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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石一枫的创作一直有着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无论是《世间已无陈金芳》 《地球之眼》,还是《心灵外史》 《借命而生》,均是关注“现实”的“宏大叙事”。石一枫特别擅长写“小人物”,尤其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他认为:“作家写小人物,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大部分作家都是普通人,没有机会接触到大人物,没见过的能写得像吗?当然,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写好小人物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普通读者看文学作品,会有代入感,会觉得自己就是作品中的一个小人物。所以,关照小人物就是关照大众,符合文学规律。”a仅仅是写“小人物”就实在太“小”了,这些“小人物”要体现“大时代”,解释“大问题” 。石一枫特别擅长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方式,新近发表的《白熊回家》 (《人民文学》2020年第6期),虽说是“童话”,但也可见其主旨的“宏大”与“深远”。
一
《白熊回家》虽然说是一篇“童话”,但是读起来的感觉,却不是那么“童话”的。或许这是我们阅读很多童话的感觉。在石一枫看来童话就是“学孩子说话,给孩子讲理”b。儿童学成人是白纸上作画,“大有作为”;成人模仿儿童,则是旧纸上作画,先要涂抹,然后创作。往往是旧痕难去,新迹不清。这层难度是在创作的思维与语言上。石一枫还谈到了第二层难度,童话到底要不要讲道理,要讲道理的话,怎么讲道理——
过去年代里的老先生们自有一种理直气壮,他们觉得有种“理”能跟全世界讲,当然也就能跟孩子讲。然而现在,还是那句话,谁配教育谁呀?反正我看好多微言大义的所谓警世恒言,都觉得那其实就是憋着坏毁孩子呢——他们那个“理”,他们自己都未见得相信。那么索性不讲理了,耍着浑地岁月静好让世界充满爱?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儿童文学当然不是为了讲理,可要没点儿道理尤其是比较终极的道理撑着,也就不知道写它是为了什么了——当然也许又是我“想多了”。c
石一枫对童话写作的理解,和他小说创作的理念是一致的,童话要有关怀,要有现实感,甚至是一些“终极的道理”与关怀,不需要那些“岁月静好”似的心灵鸡汤。这里也涉及石一枫在创作中“讲道理”的姿态与视角,就是那种既不“理直气壮”,也不“岁月静好”,尽可能直面复杂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有些童话是给“儿童”看的,而有些童话的阅读范围显然是不限于“儿童”,“成人”也是可以阅读的,有的甚至主要针对“成人”阅读的。《白熊回家》这篇童话似乎介乎于“儿童”与“成人”之间。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白熊回家》中的北极熊也分群——顺毛熊族和立耳熊族。同是白熊,之所以分做两群,一个是因为“生理差别”,各自寻找认同感,从而结群;另一个原因是“生存资源”紧张,人多力量大,团结起来才能更好地生存。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两群白熊争夺资源的必然性,两群熊是先打后谈,最后以“协议”的方式(“冰洞议和”)决定了分配和享用资源的一系列问题。协议达成容易,撕毁也简单。如何固定“胜利果实”,白熊也充分借鉴了历史经验。他们在两群熊中进行“通婚”。石一枫虽然是在写“童话”,写在遥远北极的白熊,但我们回溯历史和触目现实,会发现《白熊回家》有极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一个作家只要有了成熟而稳定的“文学观”,那么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童话”,这种观念自然都会渗透其中的。石一枫在反思自己写作“转变”时,清晰表达了自己的一部分“文学观”:“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一样,我最初开始写作,也是因为迷恋于自我表达,顶多是迷恋于为和自己相类似的同龄人作出自我表达。那时在写作的潜意识里,仿佛只有“我”和“我们”才是无比独特的,才是配得上千言万语和大书特书的。而现在看来,这种心态又是多么幼稚和矫情,而且本质上是自私和自以为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了比起“写什么”和“怎么写”,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而写”。关注更加广泛更加复杂的生活,体会与我貌似不同但又无法割裂的人们的所思所感,进而尝试着对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境遇做出具有整体意识的剖析,成为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作家所应担负的责任。比之于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当然没那么容易讲好,比之于单纯的讲故事,说出故事背后的世道人心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但与困难和挑战同在的,正是时代为我们提供的丰厚的写作资源。”d从迷恋“我”和“我们”的“独特性”到关注“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生活”是近年来石一枫小說的一个主要基调。是否“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生活”就比“我”和“我们”更有意义,我们暂且不论。至少这种明晰而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介入”的文学观和写作姿态,也影响到了《白熊回家》的创作,这也是《白熊回家》不那么“童话”的一个原因。当然,“介入”现实的写作,与其自身的写作目的设定一样,在直面“广阔而复杂的”的现实生活时,同样会遇到“广阔而复杂的”难题,如何处理和回避这些难题,对作家的“写作智慧”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时,“童话”也就可能成为一种别有幽怀的写作策略。
二
白熊顾名思义一定要“白”,但顺毛熊族却偏偏生了一个“黑”熊。借用福柯的“不正常的人”的说法,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白熊”。这个小黑熊,给两群白熊都带来了不小的惊动。小黑熊让顺毛熊族错愕,因为他“顺理成章”就会成为顺毛熊族的酋长位子的接班人,但肤色的“不正常”对它作为“白熊”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头“黑熊”如何能统领一群“白熊”,“照理说,酋长的位子要传给熊大掌,这是没问题的,但熊大掌老了之后,难道要让那只黑黑的小熊当酋长吗?这可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历史上没有的事儿,基本不是好事儿。于是他做了个决定:熊大掌还是可以继承酋长的位子,但他要把王位传给熊大胖的儿子,那个胖乎乎的熊嘟嘟。熊嘟嘟胖归胖,可毕竟是一直货真价实的白熊嘛。”(《白熊回家》)顺毛熊族这个群体类似于一个“超稳定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稳定、秩序是最重要的,一切“异质性”的内容和形式都会受到排斥,正如熊短尾所言的那样“历史上没有的事儿,基本不是好事儿”。从熊短尾到熊大掌再到熊小黑的权力接续顺序,因为熊小黑的“黑”而被改为了熊嘟嘟,虽然熊嘟嘟又胖又贪吃,但因为他“白”。在此,“白”既是一种外在的颜色标志,同时也是一种内在的血统的纯正。“白”作为一种肉体上的“颜色”,替代了包含颜色以及身体素质、智力水准等丰富内容的“身体”。对此,福柯在《不正常的人》中有过精彩的分析:“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权力的新技术的相关产物。我想向你们指出的,正是这种把身体当作肉体的评价,它同时也是把身体贬低为肉体;通过肉体使身体感到有罪,它同时也是针对身体的话语和对它进行分析调查的可能性;它既确定了身体中的过错,又确定了把这个身体对象化为肉体的可能性——这一切都与人们所说的新的审查程序相关。”e熊小黑因为“身体”上的“不正常”,而“身上”的其他优势都被搁置了。而这些被搁置的优势,恰恰是他后续用来拯救真个白熊家族的武器。肉体上不纯正带来的负罪感,也让熊小黑在顺毛熊族中受到排斥和讥讽,小熊们抓不到鱼的原因也被归结到了熊小黑的“肉体”上来,“熊大胖说:‘凭你的颜色不对嘛!你想,为什么我们一吹气,鱼就游过来?因为我们都是白的,可你呢,浑身黑不溜秋,鱼一眼就发现你啦,当然就不游过来了。”(《白熊回家》)而立耳熊族则视熊小黑为“怪物”“妖孽”“不祥之兆”,主张处死熊小黑。面对各种无端的指责与攻击,熊小黑也默认下来。而这种对于“肉体”上缺陷的默认与“沉默”,让这种贬抑性的歧视慢慢成为一种规则与机制,正如福柯所言“从来都是在与这种或那种强制坦白的技术的关系上,首要的和根本的是这种强迫坦白的权力程序。正是围绕着这个必须进行定位并观察其经济学的程序,沉默的规则才能运转”。f熊小黑身上有极强的“反思”能力和“反抗性”,但他为什么没有对其他白熊的排斥与指责进行反驳?不是因为他认为其他白熊的做法是对的,而是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稳定的“超稳定结构”中,这种沉默或者默认已经成为一种“规则”,这个“规则”维持着白熊群体的正常运转。在稳定的秩序中,熊小黑的“反思”能力与“反抗性”能力均无用武之地,因为这个秩序超级稳定,十分强大。熊小黑的“异质性”禀赋,只能在白熊族群被捕猎者抓走后,才能发挥出来。因为捕猎者的出现打破了白熊家族的“超稳定结构”,既有的秩序被破坏了,“沉默的规则”失效,已经不能再自足运转。熊小黑的身体“优势”才得以充分显示出来。 熊小黑有“异相”,其身上也有一些与顺毛熊族“异质性”的禀赋。熊小黑不仅聪慧,而且特别擅长“追根究底”,对一些“常识”和稳定性的、秩序性的内容有着一种极强的“反思”能力。捕鱼和打架是白熊必须具备的两个本领。熊大掌教小白熊们打架,熊小黑却能对这一直延续下来的技能有一个反思性的追问:“你说为什么非得学打架呢?打架之前,总得先弄明白和谁打架吧?成天打打,不是打海豹就是打熊,难道就不能平心静气地聊聊天、谈谈心吗?谁都不喜欢打架,一打就头破血流,为什么就不能讲理呢?”(《白熊回家》)熊小黑的“异质性”禀赋还表现他对人类文明的敏感和学习上,他和顺毛熊族的大学者熊诗人很快就学会了人类的文字。在学会了文字之后,熊小黑也走进了熊诗人用文字记录的顺毛熊族的“历史”。熊诗人从冰上画着的许多小虫子中,找到了熊小黑的太爷爷的名字——熊獠牙。熊小黑的爷爷熊短尾也已经记不住自己父亲的名字了。熊小黑在此刻,继续上了自己族群的“历史”,用熊獠牙将顺毛熊族的“历史”重新连接起来。文字记录下的顺毛熊族的“历史”,不仅有“光荣岁月”,也有“苦难历程”。熊诗人告诉熊小黑,人类世界即那个“遥远的世界是最邪恶的地方”。熊诗人现身说法“拨开脖子上的毛,露出一个拴在绳子上的小金属片,和金属片挂在一起的,还有三个绿色的塑料球。熊小黑知道,这种东西只能来自遥远的世界。他掀起那个小牌,认得上面的文字,写的是‘白熊2号,雄性,xx年购入’。”(《白熊回家》)与熊诗人一起关在笼子里的还有白熊1号,他在逃跑时被车撞死了。熊诗人幸运地逃脱出来。
熊小黑身上异于其他白熊的资质在面对“异质性”的人类文明之时已然显露出来。他不仅用这些文字了解了自己族群的历史,也因文字开启了与那个“遥远的世界”的人类的“遭遇”。他用人类的“文明”与人类的邪恶以及同类(熊独眼)的邪恶抗争。
三
在《白熊回家》中,不断出现和“遥远的世界”人类相关的各种知识和文明。不仅善良敦厚的熊小黑学习运用这些知识和文明;邪恶奸诈的熊独眼也学会利用这些知识和文明为自己服务。
熊小黑在和熊诗人学习“遥远的世界”的文字的时候,就曾问过熊诗人,为何要学习这些对白熊没有用的文字?熊诗人的回答是“为什么学?因为太无聊啦。在这白茫茫不见一个活物的冰原上,成天除了吃,就是睡,都快闷死了。这个时候还管什么有用没用?能打发时间就是有用”。熊诗人是以一种纯粹学术的态度对待人类的知识和文明,这种精神上的追求,自然会慰藉他的无聊,给他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而熊小黑和熊独眼则不是以纯粹学术的态度对待人类的知识和文明。他们是在“利用”这些既有的知识和文明,来改造世界和彼此。记得有位哲学家说过,没有错误的思想,只有用错地方的思想。知识和文明仅限定在学术和精神层面时,它只是一种智力的游戏与探索。但是涉及“用”这些知识和文明,自然就要与世界、他人发生关系,这里面就触及知识和文明的伦理问题。熊独眼利用自己的学习能力,掌握了人类的一些知识和文明,比如他利用知识塑造自己的“伟大正确”和“英雄形象”,他利用由此积攒起来的权威,全面借鉴“遥远的世界”的“管理经验”,用精细的管理手段,把企鹅群体管理得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地为白熊服务——
企鹅们解释说,原来白熊大人们到来以后,引进了一种新的东西,就是钱。所谓的钱,就是一种在冰箱里挖出的貝壳,用钱可以买到一切东西。可是白熊大人们给企鹅规定的工资非常低,一只企鹅辛辛苦苦干一天的活儿,只能拿到一个贝壳,而白熊们一天可以拿到一百个贝壳。独眼大元帅解释说,这是因为分工不同,企鹅们从事的都是一些低级劳动,无非是搬运工和制造工而已,创造不出多大的财富,所以工资当然低;而白熊们从事的工作,都是社会管理、工厂经营和维持治安,这些都是高级工种,拿的工资当然要比企鹅多得多了。
——《白熊回家》
从本性上来说,企鹅一定不情愿接受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但是,企鹅也没有反抗这种“不平等”的能力。因为熊独眼不仅掌握着“解释世界”的权力,还掌握着“改变世界”的能力。尽管如此,熊独眼也深知,要想企鹅对于“不平等”的状况“心悦诚服”地接受,除了用“强力”管理他们的身体之外,还需要通过对他们进行“教育”,用“知识”讲道理,“征服”他们的思想——
“白熊给企鹅带来了文明。在白熊大驾光临之前,企鹅根本不知道贝壳钱币。而现在,企鹅可以用贝壳钱币去买冰船、冰桌子、冰椅子、冰餐具、甚至还能买一间冰房子。” 在企鹅学校里,熊独眼给企鹅们讲这样的历史。
类似的历史还有:“白熊给企鹅带来了秩序。在白熊大驾光临之前,企鹅只会乱哄哄地吃喝争斗,而现在,他们井然有序。”
——《白熊回家》
诸如上述的“教育”形式,还有不少,就不在此大段引述了,比如是白熊给企鹅带来了“爱”,企鹅之所以过不上好的生活就是因为自己不努力,等等。熊独眼深谙“知识”和“文明”在维持现实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才通过学校不断地、反复地对企鹅进行“教育”。套用福柯的一个说法,这些知识都是一些“屈服的知识”,在这些“知识”里,没有“反思”,更没有“反抗”。这些“屈服的知识”在企鹅的学校里不断重复,“知识”渐渐成为了“常识”乃至“真理”。企鹅们面对“真理”只有认可与服从,因为他们没有学习到对“真理”进行“反思”的知识。这正是熊独眼的目的所在,也是他用来维护白熊及其自身权力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这样一种运作方式,福柯的分析极为精辟:“应该承认,我们被权力强迫着生产真理,权力为了运转而需要这种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迫、被罚去承认真理或寻找真理。……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是真理话语起决定作用;它自身传播、推动权力的效力。总之,根据拥有权力的特殊效力的真理话语,我们被判决、被罚、被归类,被迫去完成某些任务,把自己献给某种生活方式或某种死亡方式。”g
四
《白熊回家》延续了石一枫一直以来的创作特色——善于触及“宏大”话题。当白熊们被人类猎捕准备送到动物园时,一些白熊觉得动物园挺好的,可以有吃有喝;一些白熊虽说认为关在笼子里不好,但无力反抗,也只好认命。是否把真相告诉白熊们,熊小黑也犹豫不决,他“叹了口气,怀疑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究竟是对还是错。眼看天要亮了,上面的甲板已经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小熊们只好对大家说再见,离开这里”。 熊小黑用自己的“智慧”,联合顺毛熊族、企鹅,战胜了“邪恶”的人类、翼手龙和熊独眼的“白熊帝国”,带领白熊重新回到家园。在这个星球上,人类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具“智慧”的,其他生物在智慧上都是“低等”的。但熊小黑等白熊能像人类一样学习知识、创造文明。这给研究动物界多年的科学家煤球老爹带来的极大的冲击和震撼。白熊智慧能力的“提高”,一定会挑战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也会清除对自身构成威胁的白熊、企鹅。实力均衡的两种“智慧”势必要发生“冲突”。煤球老爹为了白熊、企鹅和人类的“和谐”,他封存了这个“发现”。煤球老爹的举动,其实触及科学伦理的问题。从克隆技术到人工智能再到外星文明,科学对于自然世界和自身的研究均在不断深入。在这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一些科学研究也在逼近或突破人类伦理的底线,对于这样的“逾越”我们现在也很难判断是福是祸,以及最后会给人类带来什么。煤球老爹看似“保守”的决定,或许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里面,可以看出石一枫对一种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类对于自身“智慧”的过度自信的批判与反思。石一枫的创作特别擅长“在神性圣坛的阴影下”,看到“文明时代更多兽性泥淖中的挣扎,并生发出难以挣脱的无力和巨大悲哀来”。h当然,这种批判与反思显然是站在“天人合一”的立场上进行的,煤球老爹最后的感言表达了人类与动物的和解:“我也应该感谢你呢,是你教会了我,人类并不应该只会研究动物,还应该为他们着想,因为人类自己也是一种动物,他们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一样,都需要别人的尊重。”熊小黑一路过关斩将,不仅打败“敌人”,还“化敌为友”(“邪恶”的人类和空中的恶魔翼手龙)。而现实的世界,是否按照如此的“价值观”和“规则”进行“共处”,从“敌对”到“友谊”是否如此坚定,我们暂且不论。至少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白熊回家》作为“典型童话”的一面了。
石一枫之所以比较擅长“宏大叙事”或者是从“宏大”的视角讲述“小人物”的命运,这或许与他的“大院”经历有关。尽管他说,自己对大院文化并没有明确的感受,但那种耳濡目染还是存在的。他在《我眼中的“大院文化》一文中的一段对崔健的分析,似乎可以表明他和“大院文化”的关系——
作为一个摇滚乐手,他倒是保持了强烈的愤怒和“斗争精神”。在大批国外的经典乐队都贴着“环保”和“反战”的标签,将以前的口号变成开演唱会的幌子的时候,崔健的新作品就更表现出可贵的现实关怀了。只是,他虽然越来越注重音乐手段的丰富化,但整个儿创作历程却仍然没有跳出过去的路子:也就是“政治抒情诗”。更有趣的一个发现在于,假如将崔健的“政治抒情诗”和更早之前的“政治抒情诗”(如郭小川和艾青的诗歌),做一下对比,会发现他们的诉求虽然不一样,但本质上仍是属于同一种性质的思考世界的方式。i
“大院文化”在语言上,对石一枫也有影响,“顽主”式的语言在《白熊回家》中,偶尔也“灵光乍现”一下。在熊小黑的“反思”性的语言中,就对“权威”的挑战和“玩世不恭”的味道。同时,熊小黑身上也有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而这在一些大院子弟的身上也可见到。
石一枫的创作经历了一个转变,“在脱离‘顽主腔’之后,他的小说基本是在‘帮闲腔’与‘圣徒腔’之间的摇摆回旋,这也使得他的叙述口吻从容自如,说帮闲虽油腔滑调却不流于虚无,谈道德虽一本正经也能亲切自然”。j《白熊回家》的结构大致是从战斗到和谈,再由分化走向团结,直至最终实现了和解。
这样的结构与结局,我们看到了《白熊回家》作为“典型童话”文化基调的同时,也看到了作品在两种腔调之间的游移與摇摆。石一枫的这种游移与摇摆,也体现了“70后”作家的部分风貌,“‘70后’隐约的历史记忆,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面对个人的心理现实——因为他们无家可归。但是,他们在矛盾、迷蒙和犹疑不决之间,却无意间形成了关于‘70后’文学与心路的轨迹”。k
【注释】
a石一枫:《尽职尽责写小人物》,《中国青年报》2020年2月28日。
bc石一枫:《小孩儿说话不好学》,《人民文学》公众号2020年6月17日。
d石一枫:《为什么而写作》,《文艺报》2018年5月15日。
ef[法]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167页,第139页。
g[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h董晓可:《“肉身”书写的当下表达及远途之思——从〈极花〉等六部作品说开去》,《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i石一枫:《我眼中的“大院文化”》,《艺术评论》2010年第12期。
j王晴飞:《顽主·帮闲·圣徒——论石一枫的小说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
k孟繁华、张清华:《“70后”的身份迷失与文学处境》,《文艺争鸣》2014年第8期。
一
《白熊回家》虽然说是一篇“童话”,但是读起来的感觉,却不是那么“童话”的。或许这是我们阅读很多童话的感觉。在石一枫看来童话就是“学孩子说话,给孩子讲理”b。儿童学成人是白纸上作画,“大有作为”;成人模仿儿童,则是旧纸上作画,先要涂抹,然后创作。往往是旧痕难去,新迹不清。这层难度是在创作的思维与语言上。石一枫还谈到了第二层难度,童话到底要不要讲道理,要讲道理的话,怎么讲道理——
过去年代里的老先生们自有一种理直气壮,他们觉得有种“理”能跟全世界讲,当然也就能跟孩子讲。然而现在,还是那句话,谁配教育谁呀?反正我看好多微言大义的所谓警世恒言,都觉得那其实就是憋着坏毁孩子呢——他们那个“理”,他们自己都未见得相信。那么索性不讲理了,耍着浑地岁月静好让世界充满爱?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儿童文学当然不是为了讲理,可要没点儿道理尤其是比较终极的道理撑着,也就不知道写它是为了什么了——当然也许又是我“想多了”。c
石一枫对童话写作的理解,和他小说创作的理念是一致的,童话要有关怀,要有现实感,甚至是一些“终极的道理”与关怀,不需要那些“岁月静好”似的心灵鸡汤。这里也涉及石一枫在创作中“讲道理”的姿态与视角,就是那种既不“理直气壮”,也不“岁月静好”,尽可能直面复杂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有些童话是给“儿童”看的,而有些童话的阅读范围显然是不限于“儿童”,“成人”也是可以阅读的,有的甚至主要针对“成人”阅读的。《白熊回家》这篇童话似乎介乎于“儿童”与“成人”之间。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白熊回家》中的北极熊也分群——顺毛熊族和立耳熊族。同是白熊,之所以分做两群,一个是因为“生理差别”,各自寻找认同感,从而结群;另一个原因是“生存资源”紧张,人多力量大,团结起来才能更好地生存。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两群白熊争夺资源的必然性,两群熊是先打后谈,最后以“协议”的方式(“冰洞议和”)决定了分配和享用资源的一系列问题。协议达成容易,撕毁也简单。如何固定“胜利果实”,白熊也充分借鉴了历史经验。他们在两群熊中进行“通婚”。石一枫虽然是在写“童话”,写在遥远北极的白熊,但我们回溯历史和触目现实,会发现《白熊回家》有极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一个作家只要有了成熟而稳定的“文学观”,那么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童话”,这种观念自然都会渗透其中的。石一枫在反思自己写作“转变”时,清晰表达了自己的一部分“文学观”:“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一样,我最初开始写作,也是因为迷恋于自我表达,顶多是迷恋于为和自己相类似的同龄人作出自我表达。那时在写作的潜意识里,仿佛只有“我”和“我们”才是无比独特的,才是配得上千言万语和大书特书的。而现在看来,这种心态又是多么幼稚和矫情,而且本质上是自私和自以为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了比起“写什么”和“怎么写”,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而写”。关注更加广泛更加复杂的生活,体会与我貌似不同但又无法割裂的人们的所思所感,进而尝试着对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境遇做出具有整体意识的剖析,成为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作家所应担负的责任。比之于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当然没那么容易讲好,比之于单纯的讲故事,说出故事背后的世道人心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但与困难和挑战同在的,正是时代为我们提供的丰厚的写作资源。”d从迷恋“我”和“我们”的“独特性”到关注“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生活”是近年来石一枫小說的一个主要基调。是否“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生活”就比“我”和“我们”更有意义,我们暂且不论。至少这种明晰而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介入”的文学观和写作姿态,也影响到了《白熊回家》的创作,这也是《白熊回家》不那么“童话”的一个原因。当然,“介入”现实的写作,与其自身的写作目的设定一样,在直面“广阔而复杂的”的现实生活时,同样会遇到“广阔而复杂的”难题,如何处理和回避这些难题,对作家的“写作智慧”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时,“童话”也就可能成为一种别有幽怀的写作策略。
二
白熊顾名思义一定要“白”,但顺毛熊族却偏偏生了一个“黑”熊。借用福柯的“不正常的人”的说法,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白熊”。这个小黑熊,给两群白熊都带来了不小的惊动。小黑熊让顺毛熊族错愕,因为他“顺理成章”就会成为顺毛熊族的酋长位子的接班人,但肤色的“不正常”对它作为“白熊”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头“黑熊”如何能统领一群“白熊”,“照理说,酋长的位子要传给熊大掌,这是没问题的,但熊大掌老了之后,难道要让那只黑黑的小熊当酋长吗?这可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历史上没有的事儿,基本不是好事儿。于是他做了个决定:熊大掌还是可以继承酋长的位子,但他要把王位传给熊大胖的儿子,那个胖乎乎的熊嘟嘟。熊嘟嘟胖归胖,可毕竟是一直货真价实的白熊嘛。”(《白熊回家》)顺毛熊族这个群体类似于一个“超稳定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稳定、秩序是最重要的,一切“异质性”的内容和形式都会受到排斥,正如熊短尾所言的那样“历史上没有的事儿,基本不是好事儿”。从熊短尾到熊大掌再到熊小黑的权力接续顺序,因为熊小黑的“黑”而被改为了熊嘟嘟,虽然熊嘟嘟又胖又贪吃,但因为他“白”。在此,“白”既是一种外在的颜色标志,同时也是一种内在的血统的纯正。“白”作为一种肉体上的“颜色”,替代了包含颜色以及身体素质、智力水准等丰富内容的“身体”。对此,福柯在《不正常的人》中有过精彩的分析:“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权力的新技术的相关产物。我想向你们指出的,正是这种把身体当作肉体的评价,它同时也是把身体贬低为肉体;通过肉体使身体感到有罪,它同时也是针对身体的话语和对它进行分析调查的可能性;它既确定了身体中的过错,又确定了把这个身体对象化为肉体的可能性——这一切都与人们所说的新的审查程序相关。”e熊小黑因为“身体”上的“不正常”,而“身上”的其他优势都被搁置了。而这些被搁置的优势,恰恰是他后续用来拯救真个白熊家族的武器。肉体上不纯正带来的负罪感,也让熊小黑在顺毛熊族中受到排斥和讥讽,小熊们抓不到鱼的原因也被归结到了熊小黑的“肉体”上来,“熊大胖说:‘凭你的颜色不对嘛!你想,为什么我们一吹气,鱼就游过来?因为我们都是白的,可你呢,浑身黑不溜秋,鱼一眼就发现你啦,当然就不游过来了。”(《白熊回家》)而立耳熊族则视熊小黑为“怪物”“妖孽”“不祥之兆”,主张处死熊小黑。面对各种无端的指责与攻击,熊小黑也默认下来。而这种对于“肉体”上缺陷的默认与“沉默”,让这种贬抑性的歧视慢慢成为一种规则与机制,正如福柯所言“从来都是在与这种或那种强制坦白的技术的关系上,首要的和根本的是这种强迫坦白的权力程序。正是围绕着这个必须进行定位并观察其经济学的程序,沉默的规则才能运转”。f熊小黑身上有极强的“反思”能力和“反抗性”,但他为什么没有对其他白熊的排斥与指责进行反驳?不是因为他认为其他白熊的做法是对的,而是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稳定的“超稳定结构”中,这种沉默或者默认已经成为一种“规则”,这个“规则”维持着白熊群体的正常运转。在稳定的秩序中,熊小黑的“反思”能力与“反抗性”能力均无用武之地,因为这个秩序超级稳定,十分强大。熊小黑的“异质性”禀赋,只能在白熊族群被捕猎者抓走后,才能发挥出来。因为捕猎者的出现打破了白熊家族的“超稳定结构”,既有的秩序被破坏了,“沉默的规则”失效,已经不能再自足运转。熊小黑的身体“优势”才得以充分显示出来。 熊小黑有“异相”,其身上也有一些与顺毛熊族“异质性”的禀赋。熊小黑不仅聪慧,而且特别擅长“追根究底”,对一些“常识”和稳定性的、秩序性的内容有着一种极强的“反思”能力。捕鱼和打架是白熊必须具备的两个本领。熊大掌教小白熊们打架,熊小黑却能对这一直延续下来的技能有一个反思性的追问:“你说为什么非得学打架呢?打架之前,总得先弄明白和谁打架吧?成天打打,不是打海豹就是打熊,难道就不能平心静气地聊聊天、谈谈心吗?谁都不喜欢打架,一打就头破血流,为什么就不能讲理呢?”(《白熊回家》)熊小黑的“异质性”禀赋还表现他对人类文明的敏感和学习上,他和顺毛熊族的大学者熊诗人很快就学会了人类的文字。在学会了文字之后,熊小黑也走进了熊诗人用文字记录的顺毛熊族的“历史”。熊诗人从冰上画着的许多小虫子中,找到了熊小黑的太爷爷的名字——熊獠牙。熊小黑的爷爷熊短尾也已经记不住自己父亲的名字了。熊小黑在此刻,继续上了自己族群的“历史”,用熊獠牙将顺毛熊族的“历史”重新连接起来。文字记录下的顺毛熊族的“历史”,不仅有“光荣岁月”,也有“苦难历程”。熊诗人告诉熊小黑,人类世界即那个“遥远的世界是最邪恶的地方”。熊诗人现身说法“拨开脖子上的毛,露出一个拴在绳子上的小金属片,和金属片挂在一起的,还有三个绿色的塑料球。熊小黑知道,这种东西只能来自遥远的世界。他掀起那个小牌,认得上面的文字,写的是‘白熊2号,雄性,xx年购入’。”(《白熊回家》)与熊诗人一起关在笼子里的还有白熊1号,他在逃跑时被车撞死了。熊诗人幸运地逃脱出来。
熊小黑身上异于其他白熊的资质在面对“异质性”的人类文明之时已然显露出来。他不仅用这些文字了解了自己族群的历史,也因文字开启了与那个“遥远的世界”的人类的“遭遇”。他用人类的“文明”与人类的邪恶以及同类(熊独眼)的邪恶抗争。
三
在《白熊回家》中,不断出现和“遥远的世界”人类相关的各种知识和文明。不仅善良敦厚的熊小黑学习运用这些知识和文明;邪恶奸诈的熊独眼也学会利用这些知识和文明为自己服务。
熊小黑在和熊诗人学习“遥远的世界”的文字的时候,就曾问过熊诗人,为何要学习这些对白熊没有用的文字?熊诗人的回答是“为什么学?因为太无聊啦。在这白茫茫不见一个活物的冰原上,成天除了吃,就是睡,都快闷死了。这个时候还管什么有用没用?能打发时间就是有用”。熊诗人是以一种纯粹学术的态度对待人类的知识和文明,这种精神上的追求,自然会慰藉他的无聊,给他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而熊小黑和熊独眼则不是以纯粹学术的态度对待人类的知识和文明。他们是在“利用”这些既有的知识和文明,来改造世界和彼此。记得有位哲学家说过,没有错误的思想,只有用错地方的思想。知识和文明仅限定在学术和精神层面时,它只是一种智力的游戏与探索。但是涉及“用”这些知识和文明,自然就要与世界、他人发生关系,这里面就触及知识和文明的伦理问题。熊独眼利用自己的学习能力,掌握了人类的一些知识和文明,比如他利用知识塑造自己的“伟大正确”和“英雄形象”,他利用由此积攒起来的权威,全面借鉴“遥远的世界”的“管理经验”,用精细的管理手段,把企鹅群体管理得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地为白熊服务——
企鹅们解释说,原来白熊大人们到来以后,引进了一种新的东西,就是钱。所谓的钱,就是一种在冰箱里挖出的貝壳,用钱可以买到一切东西。可是白熊大人们给企鹅规定的工资非常低,一只企鹅辛辛苦苦干一天的活儿,只能拿到一个贝壳,而白熊们一天可以拿到一百个贝壳。独眼大元帅解释说,这是因为分工不同,企鹅们从事的都是一些低级劳动,无非是搬运工和制造工而已,创造不出多大的财富,所以工资当然低;而白熊们从事的工作,都是社会管理、工厂经营和维持治安,这些都是高级工种,拿的工资当然要比企鹅多得多了。
——《白熊回家》
从本性上来说,企鹅一定不情愿接受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但是,企鹅也没有反抗这种“不平等”的能力。因为熊独眼不仅掌握着“解释世界”的权力,还掌握着“改变世界”的能力。尽管如此,熊独眼也深知,要想企鹅对于“不平等”的状况“心悦诚服”地接受,除了用“强力”管理他们的身体之外,还需要通过对他们进行“教育”,用“知识”讲道理,“征服”他们的思想——
“白熊给企鹅带来了文明。在白熊大驾光临之前,企鹅根本不知道贝壳钱币。而现在,企鹅可以用贝壳钱币去买冰船、冰桌子、冰椅子、冰餐具、甚至还能买一间冰房子。” 在企鹅学校里,熊独眼给企鹅们讲这样的历史。
类似的历史还有:“白熊给企鹅带来了秩序。在白熊大驾光临之前,企鹅只会乱哄哄地吃喝争斗,而现在,他们井然有序。”
——《白熊回家》
诸如上述的“教育”形式,还有不少,就不在此大段引述了,比如是白熊给企鹅带来了“爱”,企鹅之所以过不上好的生活就是因为自己不努力,等等。熊独眼深谙“知识”和“文明”在维持现实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才通过学校不断地、反复地对企鹅进行“教育”。套用福柯的一个说法,这些知识都是一些“屈服的知识”,在这些“知识”里,没有“反思”,更没有“反抗”。这些“屈服的知识”在企鹅的学校里不断重复,“知识”渐渐成为了“常识”乃至“真理”。企鹅们面对“真理”只有认可与服从,因为他们没有学习到对“真理”进行“反思”的知识。这正是熊独眼的目的所在,也是他用来维护白熊及其自身权力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这样一种运作方式,福柯的分析极为精辟:“应该承认,我们被权力强迫着生产真理,权力为了运转而需要这种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迫、被罚去承认真理或寻找真理。……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是真理话语起决定作用;它自身传播、推动权力的效力。总之,根据拥有权力的特殊效力的真理话语,我们被判决、被罚、被归类,被迫去完成某些任务,把自己献给某种生活方式或某种死亡方式。”g
四
《白熊回家》延续了石一枫一直以来的创作特色——善于触及“宏大”话题。当白熊们被人类猎捕准备送到动物园时,一些白熊觉得动物园挺好的,可以有吃有喝;一些白熊虽说认为关在笼子里不好,但无力反抗,也只好认命。是否把真相告诉白熊们,熊小黑也犹豫不决,他“叹了口气,怀疑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究竟是对还是错。眼看天要亮了,上面的甲板已经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小熊们只好对大家说再见,离开这里”。 熊小黑用自己的“智慧”,联合顺毛熊族、企鹅,战胜了“邪恶”的人类、翼手龙和熊独眼的“白熊帝国”,带领白熊重新回到家园。在这个星球上,人类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具“智慧”的,其他生物在智慧上都是“低等”的。但熊小黑等白熊能像人类一样学习知识、创造文明。这给研究动物界多年的科学家煤球老爹带来的极大的冲击和震撼。白熊智慧能力的“提高”,一定会挑战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也会清除对自身构成威胁的白熊、企鹅。实力均衡的两种“智慧”势必要发生“冲突”。煤球老爹为了白熊、企鹅和人类的“和谐”,他封存了这个“发现”。煤球老爹的举动,其实触及科学伦理的问题。从克隆技术到人工智能再到外星文明,科学对于自然世界和自身的研究均在不断深入。在这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一些科学研究也在逼近或突破人类伦理的底线,对于这样的“逾越”我们现在也很难判断是福是祸,以及最后会给人类带来什么。煤球老爹看似“保守”的决定,或许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里面,可以看出石一枫对一种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类对于自身“智慧”的过度自信的批判与反思。石一枫的创作特别擅长“在神性圣坛的阴影下”,看到“文明时代更多兽性泥淖中的挣扎,并生发出难以挣脱的无力和巨大悲哀来”。h当然,这种批判与反思显然是站在“天人合一”的立场上进行的,煤球老爹最后的感言表达了人类与动物的和解:“我也应该感谢你呢,是你教会了我,人类并不应该只会研究动物,还应该为他们着想,因为人类自己也是一种动物,他们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一样,都需要别人的尊重。”熊小黑一路过关斩将,不仅打败“敌人”,还“化敌为友”(“邪恶”的人类和空中的恶魔翼手龙)。而现实的世界,是否按照如此的“价值观”和“规则”进行“共处”,从“敌对”到“友谊”是否如此坚定,我们暂且不论。至少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白熊回家》作为“典型童话”的一面了。
石一枫之所以比较擅长“宏大叙事”或者是从“宏大”的视角讲述“小人物”的命运,这或许与他的“大院”经历有关。尽管他说,自己对大院文化并没有明确的感受,但那种耳濡目染还是存在的。他在《我眼中的“大院文化》一文中的一段对崔健的分析,似乎可以表明他和“大院文化”的关系——
作为一个摇滚乐手,他倒是保持了强烈的愤怒和“斗争精神”。在大批国外的经典乐队都贴着“环保”和“反战”的标签,将以前的口号变成开演唱会的幌子的时候,崔健的新作品就更表现出可贵的现实关怀了。只是,他虽然越来越注重音乐手段的丰富化,但整个儿创作历程却仍然没有跳出过去的路子:也就是“政治抒情诗”。更有趣的一个发现在于,假如将崔健的“政治抒情诗”和更早之前的“政治抒情诗”(如郭小川和艾青的诗歌),做一下对比,会发现他们的诉求虽然不一样,但本质上仍是属于同一种性质的思考世界的方式。i
“大院文化”在语言上,对石一枫也有影响,“顽主”式的语言在《白熊回家》中,偶尔也“灵光乍现”一下。在熊小黑的“反思”性的语言中,就对“权威”的挑战和“玩世不恭”的味道。同时,熊小黑身上也有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而这在一些大院子弟的身上也可见到。
石一枫的创作经历了一个转变,“在脱离‘顽主腔’之后,他的小说基本是在‘帮闲腔’与‘圣徒腔’之间的摇摆回旋,这也使得他的叙述口吻从容自如,说帮闲虽油腔滑调却不流于虚无,谈道德虽一本正经也能亲切自然”。j《白熊回家》的结构大致是从战斗到和谈,再由分化走向团结,直至最终实现了和解。
这样的结构与结局,我们看到了《白熊回家》作为“典型童话”文化基调的同时,也看到了作品在两种腔调之间的游移與摇摆。石一枫的这种游移与摇摆,也体现了“70后”作家的部分风貌,“‘70后’隐约的历史记忆,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面对个人的心理现实——因为他们无家可归。但是,他们在矛盾、迷蒙和犹疑不决之间,却无意间形成了关于‘70后’文学与心路的轨迹”。k
【注释】
a石一枫:《尽职尽责写小人物》,《中国青年报》2020年2月28日。
bc石一枫:《小孩儿说话不好学》,《人民文学》公众号2020年6月17日。
d石一枫:《为什么而写作》,《文艺报》2018年5月15日。
ef[法]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167页,第139页。
g[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h董晓可:《“肉身”书写的当下表达及远途之思——从〈极花〉等六部作品说开去》,《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i石一枫:《我眼中的“大院文化”》,《艺术评论》2010年第12期。
j王晴飞:《顽主·帮闲·圣徒——论石一枫的小说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
k孟繁华、张清华:《“70后”的身份迷失与文学处境》,《文艺争鸣》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