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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说，人死如灯灭。转眼间，母亲这盏灯熄灭已经十年了。
十年间，我一刻不曾感觉到母亲的离开。难过的时候，沮丧的时候，绝望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母亲。我知道她一直亮在我的心里，然后像往常一样，总是笑着，轻声细语又无比坚定地跟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一直不愿意相信母亲的离开。我知道那仅仅是一个意外。
一
那个周末的上午，因报社当天邀请于丹来肥举办讲座，我之前一直协调负责各项事宜，一大早就要赶着去合肥政务中心小礼堂布置会场。妻说，正好周末没事，我们也带女儿一起到那附近转转。母亲当时在帮我们照看女儿，大哥也住在我们家。
一大早，母亲就把女儿拾掇得漂漂亮亮的，有说有笑地就出门了。出门的时候，女儿不知从哪拎了个布娃娃，对于一岁多的她来说，有点大。妻说还是送回家吧。母亲看女儿正玩得起劲，说，没事，不行我拿着。
那时我们还没有车，叫了个出租车到政务中心。我去了会场，妻带着母亲、大哥和女儿到天鹅湖附近玩。那天那个负责会场布置的人，不是特别好说话，经常为一个细节要跟我争执半天。争来争去，总算有了个大概的模样。
正想嘘一口气，手机响了，里面传来妻的哭声。一开始我没听清，只听到她说“我们出车祸了！”，我一下子就懵了，手直哆嗦，连手机都拿不住了，立马提高了声调，问：“在哪？在哪？”
妻在电话里哭得六神无主。我又问，人可有事？妻说，妈妈不行了。我像疯了一般冲出会场，看到有个车开过，一下子就冲过去，跪下来，央求司机：“我妈妈没了，求求你送我去现场！”
那个司机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头都没回，车就开走了。我瘫在地上，嚎啕大哭，边哭边喊：“我妈妈没了，我妈妈没了。”我的天塌了。
不知哭了多久，报社驾驶员周锋闻讯赶了过来，加足马力，飞一样开到事故现场。我再次见到的母亲，就那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面容还是那般安详，带着浅浅的笑。
我拼命摇着她的手，大声哭喊：“妈妈！妈妈！”她喉咙里呼隆着想说什么，却再也说不出话来。我感到她在紧紧抓着我的手。平时一向很镇定的大哥也吓坏了，噙着泪，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着120电话。我留意到他拨打电话的手，一直在抖。
那我是这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我多么希望老天能派一位天使降临，救活我的母亲。
终于等到了救护人员，我仿佛看到了救星，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救救我妈妈！救救我妈妈！”经过简单的一番施救后，母亲被抬上担架，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急救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和妻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外，她当时怀里还抱着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女儿。大哥佯作镇定，跑去缴费，跑去跟医护人员打听消息。
其间一度似乎听到医护人员说：“抢救过来了。”我有点不敢相信，又跑去问，才知道真的空欢喜一场，母亲依然没有意识。
父亲正从老家赶来。我还不死心，又打电话给省立医院工作的老兄许君，请他帮我找一位專家来会诊看看。当天是周末，专家们多不好找。许君打了许多电话，最后把一位正在会场开会的老专家拽了过来。
那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老专家看了看抢救的病历，又打着探灯照了照母亲的瞳孔。他一句话不说，直到一切检查程序结束。他回过头，看着我，低声嘱咐道：“跟我来下办公室。”
看此情形，我心里已知不妙，但还是默默祈祷着上天：“妈妈会好的，妈妈会好的。”可是，这点残存的希望，很快就被老专家无情的结论粉碎了：病人后颅部受伤太严重，已经没有任何意识了，在医学上被叫作“脑死亡”，连成为植物人的可能性都没有。
我不知如何把这一切告诉父亲，可我又必须要告诉他。父亲不愿意相信，他摇摇头：你让他们救，花多少钱都可以，哪怕救过来是个植物人，我也愿意！
母亲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她没有说任何话。虽然仪器显然母亲还活着，还有心跳，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母亲再也醒不过来了。
就这样，坚持着。母亲的身体器官一点一点在衰竭，脚也开始有点浮肿。父亲每天守在医院，陪着母亲，说好多话，仿佛母亲还跟平常一样。我们怕他也倒下了，死活着拉他回家休息一下。
那天晚上，他就睡在母亲平时的卧室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父亲屋里传来压抑而沉痛的呜咽声。父亲窝在被子里，哭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父亲又恢复了往常的冷静，像个局外人一样跟我们商量，把氧气管拔了吧，让你们的妈妈安静地走。之前，医院一直在劝我们放弃。两个哥哥都不同意，我已经六神无主。最后还是父亲下了决心。他和母亲吵了一辈子，可是，也只有他，最懂母亲。
我们撕心裂肺地哭着。整个病房里，只有母亲听不见。她再也听不见我们的哭声或者笑声了。
二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妻她们游玩结束后，给我打电话，准备一起打出租车回家。可那个会场信号不畅，时有时无。
看我没接电话，她们就商量说，干脆坐公交车回家吧！刚好天鹅湖东边的潜山路上有个公交车站。她们走到中间绿化带的时候，突然听见女儿咿咿呀呀在喊：“娃娃！娃娃！”
妻回头一望，女儿早上带出来的布娃娃丢在了路边上。母亲显然也看到了，下意识地就转过身跑去捡，捡起来后又飞速转身往回跑，想要赶上正在过马路的妻和大哥。正在这时，一辆大货车快速开了过来。
司机紧急踩了刹车，可是情况太突然了，车子在路上打了个转，车厢正好撞在母亲的后脑勺部位。
母亲走了。这么突然。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的场景。
报社的同事们帮我料理了母亲的后事。那时候，报社才刚刚兴起买车，十几个同事开着新买的车，将母亲送回我们的家乡安葬。那是母亲一生最荣耀的时刻，可是，她再也看不到了。
按照老家的习俗，在外头意外去世的人，骨灰和灵位是不能进家的。我们就在母亲将要长眠的地方搭了个灵位，供人吊唁。那里，离外婆的坟只有几步路。她们母女，就要相依为命了。 远近的人都来吊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母亲一生很少与人红脸，是村子里出了名的“贤惠人”。那几天，坟头经常哭声一片。有个邻居，跟我们家多年不来往，也特意到了坟头，哆哆嗦嗦地掏出几张一元两元的纸币，凑了二十块钱，还没说话，眼眶就红了：“好人不长命。”有位80多岁的老人家，拄着拐杖，走了几里路，颤颤巍巍，只为给母亲送来几刀黄表纸。她抹着泪，告诉我们：“你妈妈真是好人，每次我上街，累了到你家门口坐一会儿，你妈妈都会给我倒杯水。”
我们家在一个小集镇上，每天清晨，母亲早早地就起了床，生火，烧水，煮稀饭，然后在堂屋里摆上几个长条凳，供早上上街的人进来聊聊天，喝喝茶。家里总是会备上五六瓶热水，夏天的时候还会备上一脸盆凉茶。
因为母亲的热情，周边的人上街买菜、办事，最后一站大多是到我们家坐一坐。父亲本是热闹人，喜欢跟他们开开玩笑，谈谈最近的新鲜事。母亲则忙着给这位那位倒水，有时还盛情地留他们吃个早饭。
那时候街上经常有来历不明的流浪汉，母亲从来不允许我们欺负他们。家里有些剩饭剩菜，还有旧衣服什么的，也会送给他们一点。下雨了，会喊他们到我们家堂屋里或屋檐下躲躲雨。
父亲是个手艺人，平时忙，家里的好多活都要请村子里的人帮忙。纯粹帮忙的，母亲总要给人送点鸡蛋糖果送点什么新鲜玩意，觉得不能亏欠别人。需要付钱的，母亲总是会想着办法多给他们一点，哪怕三五块钱。我记得当时有个专门帮我们家挑水的人，好像叫法明吧，平常不苟言笑，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可每次给我们家干活都兴高采烈的，嘴都咧开了。干完活回家的时候，工钱足够他打点好酒、买点卤味了。
家里徒弟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个，他们大多跟我两个哥哥差不多大年纪。书读不下去，就跟着父亲后面学做裁缝。母亲对他们，就跟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跟他们一起做针线，带他们一起干农活，也会关心关心他们的婚姻大事。大哥有个同学，母亲去世得早，就把妹妹送到我们家学手艺，母亲经常陪她一起谈心，有时还让她住在我们家。
母亲就是个普通的农村妇人，小学都没读完，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她只是一直教导我们，要做个好人。这是她最朴实的慈悲心。三堂叔告诉我，他小时候家境不好，冬天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母亲曾多次接济他。后来他进部队当兵，兜里就揣着本不富裕的父亲和母亲给他的五块钱。
因是穷人孩子出身，母亲遇事总喜欢替别人考虑，从不为难别人。正因如此，母亲遭遇车祸之后，我们只让肇事司机承担了法院判定的责任，没提一点额外的要求。
三
外公外婆共生了两个女儿。大姨我只见过照片，清秀可人，扎着个大辫子，可惜还没到结婚的年纪，就得了肺结核（那时叫痨病），不治而逝。大哥出生没多久，外公也走了。母亲就成了外婆唯一的依靠。
父亲脾气火爆，平时又忙于生计，对外婆照料得自然不是那么如意。外婆是个小脚女人，丈夫死得又早，不免有些埋怨。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但大体上还是平衡得很好，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在我的記忆里，母亲对于父亲总是忍让三分，从无抱怨。记得有一年过小年，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事生气，将母亲端上桌的饭菜扔了一地。母亲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将地上的饭菜打扫干净，又做活去了。有时候实在气不过，晚上母亲也会带我到外婆那边屋里住，但白天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她总是说，外婆去世后，她娘家也再没人了。父亲就是她的一切。
她和父亲在一条街上长大。祖父当时在粮站上班，虽然儿女多，但吃喝基本不愁。外公家则是穷得叮当响。可缘分的事情，有时候真是说不清楚。父亲十几岁就学了裁缝手艺，在当地小有名气，上门说亲的自是不少，但他就看上了跟自己门不当户不对的母亲。他们瞒着两家老人偷偷谈起了恋爱。
那些年，农村人经常要为吃的犯愁，什么小鸡草、山芋叶子、小麦麸、苦山芋丁、糠粑，能吃的都吃遍了，依然食不果腹。母亲和外婆，两个妇道人家，也想不出太多的办法。父亲从小脑子活、点子多，别人搞不来的吃的，他都能搞来，有时候就悄悄接济母亲一点。
有一次，父亲和二叔到离家很远的一处河里摘菱角菜。他一向不谙水性，但菱角菜离河岸有点远，只得脱了鞋，下水去捞，没想到掉进了河中间的一个深坑里，“扑腾”着呛了几口水，眼看就要淹死了。幸好旁边有个人在田里干活，听到二叔的呼救声，赶紧跑过来将父亲救了上来。
父亲上了岸，却惦记着水里的菱角菜，就近捞了一些上来，又偷偷抽出一把，绕成团，扔到附近的一个河沟里。回来后，父亲给母亲捎了个信，让她趁天色晚点的时候，将那把菱角菜拿回家。他只字没提溺水的事情。
母亲是后来才知道父亲差点淹死的事情的。她说，凭这一点，她就欠父亲一辈子的。
母亲总是记着父亲的好。嫁给父亲的时候，娘家没啥可陪嫁的，婆家也只给了两个衣服箱子。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好在父亲有手艺。母亲就跟在父亲身边，帮他打打下手，钉扣子，缝针线，那都是母亲的绝活。
每到下半年的时候，农村人都有过年穿新衣服的习惯，父亲和母亲就要带着得力的徒弟熬通宵。我们兄弟三人年纪都小，经常半夜醒来，看到父亲和母亲还在灯下忙着裁缝衣服，有时候也打着瞌睡。
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母亲又兼着做起了布料零售的生意。经常晚上熬通宵做完针线活，然后一大早又生龙活虎地站在街头摆起了布摊。听村里人说，有一次，母亲去安庆批发布匹，返程经过离家二三十里地的汤沟镇时，没有了车，天又下着雨，母亲二话没说，硬是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边走边歇，摸黑徒步回到了家。
母亲一辈子任劳任怨，什么苦都能吃。无论是夏日防汛还是冬日修圩，我们家总是母亲出工，挑土，挖泥，哪样都不输男劳动力。我出生的当天，她还在生产队出工呢，突然感到肚子疼，赶紧喊来了接生婆大五奶奶，很快就生下了我。
我们渐渐大了以后，常常劝她不要那么辛苦，家里不说富足，日子还是能过得去的吧！但她总是笑着说，我现在还年轻呢，等我老了，我就什么都不干了，一定要去北京耍耍。 可是，母亲还没来得及老，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四
母亲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但对于我们兄弟三人却一直有着很大的期待。“富不丢猪，穷不丢书”，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平时忙，她其实很少有时间管教我们，对我们基本是放养。兄弟三人中，我的成绩基本不用父母操心。二哥从小就很聪明，但有些好玩，高中没念完就去了部队。最让母亲牵挂的是大哥。
大哥小学时不知怎么就迷上了书法，如痴如醉，书也不愿念了，成绩自然可想而知。但在农村，不念书就没出路。要想有个活路，就只能出去学手艺，打工。
我记得我读高一那年，为了前途的事情，大哥跟父亲大吵了一架，倔强地就去了南方，而且一去不回头，连续几年毫无音信，春节也不回来。每逢周末，我从学校一回到家，母亲就让我去村部翻信件，看看有没有大哥寄来的信。大多是失望而歸。
那几年，我很怕过年。二哥远在新疆部队，大哥又赌气不与家里联系。一到春节，家里冷冷清清的，气氛沉闷得几乎让人窒息。母亲还总是想着办法制造点热闹气氛，请邻居们来家里过年，带我们到亲戚家去拜年，不让父亲有太多的时间生闷气。
终于有一天，大哥写来了信。他在南方过得不错，才华终于有人赏识，还找了一个女朋友。母亲那个乐的，真是天天合不拢嘴，逢人就说。大哥决定在南方结婚，母亲和父亲专门备制了新衣服，第一次出了趟长长的远门。那应该是他们这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吧！
可没过几年，想独自闯一番事业的大哥连遇挫折，诸事不顺，生意萧条。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哥的脾气也越来越像父亲，动不动就发火，有时候又喝得烂醉，夫妻俩经常吵架。无奈之下，只得将年幼的侄女交给父亲和母亲照看。
母亲对大哥从来没有半点怨言。她一直相信大哥会成功。我记得那时候母亲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到处拜神求签，找人帮大哥算命，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你大哥一定会转运的！
她识字本来就不多，却硬是边翻字典边学会了写信，一封接一封地给大哥写。信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意思，劝大哥一定要振作，不要轻易放弃。我有时散学回家，她也会拿信件草稿给我看，让我帮她改。密密麻麻的信纸上，涂了又涂，加了又加，还有好多错别字，有的不会写的字干脆画了圈圈。我仿佛能感受到母亲在深夜的灯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把自己的心里话组合成文字的艰难模样。
事与愿违。大哥很久很久都没有转运，这可成了压在母亲心头的一座大山。她能做的是，无非依然是到处求签，然后把侄女照看好。
2006年，我的女儿也出生了，由于没人带，找了几个保姆都不合意，只好央求双方的父母轮流照看。就这样，一到“轮岗”的时间，母亲就坐车从老家赶到合肥，帮我带带女儿。
她其实心里一直放不下身在老家的侄女。她心疼侄女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平时遇到事，连个开解的人都没有。每次从合肥回老家前，她都要去市场上买点草莓或糖葫芦，捎给侄女解解馋。
有一阵子，远在新疆的二哥也提出来说孩子没人带，想让母亲过去帮帮忙。母亲跟我说起，我虽然自己也需要母亲的帮助，但还是劝慰她：都是你的孙子，既然提出来了，你还是去吧！我记得那一次快离开我家的时候，母亲躲在厨房里偷偷地抹泪。我知道她的两难。掌心掌背都是肉，这就是一个母亲给予儿女最大的爱与纠结吧！
后来二哥的问题解决了，于是母亲又在老家与合肥之间奔波，周而复始。母亲出事的前几天，她本来提出想早点回老家照看侄女，实在不行就把女儿带回去。当时我岳母不能来，女儿又生着病，我只得执意让她再多待几天。母亲还是像往常一样，没有再坚持，虽然有点身在曹营心在汉。
没想到，这成了我一生的愧疚。如果当时我没有执意让她留下来，如果当时我同意让她把女儿带回老家，母亲就不会遭遇这飞来横祸。
可是，人生都没有如果。
五
母亲一生有过五个子女，一男一女先后夭折，剩下我们兄弟三人。我是老小，自然最受母亲的疼爱。
小时候家里徒弟多，我们兄弟三人基本不用做事，每天四处“游山玩水”，只负责玩。有一年大水，我和几个小伙伴突发奇想要去一个从没去过的亲戚家，途经的一座石桥被水淹了，我们跃跃欲试要蹚水过去，结果被一位路过的大人喝止住了。不过我们仍不死心，绕了许多路，四处打听，竟然真的找到了。
那天可真是玩了个痛快，但家里早已炸开了锅。四处漫天大水，几个孩子突然不见了，大人们几乎急疯了。结果可想而知。我是罪魁祸首，父亲脾气又爆，抡起平时量体裁衣的尺子就抽。奶奶说，那一次差点把我给抽没了。
遇到我做错事，父亲对我进行体罚，母亲从不干涉。她总说，不打不成器。当然，有时她也会默默地陪我抹眼泪。更多的时候，则是帮我做点好吃的，算是给我一点补偿。
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是我提出的愿望，母亲总是能想着法子满足。记得小时候嘴馋，一到夏天就想吃雪糕。母亲干脆买了一个冰柜，批发回各种雪糕冷饮，让我边吃边卖。结果一个夏天下来，赔了好几百。
我从小学习成绩尚可，经常考全校第一，母亲颇是引以为豪。她一直不希望我们在学习上有太大的压力，偶尔考试前还会拉着我们看看电视，说是要学会放松放松。我倒也争气，至少在上高中前，没怎么让家人操心过。
没想到，中考不太理想，上了一所没什么名气的高中。当时很是沮丧，一度不想再念了。母亲看出我情绪不对，在我周末回家的时候，常常喊我陪她一起去地里做事，边弄菜地，边做我的思想工作，给我打气。
母亲说，一个人就像一块地一样，辛勤耕耘了，未必有收获，但不辛勤耕耘，就一定不会有收获。她说，你一直那么优秀，要相信自己。
那时候，我偏科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数学几乎很少考过及格。虽然到了高三的时候，仍然被学校抽为尖子生重点培训了一段时间，但高考还是毫无例外地落榜了。
一个农村的孩子，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外出打工。后来高考降分数线，我的分数刚好可以上枞阳电大。我当时想，只要有学上就行了，可母亲和父亲坚决不同意，坚持要我复读。
十年间，我一刻不曾感觉到母亲的离开。难过的时候，沮丧的时候，绝望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母亲。我知道她一直亮在我的心里，然后像往常一样，总是笑着，轻声细语又无比坚定地跟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一直不愿意相信母亲的离开。我知道那仅仅是一个意外。
一
那个周末的上午，因报社当天邀请于丹来肥举办讲座，我之前一直协调负责各项事宜，一大早就要赶着去合肥政务中心小礼堂布置会场。妻说，正好周末没事，我们也带女儿一起到那附近转转。母亲当时在帮我们照看女儿，大哥也住在我们家。
一大早，母亲就把女儿拾掇得漂漂亮亮的，有说有笑地就出门了。出门的时候，女儿不知从哪拎了个布娃娃，对于一岁多的她来说，有点大。妻说还是送回家吧。母亲看女儿正玩得起劲，说，没事，不行我拿着。
那时我们还没有车，叫了个出租车到政务中心。我去了会场，妻带着母亲、大哥和女儿到天鹅湖附近玩。那天那个负责会场布置的人，不是特别好说话，经常为一个细节要跟我争执半天。争来争去，总算有了个大概的模样。
正想嘘一口气，手机响了，里面传来妻的哭声。一开始我没听清，只听到她说“我们出车祸了！”，我一下子就懵了，手直哆嗦，连手机都拿不住了，立马提高了声调，问：“在哪？在哪？”
妻在电话里哭得六神无主。我又问，人可有事？妻说，妈妈不行了。我像疯了一般冲出会场，看到有个车开过，一下子就冲过去，跪下来，央求司机：“我妈妈没了，求求你送我去现场！”
那个司机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头都没回，车就开走了。我瘫在地上，嚎啕大哭，边哭边喊：“我妈妈没了，我妈妈没了。”我的天塌了。
不知哭了多久，报社驾驶员周锋闻讯赶了过来，加足马力，飞一样开到事故现场。我再次见到的母亲，就那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面容还是那般安详，带着浅浅的笑。
我拼命摇着她的手，大声哭喊：“妈妈！妈妈！”她喉咙里呼隆着想说什么，却再也说不出话来。我感到她在紧紧抓着我的手。平时一向很镇定的大哥也吓坏了，噙着泪，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着120电话。我留意到他拨打电话的手，一直在抖。
那我是这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我多么希望老天能派一位天使降临，救活我的母亲。
终于等到了救护人员，我仿佛看到了救星，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救救我妈妈！救救我妈妈！”经过简单的一番施救后，母亲被抬上担架，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急救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和妻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外，她当时怀里还抱着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女儿。大哥佯作镇定，跑去缴费，跑去跟医护人员打听消息。
其间一度似乎听到医护人员说：“抢救过来了。”我有点不敢相信，又跑去问，才知道真的空欢喜一场，母亲依然没有意识。
父亲正从老家赶来。我还不死心，又打电话给省立医院工作的老兄许君，请他帮我找一位專家来会诊看看。当天是周末，专家们多不好找。许君打了许多电话，最后把一位正在会场开会的老专家拽了过来。
那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老专家看了看抢救的病历，又打着探灯照了照母亲的瞳孔。他一句话不说，直到一切检查程序结束。他回过头，看着我，低声嘱咐道：“跟我来下办公室。”
看此情形，我心里已知不妙，但还是默默祈祷着上天：“妈妈会好的，妈妈会好的。”可是，这点残存的希望，很快就被老专家无情的结论粉碎了：病人后颅部受伤太严重，已经没有任何意识了，在医学上被叫作“脑死亡”，连成为植物人的可能性都没有。
我不知如何把这一切告诉父亲，可我又必须要告诉他。父亲不愿意相信，他摇摇头：你让他们救，花多少钱都可以，哪怕救过来是个植物人，我也愿意！
母亲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她没有说任何话。虽然仪器显然母亲还活着，还有心跳，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母亲再也醒不过来了。
就这样，坚持着。母亲的身体器官一点一点在衰竭，脚也开始有点浮肿。父亲每天守在医院，陪着母亲，说好多话，仿佛母亲还跟平常一样。我们怕他也倒下了，死活着拉他回家休息一下。
那天晚上，他就睡在母亲平时的卧室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父亲屋里传来压抑而沉痛的呜咽声。父亲窝在被子里，哭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父亲又恢复了往常的冷静，像个局外人一样跟我们商量，把氧气管拔了吧，让你们的妈妈安静地走。之前，医院一直在劝我们放弃。两个哥哥都不同意，我已经六神无主。最后还是父亲下了决心。他和母亲吵了一辈子，可是，也只有他，最懂母亲。
我们撕心裂肺地哭着。整个病房里，只有母亲听不见。她再也听不见我们的哭声或者笑声了。
二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妻她们游玩结束后，给我打电话，准备一起打出租车回家。可那个会场信号不畅，时有时无。
看我没接电话，她们就商量说，干脆坐公交车回家吧！刚好天鹅湖东边的潜山路上有个公交车站。她们走到中间绿化带的时候，突然听见女儿咿咿呀呀在喊：“娃娃！娃娃！”
妻回头一望，女儿早上带出来的布娃娃丢在了路边上。母亲显然也看到了，下意识地就转过身跑去捡，捡起来后又飞速转身往回跑，想要赶上正在过马路的妻和大哥。正在这时，一辆大货车快速开了过来。
司机紧急踩了刹车，可是情况太突然了，车子在路上打了个转，车厢正好撞在母亲的后脑勺部位。
母亲走了。这么突然。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的场景。
报社的同事们帮我料理了母亲的后事。那时候，报社才刚刚兴起买车，十几个同事开着新买的车，将母亲送回我们的家乡安葬。那是母亲一生最荣耀的时刻，可是，她再也看不到了。
按照老家的习俗，在外头意外去世的人，骨灰和灵位是不能进家的。我们就在母亲将要长眠的地方搭了个灵位，供人吊唁。那里，离外婆的坟只有几步路。她们母女，就要相依为命了。 远近的人都来吊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母亲一生很少与人红脸，是村子里出了名的“贤惠人”。那几天，坟头经常哭声一片。有个邻居，跟我们家多年不来往，也特意到了坟头，哆哆嗦嗦地掏出几张一元两元的纸币，凑了二十块钱，还没说话，眼眶就红了：“好人不长命。”有位80多岁的老人家，拄着拐杖，走了几里路，颤颤巍巍，只为给母亲送来几刀黄表纸。她抹着泪，告诉我们：“你妈妈真是好人，每次我上街，累了到你家门口坐一会儿，你妈妈都会给我倒杯水。”
我们家在一个小集镇上，每天清晨，母亲早早地就起了床，生火，烧水，煮稀饭，然后在堂屋里摆上几个长条凳，供早上上街的人进来聊聊天，喝喝茶。家里总是会备上五六瓶热水，夏天的时候还会备上一脸盆凉茶。
因为母亲的热情，周边的人上街买菜、办事，最后一站大多是到我们家坐一坐。父亲本是热闹人，喜欢跟他们开开玩笑，谈谈最近的新鲜事。母亲则忙着给这位那位倒水，有时还盛情地留他们吃个早饭。
那时候街上经常有来历不明的流浪汉，母亲从来不允许我们欺负他们。家里有些剩饭剩菜，还有旧衣服什么的，也会送给他们一点。下雨了，会喊他们到我们家堂屋里或屋檐下躲躲雨。
父亲是个手艺人，平时忙，家里的好多活都要请村子里的人帮忙。纯粹帮忙的，母亲总要给人送点鸡蛋糖果送点什么新鲜玩意，觉得不能亏欠别人。需要付钱的，母亲总是会想着办法多给他们一点，哪怕三五块钱。我记得当时有个专门帮我们家挑水的人，好像叫法明吧，平常不苟言笑，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可每次给我们家干活都兴高采烈的，嘴都咧开了。干完活回家的时候，工钱足够他打点好酒、买点卤味了。
家里徒弟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个，他们大多跟我两个哥哥差不多大年纪。书读不下去，就跟着父亲后面学做裁缝。母亲对他们，就跟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跟他们一起做针线，带他们一起干农活，也会关心关心他们的婚姻大事。大哥有个同学，母亲去世得早，就把妹妹送到我们家学手艺，母亲经常陪她一起谈心，有时还让她住在我们家。
母亲就是个普通的农村妇人，小学都没读完，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她只是一直教导我们，要做个好人。这是她最朴实的慈悲心。三堂叔告诉我，他小时候家境不好，冬天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母亲曾多次接济他。后来他进部队当兵，兜里就揣着本不富裕的父亲和母亲给他的五块钱。
因是穷人孩子出身，母亲遇事总喜欢替别人考虑，从不为难别人。正因如此，母亲遭遇车祸之后，我们只让肇事司机承担了法院判定的责任，没提一点额外的要求。
三
外公外婆共生了两个女儿。大姨我只见过照片，清秀可人，扎着个大辫子，可惜还没到结婚的年纪，就得了肺结核（那时叫痨病），不治而逝。大哥出生没多久，外公也走了。母亲就成了外婆唯一的依靠。
父亲脾气火爆，平时又忙于生计，对外婆照料得自然不是那么如意。外婆是个小脚女人，丈夫死得又早，不免有些埋怨。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但大体上还是平衡得很好，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在我的記忆里，母亲对于父亲总是忍让三分，从无抱怨。记得有一年过小年，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事生气，将母亲端上桌的饭菜扔了一地。母亲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将地上的饭菜打扫干净，又做活去了。有时候实在气不过，晚上母亲也会带我到外婆那边屋里住，但白天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她总是说，外婆去世后，她娘家也再没人了。父亲就是她的一切。
她和父亲在一条街上长大。祖父当时在粮站上班，虽然儿女多，但吃喝基本不愁。外公家则是穷得叮当响。可缘分的事情，有时候真是说不清楚。父亲十几岁就学了裁缝手艺，在当地小有名气，上门说亲的自是不少，但他就看上了跟自己门不当户不对的母亲。他们瞒着两家老人偷偷谈起了恋爱。
那些年，农村人经常要为吃的犯愁，什么小鸡草、山芋叶子、小麦麸、苦山芋丁、糠粑，能吃的都吃遍了，依然食不果腹。母亲和外婆，两个妇道人家，也想不出太多的办法。父亲从小脑子活、点子多，别人搞不来的吃的，他都能搞来，有时候就悄悄接济母亲一点。
有一次，父亲和二叔到离家很远的一处河里摘菱角菜。他一向不谙水性，但菱角菜离河岸有点远，只得脱了鞋，下水去捞，没想到掉进了河中间的一个深坑里，“扑腾”着呛了几口水，眼看就要淹死了。幸好旁边有个人在田里干活，听到二叔的呼救声，赶紧跑过来将父亲救了上来。
父亲上了岸，却惦记着水里的菱角菜，就近捞了一些上来，又偷偷抽出一把，绕成团，扔到附近的一个河沟里。回来后，父亲给母亲捎了个信，让她趁天色晚点的时候，将那把菱角菜拿回家。他只字没提溺水的事情。
母亲是后来才知道父亲差点淹死的事情的。她说，凭这一点，她就欠父亲一辈子的。
母亲总是记着父亲的好。嫁给父亲的时候，娘家没啥可陪嫁的，婆家也只给了两个衣服箱子。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好在父亲有手艺。母亲就跟在父亲身边，帮他打打下手，钉扣子，缝针线，那都是母亲的绝活。
每到下半年的时候，农村人都有过年穿新衣服的习惯，父亲和母亲就要带着得力的徒弟熬通宵。我们兄弟三人年纪都小，经常半夜醒来，看到父亲和母亲还在灯下忙着裁缝衣服，有时候也打着瞌睡。
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母亲又兼着做起了布料零售的生意。经常晚上熬通宵做完针线活，然后一大早又生龙活虎地站在街头摆起了布摊。听村里人说，有一次，母亲去安庆批发布匹，返程经过离家二三十里地的汤沟镇时，没有了车，天又下着雨，母亲二话没说，硬是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边走边歇，摸黑徒步回到了家。
母亲一辈子任劳任怨，什么苦都能吃。无论是夏日防汛还是冬日修圩，我们家总是母亲出工，挑土，挖泥，哪样都不输男劳动力。我出生的当天，她还在生产队出工呢，突然感到肚子疼，赶紧喊来了接生婆大五奶奶，很快就生下了我。
我们渐渐大了以后，常常劝她不要那么辛苦，家里不说富足，日子还是能过得去的吧！但她总是笑着说，我现在还年轻呢，等我老了，我就什么都不干了，一定要去北京耍耍。 可是，母亲还没来得及老，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四
母亲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但对于我们兄弟三人却一直有着很大的期待。“富不丢猪，穷不丢书”，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平时忙，她其实很少有时间管教我们，对我们基本是放养。兄弟三人中，我的成绩基本不用父母操心。二哥从小就很聪明，但有些好玩，高中没念完就去了部队。最让母亲牵挂的是大哥。
大哥小学时不知怎么就迷上了书法，如痴如醉，书也不愿念了，成绩自然可想而知。但在农村，不念书就没出路。要想有个活路，就只能出去学手艺，打工。
我记得我读高一那年，为了前途的事情，大哥跟父亲大吵了一架，倔强地就去了南方，而且一去不回头，连续几年毫无音信，春节也不回来。每逢周末，我从学校一回到家，母亲就让我去村部翻信件，看看有没有大哥寄来的信。大多是失望而歸。
那几年，我很怕过年。二哥远在新疆部队，大哥又赌气不与家里联系。一到春节，家里冷冷清清的，气氛沉闷得几乎让人窒息。母亲还总是想着办法制造点热闹气氛，请邻居们来家里过年，带我们到亲戚家去拜年，不让父亲有太多的时间生闷气。
终于有一天，大哥写来了信。他在南方过得不错，才华终于有人赏识，还找了一个女朋友。母亲那个乐的，真是天天合不拢嘴，逢人就说。大哥决定在南方结婚，母亲和父亲专门备制了新衣服，第一次出了趟长长的远门。那应该是他们这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吧！
可没过几年，想独自闯一番事业的大哥连遇挫折，诸事不顺，生意萧条。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哥的脾气也越来越像父亲，动不动就发火，有时候又喝得烂醉，夫妻俩经常吵架。无奈之下，只得将年幼的侄女交给父亲和母亲照看。
母亲对大哥从来没有半点怨言。她一直相信大哥会成功。我记得那时候母亲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到处拜神求签，找人帮大哥算命，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你大哥一定会转运的！
她识字本来就不多，却硬是边翻字典边学会了写信，一封接一封地给大哥写。信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意思，劝大哥一定要振作，不要轻易放弃。我有时散学回家，她也会拿信件草稿给我看，让我帮她改。密密麻麻的信纸上，涂了又涂，加了又加，还有好多错别字，有的不会写的字干脆画了圈圈。我仿佛能感受到母亲在深夜的灯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把自己的心里话组合成文字的艰难模样。
事与愿违。大哥很久很久都没有转运，这可成了压在母亲心头的一座大山。她能做的是，无非依然是到处求签，然后把侄女照看好。
2006年，我的女儿也出生了，由于没人带，找了几个保姆都不合意，只好央求双方的父母轮流照看。就这样，一到“轮岗”的时间，母亲就坐车从老家赶到合肥，帮我带带女儿。
她其实心里一直放不下身在老家的侄女。她心疼侄女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平时遇到事，连个开解的人都没有。每次从合肥回老家前，她都要去市场上买点草莓或糖葫芦，捎给侄女解解馋。
有一阵子，远在新疆的二哥也提出来说孩子没人带，想让母亲过去帮帮忙。母亲跟我说起，我虽然自己也需要母亲的帮助，但还是劝慰她：都是你的孙子，既然提出来了，你还是去吧！我记得那一次快离开我家的时候，母亲躲在厨房里偷偷地抹泪。我知道她的两难。掌心掌背都是肉，这就是一个母亲给予儿女最大的爱与纠结吧！
后来二哥的问题解决了，于是母亲又在老家与合肥之间奔波，周而复始。母亲出事的前几天，她本来提出想早点回老家照看侄女，实在不行就把女儿带回去。当时我岳母不能来，女儿又生着病，我只得执意让她再多待几天。母亲还是像往常一样，没有再坚持，虽然有点身在曹营心在汉。
没想到，这成了我一生的愧疚。如果当时我没有执意让她留下来，如果当时我同意让她把女儿带回老家，母亲就不会遭遇这飞来横祸。
可是，人生都没有如果。
五
母亲一生有过五个子女，一男一女先后夭折，剩下我们兄弟三人。我是老小，自然最受母亲的疼爱。
小时候家里徒弟多，我们兄弟三人基本不用做事，每天四处“游山玩水”，只负责玩。有一年大水，我和几个小伙伴突发奇想要去一个从没去过的亲戚家，途经的一座石桥被水淹了，我们跃跃欲试要蹚水过去，结果被一位路过的大人喝止住了。不过我们仍不死心，绕了许多路，四处打听，竟然真的找到了。
那天可真是玩了个痛快，但家里早已炸开了锅。四处漫天大水，几个孩子突然不见了，大人们几乎急疯了。结果可想而知。我是罪魁祸首，父亲脾气又爆，抡起平时量体裁衣的尺子就抽。奶奶说，那一次差点把我给抽没了。
遇到我做错事，父亲对我进行体罚，母亲从不干涉。她总说，不打不成器。当然，有时她也会默默地陪我抹眼泪。更多的时候，则是帮我做点好吃的，算是给我一点补偿。
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是我提出的愿望，母亲总是能想着法子满足。记得小时候嘴馋，一到夏天就想吃雪糕。母亲干脆买了一个冰柜，批发回各种雪糕冷饮，让我边吃边卖。结果一个夏天下来，赔了好几百。
我从小学习成绩尚可，经常考全校第一，母亲颇是引以为豪。她一直不希望我们在学习上有太大的压力，偶尔考试前还会拉着我们看看电视，说是要学会放松放松。我倒也争气，至少在上高中前，没怎么让家人操心过。
没想到，中考不太理想，上了一所没什么名气的高中。当时很是沮丧，一度不想再念了。母亲看出我情绪不对，在我周末回家的时候，常常喊我陪她一起去地里做事，边弄菜地，边做我的思想工作，给我打气。
母亲说，一个人就像一块地一样，辛勤耕耘了，未必有收获，但不辛勤耕耘，就一定不会有收获。她说，你一直那么优秀，要相信自己。
那时候，我偏科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数学几乎很少考过及格。虽然到了高三的时候，仍然被学校抽为尖子生重点培训了一段时间，但高考还是毫无例外地落榜了。
一个农村的孩子，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外出打工。后来高考降分数线，我的分数刚好可以上枞阳电大。我当时想，只要有学上就行了，可母亲和父亲坚决不同意，坚持要我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