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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和那种贬抑自己，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的“逆向种族主义”观点彻底“决裂”。
1个月来,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在中国热卖,被称为十多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书中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词,引发了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这是本什么样的书?它的背后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一
这本书中有一个最刺激的观点：“中国要有条件地和西方决裂”。记者问作者之一的刘仰：“你同不同意这
个观点？”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起另外一种决裂：中国需要和那种贬抑自己，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的“逆向种族主义”观点彻底“决裂”。
他强调：“在我有些文章里面，我对美国的批判等等，可能也有言词激烈的地方，也对别人造成感觉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我的意思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更加容易地看到美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千万不要误会说中国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没这个意思，每个人都希望中国跟美国还是合作。”
一个月来，《中国不高兴》引发了一波波的议论，许多人颇不高兴，也令一批人兴奋不已。或许最开心的是策划本书的书商。北京另一家出版社的人在聊天时感叹：“我们动手晚了！”
二
而关于前者，从这本书的出版过程看，书商张小波的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本书最早的创意就来自张小波——他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策划人。张小波在2008年首先提议要做这件事。
张小波一开始找到刘仰、王小东和宋强，大家都觉得主意不错，但人不够。最后找到黄纪苏、宋晓军共同参与。
2008年10月，一行人来到作者之一宋晓军朋友办的一家度假村，刘仰印象中像个“农家乐”。大家一口气聊了三天的时间，成就了张小波这本书的主体内容。
几个人关心的领域不一样，宋晓军主要关注军事，王小东关注经济、金融、国际关系，面比较多，刘仰关注国际关系、经济等方面，宋强关注社会方面，“一种感受方面的东西会多一些”。
聊天时间里，张小波全程安排了录音和速记。结束后，张小波把录音整理好，发给每个人，进行补充、整理。
书本来打算在2008年底出，由于图书运作的关系，拖了几个月。大家对讲话稿作了补充，书中关于“内政的愤懑”，也作了不少删节，一直拖到2009年3月中旬两会结束之际推出。
出版业的朋友表示，这些年来，谈论民族主义情绪的书，观点越激烈，越会受关注，而理性的观点，总是难以大卖。
三
事实上，这本书出版之后，最受关注的是书中对中西关系的激烈表述：中国要“持剑经商”，我们要有一个“英雄集团”，中国要“有条件地与西方决裂”。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自轻自贱、“逆向种族主义”的亲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作者们亦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
赞者，骂者，皆奔此而来。
反对的声音来自一些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电话中说：“书的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这个极端民族主义是非常不利于中国发展的。他们出这本书，无非是想炒作，求名求利。我翻过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是不值得读的。”
袁伟时批评，这本书“不是严谨论证基础上提出的”。
的确，许多读者发现，书中“大目标”、“文艺腔”之类的概念被几位作者多次运用，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却没有准确描述。
两位重要的学者秦晖和朱学勤，均不愿意就此发表评论。
北京政治学者吴稼祥却仔细地看过这本书，并且作了许多批注。
他将此书和《中国可以说不》作了一番比较：“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阐明的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受害人心理的话，这本书表现了暴发户的心态——现在不是对西方说不的问题了，现在是要让西方听我们的。”
他认为，作者们的观点现在是“三化”：民粹化，法西斯化和军事化。“他们不高兴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尚武精神，是中国人不准备打仗，这让他们很不爽，很不高兴。”
“书中指出的问题都存在，很多问题都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他开的药，比这个病还要严重。”
经济学家杨帆还没有看到这本书，但他告诉我们，这些作者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知道他们的思路和路数，他赞成他们的看法。
“我们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这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杨帆说，“这个事情争论得这么厉害，就有一帮中国人让美国人洗了脑子，对自己的民族长期的否定。”
我们也找到了被舆论称为“左派”学者的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房宁教授。“也没什么，一本书嘛，没什么感觉。民族主义是中国一百年的主题，这会不断的成为热点的。”他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某报纸上。
房宁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中西关系的百多年的纠结，梳理了民族情绪的起伏，结论是：“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不公平，这个世界上有人还想欺负我们，我们就可以不高兴，就可以把不高兴说出来，而且不必为把不高兴说出来而感到害怕。”
四
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中国“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关注。例如，英国《每日电讯报》
就把这本书视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的标志，而美国《新闻周刊》则感叹，这些“挑衅性的观点，扣动着人们的心弦”。
袁伟时教授对民族主义思潮并不感到担忧，“因为它不是中国的主流。在知识阶层里面，多数人是比较冷静的，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面，我感觉多数也比较冷静。”
同样不担忧的还有本书的作者们。一位作者说：我们只是民间知识分子，又不是外交部发言人，这种担心过虑了。
但袁伟时有另一种担心：“这本书没有积极影响，主要起的是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一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愤青在这里得到发泄的渠道。”
目前，网上的批评与反批评尚在热烈持续，参与者各怀心思，这本书对民意的影响尚有待考察。但批评也好，力挺也好，只要有开放的讨论空间，只要大家能自由地发言，相信理性的观点终归会占据主流的位置，而极端的情绪，亦会在时间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新加坡《联合早报》亦发表评论认为：“面对崛起期的集体焦虑和思想的泥沙俱下，人们不必情绪化反应，更不要封闭或封杀，需要开放的思想讨论氛围。”
刘仰在采访中说：“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你以为大家还都是很无知的人？就这么一本书就把大家的思想都影响了，都带到水沟里去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
1个月来,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在中国热卖,被称为十多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书中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词,引发了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这是本什么样的书?它的背后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一
这本书中有一个最刺激的观点：“中国要有条件地和西方决裂”。记者问作者之一的刘仰：“你同不同意这
个观点？”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起另外一种决裂：中国需要和那种贬抑自己，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的“逆向种族主义”观点彻底“决裂”。
他强调：“在我有些文章里面，我对美国的批判等等，可能也有言词激烈的地方，也对别人造成感觉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我的意思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更加容易地看到美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千万不要误会说中国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没这个意思，每个人都希望中国跟美国还是合作。”
一个月来，《中国不高兴》引发了一波波的议论，许多人颇不高兴，也令一批人兴奋不已。或许最开心的是策划本书的书商。北京另一家出版社的人在聊天时感叹：“我们动手晚了！”
二
而关于前者，从这本书的出版过程看，书商张小波的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本书最早的创意就来自张小波——他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策划人。张小波在2008年首先提议要做这件事。
张小波一开始找到刘仰、王小东和宋强，大家都觉得主意不错，但人不够。最后找到黄纪苏、宋晓军共同参与。
2008年10月，一行人来到作者之一宋晓军朋友办的一家度假村，刘仰印象中像个“农家乐”。大家一口气聊了三天的时间，成就了张小波这本书的主体内容。
几个人关心的领域不一样，宋晓军主要关注军事，王小东关注经济、金融、国际关系，面比较多，刘仰关注国际关系、经济等方面，宋强关注社会方面，“一种感受方面的东西会多一些”。
聊天时间里，张小波全程安排了录音和速记。结束后，张小波把录音整理好，发给每个人，进行补充、整理。
书本来打算在2008年底出，由于图书运作的关系，拖了几个月。大家对讲话稿作了补充，书中关于“内政的愤懑”，也作了不少删节，一直拖到2009年3月中旬两会结束之际推出。
出版业的朋友表示，这些年来，谈论民族主义情绪的书，观点越激烈，越会受关注，而理性的观点，总是难以大卖。
三
事实上，这本书出版之后，最受关注的是书中对中西关系的激烈表述：中国要“持剑经商”，我们要有一个“英雄集团”，中国要“有条件地与西方决裂”。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自轻自贱、“逆向种族主义”的亲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作者们亦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
赞者，骂者，皆奔此而来。
反对的声音来自一些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电话中说：“书的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这个极端民族主义是非常不利于中国发展的。他们出这本书，无非是想炒作，求名求利。我翻过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是不值得读的。”
袁伟时批评，这本书“不是严谨论证基础上提出的”。
的确，许多读者发现，书中“大目标”、“文艺腔”之类的概念被几位作者多次运用，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却没有准确描述。
两位重要的学者秦晖和朱学勤，均不愿意就此发表评论。
北京政治学者吴稼祥却仔细地看过这本书，并且作了许多批注。
他将此书和《中国可以说不》作了一番比较：“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阐明的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受害人心理的话，这本书表现了暴发户的心态——现在不是对西方说不的问题了，现在是要让西方听我们的。”
他认为，作者们的观点现在是“三化”：民粹化，法西斯化和军事化。“他们不高兴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尚武精神，是中国人不准备打仗，这让他们很不爽，很不高兴。”
“书中指出的问题都存在，很多问题都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他开的药，比这个病还要严重。”
经济学家杨帆还没有看到这本书，但他告诉我们，这些作者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知道他们的思路和路数，他赞成他们的看法。
“我们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这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杨帆说，“这个事情争论得这么厉害，就有一帮中国人让美国人洗了脑子，对自己的民族长期的否定。”
我们也找到了被舆论称为“左派”学者的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房宁教授。“也没什么，一本书嘛，没什么感觉。民族主义是中国一百年的主题，这会不断的成为热点的。”他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某报纸上。
房宁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中西关系的百多年的纠结，梳理了民族情绪的起伏，结论是：“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不公平，这个世界上有人还想欺负我们，我们就可以不高兴，就可以把不高兴说出来，而且不必为把不高兴说出来而感到害怕。”
四
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中国“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关注。例如，英国《每日电讯报》
就把这本书视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的标志，而美国《新闻周刊》则感叹，这些“挑衅性的观点，扣动着人们的心弦”。
袁伟时教授对民族主义思潮并不感到担忧，“因为它不是中国的主流。在知识阶层里面，多数人是比较冷静的，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面，我感觉多数也比较冷静。”
同样不担忧的还有本书的作者们。一位作者说：我们只是民间知识分子，又不是外交部发言人，这种担心过虑了。
但袁伟时有另一种担心：“这本书没有积极影响，主要起的是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一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愤青在这里得到发泄的渠道。”
目前，网上的批评与反批评尚在热烈持续，参与者各怀心思，这本书对民意的影响尚有待考察。但批评也好，力挺也好，只要有开放的讨论空间，只要大家能自由地发言，相信理性的观点终归会占据主流的位置，而极端的情绪，亦会在时间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新加坡《联合早报》亦发表评论认为：“面对崛起期的集体焦虑和思想的泥沙俱下，人们不必情绪化反应，更不要封闭或封杀，需要开放的思想讨论氛围。”
刘仰在采访中说：“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你以为大家还都是很无知的人？就这么一本书就把大家的思想都影响了，都带到水沟里去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