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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晚周诸子的著作中，《庄子》因其混杂舛驳、歧变较多、细微精深，解读更难，因此诠释版本更多，其中极为突出的是郭象。郭象思想依据庄子思想而生发，但又与庄子有所不同，因而被称为“误读”《庄子》。但从拉康思想来看，在文学作品的解读实践中，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阅读本身不是阅读文字，而是阅读文字背后承载的真理和思想，而真理和思想无法被直接传达，只能通过读者的阅读和“二次创造”来实现具象化。既然误读不可避免，文学作品解读的意义何在？核心在于“人”，在他人的文本或思想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塑造自己，这既是对自我的找寻和追问，也是他人和客體的建构或重塑。
【关键词】 拉康;郭象;误读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5-0033-02
一、傅伟勋的“误读”概念和郭象对《庄子》的诠释
傅伟勋从诠释学角度梳理和构筑中国传统思想时，提出了“误读”这一概念，误读不等于误解，而是指从剑走偏锋的角度理解作者，甚至超越作者，从而实现文学的创造性解读，在傅伟勋的研究例证中，有一例是郭象的《庄子》解读。
在晚周诸子的著作中，《庄子》因其混杂舛驳，歧变较多，同时因其细微精深，解读更难，因此诠释版本更多。在《庄子》诠释史上影响最大和成果最为突出的便是郭象。郭象主张万物“独生而无所资借”“自足其性”“冥然自合”“无心”“无为”“逍遥”等[2]。
这些思想依据庄子思想而生发，但又与庄子有所不同，以《庄子》中的“逍遥”思想为例，《庄子》文本本意更侧重于阐述一种无拘无束、自由漫游的逍遥，如“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这种状态浑然忘却俗世和自我，在达到这种状态本身后，没有额外的前加条件和后置情况而更显得悠然自得，但达到这种状态前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只有“至人”“神人”“圣人”才能领略。
而郭象认为每个存在皆有属于自己的逍遥之境，只要适应情性、得其所用，不分圣人至人神人，没有大小优劣高低胜负之分，“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庄子注·逍遥游》）郭象在这里强调的“物任其性”主要指“性分”，可理解为天性，即万物生来具有的、先天的禀赋和本性，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物各有性，性各有极”（《逍遥游注》），面对性分，人们需要安于接受，任其自然，“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因为万物存在各有性分，先天不同，比较没有意义，“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足大其大矣。”（《齐物论注》）放弃了比较，就能“自足其性”，再进一步就是“无心”，放弃感知，放弃区别事物，做到“齐物”，“夫使耳目闭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将任性直通，无往而不冥。”（《人间世注》）从而达到“逍遥”的境界。
可以看出，普遍意义上理解的庄子的逍遥是一种不同于世俗、超越世俗、超越普通自我存在的，物我合一、世我相融的大境界。而郭象强调的是接受现实、顺其自然、安于自己“应当成为的存在”，并且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倡导放弃感知和自我意识，和犬儒主义略有相似。
除了对“逍遥”的“误读”，郭象主张“独生而无所资借”（《养生主注》），用“自然”取代“道”，否定了“道”的存在，甚至或许对原文进行部分删改。《大慧普觉禅师语录》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郭象和庄子思想的关系。
二、拉康思想与文学解读
在精神分析学出现后现代主义发展趋向时，拉康延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人”这个本体投注了更多关怀，将研究的对象由梦境和现实延伸到语言的构筑上。由于现实世界是需要被“认知”的，因而构筑世界的不是客观的事物，而是被理解和传达后的“事实”，这份“事实”的载体是语言[1]，“事实”经过“语言”的二次解析后天然具备了不可知性。
语言的衍生物则是“文学”，拉康思想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对“人”的本体的关怀，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可以看出他看重读者和文本的相互作用，而在这语言和社会与人的互动中，在意义的生发方面，更偏重“阅读”这一切的读者，这与接受美学的核心理念一致。
读者“阅读”的过程、语言和社会与人的互动过程，就是文学解读的过程，这是一个三元一体的系统：具象化文本、对象化自身情感、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判断。具象化文本指使得文本不再是单纯的字字句句，而是将其同外在形象联系在一起，在阅读的过程中在思想中建构起文本对应的形象，从而顺理成章地唤起情感和共鸣。对象化自身情感指将情感提纯，将阅读过程中接收到或自己二次创造感受到的情感做好清晰的认定，“认为”自己感受到了什么，“明白”自己感受到了什么，并将认定后的情感作为一种从自身体内剥离开的“对象”而非“内在的一部分”进行分析和判断，根据头脑中的判断，选择认同或者反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
将这三个元素连通和现实化的手段就是对文学作品解读的实践，解读的实践和建构显现了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主体间的冲突与融合，这份冲突与融合会通过文本解读而成为“对象化”的情感，从而能够以客体的形象在精神世界中显现出来，再进一步方便分析和判断，在判断过程中，人们容易令其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与价值观念，即反观到了“人”这一主体的自身，最终实现自我理解和被理解，这是文学解读与实践的起源和归宿之一。
三、从拉康思想看文学误读的不可避免
郭象解读《庄子》，析出“真理”。真理是被语言承载和遮蔽的存在，是“经过语言及语法加工后的事物和人工现象”，哪怕郭象一板一眼地按照庄子的本意解读《庄子》，也不存在“不误读”，因为阅读本身不是阅读庄子的文字，而是阅读文字背后承载的真理和思想，真理和思想无法单独存在，只能依附于文字之类的客观载体，而一旦依凭载体，就意味着阅读或解读这一文学活动多了一个“中介”，这就决定了误读的不可避免，只是有大小和是否被人群承认的区别而已。[3] “误读”，是读者通过阅读或解读对文本的二次重塑，重塑的过程就是结合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生活经历，在他人的文本或思想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塑造自己的过程，核心在于“人”。这既是对自我的找寻和追问，也是他人和客体的建构或重塑。
郭象作为一个魏晋玄学家，主张“任自然”，安于现实和天性，倡导入世和出世相统一，在注《庄子》的文学过程中，郭象并不从挖掘作者本人思想的角度出发，而是先代入自己的思想，再进入《庄子》的思想，寻找佐证、支撑或者延展，在这个过程中，活动的主体不再是原作者庄子，而是读者郭象，他在《庄子》中寻找和构筑自我，透过语言辨析被遮蔽的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理，将新的真理用新的语言传递出去，作为世界“事实”的一部分，再由其他的解读者解读事实，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理。新的文学解读过程中，活动的主体再次被变更和取代，不再是庄子，也不再是郭象，而是新的读者。
“文学”自身没有价值，“价值”这个词本身也没有价值，所谓的被大众认可的价值是人为的添加物，这种添加便是一次经过自我反馈的再塑造，从而使“价值”不再是纸面上的两个字符，反而活跃并真实起来，成为大众认可的一种客观存在的观念。而这个文学活动，从始至终，都是通过“人自身的解读”来进行的，而非作者的叙述，这来自作者的叙述但并不以此为根基，反而因为“误读”“牵强附会”“强行解读”之类的事情存在而远远脱离“根基”的地位。阅读是自文字中寻找共鸣、自我或者他者指引及治愈，但这些感情生发的主体都是人，有情者，一字也可辨得千言。
四、文学行为在于“人”自身
再反观回拉康的理论“三界说”，他在《象征、想象与实在——1953年在SFP的就职演说》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想象、象征与实在这三大维度。想象维度是世界构筑的第一维度，这个过程发生在人完善自我认知之前，重点在于自我感知，在摸索中寻找和建立自我，易出现误认自我等问题。象征维度的关键在于使文化浸染“人”这个个体，使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变为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存在，获得主体性。实在维度是抗拒符号化、表达化、能被一次性接受的直接的“实在”，它通常以“效果”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创痛，天然具备“不可知性”。
无论是想象、象征还是实在，每个维度的生发和存在的基础不仅仅是阅读者，更是写作者，只是阅读者的阅读使文本活跃，生发出文学活动的最终意义，即当“事实”从写作者出发、被阅读者接受后，才能完成具象化文本、对象化自身情感、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判斷这个过程，在“判断”中让“价值”脱胎诞生。
在这个过程中，从始至终，文学行为的起始和终结不在于文本文字，甚至不在于他人，而在于“人”自身。
参考文献：
[1]卢毅.意识形态与无意识——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与拉康式精神分析的一种对话[J].社会科学，2020，（04）：127-136.
[2]吴昕玥，郭淑新.郭象对《庄子》的“误读”[J].滁州学院学报，2019，21（06）：39-43.
[3]赵靓.拉康与维特根斯坦：以语法、真理及欲望为轴[J].学术研究，2020，（11）：41-46.
作者简介：
朱奕璇，女，汉族，山东淄博人，本科在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文艺学。
【关键词】 拉康;郭象;误读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5-0033-02
一、傅伟勋的“误读”概念和郭象对《庄子》的诠释
傅伟勋从诠释学角度梳理和构筑中国传统思想时，提出了“误读”这一概念，误读不等于误解，而是指从剑走偏锋的角度理解作者，甚至超越作者，从而实现文学的创造性解读，在傅伟勋的研究例证中，有一例是郭象的《庄子》解读。
在晚周诸子的著作中，《庄子》因其混杂舛驳，歧变较多，同时因其细微精深，解读更难，因此诠释版本更多。在《庄子》诠释史上影响最大和成果最为突出的便是郭象。郭象主张万物“独生而无所资借”“自足其性”“冥然自合”“无心”“无为”“逍遥”等[2]。
这些思想依据庄子思想而生发，但又与庄子有所不同，以《庄子》中的“逍遥”思想为例，《庄子》文本本意更侧重于阐述一种无拘无束、自由漫游的逍遥，如“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这种状态浑然忘却俗世和自我，在达到这种状态本身后，没有额外的前加条件和后置情况而更显得悠然自得，但达到这种状态前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只有“至人”“神人”“圣人”才能领略。
而郭象认为每个存在皆有属于自己的逍遥之境，只要适应情性、得其所用，不分圣人至人神人，没有大小优劣高低胜负之分，“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庄子注·逍遥游》）郭象在这里强调的“物任其性”主要指“性分”，可理解为天性，即万物生来具有的、先天的禀赋和本性，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物各有性，性各有极”（《逍遥游注》），面对性分，人们需要安于接受，任其自然，“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因为万物存在各有性分，先天不同，比较没有意义，“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足大其大矣。”（《齐物论注》）放弃了比较，就能“自足其性”，再进一步就是“无心”，放弃感知，放弃区别事物，做到“齐物”，“夫使耳目闭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将任性直通，无往而不冥。”（《人间世注》）从而达到“逍遥”的境界。
可以看出，普遍意义上理解的庄子的逍遥是一种不同于世俗、超越世俗、超越普通自我存在的，物我合一、世我相融的大境界。而郭象强调的是接受现实、顺其自然、安于自己“应当成为的存在”，并且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倡导放弃感知和自我意识，和犬儒主义略有相似。
除了对“逍遥”的“误读”，郭象主张“独生而无所资借”（《养生主注》），用“自然”取代“道”，否定了“道”的存在，甚至或许对原文进行部分删改。《大慧普觉禅师语录》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郭象和庄子思想的关系。
二、拉康思想与文学解读
在精神分析学出现后现代主义发展趋向时，拉康延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人”这个本体投注了更多关怀，将研究的对象由梦境和现实延伸到语言的构筑上。由于现实世界是需要被“认知”的，因而构筑世界的不是客观的事物，而是被理解和传达后的“事实”，这份“事实”的载体是语言[1]，“事实”经过“语言”的二次解析后天然具备了不可知性。
语言的衍生物则是“文学”，拉康思想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对“人”的本体的关怀，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可以看出他看重读者和文本的相互作用，而在这语言和社会与人的互动中，在意义的生发方面，更偏重“阅读”这一切的读者，这与接受美学的核心理念一致。
读者“阅读”的过程、语言和社会与人的互动过程，就是文学解读的过程，这是一个三元一体的系统：具象化文本、对象化自身情感、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判断。具象化文本指使得文本不再是单纯的字字句句，而是将其同外在形象联系在一起，在阅读的过程中在思想中建构起文本对应的形象，从而顺理成章地唤起情感和共鸣。对象化自身情感指将情感提纯，将阅读过程中接收到或自己二次创造感受到的情感做好清晰的认定，“认为”自己感受到了什么，“明白”自己感受到了什么，并将认定后的情感作为一种从自身体内剥离开的“对象”而非“内在的一部分”进行分析和判断，根据头脑中的判断，选择认同或者反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
将这三个元素连通和现实化的手段就是对文学作品解读的实践，解读的实践和建构显现了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主体间的冲突与融合，这份冲突与融合会通过文本解读而成为“对象化”的情感，从而能够以客体的形象在精神世界中显现出来，再进一步方便分析和判断，在判断过程中，人们容易令其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与价值观念，即反观到了“人”这一主体的自身，最终实现自我理解和被理解，这是文学解读与实践的起源和归宿之一。
三、从拉康思想看文学误读的不可避免
郭象解读《庄子》，析出“真理”。真理是被语言承载和遮蔽的存在，是“经过语言及语法加工后的事物和人工现象”，哪怕郭象一板一眼地按照庄子的本意解读《庄子》，也不存在“不误读”，因为阅读本身不是阅读庄子的文字，而是阅读文字背后承载的真理和思想，真理和思想无法单独存在，只能依附于文字之类的客观载体，而一旦依凭载体，就意味着阅读或解读这一文学活动多了一个“中介”，这就决定了误读的不可避免，只是有大小和是否被人群承认的区别而已。[3] “误读”，是读者通过阅读或解读对文本的二次重塑，重塑的过程就是结合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生活经历，在他人的文本或思想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塑造自己的过程，核心在于“人”。这既是对自我的找寻和追问，也是他人和客体的建构或重塑。
郭象作为一个魏晋玄学家，主张“任自然”，安于现实和天性，倡导入世和出世相统一，在注《庄子》的文学过程中，郭象并不从挖掘作者本人思想的角度出发，而是先代入自己的思想，再进入《庄子》的思想，寻找佐证、支撑或者延展，在这个过程中，活动的主体不再是原作者庄子，而是读者郭象，他在《庄子》中寻找和构筑自我，透过语言辨析被遮蔽的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理，将新的真理用新的语言传递出去，作为世界“事实”的一部分，再由其他的解读者解读事实，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理。新的文学解读过程中，活动的主体再次被变更和取代，不再是庄子，也不再是郭象，而是新的读者。
“文学”自身没有价值，“价值”这个词本身也没有价值，所谓的被大众认可的价值是人为的添加物，这种添加便是一次经过自我反馈的再塑造，从而使“价值”不再是纸面上的两个字符，反而活跃并真实起来，成为大众认可的一种客观存在的观念。而这个文学活动，从始至终，都是通过“人自身的解读”来进行的，而非作者的叙述，这来自作者的叙述但并不以此为根基，反而因为“误读”“牵强附会”“强行解读”之类的事情存在而远远脱离“根基”的地位。阅读是自文字中寻找共鸣、自我或者他者指引及治愈，但这些感情生发的主体都是人，有情者，一字也可辨得千言。
四、文学行为在于“人”自身
再反观回拉康的理论“三界说”，他在《象征、想象与实在——1953年在SFP的就职演说》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想象、象征与实在这三大维度。想象维度是世界构筑的第一维度，这个过程发生在人完善自我认知之前，重点在于自我感知，在摸索中寻找和建立自我，易出现误认自我等问题。象征维度的关键在于使文化浸染“人”这个个体，使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变为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存在，获得主体性。实在维度是抗拒符号化、表达化、能被一次性接受的直接的“实在”，它通常以“效果”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创痛，天然具备“不可知性”。
无论是想象、象征还是实在，每个维度的生发和存在的基础不仅仅是阅读者，更是写作者，只是阅读者的阅读使文本活跃，生发出文学活动的最终意义，即当“事实”从写作者出发、被阅读者接受后，才能完成具象化文本、对象化自身情感、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判斷这个过程，在“判断”中让“价值”脱胎诞生。
在这个过程中，从始至终，文学行为的起始和终结不在于文本文字，甚至不在于他人，而在于“人”自身。
参考文献：
[1]卢毅.意识形态与无意识——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与拉康式精神分析的一种对话[J].社会科学，2020，（04）：127-136.
[2]吴昕玥，郭淑新.郭象对《庄子》的“误读”[J].滁州学院学报，2019，21（06）：39-43.
[3]赵靓.拉康与维特根斯坦：以语法、真理及欲望为轴[J].学术研究，2020，（11）：41-46.
作者简介：
朱奕璇，女，汉族，山东淄博人，本科在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