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沙特为首的多国空军的强大火力，一度在也门势如破竹的胡塞武装被迫后退，撤离了一天前占领的亚丁总统府。
　　从3月26日开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代号为“果断风暴”的空袭行动。4月3日，沙特“果断风暴”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称，沙特战机当天向在也门南部最大城市亚丁参加战斗的也门总统哈迪的支持者空投武器，推动地面形势发生转变，也门当局赶走占领总统府的胡塞武装组织，而胡塞组织被迫撤离总统府及周围地区。
　　4月2日夜，沙特战机轰炸了也门前总统萨利赫支持者的“飞毛腿”导弹仓库。在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组织人员当天占领了亚丁总统府，并控制了总统府附近的区域。
　　在历史上，沙特曾经多次直接介入也门局势。这出于多方面考虑，如占领和巩固南部领土，防止“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向沙特境内扩张，以及打击也门国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等。此次沙特出兵也门，也有不少分析将也门内战归为“萨利赫余党”作祟、大国“争夺曼德勒海峡”抑或是“海湾地区领导权之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伊斯兰什叶派在也门境内扩张的关注和担忧，也是长期驱使“逊尼派国家”沙特介入和关注也门局势的重要原因。

屡遭边缘化的胡塞武装

　　夏季的也门，有着阿拉拍半岛沙漠中常见的沙尘暴，而因过度放牧，沙漠化日渐严重，也门的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困境之中，经济结构脆弱，粮食不能自给，约1/2依靠进口。再加上教派间对峙冲突不断，政府管控能力有限，长期处在混乱边缘的也门已多年位居“失败国家指数”排名的前列。
　　在当前也门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比中，什叶派-逊尼派的裂痕十分明显。2011年11月23日，执政也门长达30多年的“强人”总统萨利赫下台后，其副手哈迪以唯一候选人的资格，通过全国大选当选总统。
　　哈迪是也门南方人，属于逊尼派，该派在也门人口中占多数。但他上台后始终摆不平境内各路军阀、部落和心思各异的“革命”势力，尤其是属于什叶派、控制北方萨达等省的胡塞武装。
　　2013年3月，也门各派勉强达成协议，决定推行联邦制并制订新宪法，但随后胡塞派不满哈迪“削藩”，于2014年9月攻入首都萨那，成立“也门革命委员会”，逼迫哈迪辞职。今年2月21日，哈迪和“也门革命委员会”间彻底撕破脸皮，逃往南方“根据地”，宣布迁都前南也门首都亚丁。随后也门内战激化，胡塞武装节节进逼，导致哈迪3月24日指责胡塞派“政变”“勾结萨利赫和伊朗”，并请求沙特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出兵帮助。
　　胡塞武装属于也门什叶派分支中的宰德派。宰德派又称为五伊玛目派，目前这个教派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只存在于也门境内。尽管属于什叶派的一支，但是宰德派的许多方面都同逊尼派十分相似，比如在承认阿里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同时，也承认执掌穆罕默德之后的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这些都与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的什叶派有着显著的区别。当然，作为一个什叶派分支，宰德派同样也宣扬只有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才能成为穆斯林合法的统治者，因此主张什叶派掌握政权，并且期望能够建立伊斯兰什叶派神权统治。
　　在也门，什叶派并不占据多数，但是宰德派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宰德派的中心区域在也门西北部，那里有400多个宰德派部落，人口超过500万。宰德派曾长期在也门处于统治地位，并且经常打击也门国内的逊尼派及其他什叶派支派。
　　然而，1962年，也门共和国政府建立后，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逐渐让宰德派边缘化，导致该派无法在也门国内的发展中获得红利，不得不退回山区。此时，沙特国内最大的逊尼派——瓦哈比派对也门的宗教渗透日益巨大，在也门政界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宰德派信徒皈依了逊尼派的萨拉菲教派，一些也门北部宰德派部落为了能从沙特手中获得支持，也逐渐转而支持萨拉菲派。
　　萨拉菲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中最大的极端派别，沙特政府为了抑制也门国内什叶派的发展，大力支持和资助也门萨拉菲派。萨拉菲派在获得了沙特的资金支持后财力日渐雄厚，不断渗透蚕食宰德派的地盘，并且公开质疑宰德派的仪式和信仰，骚扰宰德派的清真寺与宗教活动。
　　20世纪90年代后，也门国内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逊尼派力量不断扩张，宰德派的生存危机也日益严峻。宰德派部分人士开始谋划建立宰德派自己的政治运动，并且成立了包括胡塞武装组织的前身——青年信仰者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团体。
　　也门联合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后，宰德派政治力量也开始进入政府，希望通过合法的政治手段改变其在国家内边缘化的地位。1993年，隶属于宰德派的真理党和青年信仰者组织进一步发展，而37岁的侯赛因·胡塞则被推选为也门议会议员。

　　1994年也门内战爆发，也门政府为了能够得到伊斯兰世界的财政支持，再次推崇逊尼派瓦哈比教义，这让宰德派在政治和经济上又遭边缘化。2001年“9·11事件”之后，也门政府为了获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积极推动与美国合作。宰德派则坚决反对与美国靠近，竖起了“反美”“反以色列”和“反也门政府”的旗帜，两派渐成决裂之势。
　　为了平息宰德派内乱，2004年，时任也门总统萨利赫邀请侯赛因·胡塞前往首都萨那“议事”，遭后者拒绝。也门政府以此为由，派出军警部队缉捕胡塞，胡塞则带领部落开始了反抗也门政府的武装起义，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是年9月，也门政府军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击毙了胡塞。此后，为了纪念这位组织领导人，青年信仰者运动决定将自己更名为“胡塞人”，即胡塞武装组织。 　　胡塞武装组织更名后，由侯赛因·胡塞的兄弟领导，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阿卜杜拉·马立克·胡塞，而侯赛因的父亲巴达尔·丁·胡塞则成为了胡塞武装的精神领袖。胡塞武装组织坚称其对抗政府是为了让也门国内的宰德派免遭歧视与侵略，并且认为也门政府正在同包括“基地组织”和沙特政府在内的逊尼派力量一起打击中东地区的什叶派。
　　与此相对，也门政府则指责胡塞武装组织推行什叶派宗教法律，渲染反美情绪，并且指责什叶派受到了域外大国如伊朗的支持，成为也门境内的“伊朗代理人”。2014年4月也门总统哈迪曾经公开呼吁伊朗“停止支持胡塞武装”，但是很快伊朗就对此予以了否认，并且认为哈迪的指责“毫无根据，子虚乌有”。

中东地区展开新一轮政治博弈

　　什叶派—逊尼派所产生的教派之争，是胡塞武装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境外力量竞相干涉也门内政的重要由头。
　　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问题，溯根追源，涉及两大教派的历史恩怨、教义教法分歧，又与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争夺海湾和中东主导权密切相关。尽管都源于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但是不同的教派分歧使得两派在日常生活、宗教活动和政治理念上大相径庭。
　　不少逊尼派信众认为什叶派是“宗教异端”。由于什叶派的宗教活动相对较为狂热，有时甚至会有一些“自虐行为”，因此这些行为在逊尼派信众眼中则显得荒唐可笑;与此相对，不少什叶派则认为逊尼派的宗教理念和行为“不纯正”，缺少宗教的庄严性。当然，在各个不同教派内部，不同支派之间也存在深深的隔阂。因此当阿拉伯世界发生剧烈动荡时，外部势力往往能够对阿拉伯世界内部不同宗教、教派和支派之间的矛盾加以利用。
　　以笔者目前所在的以色列为例，之所以它能够成功立足于中东敌国环立的险境之中，就离不开其根据不同国家内部和外部矛盾、运筹于周边国家和阿拉伯世界中的外交功力。因此当中东剧变来临之时，一方面以色列学者们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周边局势的风吹草动，另一方面也常为发现可以利用的战略机遇而暗自喜悦。
　　如今中东地区的教派政治冲突，还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一个世纪前西方殖民者有意无意的安排。
　　1916年3月，英国东方问题专家塞克斯与法国原驻贝鲁特总领事皮科，秘密商讨瓜分奥斯曼帝国西亚疆土的方案，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塞克斯—皮科协定》。在奥斯曼帝国治下貌合神离的阿拉伯世界，因遭受西方殖民侵略的冲击而发生重大裂变。阿拉伯世界在西方国家的插手下，被划分为多个国家，尤其是在阿拉伯国家独立与划界过程中，欧洲列强制造了大量极为棘手的边界、民族、宗教和教派纷争。
　　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除去少数地区之外，中东地区绝大多数的什叶派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中。在有些地区，尽管什叶派人口占多数（如伊拉克和巴林），但是国家通常由逊尼派政治人物所掌控。因此当巨大的政治变动来临之时，教派积怨很容易促使长期被压抑的什叶派迸发出巨大的政治力量。
　　沙特媒体曾经忧心忡忡地认为，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伊朗试图建立一个以巴格达—大马士革—萨那—贝鲁特为核心的“中东什叶帝国”。当然这种指责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当前以沙特和卡塔尔等逊尼派国家为代表的海湾国家为一方，在同什叶派国家伊朗为代表的另一方，各自高举教派意识形态，在广大的中东地区展开新一轮的政治博弈。
　　最先受到教派矛盾冲击的是海湾君主国家巴林。2011年初春，“阿拉伯之春”的动荡浪潮登陆巴林。巴林什叶派在突尼斯、埃及事件的鼓舞下，发动了一系列的抗议示威活动。为拯救岌岌可危的巴林哈利法家族政权，沙特不惜动用军队前往巴林“维稳”。在外力干涉下，巴林局势暂得平静，但什叶派对逊尼派的仇恨却空前高涨，为这个岛国的政治前景埋下隐患。
　　沙特之所以不惜出兵巴林，是因为它将巴林视为后院和反伊朗的前线。沙特石油主产区的东部省是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地，巴林的动乱如果不被及时遏制，则可能蔓延至沙特，使王室统治面临威胁。其另一个担心则是，巴林什叶派一旦上台，将投靠同为什叶派的伊朗。
　　沙特主导下的海湾合作委员会还推出扩容计划，邀请约旦和摩洛哥“入海”，意在将该组织打造成建立在逊尼派和君主制基础上的“神圣同盟”，将维护家族统治和应对伊朗威胁作为首要目标。
　　叙利亚危机同样带有教派冲突的深深烙印。巴沙尔政权的核心成员，以及叙利亚军队的大多数高级将领，均属阿拉维派。该派是什叶派下面的一个小派别，人数仅占叙利亚人口的12%，却称雄叙利亚政坛数十年。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是个另类，它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敌人——伊朗的坚定盟友，这是叙利亚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关系不睦的主要原因。因此当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以卡塔尔为首的海湾国家最坚决地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这些国家说，它们的目标不是巴沙尔，而是伊朗。
　　对于伊朗来说，维系巴沙尔政府的领导至关重要。巴沙尔政府不仅是中东地区少数几个支持伊朗的政府之一，而且是伊朗维系自己同黎巴嫩境内战略盟友“真主党”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在当前的叙利亚内战中，战况最为激烈的地域，往往是教派之间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地区。
　　由此，就不难理解阿拉维人何以紧密团结，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巴沙尔政权垮台，阿拉维人就会遭到逊尼派的报复性屠杀;而当看到阿拉维武装起来之后，逊尼派也不得不加强自己的武装而捍卫自己的安全，这又使得其他阿拉维人形成武装团体。国家内部各个不同群体之间因为缺少信任而导致的“安全困境”，进一步强化了身份认同与教派冲突。
　　教派冲突同样波及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1943年黎巴嫩独立以来，国内各个政治派别依据不同的宗教教派和民族关系划分阵营，不断进行政治博弈。历史上黎巴嫩曾经发生过多次内战，孱弱的国力和内乱的纷争也让黎巴嫩成为了周边邻国竞相渗透的对象。1989年的《塔伊夫协议》尽管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内战，但是关于黎巴嫩国内政治力量分配、黎巴嫩—叙利亚关系和真主党武装合法性等敏感问题一直悬而未决。2011年之后，伴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同为什叶派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越境参战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府;而黎巴嫩国内则由于政治纷争一直无法就议会和总统选举达成一致，导致黎巴嫩中央政府被架空。此外，黎巴嫩东部不断受到“伊斯兰国”和“支持阵线”等逊尼派极端组织的骚扰，黎巴嫩国内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关系日益紧张。 　　“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政治动荡，让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逊尼派—什叶派关系更加敏感和脆弱。但应当看到的是，逊尼派—什叶派冲突并不是中东动荡的最根本原因，毕竟历史上教派矛盾一直存在，但教派矛盾能够在动荡局势下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这在近代以来还并不多见;此外，教派并不是中东各个政治主体划分彼此阵营的唯一标准，这些政治主体往往还依据各自利益的需要而彼此结盟，像加沙地区属于逊尼派的哈马斯就长期和伊朗交好，而沙特在上世纪70年代也曾经长期支持北也门的什叶派政府。
　　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既不能忽视，也毋需高估。如果把教派差异视为目前中东政治变动产生主因，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多数中东国家未能成功寻找到一个作为全体国民共识并分享的认同体系。因此，在一个威权政治体系下，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一旦被打破，不确定的政治环境和日益恶化的权力斗争都将重燃并激化古老的教派意识。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不同群体在国家体制内的政治利益之争，更加强化了教派身份认同，使之成为国内政治博弈中的主要因素。
　　在缺乏稳固的国家认同的局面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各国宗教少数派闻风而起。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海法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助理）
　　

什叶派和逊尼派争端溯源

　　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争，最早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创教初期。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安排谁为哈里发，即继承人，也没有谈到以什么形式推选哈里发。
　　按照阿拉伯人的传统，领袖是从部落上层有威望的人中推选的。然而穆罕默德所建的公社包括了许多部落，因此当时的伊斯兰教信徒们在继承权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其中一派主张继承人应由穆斯林公社根据资历、威望选举产生。拥护这个主张的穆斯林后来被称为逊尼派。该派把穆罕默德早期追随者的言论和事迹编成一本书——《圣训经》，称为《逊奈》。逊尼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目前，全世界伊斯兰教穆斯林90%属于这一派。他们广泛分布在西亚、北非的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自称“正统派”。
　　另一部分人则主张世袭原则，认为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作为合法继承人符合世袭原则。支持这一主张的穆斯林后来被称为什叶派。目前，全世界约10%的穆斯林属这一派，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印度、巴基斯坦、也门、叙利亚、黎巴嫩、阿富汗、土耳其、巴林等国，其中近一半在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