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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物资回收、加工行业，成为一个地方的经济支柱？这不是天方夜谭，在湖南岳阳的汨罗市，就有这样一个“破烂王”产业：2001年，这个县级市在再生资源方面实现的财税收入只有585万元，2005年再生资源实现财税收入突破1亿元，2011年达到8.1亿元，再生资源对全市财税收入的贡献率超过70%。
政府把脉 、银行开方、企业抱团，三方携手，在“富民兴汨”过程中，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汨罗模式”破茧而出。
“破烂王”产业遇升级瓶颈
一根扁担、两个箩筐，串乡走户，收旧拾荒。早在晚清，汨罗城郊一带就有不少“破烂王”，他们以废旧回收为生。改革开放后，“破烂王”队伍不断壮大，汨罗发展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废旧物资聚散地之一。
汨罗市副市长王敏求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汨罗，以前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多属自发行为。2001年后，政府开始对再生资源行业进行引导，但到2004年遇到了瓶颈——全市整个再生资源行业每年得到的银行贷款不足1000万元，而实际融资需求至少超过2亿元，扩张和升级受到严重制约。”
此前，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湖南省分行前往汨罗调研发现，虽然聚集在汨罗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的废旧物资收储加工户有700多家，但享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规模企业却只有20多家，这些中小微企业以家庭为单位，普遍达不到银行贷款准入条件，很难取得银信部门的信贷支持。而在政府方面，“‘以地生财’的路走不通，打造政府公共平台找不到钱，只好从初具规模的再生资源上寻求突破。”王敏求称，他们是“逼上梁山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了国开行”。
国开行先当设计师，再做工程师
许平桂，平桂制塑公司董事长，曾因贷款难7次搬迁厂房。许平桂回忆，2003年他准备向某银行申请400万元贷款，托了很多关系，办了8个月的手续，最后才拿到一笔150万元的短贷，“贷款还了后，又要开始‘拆东墙、补西墙’。”
国开行在汨罗试点后，许平桂成为首批贷款受益者。2004年12月，国开行湖南省分行给他提供了430万元（5年期、分期付款）的贷款；2005年6月，他再次拿到国开行湖南省分行一笔2000万元（5年期、分期付款）的贷款。如今已成为中南地区最大PVC塑料领域生产商的许平桂称，“做梦都没想到能融资这么多。”
许平桂的贷款，受益于“一会三公司”之下的融资信用体系。
2004年，在国开行的指导下，汨罗成立了中小企业信用协会（下称“协会”），改组并规范了汨罗市会计咨询服务公司（下称“会计公司”）；2005年顺势而为，整合汨罗城投公司的优质资产，引进杨兴发、付国华等30多位较有实力的“破烂王”，组建了汨罗市恒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资产公司”）和汨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下称“担保公司”），以协会为“龙头”、三驾马车为辅的“一会三公司”的融资担保体系初步完成。
“先做设计师，再做工程师。”在国开行湖南省分行行长王学东看来，汨罗再生资源产业基础好，政府也花大力气对该产业进行了引导，况且，支持新农村、新产业发展，改善民生，正是国开行的题中之义。“不是莽莽撞撞地搞，全面铺开也不行。”王学东称，“我们的思路是，要把市场‘赶进’诚信的笼子，就得设计好游戏规则。”
“一会三公司”模式下的信用架构，简言之，就是协会向社会敞开大门，企业如有信贷需求，必须加入协会，协会由9个片区分会组成，各分会内部又有若干个贷款联保体，联保体由3～5个户主自愿结成，会员之间互联互保，共同承担相应经济责任；会计公司从事财务服务，承担咨询服务风险；资产公司为承贷主体，负责贷款的受理、调查、评审、申报及贷后管理、收贷收息等；担保公司为资产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受贷企业以自己的资产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
架构完成后，国开行的贷款开始输入汨罗再生资源产业。2004年至今，国开行的资信支持已从最初的2300万元升至5.8亿元，并取得了经办贷款无一逾期、应收利息无一拖欠、在保贷款无一失控的业绩。在国开行示范下，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华融湘江银行等也相继成为汨罗循环经济中的“加油机”。
“一是‘牵制强’，二是‘审贷严’，三是‘民主公开’，如同一个连环套，环环紧扣，能将过去不讲诚信的市场，变成最讲诚信的市场，将大量银行不敢放行的‘红灯’客户，变成银行敢于放行的‘绿灯’客户。”汨罗市委书记白维国如此评价。
政府有所为亦有所不为
银行与中小微企业能搭起这座“金桥”， “红娘”功不可没——汨罗市政府作为担保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奉行“支持不干预，监督不越位”的原则，使得资信平台拥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协会副会长付国华讲了一个例子：在他们的联保体里，有一位从事塑料回收的户主，妻子长期患病，唯一的资产一套住房也不值钱，拟申请10万元贷款——这在过去，别说找银行，即使找私人去借可能也借不到。怎么办？增强该住户信用等级，从联保体里找一两个较有实力的老板给他担保。“整个过程政府不介入，一切以融资信用平台的制度管人、管事。”
管理上有所不为，但在整合政府优势资源方面，当地政府还是积极“有所为”。
本刊记者了解到，汨罗地方政府与国开行合作成立了开发性金融合作办公室、信贷资金监管领导小组以及担保贷款安全监管小组，对“一会三公司”和受贷企业进行稽核和检查，以确保信贷安全。当地财税部门还从担保平台建设、担保风险补贴、税收奖励、贴息等方面实行财税倾斜。据统计，2005年来，当地财税部门共提供近3亿元财力支持。“把行业组织好、协调好、规划好，并给予必要的扶持，这是政府的责任。”王学东认为。
国开行进入汨罗的第二年，2005年10月，国务院批准汨罗列为国家循环经济首批试点县（市）。2006年，汨罗依托再生资源优势，将初具规模的开发区调整为循环经济工业园，进行重点培育，逐步形成了再生铜、再生铝、不锈钢、塑料回收加工四大板块，2010年，汨罗跻身中国七大“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之一。2011年，汨罗再生资源实现工业产值150亿元，实现财税收入8.1亿元，在400多家中小微企业当中，年产值过亿规模的企业达28家，再生资源对全市财税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
“汨罗在县域经济的探索之路上一路走来，银行发挥了融资运作优势，政府发挥了组织协调优势，再生资源发挥了产业优势，‘一会三公司’发挥了专业优势，四者结合，不仅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城镇、新园区建设提供了思路，更重要的是，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白维国称。
政府把脉 、银行开方、企业抱团，三方携手，在“富民兴汨”过程中，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汨罗模式”破茧而出。
“破烂王”产业遇升级瓶颈
一根扁担、两个箩筐，串乡走户，收旧拾荒。早在晚清，汨罗城郊一带就有不少“破烂王”，他们以废旧回收为生。改革开放后，“破烂王”队伍不断壮大，汨罗发展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废旧物资聚散地之一。
汨罗市副市长王敏求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汨罗，以前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多属自发行为。2001年后，政府开始对再生资源行业进行引导，但到2004年遇到了瓶颈——全市整个再生资源行业每年得到的银行贷款不足1000万元，而实际融资需求至少超过2亿元，扩张和升级受到严重制约。”
此前，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湖南省分行前往汨罗调研发现，虽然聚集在汨罗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的废旧物资收储加工户有700多家，但享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规模企业却只有20多家，这些中小微企业以家庭为单位，普遍达不到银行贷款准入条件，很难取得银信部门的信贷支持。而在政府方面，“‘以地生财’的路走不通，打造政府公共平台找不到钱，只好从初具规模的再生资源上寻求突破。”王敏求称，他们是“逼上梁山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了国开行”。
国开行先当设计师，再做工程师
许平桂，平桂制塑公司董事长，曾因贷款难7次搬迁厂房。许平桂回忆，2003年他准备向某银行申请400万元贷款，托了很多关系，办了8个月的手续，最后才拿到一笔150万元的短贷，“贷款还了后，又要开始‘拆东墙、补西墙’。”
国开行在汨罗试点后，许平桂成为首批贷款受益者。2004年12月，国开行湖南省分行给他提供了430万元（5年期、分期付款）的贷款；2005年6月，他再次拿到国开行湖南省分行一笔2000万元（5年期、分期付款）的贷款。如今已成为中南地区最大PVC塑料领域生产商的许平桂称，“做梦都没想到能融资这么多。”
许平桂的贷款，受益于“一会三公司”之下的融资信用体系。
2004年，在国开行的指导下，汨罗成立了中小企业信用协会（下称“协会”），改组并规范了汨罗市会计咨询服务公司（下称“会计公司”）；2005年顺势而为，整合汨罗城投公司的优质资产，引进杨兴发、付国华等30多位较有实力的“破烂王”，组建了汨罗市恒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资产公司”）和汨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下称“担保公司”），以协会为“龙头”、三驾马车为辅的“一会三公司”的融资担保体系初步完成。
“先做设计师，再做工程师。”在国开行湖南省分行行长王学东看来，汨罗再生资源产业基础好，政府也花大力气对该产业进行了引导，况且，支持新农村、新产业发展，改善民生，正是国开行的题中之义。“不是莽莽撞撞地搞，全面铺开也不行。”王学东称，“我们的思路是，要把市场‘赶进’诚信的笼子，就得设计好游戏规则。”
“一会三公司”模式下的信用架构，简言之，就是协会向社会敞开大门，企业如有信贷需求，必须加入协会，协会由9个片区分会组成，各分会内部又有若干个贷款联保体，联保体由3～5个户主自愿结成，会员之间互联互保，共同承担相应经济责任；会计公司从事财务服务，承担咨询服务风险；资产公司为承贷主体，负责贷款的受理、调查、评审、申报及贷后管理、收贷收息等；担保公司为资产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受贷企业以自己的资产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
架构完成后，国开行的贷款开始输入汨罗再生资源产业。2004年至今，国开行的资信支持已从最初的2300万元升至5.8亿元，并取得了经办贷款无一逾期、应收利息无一拖欠、在保贷款无一失控的业绩。在国开行示范下，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华融湘江银行等也相继成为汨罗循环经济中的“加油机”。
“一是‘牵制强’，二是‘审贷严’，三是‘民主公开’，如同一个连环套，环环紧扣，能将过去不讲诚信的市场，变成最讲诚信的市场，将大量银行不敢放行的‘红灯’客户，变成银行敢于放行的‘绿灯’客户。”汨罗市委书记白维国如此评价。
政府有所为亦有所不为
银行与中小微企业能搭起这座“金桥”， “红娘”功不可没——汨罗市政府作为担保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奉行“支持不干预，监督不越位”的原则，使得资信平台拥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协会副会长付国华讲了一个例子：在他们的联保体里，有一位从事塑料回收的户主，妻子长期患病，唯一的资产一套住房也不值钱，拟申请10万元贷款——这在过去，别说找银行，即使找私人去借可能也借不到。怎么办？增强该住户信用等级，从联保体里找一两个较有实力的老板给他担保。“整个过程政府不介入，一切以融资信用平台的制度管人、管事。”
管理上有所不为，但在整合政府优势资源方面，当地政府还是积极“有所为”。
本刊记者了解到，汨罗地方政府与国开行合作成立了开发性金融合作办公室、信贷资金监管领导小组以及担保贷款安全监管小组，对“一会三公司”和受贷企业进行稽核和检查，以确保信贷安全。当地财税部门还从担保平台建设、担保风险补贴、税收奖励、贴息等方面实行财税倾斜。据统计，2005年来，当地财税部门共提供近3亿元财力支持。“把行业组织好、协调好、规划好，并给予必要的扶持，这是政府的责任。”王学东认为。
国开行进入汨罗的第二年，2005年10月，国务院批准汨罗列为国家循环经济首批试点县（市）。2006年，汨罗依托再生资源优势，将初具规模的开发区调整为循环经济工业园，进行重点培育，逐步形成了再生铜、再生铝、不锈钢、塑料回收加工四大板块，2010年，汨罗跻身中国七大“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之一。2011年，汨罗再生资源实现工业产值150亿元，实现财税收入8.1亿元，在400多家中小微企业当中，年产值过亿规模的企业达28家，再生资源对全市财税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
“汨罗在县域经济的探索之路上一路走来，银行发挥了融资运作优势，政府发挥了组织协调优势，再生资源发挥了产业优势，‘一会三公司’发挥了专业优势，四者结合，不仅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城镇、新园区建设提供了思路，更重要的是，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白维国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