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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暂新提法，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而这一年的7月，由中宣部牵头的国家统计局、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参加的“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在成立一年后也首次公布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官方数据。
即将出版的《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从总量上看， 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11．69万亿元)的3．1％。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 (7．44亿人)的1．7％。如果按照CDP增长持平计算，2004年将达到接近3900亿。
从结构上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特点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为主构成的“核心层”有从业人员223刀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外围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文化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产业。与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相关联的生产、销售的“相关层”有从业人员629万人，实现增加值1858亿元，其发展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中占据了一半。
从产业的维度来考量文化事业，或许提供于一个更贴切的视角。
现在在地亢各级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已屡见不鲜。四川省在上半年召开了“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南京举办“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号称“国内第一个综合性的国际性的”“首届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11月在深圳举行，山西文化艺术周也是浩浩荡荡进京。从年初到年末的这些各式文化博览会，大多少不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其中的仪式性和展览性耐人寻味。
与此相对应，2004年，在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归结为《易经》的思维方式，引起轩然大波。与“2004文化高峰论坛”遥相呼应的是，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于8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京沪两个论坛的不少代表都是开完上海的会又飞往北京赶场。再联系沸沸扬扬的“读经之争”，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益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人的文化焦虑感在与日俱增，百多年来的中西文化之争仍在继续。
对败制的疑虑
《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执行主编张晓明，在他的报告中很有分寸地提出了批评：“对于习惯于以行政方式发展文化的地方政府而言，体制改革需要花大气力研究、试点、制订方案和推动实施，短期不易见效。而上项目，做工程，造形象则容易得多。通过逐渐放开市场，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上升为政策，以指导文化事业单位转制，自发地实现兼并和重组，费时费力。”“而以行政命令‘拉郎配’则可以立竽见影。如果再带有利益动机，直接以行政权力在市场中推动产业整合，则更会对发展起逆向调节作用。”
2004年，“三联保卫战”事件也是值得记取的，因为它其实代表了出版业的典型矛盾。9月14日下午，三联书店前总经理兼总副书记汪季贤因“未能正确理解和维护三联品牌”等原因被“调离”。一个老大书店维护自身品牌的战争在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中令人吃惊地取得了胜利。汪季贤的人局其实是面临市场压力的三联人特别是三联高层及管理层选择的结果，而他的出局也是三联人的选择。
一位出版人的追问发人深省：“不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的出版社，除了人民出版社之外，能不能再多一个三联或者商务?”这也代表了人们对2004年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外全部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这一重大制度的疑虑。而2004年12月1日，出版物分销业务向外资开放显得风平浪静，甚至比2003年“五·一”开放零售还要平静。
在出版理想这一边
在民营书业已经占据全国出版半壁江山的情况下，约请民营书业的领袖们现身说法谈谈文化产业，理论上应该是最适合不过的。但大大出乎意料的是，北京万圣书园董事长刘苏里和上海季风书园董事长严搏非，一北一南两位民营书业的领袖，不约而同地对谈话前提“文化产业”提出了严重质疑。刘苏里丝毫没有掩饰他的不屑，“‘文化产业’的提法，我是有看法的，如果笼统地讲有很大问题，什么领域或者什么环节可以产业化都必须具体讨论，一个可以产业化的领域也不是所有环节都可以产业化”，“产业化不简单是一把所谓的‘双刃剑’，好的方面有限、恶果居多”。
刘苏里认为他领导的万圣经营的核心品种，很多有存亡继绝的作用，承载着知识与思想传播的功能，是难以市场化的。一次去雍和宫，发现道路两旁全是假冒伪劣的饰品，无精致无“文”可言，与雍和宫的气氛极不相称。这种产业化的恶劣印象让刘苏里一连串地追问：“陈凯歌能产业化么？图兰朵能产业化么?美术馆能产业化么?你去看看我们产业化的后果，在一个很尊严很高贵的地方充斥的都是什么东西?”
刘苏里极力强调“文化的民间化”，“跟‘学在民间’一样，文化也有个‘在民间’的问题——首先要让文化回到民间。”在刘苏里眼里，文化不能做到更彻底的民间化，便谈不上产业化，否则一定是走形的扭曲的不伦不类的产业化，乃至垃圾成堆沉渣泛起。现在大量存在的是“三无”作品——“无害无益无聊”，从影视到图书都是这样，便是所谓产业化的后果之一。
上海季风书园董事长严搏非，和他的北方同事表达了惊人的一致：“文化产业是个特殊产业，有两个层次，资本只是其中一个层次。我们仅仅看到好莱坞、时代华纳，没看到资本背后的东西。文化产业的另一方面就是比产业更高的准则，文化产业也是存在道德正当性问题的。”
展望2005
郑和下西洋的政治得失，儒家文化和道德重建，因各类文化产业(尤其是影视和出版)进一步市场化和反文化引发的激烈争论，是朱大可估训·的新一年的热门话题和中心议题。文学评论家白烨和朱大可的意见取得丁交集，“外资进入图书发行、进入影视制作之后必将引出相关话题，文化产品的大众化、时尚化与精英文化的批判性必然再起冲突；有关的热点话题可能由此而来。”
新一年可能涌现的热门话题和中心议题又成为可能的流行趋势的具象。白烨称：“大众化、时尚化是这个时代文化产品的一个基本定势，这样的一个定势不会有太大的更变；只可能会因某些文化产品与民族化、本土化的某种结合构成一些小的流向。”
而在媒体炒作下变得味同嚼蜡的“80后”概念在2005年将出现一丝亮色。随着“80后”群体的口益分裂，一批真正代表“80后精神成年”的作者和作品将陆续浮出水面。中部省份一家以做名人畅销书和文艺书知名的㈩版社，正在运作一套高水平的“80后”批评、随笔和文论。该书的4位作者都是1980年前后生人，可以预料的是，这套书的市场反响不可能像韩寒、郭敬明们那样火爆，但这批另类而杰出的“80后思想者”的出现，将大大消除父辈们对这一代人思想平面化的担忧。如果说他们有“五·四”一代的流风余韵显得矫情和夸张，那么说他们和1980年代那批大学生在精神深处息息相通还是符合实情的。
即将出版的《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从总量上看， 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11．69万亿元)的3．1％。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 (7．44亿人)的1．7％。如果按照CDP增长持平计算，2004年将达到接近3900亿。
从结构上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特点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为主构成的“核心层”有从业人员223刀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外围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文化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产业。与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相关联的生产、销售的“相关层”有从业人员629万人，实现增加值1858亿元，其发展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中占据了一半。
从产业的维度来考量文化事业，或许提供于一个更贴切的视角。
现在在地亢各级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已屡见不鲜。四川省在上半年召开了“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南京举办“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号称“国内第一个综合性的国际性的”“首届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11月在深圳举行，山西文化艺术周也是浩浩荡荡进京。从年初到年末的这些各式文化博览会，大多少不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其中的仪式性和展览性耐人寻味。
与此相对应，2004年，在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归结为《易经》的思维方式，引起轩然大波。与“2004文化高峰论坛”遥相呼应的是，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于8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京沪两个论坛的不少代表都是开完上海的会又飞往北京赶场。再联系沸沸扬扬的“读经之争”，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益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人的文化焦虑感在与日俱增，百多年来的中西文化之争仍在继续。
对败制的疑虑
《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执行主编张晓明，在他的报告中很有分寸地提出了批评：“对于习惯于以行政方式发展文化的地方政府而言，体制改革需要花大气力研究、试点、制订方案和推动实施，短期不易见效。而上项目，做工程，造形象则容易得多。通过逐渐放开市场，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上升为政策，以指导文化事业单位转制，自发地实现兼并和重组，费时费力。”“而以行政命令‘拉郎配’则可以立竽见影。如果再带有利益动机，直接以行政权力在市场中推动产业整合，则更会对发展起逆向调节作用。”
2004年，“三联保卫战”事件也是值得记取的，因为它其实代表了出版业的典型矛盾。9月14日下午，三联书店前总经理兼总副书记汪季贤因“未能正确理解和维护三联品牌”等原因被“调离”。一个老大书店维护自身品牌的战争在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中令人吃惊地取得了胜利。汪季贤的人局其实是面临市场压力的三联人特别是三联高层及管理层选择的结果，而他的出局也是三联人的选择。
一位出版人的追问发人深省：“不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的出版社，除了人民出版社之外，能不能再多一个三联或者商务?”这也代表了人们对2004年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外全部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这一重大制度的疑虑。而2004年12月1日，出版物分销业务向外资开放显得风平浪静，甚至比2003年“五·一”开放零售还要平静。
在出版理想这一边
在民营书业已经占据全国出版半壁江山的情况下，约请民营书业的领袖们现身说法谈谈文化产业，理论上应该是最适合不过的。但大大出乎意料的是，北京万圣书园董事长刘苏里和上海季风书园董事长严搏非，一北一南两位民营书业的领袖，不约而同地对谈话前提“文化产业”提出了严重质疑。刘苏里丝毫没有掩饰他的不屑，“‘文化产业’的提法，我是有看法的，如果笼统地讲有很大问题，什么领域或者什么环节可以产业化都必须具体讨论，一个可以产业化的领域也不是所有环节都可以产业化”，“产业化不简单是一把所谓的‘双刃剑’，好的方面有限、恶果居多”。
刘苏里认为他领导的万圣经营的核心品种，很多有存亡继绝的作用，承载着知识与思想传播的功能，是难以市场化的。一次去雍和宫，发现道路两旁全是假冒伪劣的饰品，无精致无“文”可言，与雍和宫的气氛极不相称。这种产业化的恶劣印象让刘苏里一连串地追问：“陈凯歌能产业化么？图兰朵能产业化么?美术馆能产业化么?你去看看我们产业化的后果，在一个很尊严很高贵的地方充斥的都是什么东西?”
刘苏里极力强调“文化的民间化”，“跟‘学在民间’一样，文化也有个‘在民间’的问题——首先要让文化回到民间。”在刘苏里眼里，文化不能做到更彻底的民间化，便谈不上产业化，否则一定是走形的扭曲的不伦不类的产业化，乃至垃圾成堆沉渣泛起。现在大量存在的是“三无”作品——“无害无益无聊”，从影视到图书都是这样，便是所谓产业化的后果之一。
上海季风书园董事长严搏非，和他的北方同事表达了惊人的一致：“文化产业是个特殊产业，有两个层次，资本只是其中一个层次。我们仅仅看到好莱坞、时代华纳，没看到资本背后的东西。文化产业的另一方面就是比产业更高的准则，文化产业也是存在道德正当性问题的。”
展望2005
郑和下西洋的政治得失，儒家文化和道德重建，因各类文化产业(尤其是影视和出版)进一步市场化和反文化引发的激烈争论，是朱大可估训·的新一年的热门话题和中心议题。文学评论家白烨和朱大可的意见取得丁交集，“外资进入图书发行、进入影视制作之后必将引出相关话题，文化产品的大众化、时尚化与精英文化的批判性必然再起冲突；有关的热点话题可能由此而来。”
新一年可能涌现的热门话题和中心议题又成为可能的流行趋势的具象。白烨称：“大众化、时尚化是这个时代文化产品的一个基本定势，这样的一个定势不会有太大的更变；只可能会因某些文化产品与民族化、本土化的某种结合构成一些小的流向。”
而在媒体炒作下变得味同嚼蜡的“80后”概念在2005年将出现一丝亮色。随着“80后”群体的口益分裂，一批真正代表“80后精神成年”的作者和作品将陆续浮出水面。中部省份一家以做名人畅销书和文艺书知名的㈩版社，正在运作一套高水平的“80后”批评、随笔和文论。该书的4位作者都是1980年前后生人，可以预料的是，这套书的市场反响不可能像韩寒、郭敬明们那样火爆，但这批另类而杰出的“80后思想者”的出现，将大大消除父辈们对这一代人思想平面化的担忧。如果说他们有“五·四”一代的流风余韵显得矫情和夸张，那么说他们和1980年代那批大学生在精神深处息息相通还是符合实情的。