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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集中反映在这个国家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保障公民参与权是民主国家的重要任务。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具体表现为选举与被选举权、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以及监督权等。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诸如参与能力不强、参与深度不够、参与长效机制匮乏等问题。对此，笔者认为，以社会团体为载体促进公民参与权的实现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一、以社会团体为载体促进公民参与权的价值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必然会包含着一定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便不同的利益主体有表达和宣泄的机会和途径。伴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利益分化而带来的群众化、组织化的参政问题，是各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保障公民的参与权时要注意发挥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这不仅是社会团体本身在参与政治中的优势决定的，也是中国民主进步的一种有效途径。以社会团体为载体促进公民参与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1）可以更为有效的保障公民个体的利益。长久以来，中国人秉承着安分守己、息事宁人的思想，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轻微的损害，也会选择隐忍不发。这事实上并非是社会矛盾的有效排解，反而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矛盾的堆积。基于社会团体的组织化特征，它可以具有公民个人所不能比拟的影响力，公民个人如果可以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团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所能达到的效果远非公民个人所能比拟的。（2）社会团体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可以更好的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从社团的角度看，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为了成员的利益和组织目标的实现，社团往往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将自己定位为合作者、执行者或联系者。在这种情况下，社团往往会承担政府的委托项目。在社团与政府的沟通过程中，社团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追求和观点指向，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施加了影响，有利于公共事务的处理。（3）社团参与政治有利于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美国建国初期，麦迪逊曾指出，利益集团的出现来自于人追求利益实现的本性，来自不同人群对其利益的维护，利益集团不会自动消灭，也不能强制消灭，但可以通过制度的规则在政治过程中进行遏制和平衡。这指出了在社会分化情况下如何进行利益保护的问题。事实证明，在合理的框架内，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斗争来平衡各方利益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当今利益日益分化的中国，这种方法也不失为一种解决社会各方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
二、我国公民以社会团体为载体实现参与权的现状
（1）我国社会团体的历史发展状况。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我国的社团“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赢利性社会组织”。我国的社会团体的发展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还权与市场，还权于社会的过程中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传统社团日趋活跃，新兴社团迅速发展，截止2006年年底，全国共有登记社会团体18.6万个。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托尼·赛奇认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民间组织的扩张。”这说明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的社团在政府的政策导向下有着长足的发展。（2）我国公民以社会团体为载体实现参与权的主要障碍。一是公民和社会团体自身的政治参与能力不强。目前我国公民和社会团体参与政治决策主要集中在地方的治理政策上，而对关乎公民切身利益的选举、立法等参与较少。根据国家行政学院褚松燕博士对我国社团进行的调查，我国的社团关注的政策领域主要集中在行业的产业发展政策、地方性政策等方面。社团在人大代表选举方面，社团的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足，参与程度较低。如在 “号召会员按时参加投票”、“号召会员投票选举某一候选人”、“通过会员投票给某一候选人”、“给特定候选人资金和物资支持”等项目的调查中，受调查的社团回答“完全没有”的竟高达76.8％。二是社会团体缺乏经常性的政治参与途径。社团对政府决策过程参与，有主动参与的，如提出自身的建设性意见，也有被动的参与，如承担政府的委托项目。由于我国社团并没有真正与政府相抗衡的权利，导致的其主动参与的有效性得不到保障，被动的参与又往往难以达到真实的反映社团本身利益诉求的效果。长效机制的缺失导致社会团体大多时候要么是被动的在替政府提供劳力，要么是在做无用功，极大的制约了社团参与政治决策的效果。三是社会团体参与政治决策的方式较为单一。当前我国社团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时，较多的采用的是给政府官员打电话、参与政府组织的座谈会、向政府提供研究报告或建议等形式，这些形式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多起着辅助作用，并不能积极主动反映社团内部成员的利益诉求。
三、以社会团体为载体实现公民参与权的路径
（1）完善立法，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的规定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内容、方式、途径、程序等，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法律化、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公民在明确自己的权利范围以及实现方式的前提下参与政治决策的积极性会更高，参与也会更有效率。要将诸如听证会制度，座谈会制度，以及信息公开制度等有益于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障，同时注意保护公民的结社自由，鼓励和保护公民以社会团体为载体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权。（2）加强教育，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也就是提高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这需要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也需要国家的引导。应当教育公民积极主动的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特别是监督权，因为从根本上讲，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方式。对公民个人来讲，行使监督权等政治权利的力量较为分散，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所以将利益相似的个人组织起来以组织化的形式来行使权利是保障公民参与权的有效途径。对国家来讲，国家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利保障机制来切实保护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3）完善以社会团体为主体的组织化参与结构。托克维尔在论述美国的民主时指出，美国公民习惯于运用结社自由权利建立公民社会组织，这对美国的民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这种参与形式也得到了实践。如温州市人大代表周德文的“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和由13名联络员组成的深圳市第一个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这些人大代表办公场所的自发诞生，就是基于共同的兴趣或利益而组成的政治决策参与团体，其虽不是注册的社会团体，但是已经显现出了团体参与政治的特点，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前，国家应致力于构建以社会团体为主体的组织化参与结构，保障和鼓励公民行使其结社自由权利，使他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形成社会团体，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去，形成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社会团体为主体，公民普遍参与的社会化参与结构。（4）完善社会团体参与政治决策的长效体制。从社团内部建设的角度来看，社团应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以合理的合作关系与政府交往，敢于提出自己的诉求，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避免成为依附于政府的组织。同时要创新参与形式，积极寻求有效途径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去，反映社团成员的利益诉求，实现自身价值。从政府的角度看，要培育和发展我国的社会团体，充分重视各类社会团体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矛盾调节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优化社会团体的管理体制，减少政府的过分干预。同时加快针对各类社会团体的法制建设，规范各类社会团体的行为体系，明确各类社会团体的参政议政地位，形成共同参与决策的协调机制。
参 考 文 献
[1][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程逢如译．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4～51
[2]褚松燕．权利发展与公民参与——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发展与有序参与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4）：271～275，294～295
[3]Tony Aaich．Negoti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J]．The China Quarterly．2000（1）：124
[4]王雅琴．公民参与权及其保障思路[J]．理论探索．2011（6）
[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18～221
[6]何力平．浙江乡镇公共预算创新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6）
一、以社会团体为载体促进公民参与权的价值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必然会包含着一定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便不同的利益主体有表达和宣泄的机会和途径。伴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利益分化而带来的群众化、组织化的参政问题，是各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保障公民的参与权时要注意发挥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这不仅是社会团体本身在参与政治中的优势决定的，也是中国民主进步的一种有效途径。以社会团体为载体促进公民参与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1）可以更为有效的保障公民个体的利益。长久以来，中国人秉承着安分守己、息事宁人的思想，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轻微的损害，也会选择隐忍不发。这事实上并非是社会矛盾的有效排解，反而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矛盾的堆积。基于社会团体的组织化特征，它可以具有公民个人所不能比拟的影响力，公民个人如果可以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团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所能达到的效果远非公民个人所能比拟的。（2）社会团体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可以更好的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从社团的角度看，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为了成员的利益和组织目标的实现，社团往往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将自己定位为合作者、执行者或联系者。在这种情况下，社团往往会承担政府的委托项目。在社团与政府的沟通过程中，社团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追求和观点指向，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施加了影响，有利于公共事务的处理。（3）社团参与政治有利于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美国建国初期，麦迪逊曾指出，利益集团的出现来自于人追求利益实现的本性，来自不同人群对其利益的维护，利益集团不会自动消灭，也不能强制消灭，但可以通过制度的规则在政治过程中进行遏制和平衡。这指出了在社会分化情况下如何进行利益保护的问题。事实证明，在合理的框架内，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斗争来平衡各方利益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当今利益日益分化的中国，这种方法也不失为一种解决社会各方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
二、我国公民以社会团体为载体实现参与权的现状
（1）我国社会团体的历史发展状况。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我国的社团“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赢利性社会组织”。我国的社会团体的发展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还权与市场，还权于社会的过程中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传统社团日趋活跃，新兴社团迅速发展，截止2006年年底，全国共有登记社会团体18.6万个。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托尼·赛奇认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民间组织的扩张。”这说明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的社团在政府的政策导向下有着长足的发展。（2）我国公民以社会团体为载体实现参与权的主要障碍。一是公民和社会团体自身的政治参与能力不强。目前我国公民和社会团体参与政治决策主要集中在地方的治理政策上，而对关乎公民切身利益的选举、立法等参与较少。根据国家行政学院褚松燕博士对我国社团进行的调查，我国的社团关注的政策领域主要集中在行业的产业发展政策、地方性政策等方面。社团在人大代表选举方面，社团的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足，参与程度较低。如在 “号召会员按时参加投票”、“号召会员投票选举某一候选人”、“通过会员投票给某一候选人”、“给特定候选人资金和物资支持”等项目的调查中，受调查的社团回答“完全没有”的竟高达76.8％。二是社会团体缺乏经常性的政治参与途径。社团对政府决策过程参与，有主动参与的，如提出自身的建设性意见，也有被动的参与，如承担政府的委托项目。由于我国社团并没有真正与政府相抗衡的权利，导致的其主动参与的有效性得不到保障，被动的参与又往往难以达到真实的反映社团本身利益诉求的效果。长效机制的缺失导致社会团体大多时候要么是被动的在替政府提供劳力，要么是在做无用功，极大的制约了社团参与政治决策的效果。三是社会团体参与政治决策的方式较为单一。当前我国社团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时，较多的采用的是给政府官员打电话、参与政府组织的座谈会、向政府提供研究报告或建议等形式，这些形式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多起着辅助作用，并不能积极主动反映社团内部成员的利益诉求。
三、以社会团体为载体实现公民参与权的路径
（1）完善立法，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的规定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内容、方式、途径、程序等，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法律化、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公民在明确自己的权利范围以及实现方式的前提下参与政治决策的积极性会更高，参与也会更有效率。要将诸如听证会制度，座谈会制度，以及信息公开制度等有益于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障，同时注意保护公民的结社自由，鼓励和保护公民以社会团体为载体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权。（2）加强教育，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也就是提高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这需要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也需要国家的引导。应当教育公民积极主动的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特别是监督权，因为从根本上讲，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方式。对公民个人来讲，行使监督权等政治权利的力量较为分散，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所以将利益相似的个人组织起来以组织化的形式来行使权利是保障公民参与权的有效途径。对国家来讲，国家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利保障机制来切实保护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3）完善以社会团体为主体的组织化参与结构。托克维尔在论述美国的民主时指出，美国公民习惯于运用结社自由权利建立公民社会组织，这对美国的民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这种参与形式也得到了实践。如温州市人大代表周德文的“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和由13名联络员组成的深圳市第一个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这些人大代表办公场所的自发诞生，就是基于共同的兴趣或利益而组成的政治决策参与团体，其虽不是注册的社会团体，但是已经显现出了团体参与政治的特点，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前，国家应致力于构建以社会团体为主体的组织化参与结构，保障和鼓励公民行使其结社自由权利，使他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形成社会团体，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去，形成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社会团体为主体，公民普遍参与的社会化参与结构。（4）完善社会团体参与政治决策的长效体制。从社团内部建设的角度来看，社团应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以合理的合作关系与政府交往，敢于提出自己的诉求，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避免成为依附于政府的组织。同时要创新参与形式，积极寻求有效途径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去，反映社团成员的利益诉求，实现自身价值。从政府的角度看，要培育和发展我国的社会团体，充分重视各类社会团体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矛盾调节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优化社会团体的管理体制，减少政府的过分干预。同时加快针对各类社会团体的法制建设，规范各类社会团体的行为体系，明确各类社会团体的参政议政地位，形成共同参与决策的协调机制。
参 考 文 献
[1][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程逢如译．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4～51
[2]褚松燕．权利发展与公民参与——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发展与有序参与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4）：271～275，294～295
[3]Tony Aaich．Negoti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J]．The China Quarterly．2000（1）：124
[4]王雅琴．公民参与权及其保障思路[J]．理论探索．2011（6）
[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18～221
[6]何力平．浙江乡镇公共预算创新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