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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到史学危机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新文化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了传统史学，又以叙事的研究方法探讨新领域，发展新的特征，形成了丰富的主题分类，为新史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方向。
关键词：新史学；主题分类；特征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周兵著，于2012年1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此书的整体框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第1～5章，通过学术背景的分析来探讨新文化史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这五章分别是“三个维度的转向”“转向：1980年代”“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精彩纷呈的文化史”。下编为“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第6～10章，则将研究的一些问题聚焦到若干有代表性的新文化史家和他们的新文化史研究理论与实践上。分别是“彼得·伯克与新文化史”“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罗杰·夏蒂埃与新文化史”。
何谓“新文化史”？彼得·伯克写了整整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见其复杂性。[1]旧文化史强调大文化的分门别类，强调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大致都在因袭老一代历史学家诸如柳诒徵、吕思勉等在1949年之前的作品，在时间上贯通古今，在门类上触及典章制度、思想学说、宗教习俗、风土人情、文学艺术。由于“史学危机”的影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史学风向转折。新文化史得名于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法国史学术研讨会，之后的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在其名下。一些史学家认为“新文化史”就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爆发的批判。以新文化史学为标志的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并不是简单地在众多的历史研究取向中增加了一个“文化”的概念，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史学风气的转变。
作者在书中也提到现今对“新文化史”的广义界定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领域上，它是传统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由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它强调文化因素的能动作用，注重从表象、符号、仪式、话语、价值观念等文化形式入手，探讨和解读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一个注重过程的研究。新文化史有一些基本的特点还是很清楚的：它研究大众的文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叙事的方法，如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创造出微观史这样的历史研究新形式；新文化史研究也是西方学术文化和语言学转向大背景下的产物，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新文化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关于“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西方史学界出现。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著）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彼得·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间的文化和社会》和《现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等等。此外，还有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和海登·怀特的《元史学》。
到八九十年代，新文化史研究势不可挡，正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期。相关的成果大量问世。21世纪初，加州大学教授约翰·R·霍尔在加州数字图书馆上检索了包含“文化史”这一术语的书名。他发现，这类著作的数量在1970～1979年为62部，1980～1989年增至99部，1990～1999年则达到181部，2000～2001年的18个月内，以文化史为标题的著作有25部。而相关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由于文化所涉及的面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任何一个领域几乎都有新文化史研究的作品，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史，包括睡梦、食品、情感、旅行、记忆、姿态、幽默、考试等等”。[1]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了一本名为《新文化史》的论文集，[2]该书问世以后，这类以大众文化为取向的历史研究就被汇聚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之下。[3]
在90年代的后期，新文化史研究进入高潮期。视觉敏锐的史学家们已经发觉出新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1999年，由林·亨特和维多利亚·E·鲍纳尔主编的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4]问世。这本书就是此年代中一些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在一次名为“在文化转向时研究文化：历史学和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汇集。学者们反思了新文化史，对其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对“文化”概念本身，重新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在文化研究中要把社会的因素找回来，以及如何把文化的分析模式和社会的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研究。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主题丰富多彩。彼得·伯克将其分为七大类[1]：
物质文化史，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如书的历史。与费尔南·布罗代尔相比较，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更多是从文化的视角而非经济的观点来进行探讨。他们想表明，人们是如何通过选择特定的衣服等诸物来达到对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丹尼尔·罗齐的研究成果是该领域的一个良好范例。
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米歇尔·福柯自然是其先行者之一。福柯之后，身体史继续扩大其研究领域并呈多样化趋势，现在其研究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
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表象史既注重视觉的和文学的形象，亦关注头脑中的意象。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精神表象中的另一侧面是阅读史。
社会记忆史。表象或表象物的社会史只是通向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的一小步。在这个领域，后来引起意大利、英国、葡萄牙及其他地区纷纷仿作的研究成果是由皮埃尔·诺拉主编，由一群法国历史学家集体合撰的皇皇巨著《记忆之点》。 政治文化史。想象的共同体和关于政治事件的记忆只是通向“政治文化史”的另一个步骤。新社会文化史家已经重新发现了政治，但他们是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的，集中于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包括普通人与精英人物，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
语言社会史。话语模式一例，将我们带向了语言社会史（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语言史本是由语言学家从事的一门传统史学学科，而另一方面，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启发，社会语言史成为了一门由历史学家来从事的史学新学科，侮辱史、礼让史、行话史、谈话史以及语言与民族和地区意识之间的关系等都属于该领域，并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旅行史。行为社会史的另一范例是旅行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旅行日益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但研究方法一直在变。当前的研究重点已转向旅行文化史，所关注的是不同世纪的人们用之于旅行的“艺术”和“方法”，也关注人们对异邦人的看法，女性旅行者及其女性视角始终是特别受关注的内容。
正因为新文化史学的丰富多彩，以及能够将生活和个人自由、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都最大限度地展示出来，是因为它与传统史学相比，在史料的处理和解释模式以及写作方式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也是新文化史的特征所在。
史料的文本化。史料一直是西方传统史学研究工作的出发点。从史料的基本用途和处理方式上看，新史学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转变，仍是依据这些考证的新史料来复原某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新文化史学不仅没有否定史料的价值，反而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
从因果的角度解释到文化的阐释。在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上，新史学没有带来重大转变，而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中发现了新的解释因素。新文化史学不满足于对表面的思想、行为和印象作出的解释，特别是现行的历史因果论解释，而是将文化纳入了他们的方法论，力图挖掘研究对象的深层次内涵，同时加强历史进程中偶然性因素，如情感和个性的作用。
从分析到“深度描述”。以前的文本注重叙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则更加注重分析在解释历史中的作用，它以理性为基本前提，借鉴了来自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预设和逻辑框架采用了“深度描述”的行文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析，而是意味着在全面观察和理解所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把人置于他所处的环境中，围绕一个问题和中心，对他与他所处文化机制之间的关系，作出详尽而准确的事实描述和分析。这里的重点不在于事件和人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在于千丝万缕的差异性。
从客观主义到文化相对主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一个问题。实证史学要求历史学家在分析和写作过程中抛弃任何个人的情感，不带任何偏见。新文化史学在文化相对主义中发现了主观与客观协调、平衡的可能性，新文化史学抛弃了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不再把研究对象仅仅看作是等待被分析的物质，而是采用主体研究法，把事件、文献作为一个由社会和文化建构的文本，历史学家也由此与研究对象展开互动对话。
纵观全文后，此书并不是简单的思想转变过程，而是把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三者融为一体，侧重于是思想观念、仪式象征以及话语表达，注重文本的分析，也考察仪式、象征和话语表达。既有讨论精英的思想，也有讨论大众的观念、情感和心态；既有研究个人的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也关注某个群体以及社会思潮和社会挂念。书中下编选择的五位历史学家，都是非常著名和重要的新文化史代表人物，介绍了他们在面对史学危机时的思想转变和在微观史学发展中的变化，史学家把研究视角转向大众、阶级底层的个体。例如，法国史学家·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勒华杜拉里的《蒙塔尤》，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孔飞力的《叫魂》等著作，既有在史学演进的层面来研究其思想观念和不同流派的演进，又将史学本身也看为文化和思想观念的一种表达。[5]总的来说，此书从选材和布局方面来看是本值得阅读的著作。
参考文献：
[1] 彼得·伯克（英）.什么是文化史[M].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5.
[2] Lynn Hunt，ed .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M]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89.
[3] Geoff Eley，Crooked Line .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Society[M] . The Universityof Michigan Press，2005：156.
[4] Victoria E . 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5]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新史学；主题分类；特征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周兵著，于2012年1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此书的整体框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第1～5章，通过学术背景的分析来探讨新文化史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这五章分别是“三个维度的转向”“转向：1980年代”“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精彩纷呈的文化史”。下编为“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第6～10章，则将研究的一些问题聚焦到若干有代表性的新文化史家和他们的新文化史研究理论与实践上。分别是“彼得·伯克与新文化史”“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罗杰·夏蒂埃与新文化史”。
何谓“新文化史”？彼得·伯克写了整整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见其复杂性。[1]旧文化史强调大文化的分门别类，强调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大致都在因袭老一代历史学家诸如柳诒徵、吕思勉等在1949年之前的作品，在时间上贯通古今，在门类上触及典章制度、思想学说、宗教习俗、风土人情、文学艺术。由于“史学危机”的影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史学风向转折。新文化史得名于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法国史学术研讨会，之后的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在其名下。一些史学家认为“新文化史”就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爆发的批判。以新文化史学为标志的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并不是简单地在众多的历史研究取向中增加了一个“文化”的概念，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史学风气的转变。
作者在书中也提到现今对“新文化史”的广义界定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领域上，它是传统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由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它强调文化因素的能动作用，注重从表象、符号、仪式、话语、价值观念等文化形式入手，探讨和解读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一个注重过程的研究。新文化史有一些基本的特点还是很清楚的：它研究大众的文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叙事的方法，如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创造出微观史这样的历史研究新形式；新文化史研究也是西方学术文化和语言学转向大背景下的产物，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新文化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关于“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西方史学界出现。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著）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彼得·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间的文化和社会》和《现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等等。此外，还有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和海登·怀特的《元史学》。
到八九十年代，新文化史研究势不可挡，正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期。相关的成果大量问世。21世纪初，加州大学教授约翰·R·霍尔在加州数字图书馆上检索了包含“文化史”这一术语的书名。他发现，这类著作的数量在1970～1979年为62部，1980～1989年增至99部，1990～1999年则达到181部，2000～2001年的18个月内，以文化史为标题的著作有25部。而相关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由于文化所涉及的面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任何一个领域几乎都有新文化史研究的作品，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史，包括睡梦、食品、情感、旅行、记忆、姿态、幽默、考试等等”。[1]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了一本名为《新文化史》的论文集，[2]该书问世以后，这类以大众文化为取向的历史研究就被汇聚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之下。[3]
在90年代的后期，新文化史研究进入高潮期。视觉敏锐的史学家们已经发觉出新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1999年，由林·亨特和维多利亚·E·鲍纳尔主编的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4]问世。这本书就是此年代中一些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在一次名为“在文化转向时研究文化：历史学和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汇集。学者们反思了新文化史，对其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对“文化”概念本身，重新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在文化研究中要把社会的因素找回来，以及如何把文化的分析模式和社会的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研究。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主题丰富多彩。彼得·伯克将其分为七大类[1]：
物质文化史，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如书的历史。与费尔南·布罗代尔相比较，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更多是从文化的视角而非经济的观点来进行探讨。他们想表明，人们是如何通过选择特定的衣服等诸物来达到对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丹尼尔·罗齐的研究成果是该领域的一个良好范例。
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米歇尔·福柯自然是其先行者之一。福柯之后，身体史继续扩大其研究领域并呈多样化趋势，现在其研究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
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表象史既注重视觉的和文学的形象，亦关注头脑中的意象。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精神表象中的另一侧面是阅读史。
社会记忆史。表象或表象物的社会史只是通向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的一小步。在这个领域，后来引起意大利、英国、葡萄牙及其他地区纷纷仿作的研究成果是由皮埃尔·诺拉主编，由一群法国历史学家集体合撰的皇皇巨著《记忆之点》。 政治文化史。想象的共同体和关于政治事件的记忆只是通向“政治文化史”的另一个步骤。新社会文化史家已经重新发现了政治，但他们是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的，集中于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包括普通人与精英人物，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
语言社会史。话语模式一例，将我们带向了语言社会史（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语言史本是由语言学家从事的一门传统史学学科，而另一方面，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启发，社会语言史成为了一门由历史学家来从事的史学新学科，侮辱史、礼让史、行话史、谈话史以及语言与民族和地区意识之间的关系等都属于该领域，并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旅行史。行为社会史的另一范例是旅行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旅行日益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但研究方法一直在变。当前的研究重点已转向旅行文化史，所关注的是不同世纪的人们用之于旅行的“艺术”和“方法”，也关注人们对异邦人的看法，女性旅行者及其女性视角始终是特别受关注的内容。
正因为新文化史学的丰富多彩，以及能够将生活和个人自由、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都最大限度地展示出来，是因为它与传统史学相比，在史料的处理和解释模式以及写作方式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也是新文化史的特征所在。
史料的文本化。史料一直是西方传统史学研究工作的出发点。从史料的基本用途和处理方式上看，新史学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转变，仍是依据这些考证的新史料来复原某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新文化史学不仅没有否定史料的价值，反而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
从因果的角度解释到文化的阐释。在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上，新史学没有带来重大转变，而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中发现了新的解释因素。新文化史学不满足于对表面的思想、行为和印象作出的解释，特别是现行的历史因果论解释，而是将文化纳入了他们的方法论，力图挖掘研究对象的深层次内涵，同时加强历史进程中偶然性因素，如情感和个性的作用。
从分析到“深度描述”。以前的文本注重叙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则更加注重分析在解释历史中的作用，它以理性为基本前提，借鉴了来自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预设和逻辑框架采用了“深度描述”的行文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析，而是意味着在全面观察和理解所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把人置于他所处的环境中，围绕一个问题和中心，对他与他所处文化机制之间的关系，作出详尽而准确的事实描述和分析。这里的重点不在于事件和人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在于千丝万缕的差异性。
从客观主义到文化相对主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一个问题。实证史学要求历史学家在分析和写作过程中抛弃任何个人的情感，不带任何偏见。新文化史学在文化相对主义中发现了主观与客观协调、平衡的可能性，新文化史学抛弃了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不再把研究对象仅仅看作是等待被分析的物质，而是采用主体研究法，把事件、文献作为一个由社会和文化建构的文本，历史学家也由此与研究对象展开互动对话。
纵观全文后，此书并不是简单的思想转变过程，而是把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三者融为一体，侧重于是思想观念、仪式象征以及话语表达，注重文本的分析，也考察仪式、象征和话语表达。既有讨论精英的思想，也有讨论大众的观念、情感和心态；既有研究个人的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也关注某个群体以及社会思潮和社会挂念。书中下编选择的五位历史学家，都是非常著名和重要的新文化史代表人物，介绍了他们在面对史学危机时的思想转变和在微观史学发展中的变化，史学家把研究视角转向大众、阶级底层的个体。例如，法国史学家·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勒华杜拉里的《蒙塔尤》，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孔飞力的《叫魂》等著作，既有在史学演进的层面来研究其思想观念和不同流派的演进，又将史学本身也看为文化和思想观念的一种表达。[5]总的来说，此书从选材和布局方面来看是本值得阅读的著作。
参考文献：
[1] 彼得·伯克（英）.什么是文化史[M].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5.
[2] Lynn Hunt，ed .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M]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89.
[3] Geoff Eley，Crooked Line .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Society[M] . The Universityof Michigan Press，2005：156.
[4] Victoria E . 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5]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