重视，才能形成足够的压力，问题才会得到尽快解决，因而将信访材料复制若干份，一信多投，甚至直接到上级机关部门走访。只要短时间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便再次反映，甚至增加信访人数以制造声势和影响。
（二）违反程序，越级上访
逐级反映问题是信访人应遵守的程序，但不少群众对基层信访部门和信访干部缺乏信任，总怕因地方小、熟人多而互相包庇，或是觉得基层信访部门和信访干部职低权小、人微言轻办不成事，因此认为上访层次越高，问题越容易得到解决。
（三）利益驱动，闹访集访
少数信访者在利己思想的驱使下，认为只要把事情闹大，上面就会重视、解决，自己就有利可图，他们吃准了政府要稳定的“软肋”，“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手段在实践中屡试不爽，并为更多的信访人所效仿，一旦未达到他们的期望值，就纠集在一起越级上访、到处上访。有些群众在上访过程中越来越过激、越来越对抗化，讲不好就摔杯子、砸桌子，甚至呼口号、打标语、穿状衣冲击机关办公场所，有的还采取拦截车辆、堵塞交通，或以自杀、自残相要挟等异常举动，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而有的信访人缺乏法律法规知识，抑或是故装不懂，无论信访工作人员如何解释法律、政策，只要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都一概听不进去，坚持认为工作人员歪曲事实、包庇被反映人，反复纠缠。
（四）法律缺位，依赖信访
许多涉法案件本应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有的群众却到信访部门上访。当信访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表示对此类问题无权受理时，群众就认为接访机关不负责任而越级上访。许多本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民事纠纷、合同纠纷、工程承包结算等问题也加入了信访行列，信访人明言走诉讼途径经济上有负担不说，打起官司来没完没了，就是判赢了，执行也是个问题，弄不好就变成赢了官司输了钱，还输气，于是抱着“有枣没枣抡一杆子”的侥幸心态，希望借助行政干预方式寻求得到解决。一些上访老户缺乏公正平和的心态和理性的精神，期望值过高、心态失衡，常年上访不断，他们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依法进行了答复，该解决的都已解决，但仍不断到信访接待部门纠缠，有的已成为上访专业户，靠出卖领导同志的电话、车号、住址等赚钱为生。
二、“信访不信法”的成因分析
在我国现阶段基层群众中普遍存在着“信访不信法”的现象。老百姓作为“理性人”，他们之所以选择信访而不选择信法，从根本上而言，这是他们从自身出发，权衡利弊得失的结果。
当前，在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老百姓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然而随着国家对法律知识宣传教育的增强，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在朦胧中不断增强。当遇到认为对自己不公或者有自己不满意的问题时，不再会忍气吞声，而想到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权利和根本利益，然而由于老百姓朦胧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所限，又不知道如何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或者是不愿意走正规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便使得老百姓选择走信访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诉讼时间长，信访直接而且成本较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普法教育力度的加强，部分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虽然也有老百姓在遇到矛盾纠纷时选择向法院走诉讼程序，但诉诸法律，其高昂的成本又让老百姓望而却步，这里的高成本，并非体现在诉讼费用高，而是高额的律师代理费和耗时较长造成的损失。与诉讼相比，信访成本的投入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效率更快、效果更好、影响更大，加之现在国家对不法信访又欠缺有效制裁措施，因此，方便的信访渠道就成为到法院诉讼的最好的替代品。
（一）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认识上出现偏差
中国古代为了避免老百姓冤苦无处可诉以及冤、假、错案的发生，允许百姓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告御状”，产生了“直诉”制度。那个时候，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合二为一的，老百姓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纠纷，而不愿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矛盾纠纷。晚清和民国时期引入西方大陆法系模式后，古代这种“直诉”制度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告御状”思想在中国人头脑中仍然留存。老百姓质朴地认为，“上边”永远是正确的，是“下边”的官员把经念歪了。因此，有了冤屈之后，习惯于通过信访的形式直接向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反映情况，不想走法律渠道。特别那些“某某领导批示解决上访案件”的故事，更加坚定了信访当事人绕过法定途径解决问题的信心和决心，他们认为“权力比法律大”，“法律再大不如领导说话”。 （二）政策、法制宣传不到位，上访人不懂依法维权
一是有些信访群众对党的政策一知半解，把党和政府体现的“爱民为民”，理解为是政府的妥协，认为不论有理无理只要上访就有解决，并且错误认为是“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二是个别信访者不讲政策搞蛮缠，不顾实际讲实惠，把政府信访部门作为自己发泄情绪的场所。三是还有的群众对基层干部缺乏信任，认为基层干部都是“歪嘴和尚”，担心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往往抱着“看上面怎么说”的心态信访。四是个别信访者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的心理影响，导致越级信访、集体上访的事件频繁发生。五是民众原有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通，民众遇到问题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反映。
（三）现行司法程序较为繁琐，依法维权的渠道不通畅
走司法程序时，法院需要按照司法程序立案、取证、调查、审理，一个案件审理或调解完毕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不仅如此，当事人还得支付律师费和诉讼费。而上访相对来说是一个非程序化的过程，不受任何限制，一般花费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时“上访”到一位领导人，一个“批示”就解决了问题，既经济又实惠，这也导致部分信访人员愿意上访而不愿意走司法途径。
（四）政府权力过于集中、“人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虽然我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构改革，现在也在致力于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但总体来说，我国的法制建设不够完善，政府的职权、权力仍然较为集中，行政权力部门在从事行政行为的活动过程中依法行政还不是特别规范，不适当地强化、扩大本部门及其成员的职权，巩固、扩大本部门的可控制资源，在这期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多矛盾。同时，由于政府的职权、权力较为集中，管理的范围过于宽广，老百姓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即：政府是任何事物的责任主体，任何事情的解决都依赖于政府。
（五）信访工作考核评价体系不合理，助长了一些人“闹访”和“缠访”的现象
当前，对信访工作评价有两个指标，一是结案率，二是越级上访批次和人数。这导致一种怪现象发生：一方面上访群众为扩大影响，引起领导重视，专门寻找“两会”、国庆、上级领导视察调研等特殊机会闹访，或采取过激行为进京上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迫于考核压力采取“截访”、“息访”等非正常手段花钱买平安，买稳定，满足上访户无理要求。强烈的示范效应和上访成功经验激起一轮又一轮越级上访、闹访、缠访，使信访进入“越息越访，越访越息”的怪圈。
（六）部分基层干部作风漂浮，群众缺乏信任
我们有些干部在工作中作风粗暴简单。工作缺乏公平、公正意识，对群众的问题缺乏耐心，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对群众工作浮、懒、散，迟迟不予解决、不办事。甚至有些干部拿了群众好处乱办事。这又是群众信“访”不信“法”的又一重要原因。
（七）司法人员执法犯法，腐败现象偶有发生
当前，司法机关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少数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利用手中的权利干预司法、侵害群众利益，老百姓深受其害。在此情况下，司法不公、司法不廉政的情况下，老百姓只好诉诸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途径――信访。
三、应对“信访不信法”现象的对策建議
“信访不信法”现象产生主要受群众的传统观念、执政者的法治思维和司法制度缺陷影响，笔者认为，当前要缓解基层“信访不信法”现象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将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逐步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
（一）加强普法教育，积极引导群众依法维权
坚持通过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帮助信访人以合法的途径表达诉求，“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积极引导群众依“法”维权，努力使矛盾纠纷有序地进入司法渠道。针对进京上访的大多数信访人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上级施加压力，使其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不正常心理，应明确告知《国家赔偿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指明进京上访发生的费用，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去的次数越多，只会加重个人经济负担。切实引导信访人放弃不合实际的幻想，积极与属地政府配合，解决其信访问题，使其对违法违规越级上访、缠访、闹访之事不再为、不愿为。
（二）坚持依法行政，注重从源头上化解信访压力，从源头上化解信访压力
必须坚持强化政府责任，依法行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才能避免和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一个法治社会，需要具备完善的法治制度，一个廉洁的法治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行政行为监督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三）强化公正司法，引导当事人由“信访”向“信法”转变
司法权威的树立，最关键的是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应得到肯定和尊重。首先在案件的办理中必须遵循法律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其次，案件的裁决结果应当得到双方当事人、有关部门和人员以及司法机关自己的尊重，确保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再者，正确的司法裁决一定要加大执行力度，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受到法律的维护和保障。唯有公正方可树立司法权威，群众普遍会认识到“法”比“访”更可信，更可依，“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必然会减少。
（四）常抓反腐倡廉，确保权力的廉洁性，努力实现领导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变
政府和司法机关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干部自身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努力保持干部队伍纯洁，对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高司法的权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自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廉洁教育，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变信“访”为信“法”不是一朝一夕便的事，在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反腐倡廉，提高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是消除产生“信访不信法”意识和现象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国家的法治进程，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1]覃美洲.“信访不信法”的根源探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2]许尧.破解“信访不信法”困局还须坚持依法治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10月22日
[3]陈永胜.浅论“信访不信法”现象的产生原因及防治对策，《法制与社会》，2010年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