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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文学》期刊是新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窗口。本文将通过还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期间，《世界文学》的建制属性、编辑人员构成、译者身份、译文来源、编选宗旨和程序等史实，考察这些因素对文学翻译的促进或制约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其客观特性为中外文学交流构建的特性及其后续效应。
关键词：新时期 《世界文学》 文学翻译
《世界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史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其发展史足以构成一部浓缩的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史。1977年复刊后，它被裹挟到彼时整个文学巨变之中，成为众多新兴作家了解世界文坛的窗口。前主编李文俊曾认为《世界文学》在新时期的文学中扮演了“激进的保守派”角色（笔者于2008年对《世界文学》前主编李政文的访谈中，他转述了李文俊在一次内部座谈上的发言）。《世界文学》这份刊物长久以来的传统、特殊的属性决定了它保守的立场，而在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却促成了它的激进性，值得我们对其深入探究。
一、“保守”成就“激进”
《世界文学》的前身为鲁迅先生于1934年创办的文学翻译期刊《译文》，1937年，由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停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文艺界了解外国文艺的愿望，尤其是学习苏联文学的要求与日俱增。受此推动，1953年3月24日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恢复《译文》的建议正式写入《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中，基于这次会议的高规格，《译文》成为与《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说说唱唱》同等级别的文艺刊物。1964年以前，刊物隶属于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64年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部外文研究所主办，1965年受国内“整风”运动影响而停刊一年，1966年复刊不久后再次停刊，共发行129期。1977年8月，在知名作家投稿支持下（巴金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萧乾译的易卜生诗剧《彼尔·金特》）《世界文学》度过了内部发行的艰难时期，之后招贤纳士，从全国调来十几位精通不同语种的编译人员，扩充编辑部，做好各种准备，于1978年10月公开发行。
1977年复刊后，《世界文学》首期刊登了一组特殊的笔谈，参加笔谈的包括文艺译作评论界代表：刘白羽、曹靖华、林林、冯牧、季羡林、罗大冈、王朝闻、刘宁（北京师范大学）、罗经国（北京大学），以及作为读者代表的狄蟠（北京汽车制造厂）、长青（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在这些文章中，每篇都强调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工作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同时，《世界文学》将始终以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的“拿来主义”精神作为指导原则之一，尤其突出鲁迅和毛泽东在对待外国文学态度上的一致性。
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大力译介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进步文艺作品；对于西方古典文学和资本主义现代文学要针砭其中的 “个人主义”“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因素；在1977年第一期中，译介了苏联文学作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作为批判“社会帝国主义”的典型；①又如在1978年第4期的《方尖碑》正文前编者导言中指出，“这部作品掺杂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货色，宣扬了一些超阶级的抽象道德观念”。②在公开发行之后，原内部发行时登载的译文重新刊发，纠正了之前的错误，可见当时的编译者已有正确的判断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世界文学》及时修订编选宗旨，“以译介和评论当代和现代的外国文学为主”“广泛介绍各种各样流派和风格的文学，尽可能使读者对世界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1]编辑部全体人员放开手脚，刊物很快就呈现出西方当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流派争奇斗艳的热闹局面：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家长没落》（1977.2）、哈？品特《生日晚会》（1978.2）、弗？卡夫卡《变形记》（1979.1）、约？康拉德《罗曼亲王》（1979.4）、索尔？贝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9.4）、安？德？圣？埃克絮佩利《小王子》（1979.3）、让？保尔？萨特《死无葬身之地》（1980.4）、弗？司？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1980. 5—6）、多？莱辛《隧洞突破》（1982.1）、西？德？波伏瓦《白吃饭的嘴巴》（1984.1）、普？阿？门多萨《番石榴飘香》（1984.5）等等。所涉及的流派、作家、文学样式之多，势如井喷，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业改革，《世界文学》面临市场和更多同类刊物的双重冲击。《世界文学》仍立足纯文学性、非主流国家文学译介以及精英性的特点，坚持鲁迅《译文》时期的封面版式，更给世人坐实了“保守”的印象。
从印刷的开本来说，当时的期刊多以16开为惯例，《世界文学》始终坚持单行本书籍的32开或大32开，封面、封底都有精选的世界上著名的美术作品，并附有精练的评介。在内容上力图做到精练的全面和系统性，译介重要作家作品时，组合作家小传或作家访谈、作家的代表作两篇（包括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国内外评论等，形成全方位、多角度对某一重要文学现象或流派代表作家的“全套译介”。栏目设置上也是别具匠心，除了常规地按照文体设置小说（长篇选译，以中短篇为主）、诗歌、戏剧、评论、散文随笔、访谈之外，常设的有报道中外作家相互访问和通信消息的《文化往来》，跟踪世界文艺界时事的“世界文艺动态”，与读者、译者互动的《读者·编者·译者》。不定期根据国别、流派或重要作家设立专辑或专号。
期刊的非功利取向为其保守“纯文学”阵地和价值取向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继而，这种保守使其在外国文学编选中可以放手追求先锋性，某种程度上，《世界文学》的保守性促成了它的激进。由于《世界文学》长期形成的传统和建制属性，决定它在当代中外文学交流事件和现象中极其特殊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其一，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文学》始终对苏俄文学不离不弃，挖掘出被时代局限遮蔽的优秀苏俄文学，纠正了中国对于苏俄的偏见，填补了空白；其二，从鲁迅开始的对“翻译弱小民族文學”到毛泽东的“第三世界文学”，这一译介世界边缘区域文学的传统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成就了《世界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先锋性，为英美等强势国家文学之外的其他边缘国家文学保留了一席之地。 二、“现代”与“现实”的选择
1977年复刊之初，《世界文学》首先以“批评对象”的名义为当代读者引进外国文学新经典。1993年，负责《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编辑邹荻帆回忆当时的情况：“可我唯恐引起批评的麻烦，不待第二期刊完，在第一期就要求译者写一篇‘批评性’的文章，译者也认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勉为其难，说这中篇大量写了战争的残酷性，自然主义倾向等等。当然我也知道，这种违心的简单化评论，无损于作品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但还是这样做了……”[2]通过对当时读者接受的效果考察发现，译作的影响与译者、编者的意图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编译和读者之间甚至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原因有二：其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文学译介人为地中断，出版界与读者的联系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后遗症是产出与需求的脱节；其二，由于《世界文学》特殊的地位，相对忽视了读者的真实要求。就当时的整体环境来看，我们对此也不能苛责，关键在于它客观上提供了这些有价值的译作。后来，这些作品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世界文学》与中国文艺界一起经历了艰难的转型期。
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文学热，读者成为期刊生存的真正主宰。随着读者个人审美趣味逐渐确定，《世界文学》的受众发生分化。这份期刊纯文学、先锋性的编选倾向，与部分读者拉开了距离：1981年第一期登出美国作家用意识流手法写的短篇《音乐学校》，就有读者觉得晦涩难懂，不知所云，提醒刊物考虑读者目前的水平。最初，《世界文学》编辑试图同时实现“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借鉴作用，以促进中外文学交流，供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了解与研究”的目的和满足“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接受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二者难以兼得。“一般读者”希望在阅读中体会直接的愉悦，并不愿意克服形式上的难题，这类读者趋向了通俗文学，他们选择了1980年创刊的《译林》，后者以刊发外国畅销作品和影视改编为主。留下来的读者中不乏创作界和文艺评论界有着相当大影响力的专业人士。当然，选择留下来的读者也经过了一个磨合的过程。这些读者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他们有主见，清楚自己对外国文学有需要，并清楚需要什么，他们的选择反映了文艺界对外国文学资源接受的整体倾向。这个磨合过程突出地表现在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甄别和取舍上。
这热闹的十年中，《世界文学》或是引领或是参与了此起彼伏的萨特热、卡夫卡热、马尔克斯热，博尔赫斯热，而被文学翻译史记取的独特价值却是它对于苏联时期以“现实主义”为密旨，披上“（后）现代主义”形式华丽外衣的文学的译介：《世界文学》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专门刊出了几位过去没有译介的作家，如布尔加科夫、沃兹列先斯基、别雷、鲍？皮利尼亚克等人的专辑，为俄罗斯文学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3]这一事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揭示文学读者的选择决定文学译者的选择——为谁译，译什么？现实性是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的出发点也是终点。
三、走向“世界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既渴望看到外界，也希望自己的声音闻达于海外，《世界文学》于1986年—1989年新设的栏目《我所喜爱的外国当代作家》《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外国作家答本刊问》《中国诗人谈外国诗》便是这一集体期望的表现。
外国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鼎新重要的资源，《世界文学》呈现了中外文学密集地、紧张地交流的场景。1987年，在《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中，编辑部提出若干参考问题：③
（1）请您向我刊读者推荐一两部（篇）最值得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如果可以的话，请再说明一下值得阅读的原因。
（2）就您所读过的我国报刊上发表的外国文学作品，哪类有借鉴价值，哪类对读者有不良影响？
（3）您认为外国文学理论译介方面，有什么贡献？存在着什么问题？
（4）您认为我国文学创作在当前世界文学之林中，处于何等地位？
（5）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文有何看法？
（6）有关外国文学问题，您还有什么看法与意见？
这是继1986年推出的《我最喜爱的外国当代作家》栏目之后，又一个让读者—特殊读者—作家，直接表达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参与中外文学交流的平台。冯至、萧乾、李陀、邓刚、叶君健、袁可嘉、董乐山、戴晴、张抗抗、孙玮、贾平凹、赵玫、刘再复等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畅所欲言。他们并没有严格按照刊物提出的问题作答，而是选其中一二进行阐述，或是详谈个人对外国文学的认识（如贾平凹和赵玫）。值得注意的是，第四个问题的回答相对较多，不乏真知灼见。20世纪80年代强劲的“欧风美雨”逐渐趋向平缓，不少读者已经开始对世界文学进行冷静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立足点是本国文学的变革，而潜在的目的则是力图在世界文学中找到并确立中国文学的位置。其中，邓刚的感受颇有代表性：“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充满忧虑，我想我们的文学首先不是能不能走向世界，而是能不能走出中国。目前，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当代文学创作——还只是蹒跚地走到外国汉学家和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的眼睛下。”[4]此外，叶君健、董乐山等人对中国文学如何向世界传播也做了细致的思考。
1988年，《世界文学》在《外国作家答本刊问》栏目下也设计了5个问题：④
（1）您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2）您作为作家（或评论家）感到最愉快和最不愉快的事是什么？
（3）您最喜欢哪位作家、哪部作品？
（4）你对外国读者（特别是中国读者）有什么希望？
（5）您是否读过中国文学作品？有什么看法？
在最后一问的回答中，邓刚的忧虑得到证实。来自苏联、日本、巴西、阿根廷等国的作家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大部分停留在古典文学（《史记》、杜甫的诗歌、《红楼梦》《西游记》），少量的现代文学（鲁迅）上，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则几乎一无所知，当然也还是有，比如王蒙、蒋子龙、冯骥才、邓友梅的短篇小说，这意味着中国重新走向世界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世界对中国的无知。这种无知包括对中国的偏见，对中国的厚古薄今，尤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表现令偏见愈深。例如日本作家曾野绫子访华时认为，当时备受推崇的浩然不是作家，而是一个“蹩脚的宣传员”。[5]此时的世界仍固守一个古老的、神秘的东方想象，对于鲜活的当代中国视而不见。中文的传播范围和质量，接受中国文学的主动性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中国在世界格局的位置。随后，我们发现，中国举步维艰地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已不可阻挡地走向了中国。
四、结语
1977年—1988年间的《世界文学》，不止是彼时中国读者了解世界的窗口，正如萧乾所说，它更起到了“介绍国外作家在写作技巧上的突破，以推动国内创新，并解决作家们的闭塞问题”。[6]可以说，现今文坛的知名作家很多正是从《世界文学》的热心读者成长起来的。1990年以后，文学生产方式与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动，《世界文学》呈现出更为驳杂的风貌，但每年一次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为世人所知悉之前，其作品都在该刊物登载过的事实说明，鲁迅、茅盾等历任主编对刊物的定位得到了始终如一的坚持。
注释：
①（苏）鲍里斯·瓦西里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王金陵，译，《世界文学》，1977年第1期，第305—320页。
②《世界文学》编辑部：《致读者》，《世界文学》，1978年第4期，第152页。
③《世界文学》编辑部：《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世界文学》，1987年第1期，第274页。
④《世界文学》编辑部：《外国作家答本刊问》，《世界文学》，1988年第1期，第287—288页。
参考文献：
[1]冯至.拨乱反正，开展外国文学工作[J].世界文学，1978（01）.
[2]邹荻帆.遗憾与感激[J].世界文学，1993（04）.
[3]查建明，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4]邓刚.走向世界的忧虑[J].世界文学，1987（01）.
[5]（日）曾野绫子.我再无别的乐趣[J].唐月梅，译.世界文学，1988（02）.
[6]萧乾.两点呼吁[J].世界文學，1988（05）.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译文>研究”（项目编号：16YJC751011）的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邝明艳，女，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
关键词：新时期 《世界文学》 文学翻译
《世界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史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其发展史足以构成一部浓缩的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史。1977年复刊后，它被裹挟到彼时整个文学巨变之中，成为众多新兴作家了解世界文坛的窗口。前主编李文俊曾认为《世界文学》在新时期的文学中扮演了“激进的保守派”角色（笔者于2008年对《世界文学》前主编李政文的访谈中，他转述了李文俊在一次内部座谈上的发言）。《世界文学》这份刊物长久以来的传统、特殊的属性决定了它保守的立场，而在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却促成了它的激进性，值得我们对其深入探究。
一、“保守”成就“激进”
《世界文学》的前身为鲁迅先生于1934年创办的文学翻译期刊《译文》，1937年，由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停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文艺界了解外国文艺的愿望，尤其是学习苏联文学的要求与日俱增。受此推动，1953年3月24日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恢复《译文》的建议正式写入《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中，基于这次会议的高规格，《译文》成为与《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说说唱唱》同等级别的文艺刊物。1964年以前，刊物隶属于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64年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部外文研究所主办，1965年受国内“整风”运动影响而停刊一年，1966年复刊不久后再次停刊，共发行129期。1977年8月，在知名作家投稿支持下（巴金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萧乾译的易卜生诗剧《彼尔·金特》）《世界文学》度过了内部发行的艰难时期，之后招贤纳士，从全国调来十几位精通不同语种的编译人员，扩充编辑部，做好各种准备，于1978年10月公开发行。
1977年复刊后，《世界文学》首期刊登了一组特殊的笔谈，参加笔谈的包括文艺译作评论界代表：刘白羽、曹靖华、林林、冯牧、季羡林、罗大冈、王朝闻、刘宁（北京师范大学）、罗经国（北京大学），以及作为读者代表的狄蟠（北京汽车制造厂）、长青（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在这些文章中，每篇都强调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工作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同时，《世界文学》将始终以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的“拿来主义”精神作为指导原则之一，尤其突出鲁迅和毛泽东在对待外国文学态度上的一致性。
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大力译介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进步文艺作品；对于西方古典文学和资本主义现代文学要针砭其中的 “个人主义”“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因素；在1977年第一期中，译介了苏联文学作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作为批判“社会帝国主义”的典型；①又如在1978年第4期的《方尖碑》正文前编者导言中指出，“这部作品掺杂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货色，宣扬了一些超阶级的抽象道德观念”。②在公开发行之后，原内部发行时登载的译文重新刊发，纠正了之前的错误，可见当时的编译者已有正确的判断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世界文学》及时修订编选宗旨，“以译介和评论当代和现代的外国文学为主”“广泛介绍各种各样流派和风格的文学，尽可能使读者对世界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1]编辑部全体人员放开手脚，刊物很快就呈现出西方当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流派争奇斗艳的热闹局面：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家长没落》（1977.2）、哈？品特《生日晚会》（1978.2）、弗？卡夫卡《变形记》（1979.1）、约？康拉德《罗曼亲王》（1979.4）、索尔？贝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9.4）、安？德？圣？埃克絮佩利《小王子》（1979.3）、让？保尔？萨特《死无葬身之地》（1980.4）、弗？司？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1980. 5—6）、多？莱辛《隧洞突破》（1982.1）、西？德？波伏瓦《白吃饭的嘴巴》（1984.1）、普？阿？门多萨《番石榴飘香》（1984.5）等等。所涉及的流派、作家、文学样式之多，势如井喷，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业改革，《世界文学》面临市场和更多同类刊物的双重冲击。《世界文学》仍立足纯文学性、非主流国家文学译介以及精英性的特点，坚持鲁迅《译文》时期的封面版式，更给世人坐实了“保守”的印象。
从印刷的开本来说，当时的期刊多以16开为惯例，《世界文学》始终坚持单行本书籍的32开或大32开，封面、封底都有精选的世界上著名的美术作品，并附有精练的评介。在内容上力图做到精练的全面和系统性，译介重要作家作品时，组合作家小传或作家访谈、作家的代表作两篇（包括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国内外评论等，形成全方位、多角度对某一重要文学现象或流派代表作家的“全套译介”。栏目设置上也是别具匠心，除了常规地按照文体设置小说（长篇选译，以中短篇为主）、诗歌、戏剧、评论、散文随笔、访谈之外，常设的有报道中外作家相互访问和通信消息的《文化往来》，跟踪世界文艺界时事的“世界文艺动态”，与读者、译者互动的《读者·编者·译者》。不定期根据国别、流派或重要作家设立专辑或专号。
期刊的非功利取向为其保守“纯文学”阵地和价值取向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继而，这种保守使其在外国文学编选中可以放手追求先锋性，某种程度上，《世界文学》的保守性促成了它的激进。由于《世界文学》长期形成的传统和建制属性，决定它在当代中外文学交流事件和现象中极其特殊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其一，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文学》始终对苏俄文学不离不弃，挖掘出被时代局限遮蔽的优秀苏俄文学，纠正了中国对于苏俄的偏见，填补了空白；其二，从鲁迅开始的对“翻译弱小民族文學”到毛泽东的“第三世界文学”，这一译介世界边缘区域文学的传统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成就了《世界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先锋性，为英美等强势国家文学之外的其他边缘国家文学保留了一席之地。 二、“现代”与“现实”的选择
1977年复刊之初，《世界文学》首先以“批评对象”的名义为当代读者引进外国文学新经典。1993年，负责《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编辑邹荻帆回忆当时的情况：“可我唯恐引起批评的麻烦，不待第二期刊完，在第一期就要求译者写一篇‘批评性’的文章，译者也认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勉为其难，说这中篇大量写了战争的残酷性，自然主义倾向等等。当然我也知道，这种违心的简单化评论，无损于作品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但还是这样做了……”[2]通过对当时读者接受的效果考察发现，译作的影响与译者、编者的意图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编译和读者之间甚至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原因有二：其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文学译介人为地中断，出版界与读者的联系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后遗症是产出与需求的脱节；其二，由于《世界文学》特殊的地位，相对忽视了读者的真实要求。就当时的整体环境来看，我们对此也不能苛责，关键在于它客观上提供了这些有价值的译作。后来，这些作品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世界文学》与中国文艺界一起经历了艰难的转型期。
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文学热，读者成为期刊生存的真正主宰。随着读者个人审美趣味逐渐确定，《世界文学》的受众发生分化。这份期刊纯文学、先锋性的编选倾向，与部分读者拉开了距离：1981年第一期登出美国作家用意识流手法写的短篇《音乐学校》，就有读者觉得晦涩难懂，不知所云，提醒刊物考虑读者目前的水平。最初，《世界文学》编辑试图同时实现“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借鉴作用，以促进中外文学交流，供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了解与研究”的目的和满足“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接受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二者难以兼得。“一般读者”希望在阅读中体会直接的愉悦，并不愿意克服形式上的难题，这类读者趋向了通俗文学，他们选择了1980年创刊的《译林》，后者以刊发外国畅销作品和影视改编为主。留下来的读者中不乏创作界和文艺评论界有着相当大影响力的专业人士。当然，选择留下来的读者也经过了一个磨合的过程。这些读者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他们有主见，清楚自己对外国文学有需要，并清楚需要什么，他们的选择反映了文艺界对外国文学资源接受的整体倾向。这个磨合过程突出地表现在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甄别和取舍上。
这热闹的十年中，《世界文学》或是引领或是参与了此起彼伏的萨特热、卡夫卡热、马尔克斯热，博尔赫斯热，而被文学翻译史记取的独特价值却是它对于苏联时期以“现实主义”为密旨，披上“（后）现代主义”形式华丽外衣的文学的译介：《世界文学》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专门刊出了几位过去没有译介的作家，如布尔加科夫、沃兹列先斯基、别雷、鲍？皮利尼亚克等人的专辑，为俄罗斯文学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3]这一事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揭示文学读者的选择决定文学译者的选择——为谁译，译什么？现实性是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的出发点也是终点。
三、走向“世界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既渴望看到外界，也希望自己的声音闻达于海外，《世界文学》于1986年—1989年新设的栏目《我所喜爱的外国当代作家》《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外国作家答本刊问》《中国诗人谈外国诗》便是这一集体期望的表现。
外国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鼎新重要的资源，《世界文学》呈现了中外文学密集地、紧张地交流的场景。1987年，在《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中，编辑部提出若干参考问题：③
（1）请您向我刊读者推荐一两部（篇）最值得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如果可以的话，请再说明一下值得阅读的原因。
（2）就您所读过的我国报刊上发表的外国文学作品，哪类有借鉴价值，哪类对读者有不良影响？
（3）您认为外国文学理论译介方面，有什么贡献？存在着什么问题？
（4）您认为我国文学创作在当前世界文学之林中，处于何等地位？
（5）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文有何看法？
（6）有关外国文学问题，您还有什么看法与意见？
这是继1986年推出的《我最喜爱的外国当代作家》栏目之后，又一个让读者—特殊读者—作家，直接表达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参与中外文学交流的平台。冯至、萧乾、李陀、邓刚、叶君健、袁可嘉、董乐山、戴晴、张抗抗、孙玮、贾平凹、赵玫、刘再复等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畅所欲言。他们并没有严格按照刊物提出的问题作答，而是选其中一二进行阐述，或是详谈个人对外国文学的认识（如贾平凹和赵玫）。值得注意的是，第四个问题的回答相对较多，不乏真知灼见。20世纪80年代强劲的“欧风美雨”逐渐趋向平缓，不少读者已经开始对世界文学进行冷静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立足点是本国文学的变革，而潜在的目的则是力图在世界文学中找到并确立中国文学的位置。其中，邓刚的感受颇有代表性：“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充满忧虑，我想我们的文学首先不是能不能走向世界，而是能不能走出中国。目前，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当代文学创作——还只是蹒跚地走到外国汉学家和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的眼睛下。”[4]此外，叶君健、董乐山等人对中国文学如何向世界传播也做了细致的思考。
1988年，《世界文学》在《外国作家答本刊问》栏目下也设计了5个问题：④
（1）您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2）您作为作家（或评论家）感到最愉快和最不愉快的事是什么？
（3）您最喜欢哪位作家、哪部作品？
（4）你对外国读者（特别是中国读者）有什么希望？
（5）您是否读过中国文学作品？有什么看法？
在最后一问的回答中，邓刚的忧虑得到证实。来自苏联、日本、巴西、阿根廷等国的作家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大部分停留在古典文学（《史记》、杜甫的诗歌、《红楼梦》《西游记》），少量的现代文学（鲁迅）上，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则几乎一无所知，当然也还是有，比如王蒙、蒋子龙、冯骥才、邓友梅的短篇小说，这意味着中国重新走向世界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世界对中国的无知。这种无知包括对中国的偏见，对中国的厚古薄今，尤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表现令偏见愈深。例如日本作家曾野绫子访华时认为，当时备受推崇的浩然不是作家，而是一个“蹩脚的宣传员”。[5]此时的世界仍固守一个古老的、神秘的东方想象，对于鲜活的当代中国视而不见。中文的传播范围和质量，接受中国文学的主动性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中国在世界格局的位置。随后，我们发现，中国举步维艰地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已不可阻挡地走向了中国。
四、结语
1977年—1988年间的《世界文学》，不止是彼时中国读者了解世界的窗口，正如萧乾所说，它更起到了“介绍国外作家在写作技巧上的突破，以推动国内创新，并解决作家们的闭塞问题”。[6]可以说，现今文坛的知名作家很多正是从《世界文学》的热心读者成长起来的。1990年以后，文学生产方式与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动，《世界文学》呈现出更为驳杂的风貌，但每年一次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为世人所知悉之前，其作品都在该刊物登载过的事实说明，鲁迅、茅盾等历任主编对刊物的定位得到了始终如一的坚持。
注释：
①（苏）鲍里斯·瓦西里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王金陵，译，《世界文学》，1977年第1期，第305—320页。
②《世界文学》编辑部：《致读者》，《世界文学》，1978年第4期，第152页。
③《世界文学》编辑部：《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世界文学》，1987年第1期，第274页。
④《世界文学》编辑部：《外国作家答本刊问》，《世界文学》，1988年第1期，第287—28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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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建明，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4]邓刚.走向世界的忧虑[J].世界文学，1987（01）.
[5]（日）曾野绫子.我再无别的乐趣[J].唐月梅，译.世界文学，1988（02）.
[6]萧乾.两点呼吁[J].世界文學，1988（05）.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译文>研究”（项目编号：16YJC751011）的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邝明艳，女，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