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写作这个愈显逼窄的领域，包含着令人十分吃惊的一面，即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
　　我们的写作者们，以长为美，以长为荣，把繁琐当渊博，以累赘为能耐，一句话可以说清的事儿，非得千言万语洋洋洒洒，似乎不能写多。不能写长，便不足以显示作者自己的才气和光芒。
　　去年的茅盾文学奖颁给山东作家张炜二百多万字的长篇巨著，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这几年，写作者们，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者，似乎人人都要拿出一本或几本可以当枕头的巨著不可。
　　眼下的问题是，为长而长、长而无当、长而无用、意义铺张、主题空泛、故事拖沓。其实，靓丽的闲扯，和文学无关，甚至是有害文学。
　　但奇怪的是，批评界似乎只一位社科院文学所的李建军先生，对此数年来讨人嫌地不断地发出自己批评的声音。时代如此，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大力呼喊着母语的纯洁、叙述的精当、传承的经典，有用吗？
　　不久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的大喜事儿。瑞典方面的颁奖词里对莫言的小说语言，也毫不吝啬地给予极高的评价。不过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读者，却是心知肚明的。
　　莫言早期的几个中篇，写得也算相当精彩，收放自如、张弛有度，尽管已露出铺张的苗头，但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写作天才，之所以铺张，阅读者尽可以作为他写作中的个人嗜好，容忍容忍，甚至可以小小地欣赏欣赏。之后，莫言进入到长篇领域，摊子大了，铺張似乎也合情合理了。早年读他的《红树林》，我写了篇小文，说他是驾驭语言的天才，同时也是浪费语言的天才。几年前又读他的《生死疲劳》，发觉此公对自己的这种不良嗜好并未警觉和收敛，而是更加肆无忌惮了。特别是小说中描写主人公转世成一头小公驴，追逐遥远地方一头母驴的气味以至于到后来的交媾，洋洋几千字，铺张之余，不仅伤害了主题本身，也散发出一股子邪性。按说这样一本结构宏大、构思新颖的小说，出现这样明显的瑕疵，让人不禁扼腕。
　　还有另一位著名作家贾平凹，作为讲故事的高手优点不用多说，毛病也是无独有偶。《废都》主人公庄之蝶若再多找几个小保姆，小说似乎还可以无限制的延长。此公语言的铺张，在他新近获得茅盾奖的长篇小说《古炉》里似乎更加凸显，且已不再是语言的铺张了，而是整体结构的私搭乱建，搞得阅读者像进入到一片紊乱无序的语言迷宫一般。怪不得当今评论界的大腕级人物一个个感觉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绕晕了之后，带着受虐后的“愉快”，评奖时再送上一句“伟大”之类的赞叹。
　　他们的感觉，大概像是到了印度的贫民窟，站在高处，眼观它漫无边际的气势，所发出的那种感慨。此刻，我不禁又想起了一位著名作家刘震云。语言的幽默和构思的巧妙似乎是此君的擅长。他去年的长篇《我不是潘金莲》，获得年度十佳提名。然开卷不久便看到那种三字两字一行的琐碎短语对话一直拖延到小说结尾。
　　总之如此灌水的写作，似乎成了当代最重要的几位长篇写作者的通病。
　　几天前，网络上读到一名十岁小学生的作文，也是洋洋洒洒三四页，什么“孙悟空和白骨精结婚，生下了慈禧……”，以及“鲁迅和张爱玲结婚，生下了赵本山……”等等之类的穿越式描写，简直让人读来哭笑不得。小学生可以算是一种可爱的淘气，甚至可以称其为天才的淘气。但所反映的却是我们大人的引导，在写作表达上无节制的荒唐。
　　大家在提倡餐桌上的光盘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在写作上提倡提倡？此铺张浪费同样何其了得，该警觉了。因为对一个时代来说，写作也是文化的一抹底色。
　　（作者为作家、画人，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